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4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5-21 在两岸功能主义统合陷入僵局的情势下，大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改弦易辙，而是要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努力与台湾社会建构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 为了达成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北京长期坚持对台湾让利，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实质就是大陆单方的不对称开放。在投资、贸易、人员流动等诸多方面，大陆对台湾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台湾，台湾经济特别是广大台商受益匪浅。这种以单方让利格局为特征的功能主义统合路线深化了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稳定了台海政治关系与安全局势，但时至今日，其局限性也逐渐凸显，集中表现在台湾社会中下层对两岸统合的强烈抵触。台湾中产阶层和青年学生拒绝《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即是明证。两岸携手推出升级版的功能主义统合路线迫在眉睫。功能主义统合路线 功能主义统合路线将政治与经济剥离，区别对待高阶与低阶政治，从容易达成共赢的经济领域着手，逐步建立经济相互依存，步步逼近最终的政治统合目标。这种功能性的合作是基于两岸共同的长远利益做出的现实而理性的选择，它可以把统合力量从政客、知识分子和官僚机构的范围扩大到企业家、高管和大型企业当中，扩大统合的社会基础。 人们对共同体的忠诚其实源于各种分散的渠道，基于此，两岸新共同体的建构应求助于多元的认同培育。如果建成一个跨越两岸边界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网络，如果两岸民众在这些领域的观念和价值逐步趋同，大陆和台湾社会的成员就会更积极地支持和推动一体化进程。新共同体需要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尤其得益于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此而言，当前功能主义统合路线贡献卓著，在经济与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团队与合作精神可以转移，被重新塑造为对新共同体的忠诚。 欧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颇具说服力。鉴于国防、外交等政治敏感领域合作面临主权让渡难题，战后西欧国家首先启动煤炭、钢铁工业领域的合作，组建煤钢共同体，并将这些领域的一体化成果转化为各成员国共赢的利益，从而加速推动了其它领域的统合。肇始于经济领域，欧洲一体化先后经历了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统一大市场以及货币联盟等阶段，其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为政治统合层层铺垫，如今民众普遍接受了“欧盟公民”这一新身份，欧盟事实上已演变为一个准国家。 两岸功能主义统合下一步棋可顺势落子两岸间细致的机制安排。功能决定组织的形式，决定机构的框架，机构服务于功能目标。两岸经济、社会和技术合作等功能内容要求一体化的形式与时俱进。操作性强的方略是建立多种具有专业任务和行业权力的社团机构，执行各式各样非政治的角色和功能。两岸广泛设立跨界机构，使它们在诸如工程、医疗、金融、法律、会计、通讯、运输、演艺、美术、出版、媒体等特定领域拥有一定权力。这种专业社团机构将会比政治对话机构更迅速、更有效地引导跨界融合。专业社团鼓励成员相互合作和参与协调，会逐渐加强跨界筹划。跨界的权力一旦形成，权力就失去与特定地域之间的传统关联，社会成员的认同就会随之嬗变，两岸在其它领域就能更容易达成共识。台海关系遭遇瓶颈 以经贸合作为主轴的两岸功能主义统合进程在2013年开始减速。2010年台海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并计划就后续四大单项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开始磋商；2012年，两岸共完成18项双边经贸协议，其中包括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然而，2013年形势逆转，由于台湾独派政治势力的阻挠，以及岛内中产阶层和青年学生的不理解，当年6月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直到年终也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大陆让利模式”业已陷入瓶颈，其负面作用为人诟病，并被岛内独派势力放大。两岸贸易的增长导致台湾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大陆，中产阶层就业机会缩减，收入增加前景渺茫；随着大陆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两岸产业从过去互补大于竞争变成激烈博弈，台湾中小企业倍受冲击；两岸贸易壁垒的消除为台湾农业、工业和部分服务业增加了市场，刺激台商在大陆持续投资，但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台湾中产阶层无缘分享利益，离心倾向蔓延；两岸人均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台湾中下层对大陆民众的优越感流失，产生沮丧和焦躁情绪。 就经贸合作本身而言，双方贸易严重不平衡被台独力量视为中共的算计，而大陆的单边让利亦几近极限；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眼下也进入转换增长结构的关键阶段，越来越多的大陆企业开始占领产业链高端，台商在大陆的超高利润已成昨日黄花。两岸经贸关系固然深化发展，可台湾经济乏善可陈，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此亦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台海关系受挫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冲突。如果台湾不放弃对民族国家地位的坚持，那么功能主义统合到一定阶段搁浅就势属必然。