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4-06-25 蔡英文有机会再一次领导民进党，无疑将给民进党内改革、2016总统大选及之后的两岸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 在台湾，由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长处积弱，在各大民意调查中，一年多来持续落后于民进党。早前，台湾就两岸服贸争议而引起的占领立法院事件，进一步显示，马英九在岛内、党内均处于弱势。各项分析显示，台湾年底的“七合一”选举，国民党可能会受到“鞭炮效应”的影响，遭受惨败；若国民党在立法院中失去过半数优势，及六都中只能守住北部三个重镇，即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园市，台湾实际上已经再一次变天。在这个条件之下，民进党改选后的党主席，形同下一任台湾总统了。 早前，民进党进入了党主席的提名期，苏贞昌、谢长廷（苏谢）及蔡英文先后宣布参选。当时，笔者已经在香港的报章中分析过谢长廷参选，意在以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游戏规则，“处理”苏贞昌，扫除蔡英文执政的最大障碍。结果在截止报名前一日，苏贞昌、谢长廷先后宣布退选，蔡英文成了民进党内唯一主要候选人，重掌党印只是“走程序”的问题。 蔡英文有机会再一次领导民进党，无疑将给民进党内改革、2016总统大选及之后的两岸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民进党可能转而选择温和的两岸政策 随着苏谢退选，对民进党最大的象征意义是“四大天王”时代正式告终，而最大的政治意义是“七合一”与总统大选，将会是第一次没有“天王”参与的选举。民进党的四大天王，虽然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曾经被称为“前四大天王”，但所谓的“后四大天王”根本未成气候，而四人之中，苏谢二人及其派系一直拥兵自重，在民进党内左右大局。 由于苏谢二人从前同属“福利国联线”，亦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所以对民进党的“台独纲领”有一种放不下的历史包袱。苏谢二人的退选，正好让民进党的改革，尤其在“冻独”议题上，释出了空间。就在台湾学运结束后不久，谢长廷在台湾维新影子政府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太阳花运动刺激民进党的改革”文章。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指出“民主制度形式化”，无法有效反映民意。又指：“民进党将会成为民主世界中最进步的政党，同时也显现台湾的民主不是只有投票的形式，人民将有更多元的管道表达自己的声音。” 谢长廷的意思，明显就是知道透过选举投票，民进党应该可以重夺大宝，但民众最关心的“两岸议题”，却难以在投票的意向中反映；而民进党的死门，就是缺了一个“中国论述”。在2012总统大选后，不少分析指出蔡英文败选，正是由于没有为“两岸关系”定调。当时，蔡英文有可能是受制于党内元老的影响，而难以说个明白。现在苏谢既去，谢长廷还愿意以他的剩余价值，就一些敏感议题，为蔡英文作试金石。党团总召柯建铭，亦多次在党内抛出“冻独”议题测试水温，便知道民进党为蔡英文准备了一个没有顾虑的未来。民进党为了重新执政，响应民意，必然会制定一套比较温和两岸政策。例如在“三不”议题上，将政策修改为“不改变台海的情况下，不会‘实时’推动台独”，保留与大陆谈判的空间。蔡英文有望进驻总统府 面对下一次台湾总统大选，大陆必须当下就认定蔡英文将会是未来五至七年的唯一谈判对手；而最快的情况，有可能是在年底“七合一”选举之后便会发生。民进党明白只有“力”用中国，台湾的经济才能够有新的增长点，这逼使蔡英文的“台独修正主义”得到充实，就是在台独的底线下，酝酿出“两府论”。虽然这个说法尚未正式浮上水面，却有条件补了“台湾共识”的缺口。 加上“两府论”是现在台湾的实际政治情况，台湾不少以“在地人”为主的务实本土派，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主张。在眼下蓝绿板块清楚的台湾政坛，只要把务实本土派的5-7%票源抢到手，民进党便已经可以进驻总统府。 相反，大陆亦要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度看待国民党，在经济上让国民党发挥牵制民进党的角色；要知道国民党若能稳守“北部三都”，国民党最少便占有700万人口的选区。哪怕国民党丢了总统宝座，国民党的基本盘仍算稳健，加上台湾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部，亲蓝营的企业，不少均有投资在大陆。只要国共两党在增加就业及台湾经济增长点两方面，继续合作，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切身的好处。国民党不但有能力在之后的选举中作出反扑，亦会令民进党执政时期坐立不安，不敢肆意炒作台独议题，以免影响两岸经贸之间的合作。 台海关系基调不变 大陆以两步曲应对 台湾再一次变天，对台海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最大的原因是，台湾当局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包括政治、经济、族群、南北之间冲突等岛内多元矛盾；以台湾政府现在高达14兆台币的负债及国军战斗力薄弱的情况，台湾根本就不可能再在台海之间制造事端。 加上，陈水扁一朝，民进党被美国指为“麻烦制造者”，早前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美国亦罕有地表态抨击民进党在幕后的支持。这不但会造成台湾与美国之间的隔阂，亦会构成民进党重新执政时的心魔，心里清楚台海万一出现危机，美国极有可能只会“出口术”。 相反，台湾变天之后，在钓鱼台、南海主权等问题上，亦碍于能力有限，无力争夺，基本调子不可能大变。万一出现“中、美、日”就钓鱼台的纠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就南海主权的争议时，台湾可能基于“台湾关系法”需要在姿态上站在美国一边。不过实际上的支持将会非常有限，尤其现在的民进党，对美国售台的残旧军备相当不满，民众对美国亦无好感，民进党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政权，放在国际纠纷的赌盘上。这种民间的不满感，大陆其实可以任其在台湾岛内尽情发酵，同时要让民进党在中、美之间感到“左右为难”。这不但是从经济上拖民进党后腿，亦要从军事上令“台湾关系法”失去作用。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大陆方面可以考虑两步曲。第一，就是给马英九政府施压，逼使他在余下的任期内与大陆签定“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战争状态。只要台湾处于非战争状态，美国协防台湾的调便不再动听。第二，就是在台湾变天之后，与民进党政府签定“军事互信、互表中立”的协议，把台湾从美国的“不沉航母”与岛链中枢变成中国的太平洋南向出口。这两项协议需要尽快分阶段签定，否则日后大陆当局，还拿什么去跟民进党博弈呢？
Month: June 2014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4-06-23 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外交工作用了三段文字进行安排，既展示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延续性，也体现了中国新型大国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全国两会期间，国内外发生的数起极端事件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工作面临的复杂局面。昆明的暴恐事件、乌克兰政局变动、马航客机失踪，都说明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外交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成为处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重要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目标，强调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这为进一步定位和布局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指导理念。中国的外交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是开放的，处理对外关系与协调国内关系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说，外交工作也是国家治理变革的推动力量，这集中体现为有效的外交工作能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能促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国内治理的水平。 因此，必须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来思考中国的外交工作。