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建 2014-05-29 什么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家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正确认识矛盾是解决矛盾的起点，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经济增速回落压力大 从最近三年的数据来看，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最高的，出口的贡献率也在显著回升，只有消费的贡献率出现了大幅下降。消费的背后是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下降约3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率同比不变的情况下，支撑消费购买力的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说明社会财富成果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储蓄而不利于消费，或者说是更加有利于增加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消费和出口是最终需求，但自新千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比净出口额约大出10倍，所以消费的收缩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当然，投资和出口也是需求，如果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能够继续提升，并足以抵消掉消费率下降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保持目前7.5%左右的速度，但是至少在今明两年，乃至未来五年内能否再依靠投资以及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需要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从出口看，未来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是很悲观，因为国际经济在现阶段的复苏，主要由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用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制造。这种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带来了新的资产泡沫，估计这个泡沫至多能维持到今年年底，到明年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危机。这场新危机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但解决起来会更棘手，因为发达国家在解决次贷危机这五年中，已经把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这场危机的后续发展特征应该是反复震荡，并愈加激烈，危机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它必然会带来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动荡，并很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的严重萎缩，这就决定了外需将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动力。 从投资看，投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却不是为了增加投资，而是为了满足消费和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若消费和出口低落，投资也不会发生。由于投资的周期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会滞后于消费和出口，所以就会出现目前这种消费和出口已经回落，但投资完成额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处在高峰的局面，而需求不断走低和供给继续增长的格局，只会使生产过剩的格局愈加严重，从而使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率更低。 综上所述，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之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生产过剩成为中国的隐忧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就不断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传统特征——生产过剩，就仍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机制。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之所以长期没有爆发，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贷危机爆发，西方出现流动性短缺，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任何一个都不会在中短期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在向愈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爆发了危机，中国经济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而达成此目标的重要手段就是改革不合理的税制，调整分配体制。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不过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过大，这是税制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 具体地说，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而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税负在45%左右。提高税负的主要途径是征收个人所得税，1902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率平均为1%，个税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只有0.3%，到1944年“罗斯福新政”改革后，个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94%，到1950年个税占全部税收比重也上升到29.3%，到2011年已超过70%。在全部个税中，十万年薪以上的人口的税收比重超过60%，而1%的美国最富人口缴纳了28%的个税，所以美国的个税主要是由富人缴纳的，低收入人口则是从国家的转移支付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普遍占一半左右，经过这样的社会改良，社会收入差距就显著缩小了。 中国既然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就要从体制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而这方面的改革任务繁重。从全部税收占GDP的比重看，中国目前不到20%，要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从个税看，中国目前占税收总额比重不足5%，要提高60个百分点以上，要从目前以产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目前中国的个税三分之二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今后要转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缴纳，低收入人群则以低保和社会福利等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从社保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看，目前刚过十分之一，今后要提高到50%；从社保覆盖率看，目前还没有做到全民覆盖，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还很低，都需要随着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比重的上升予以解决。 调整分配关系还必须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调整分配关系的难度，其实并不在于大幅度提升对富人的征税，而在于这种分配关系大调整是否会让中国的富人相信，这是一件对他们也有好处的事情。西方市场经济在二战前后的社会改良能基本上保持平稳，是因为西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同时是政权的主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一致。然而中国是转轨经济国家，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体制，相对于通过30年改革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还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安排好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提供了理论和制度上的保障。如果赋予这一阶层政治地位，则未来进行分配体制改革会更加顺利。目前看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新兴财富阶层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保护他们的财产权益，持怀疑态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只有在政治上、法律上让新兴财富阶层放心，才能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分配体制改革。生产过剩危机正在向中国逼近，调整分配关系已经迫在眉睫，改革要和危机赛跑，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