目前，两岸政治与经济互动功能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从量变走向质变，功能主义的技术性标签受到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的攻讦。困境在于，我们的确难以把经济与社会事项同政治任务截然分开。对于两岸一体化进程来说，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始终起着临门一脚的作用。由文化创意产业入手构建共同价值规范 在两岸功能主义统合陷入僵局的情势下，大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改弦易辙，而是要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努力与台湾社会建构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法治、秩序、平等、自由、公正、自治等范畴的看法，影响人们对善恶、福利、职责、信用等概念的认识，影响人们对文化创新、交流和多样性的态度。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限定行为者的行动范围，形塑大众认同的合法行为规范，可以将经济和社会合作的成果外溢到政治领域，襄助两岸解决政治冲突。在市场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依赖于文化、创意、产业、商业的有机融合，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管服贸争议结果如何，大陆都需要反客为主，深耕文化创意产业，由此突破和平统一进程停滞不前的局面。 文化创意产业既包括传统的文化娱乐、媒体出版、广电音像、美术演艺、摄影雕塑、建筑设计、产品博览、网络游戏等，也包括市场调查、市场推广、产品设计、公共关系、活动策划、服装设计、广告企划、品牌维护等。两岸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具有先天的基础与优势。共同的语言文字、文化源头和风土人情是两岸创意产业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近似的社会审美习惯、受众消费偏好和集体心理意识是拓展产业的便利市场资源，可以对两岸统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度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带来高附加值，为中产阶层创造就业机会，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将文化引入产业和商业，在产品和服务中植入文化元素，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普遍途径，可以显著提高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如果文化与产业和商业水乳交融，价值观就能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每个角落，无形中左右社会成员决策规划的态度。大陆和台湾可以借鉴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做法，抓住中华文化的精髓，培养自己的J•K•罗琳、迈克尔•杰克逊、毕加索等，建设东亚好莱坞、西区、百老汇、WPP集团等，通过商业手法来塑造和传播中华价值观。对两岸而言，通过产业和商业运作来构建共同价值观，潜移默化，有润物细无声之效，远胜于简单而枯燥的政治说教，更何况大陆的文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一些具体举措值得考虑：设立跨界专业机构，强化营运策略形成企业力量，创造产业价值；共同发掘中华文化元素独特性，联手推出产品和节目，共创市场价值；整合两岸文创类高校教育资源，协作培养文创类专业人才；两岸产业发展规划对接，建成匹敌欧美巨擘的文创企业；发展重点影视产业，在东亚文化市场掀起“汉潮”，平息日剧韩剧热潮；实施网络游戏和数码出版带动战略，在东亚市场建立信息技术强势地位 ；培育和推广两岸民众喜闻乐见的爱国影视和娱乐明星；加强创意、设计知识产权保护，活跃知识产权交易，保护和扩大文化消费市场；鼓励文创类中小微企业成长，引导金融业支持产业创新；建设面向世界的产品营销和品牌塑造市场体系，提高中华制造的附加值，广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 美国立国时间较短，但它迅速成长为价值观强国。美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把价值观融入其制造和服务品牌，树立全球道德权威，获得许多国家和民众的认同，确立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大陆可以走美国人的路，最后让美国人只走他们自己的路。这就需要携手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超越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求得两岸社会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共同高扬中华价值观，与西方文明碰撞交流，赢得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此举既有利于两岸经济的结构转型，又能为功能主义统合注入新的活力。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5-20 打击网络谣言，规范新闻发布是必要的，但在允许发出某种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与外交等大事件时，对一些网站吸引眼球的一些做法，也应该有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定与监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这十年，中国媒体的形式变得多样化，言论空间也有了长足的扩展。如今，互联网媒体尤其是新浪、腾讯等几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已经取代传统纸媒成了百姓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新闻与信息的主要渠道。不过，对这些媒体的监管尙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地方。 笔者是从国内一些新闻网站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时讲话的报道发现一些端倪的，例如三月份习近平主席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的录像，因为不太长，笔者从头看到尾。