以下四个变化是基础性的。 首先，中国正在为建设新型大国而努力。新型大国是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定位，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新型大国之“新”集中体现在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来处理各种国际关系。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平衡好这两个角色的关系，而中国的外交就要努力展现这两种角色的和谐而非冲突，并为实现和平发展创造条件，贡献力量。 其次，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秩序进入新的动荡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明显受到国内问题的制约和经济实力下滑的牵制。主要大国实力影响范围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出现重叠交叉区域，这些区域既是相互间竞争的热点，也是主要大国重新配置资源的重点。因此，才会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强力介入。 第三，国内国际大局互动关系更加复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共十六大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全面深入，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得更具挑战性。一方面，国际交往的扩大，使得外交要处理的不单单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双边、多边关系，还要处理大量的非政府间关系，这就需要通过发挥社会的作用，创建相应的组织载体和交往平台；另一方面，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相互转化，使得外交工作不单单是外交部门的职能，也是诸多涉外机构的责任，这就需要提高部门之间的整合性和行动的协调性。 第四，中国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和2050年是中国发展规划中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重点领域的改革提供了路线图。因此，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强调执行和落实。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应该围绕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依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加以筹划和实施。外交工作需改革创新 中国的外交工作应该密切关注上述四个基础性变化，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和风格的新型大国外交这个基本目标，自觉在工作的体制机制、人员的能力素质、资源的调整配置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将外交工作水平提高到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程度，并能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做出更明显的贡献。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彰显新型大国的外交特点： 首先，要根据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分布来改进外交布局。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大规模走出国门，遍布海外的意愿和能力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支撑能力，中国社会发展对海外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也超出了预期，这导致了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涉外工作的滞后性。这是外交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外交布局应该根据重要资源来源地、主要产品市场、主要人口流向地、潜在冲突发生地等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并且加强对这些重点国家和地区外交资源的投入、变化的监测和预判，建立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元化沟通网络，传播和践行中国的“义利观”，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并获得价值理念的认同基础。 其次，要保持外交的均衡性。无论在地缘位置还是国家属性上，中国都要面临更多样的国际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的多极化，用“选边”、“站队”的方式来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着利益交集，必须保持外交关系的均衡性。中国要平衡好三类主要关系：周边国家与重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保持均衡，不是不要重点，而是要找到协调这些关系的关键点；不是在重要问题上“和稀泥”，而是在明确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共识”；不能只保持和发展双边关系，还要主动构建和发展多边关系；不仅要利用好现有的国际平台，还要创造性地构建新的国际平台，比如新的国际机构、合作机制等。 第三，要提高外交行动的道义制高点。中国具有悠久的道义传统。虽然国际事务中依然充斥现实政治、实力外交，但是各国都在积极争取道义制高点。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诸多担心，甚至被夸大的恐惧，这就更需要重视外交行动的道义性，用自己的价值理念去说服别人、引导别人。中国先后给国际社会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等原则和理念，因此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去践行，在外交行动中，着力去传播和丰富这些理念。此外，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在道义制高点建设中的作用。在互联网上，国家道义形象的构建已经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工作，带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性，甚至主导性。因此，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发挥互联网在国家道义形象塑造和提升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要提高外交工作的整体性。大国外交是分工细致的工作。外交工作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而是各涉外机构、组织共同参与的事业。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整个社会也参与到对外交往过程之中，因此有了政党外交、公共外交等新提法、新实践。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提高外交工作整体性显得更加紧迫。要创新外交协调机制，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割，减少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隔阂，夯实外交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五，要提高外交工作的预判力。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时代，中国由于自身的超大规模、内部的快速变革等原因，比许多国家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风险，并且在社会心理和应对机制上准备不足。外交工作直接面对着国内风险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风险的国内化这双重挑战，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应该成为衡量外交工作的新尺度。因此，外交工作要更加重视各类信息的收集、整合和分析，增强对目标国政局变动的预判力，防止战略性判断失误。这就需要调整人员配置、提高专业能力以及改进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