观察习主席的讲话，我发现在阐述中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发展时，他都能以平和、内敛与真诚的语气表达出来波澜不惊却很有说服力的观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当我在国内门户网站浏览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选取了习总讲话的某段话或者某个意思做标题的新闻报道，给笔者完全另外一种印象。这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翻看了国内几个大网站播发的第一篇有关习总在法国、德国的演讲报道，同时找到了两场演讲的录像，这一对照，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习总欧洲行途中的讲话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中国奉行和平发展道路，崛起中的中国将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第二，强调了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甚至“韬光养晦”绝不是权宜之计；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持续，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已经有了；第四，不搞事，但也不怕事，“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总还以通俗而很有说服力的句型强调：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但如果把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对讲话的报道（而不是转发全文）拿出来对照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内官方发布的新闻往往强调的是习总讲话中比较“强硬的部分”，尤其喜欢以比较强硬的句子作为新闻标题，也会把一些看似“威胁”的语句放进导读。从新闻吸引读者眼球的角度说，这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新闻报道并没有篡改习总讲话。但是，舍弃讲话中的重点不报，或者一笔带过，而用标题、提示与文章的大段来强调某些吸引人的部分，通篇新闻读下来，就同亲自看录像听习总的讲话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与效果。 如果说一些受监管不严的网媒对习总的讲话还不敢过于包装与改头换面，那么它们对一些中外关系与中国周边热点的报道就有些“肆无忌惮”了。打开各大网络新闻网站，几乎大部分的官媒在高呼现在强大了不用再“韬光养晦”；与邻居国家的一点小小渔业纠纷，也都能毫无例外地上到头版头条，为民族主义“打鸡血”，充斥电视台国际节目的就是要给周边国家一些教训；原本没有变成热点的的领土纠纷，在新闻的炒作下，也突然变得炙手可热。 凡此种种，让看过这些新闻的人，都无法相信中国是一个誓言和平发展的国家。网络新闻当初可能只是为了吸引多一些读者点击，可就笔者的观察，已经有意无意之中误导了读者，也部分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的外交制造了一些麻烦。 事实上，中国网络媒体这种“标题党”与选取讲话与某事件中部分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做法在西方新闻界也普遍流行的，曾经在西方两党政治与选举文化种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就笔者观察，由于西方国家读者的政治素质较高，加上多年的媒体忽悠读者也习以为常，目前在西方靠“标题党”等可能会增加点击率，但对读者的看法与价值观念已无法产生太大的改变。不过，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多网络新闻的读者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他们处于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看新闻、接受信息都比较随意，不求甚解，也因此很容易受到上面说的这类新闻的误导。 打击网络谣言，规范新闻发布是必要的，但在允许发出某种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与外交等大事件时，对一些网站吸引眼球的一些做法，也应该有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定与监管，不能一味强调国际（尤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宣扬一种悲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对最高领导人的话也断章取义。为此笔者建议在国安委统筹下，外交部门成立相关同网络媒体打交道的机构，负责此项工作。同时，在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时，不宜为了吸引读者而由各网站自行拟定标题，并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全文播发领导人的讲话。

牛悦 2014-05-19 台湾这次以社会抗争逼迫政府建制机构撤销政策的做法对香港目前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具体方案的争议有着多种启示。 3月18日，因反对国民党籍的台湾地区“立法院”委员张庆忠在前一日草率宣布完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委员会审查，学生团体进入“立法院”静坐抗议，揭开了“反服贸”运动的序幕。期间经历了3月23日晚占领“行政院”以及随后被台湾地区的警察强制驱离，3月30日发动50万人（警方统计数字为11.6万人）占领凯达格兰大道。这场“占领”行动令世界哗然。恰逢香港进行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和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公众咨询，而香港社会部分人士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占领中环”行动，台湾这次以社会抗争逼迫政府建制机构撤销政策的做法对香港目前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具体方案的争议有着多种启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第一，“反服贸”运动凸显了大陆“以经统政”策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相关政策只能令部分人满意，尽管这一部分人有着种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力，那么该政策的落实会遇到困难。相比较而言，香港近年来对大陆提供的经济优惠政策也有类似的反应，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自由行”政策刚推出时，确实为百业凋敝的香港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但是随着依“自由行”政策来港人数逐年上升，确实为商业区的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对交通设施、购物场所、旅游景点等的承载能力构成一定压力。近年来多次游行集会中，“反自由行”逐渐成为突出的主题。部分有心人士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挑动香港居民情绪，将之作为阻碍、破坏陆港融合的武器，最终的目的是破坏“一国两制”的落实。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成功必定会刺激反对陆港融合人士，令其以更激进的手段鼓动部分香港市民反对大陆对港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二，此次“反服贸”运动以年轻人和在校学生担当社会抗争的主力军，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和学生群体自认为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挤占自己的就业和上升空间。青年上升渠道被窒碍并非是单一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而这种状况或是导致青年以暴力发泄不满（例如2011年的伦敦骚乱），或是造成整个政治体制动荡，甚至是“变天”（例如自2010年开始蔓延的“阿拉伯之春”）。相比较香港而言，香港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利用社会抗争手段争取对己有利的政策也与日俱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2年“学民思潮”占领政府总部，迫使特区政府收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三年开展期的规定。最近的发展是，“学民思潮”以“占领中环”相要挟，逼迫特区政府采纳其提出的全民组成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方案。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成功会刺激香港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一旦“占领中环”启动，必定充当行动的主力军，再现“反国教”期间围堵政府总部一幕。 第三，在此次“反服贸”运动中，政府建制机构中的反对派提供符号支援和物质支援，台湾地区“民进党”的“四大天王”悉数到场，支援学生占领“立法院”，同时在物资供给和后勤保障方面提供支持。这些本应利用议会抗争等合法手段争取政策制定的人士以非法手段进行抗争，是台湾政治民粹化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民进党”的选民基础中有相当部分是支持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人士，“民进党”在利用此次运动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的同时，也要避免被选民用选票淘汰。这种困境其实也是香港反对派的真实写照。反对派一方面要利用“占领中环”凸显自己与中央和建制派的符号差异，另一方面也要小心避免刺激温和选民，防止他们用脚投票。 第四，此次“反服贸”运动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政策推行者面对社会公众的解说不充分，而造成的后果是，政策反对者的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反服贸”参与者颇为推崇台湾大学某经济学教授对服贸协定的讲解，但事实上，这份讲解错漏百出，如果不是其专业能力不足，就是别有用心。然而遗憾的是，反“反服贸”的论述严重缺失。这种状况与香港极为相似。目前，反对派对“占领中环”有一套详尽完备的理论论述，从国际标准到“公民抗命”，可以说武装到牙齿。但建制派却缺乏有力的、能与其相匹敌的理论叙述，仅从基本法法律条文出发，并不能打动普通民众。 以上四个层面的问题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正是因为政策的受益方不能涵盖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在推行落实过程中才会面对困难，而如果这个非受益群体是以年轻人或学生为主，则更为困难，年轻人等不及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发声，更倾向于采用激进的社会抗争手段。年轻人理想化、有热情，容易受同侪影响，容易被他人鼓动，反对派可以站在年轻人的身后，提供符号支援和物质支持。面对台湾“反服贸”运动带给香港的种种启示，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应对目前香港政改问题和长远的陆港融合问题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 首先，政策的受益群体应尽可能广泛，不能笼统以“对香港好”作为证明政策正当性的论据。对于政策负面效应要有长远考虑、严肃认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其次，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支持中央推行的政策。随着年轻人逐渐成年，拥有投票权，他们在未来影响政策落实的能力会越来越大。如果不能从心理上赢得年轻人对政策的支持，未来他们就不仅诉诸激进社会抗争，还会用尽合法手段制造两地融合的障碍。 再次，要利用反对派支持激进社会抗争面对的两难，吸引中间选民支持政府决策和施政。区分反对派中的激进力量和温和力量，在站稳立场、有理有节与反对派斗争同时，顾及温和力量感受，最大程度吸引最广泛的支持力量。 最后，做好政策的理论论述支持工作。反对政策的声音通常是系统化、有章法、以“专家”讲授的方式推出，而支持政策的声音往往缺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要尽社会责任，不怕论战，真理越辩越明。支持政策的人士也要有组织集中起来系统回应反对派人士的论述。 （本文写于2014年3月）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5-16 治堵、道路交通的管理，是一个要多方调研，长远计划，坚持治理的过程，体现一个城市市民的素质，也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广州面临如此考验，积极探索出治理的办法，将有益于全国多个城市的交通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的堵车现象日益严重，就拿广州来说，一年更比一年堵。本文以广州为例，简论城市交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拥堵问题提出治理建议。 统计数据显示，广州每天堵塞超过400宗，导致GDP损失达7%。有媒体称，民调显示，近些年，不少中产白领选择离开广州，回乡或选择到二线城市生活，与广州常年的交通堵塞，出行不便大有关系。交通堵塞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根本治理，势必影响广州市民的“幸福感”，也将对广州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落实“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发展理念，这些都给广州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广州城市交通堵塞问题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而愈加凸显，据调查造成广州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有三。 1、    汽车保有量激增，高峰时间快速道饱和 我们从广州市政法机关获取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市汽车保有量已突破250万辆。2007年8月15日，广州市第100万辆上牌的汽车诞生，广州进入百万汽车时代。6年后，汽车保有量突破250万辆，增长1.5倍。对比全国的汽车保有量增长数据，广州并不算增长特别快。但广州市交通工作小组发布的《广州交通发展白皮书》，公布了广州道路容量的“家底”：十个区道路面积仅能容165万辆车出行、中心城区仅能同时容纳100万辆车出行。由此可见，广州交通的“家底”并不厚实。 2012年7月，广州市政府推出中小客车限购政策，但城区的交通堵塞问题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改善，目前城区内高峰期几乎所有快速道都处于饱和状态，平均运行速度仅为40公里/小时。主干道高峰期间平均车速为22公里/小时。 2、    市区交通堵塞黑点遍布全市各主干道 从交警部门公布的98个拥堵点中，金沙洲大桥、罗冲围路口、内环路增槎放射线金沙洲出口得票名列前三，成为市民心中最堵的路段。从公布的拥堵路段得票情况来看，主要分布在越秀、天河、白云区三个区以及内环路，其中天河区有7个得票前20的路段，成为全市拥堵点最为密集的区域，越秀区有5个，白云区有3个，内环路也有3个，剩下的海珠有1个，荔湾有1个，而黄埔区则没有进入前20的堵点。 3、    中心城区房价高涨将在市区中心工作的中产挤出城市边缘 目前，广州的主要商业贸易活动中心仍然以越秀、天河、白云这三个区为主，而这三个区近年的房价不断上涨。房价的上涨导致大部分中产选择在郊区置业，外来打工者选择往郊区租房。因此，市民的出行中心聚集明显。在番禺区的各大楼盘就聚集了大批日间赶往市区工作，晚上回到郊区休息的人群，因为交通的不便利（地铁三号线一直是广州最为拥挤的一条线路），加上小汽车价格越来越便宜，维修、保养等费用下跌，市区停车费相对比较低，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都选择购买小汽车出行代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个堵塞交通黑点中，大部分分布在与中心城区的交接处。 除了以上3个主要原因外，广州拥堵的原因还包括道路设计与疏导措施不合理，交通导引标志不清晰，新手司机驾车技术对交通规则的理解不够，以及交通不文明等行为。 分析了道路堵塞的原因，结合国内外城市治堵的经验，我们对广州城区的交通管理与改善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大力发展包括地铁、公交车在内的公共交通，进一步落实公交优先政策，让市民愿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国家交通部在《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开展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目的是通过实施科学的规划调控、线网优化、设施建设、信息服务等措施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吸引力，从源头上调控城市交通需求总量和出行结构，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广州早在2011年的《交通发展年度报告》中就明确了“大枢纽”、“大轨道”、“大道路”的未来交通发展趋势。在《广州市综合交通规划》中也明确了“公交都市”的理念。广州市政府近些年在发展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是投下了很多资源的，包括建设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通道，地铁的新线路的开通与延长，还有公交价格的优惠等等。不过面对急速膨胀的人口与迅速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仍显不足。例如出名拥挤的地铁三号线，由原来的三节车厢增加到六节，翻了一倍，但还是不能满足住在华南番禺各个社区，工作在天河这边的打工一族出行，上下班高峰期的拥挤情况还是没有舒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肖自强 2014-05-14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了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死、143伤的严重后果。暴恐袭击将中国的族群问题再次推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心。融合是化解族群矛盾的良好方式 我国面对的一个客观实际是，边境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其中，通婚融合和文化融合是族群融合的两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在于：部分单一少数民族大面积聚居，聚居点相对集中，而不是在全国都有所分布。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少数民族重新分类，分为全国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少数民族，而地方性少数民族再进一步分为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小少数民族。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难点，就是地方性大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从政策角度看，其核心就是如何把地方性大少数民族转变成全国性大少数民族，否则族群关系的隐患恐长期存在。融合是消除族群冲突比较合适的方式： 其一，融合是不断发生的过程。融合更多的是消除不同族群间那些容易引起冲突和对抗的差异，是为了让族群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 其二，促进融合是中央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强大武器。每个国家都存在中央对地方的权力边界，即中央政府的实际影响范围及对边境的影响强度。如果这种影响力受限源于客观障碍，那么分裂主义者需要面对同样的难题。就促进族群融合而言，中央政府拥有庞大的资源，比分裂主义者更容易克服这种客观障碍。 其三，高级融合是通婚和文化融合。初级融合仅仅表现为混合居住，而通婚就是血统融合，是用婚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文化融合就是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交往从而相互吸收和渗透，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是化解族群矛盾的高级方式。以新疆为例的政策建议 笔者在新疆做社会考察时，有两点印象很深：在中亚人口居于前列的大民族当中，唯独维吾尔族没有独立建国；伊斯兰教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应给予深刻同情和理解。如果认识不到这两点，在新疆只是简单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反而会强化维吾尔族的分裂倾向。 新疆存在治理问题，但问题不局限于新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全国一盘棋，而非某一地区的问题。国家统一不只是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更是少数民族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认同，而后者常常被人们忽视。北京原来有多条新疆街和许多清真餐馆，新疆人在北京不会有强烈陌生感或恐慌感。随着首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疆街和清真餐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东部城市这些年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出现“去少数民族化”，某些少数民族在东部城市的生活空间被不经意地压缩。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打跑，要么融进来。维吾尔民族，要从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变成全国性少数民族，比较好的选择是让维族同胞从新疆走出来。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六项政策建议。 第一，发展不得先于实质主权力。所谓实质主权力，也可称内在边疆，即主权的实质控制状态。这源于笔者在边疆地区考察获得的体认，即1）维族富人对中国主权的认同低于维族穷人，2）边远地区关于中国和中央的认知相当贫乏，3）维族地区高层官员后代的离心力比较强。主权力落实以后的发展才会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可以从现实和历史同时着手，打破少数民族内部的简单认同，增强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张力。现实就是在东部地区形成同一少数民族的不同地域风格。历史就是呈现该少数民族充满差异和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科学的民族史教育。比如尝试加强维吾尔族前穆斯林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宣传，保留维吾尔族几百年佛教信仰的记忆。 第三，加强边疆板块化建设。首先是大板块建设，即大西北建设，要确立大西北的中心地带并鼓励优先发展。大西北的中心地带是陕西。陕西如果获得很大发展，对西北就会产生很强的正面辐射效应。应将新疆纳入与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构成的大板块。仅仅是新疆板块化是不够的，因为无法解决地方性大少数民族问题。其次是小板块建设，要做到经济发展与民族混居两个指标并重，增加少数民族聚居区中间地带的小版块建设，为不同族群的融合创造地理条件。这一点我们目前认识不足。 第四，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出来。比如推广西北少数民族服饰，把外部性差异缩小。适当将个别维吾尔族节日立为全国节日，强化他们的全国性存在。可以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体人才在东部地区成为全国性明星。 第五，让少数民族走出来。共享改革成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东中部城市落户就业。促进少数民族到东部就业，将就业与落户联系起来。 最近政府放开西部少数民族到东部落户的条件，就是很好的尝试。然而光放开还不行，还要为他们建立相应的生活空间。我们要在东中部城市中建立适量的少数民族餐馆、清真寺和新疆街，让西部穆斯林在东中部落地生根。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建十多个新疆街区。在此基础上可以让少数民族在东中部不同地区形成地域性文化，比如海派维族文化、京派维族文化等，以打破族群内部的简单认同。可以重点发展陕甘青等地，使其成为吸纳西北少数民族就业经商落户的大基地。 第六，让全国人民走进去。首先要发挥新疆非维吾尔族地区的特殊功能，即非维吾尔族地区可以成为内地移民的首选地。在这些地区民族矛盾依然难以避免，但不至于引发暴力事件。 民族混居是新疆一切政策的基本要素。为了实现民族混居，首先要有相应的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就是将分散居民适当聚集。新疆城镇化规划，重点应放在多民族地区，多建多民族小镇。其次是适当的生态化战略，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都可以达到混居目标。再次要有相应的产业化战略，并与整个大西部的产业发展相匹配。同时要摆脱各种教条主义，使内地人口大踏步走进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在新疆搞移民，因为移民会带来冲突，其实冲突并不可怕，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关键是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如何引导和管理。 要发挥跨民族机构的融合功能。央企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它们也可以适当发挥族群融合功能，分布在新疆的央企尤其应该发挥融合的功能，因为在历史上它们就曾被赋予政治任务。非政府组织和学校，可以发挥相当的族群融合功能。党组织、团组织则更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族群融合使命。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薛凤旋 2014-05-13 “新城镇化”应是我国未来新经济与新社会观成功落实的结果，而不应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这是中国针对后次贷危机全球经济新形势采取的调整策略之一，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国家推行的“新城镇化”是内地在全球经济新发展趋势下主动调整的产物。本文就这个热点议题从城市地理及中国发展经验的角度，讨论其涵义及要考虑的发展方向。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 自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城镇化逐渐提升到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层面。2013年12月，北京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中央全国城镇化会议，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中国积极走城镇化的道路，不少大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都认为是非常好的决定，纷纷进行调研和评论，其重点是认为新城镇化会促进内地房地产业并带动相关的工业，刺激中国经济发展。内地经济学界大多也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促进内需。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过去的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在过往的30多年，中国的城市户籍总数增加不多，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因受现行政策限制，在城市工作多年也不能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在城市中享受同等教育、医疗、廉租房等福利待遇。“新城镇化”之所以“新”，其意指国家在未来20年内，将让目前2.59亿农民工拥有城市居民身份，将这些“半城镇化”人口变成百分百的城镇人口。 其实上述的观点都没有切中国家要推行“新城镇化”的要害，他们所讨论的都不是城镇化的问题。城镇化是个自然的社会过程，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人口从农业领域就业向非农业转移；第二，城市功能要以工业、服务业、旅游业、大学城、交通枢纽等非农业功能为主；第三、原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之后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向城市居民转化。按照官方数据，内地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2%，这包括了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如果仅以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口计算，则城镇化率为37%。从城市地理和研究城镇化角度看，城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从农村地区转向城镇地区集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速度、强度及空间形态，会受到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发展模式与水平、资源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城镇化是个自然而然的、持续的、宏观的社会过程，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没有中断过，也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具体的城镇化状况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动力在地理空间上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而不能反过来说，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城镇化率未必愈高愈好 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了，因为相对于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与他们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时段相比，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事实上，城镇化的实际问题远比媒体热议下的优点要错综复杂得多，再加上各个国家历史、资源、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所以各个国家的城镇化速度、比率都各不相同。城镇化率的高或低，是增加还是减少，关键在于其背后的动力。有时在一国之内，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城镇化的形态也会出现变化。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国家的城镇化率曾经在短期内有很大增长，追上北美，比欧洲和大洋洲都要高，而非洲、亚洲国家的城镇化率则比较低。非洲和亚洲的城镇化基本上在过去30年才发展起来。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巴西的城镇化率最高，达92.5%，不过其人均GDP却只有17，700美元。而世界上城镇化率最低的地区是列支敦士登，为14.4%，但其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一，达141，1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是美国的3倍，而美国城镇化率高达82.4%。伊拉克人均GDP为3，900美元，比我国低很多，但城镇化率为66.6%。由此可见，城镇化水平高低本身并不意味着收入多少，与经济发展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世界经验显示，不是经济发达了人口就一定会往城市集中，人口集中也不一定对经济和社会治安有好处。目前海内外各方关于内地新城镇化的讨论，还没有很好地涉及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比率的问题。数据显示，过往30多年，亚洲每年城镇化率提升1.57%，中国是3%，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比率。 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每年的城市人口增长愈来愈少，欠发达国家也有这个趋势。我国一些学者提出要加速城市化，这与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总趋势并不一致，令人深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经验与挑战 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基本上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城镇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三资企业，以低技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及低税率为主要投入的出口加工业及相关的物流、商贸和金融服务等，其特点乃大量教育程度不高及没有技能的农村年青富余劳动力迁入东部沿海城市及周边地区。由于这30多年的城镇化一直有强大的出口型工业发展及其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服务业及内部社会的需求等作为主要动力，因此涌入城市的人口几乎都有工作，是典型的城市经济拉动的实例。但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及城市管理体制，来自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虽然在城镇居住及工作，却无法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色，如同它的出口工业，基本上是粗放求快，不重规划、质量和效率。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超出了城市人口需求，主要是“土地的城镇化”，我们应该走的是集约的城镇化，而不是在地理上摊大饼。这就表明可能要考虑将目前的建设红缐基本冷却，利用城市里的一些废弃或与未来发展不配套的土地，如工业区、部分平房区和棚户区等，对其进行重建改造，提高土地使用及增值率。除了上述考虑之外，我们还要从未来30年的整体发展方向、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去考虑，找到一个合理的“新城镇化”路径，而不能将“新城镇化”这一议题简化为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户籍问题以及他们的农地承包及宅基地如何私有化及商品化的问题。 对于未来城镇化的走向，我们既要对过去30年的城镇化历程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又要前瞻性地分析未来数十年国家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回答以下5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    未来城镇化的经济动力何在？ 2.    经济如何均衡布局？如何理解“均衡”这一概念？ 3.    农业现代化应该怎么走？高铁网络对新城镇化有什  么影响？ 4.    绿色低碳城镇化怎么做？不能只考虑怎么圈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5-09 无论美国如何修正其对华对俄政策，都难以改变美国外交战略“大不列颠化”的大趋势，今后的国际格局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乌克兰不出所料地走向内战，近日来冲突日趋白热化，战线由东乌克兰延伸至西南部重镇敖德萨。此前，奥巴马在亚洲再平衡之旅中宣布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与菲律宾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剑指中国，以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维护美国霸权的威望，重获盟邦的信任。中国可能会顺势深化与俄准同盟，与日本“智争软战”，与美国灵活周旋，迫使美国在东亚和欧洲两线“作战”，首尾不得兼顾。乌克兰的战略地位 乌克兰地处麦金德所言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也是亨廷顿所讲基督教与东正教文明“断裂带”，直接关乎西方与俄罗斯博弈的胜负。华约解体后，北约将对俄防御前沿推到捷克、匈牙利一线，而乌克兰若倒向西方阵营，北约就有机会将乌克兰、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连成一片，建立第二道防线。布热津斯基曾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无法成为帝国。北约一直觊觎乌克兰，视其为防止俄罗斯沙文主义复活的安全屏障，妄图将其锤炼成遏制俄罗斯的门栓。 东乌克兰是俄罗斯文明发祥地，恰如河南、陕西等中原腹地之于中国。若北约将东乌克兰纳入囊中，“大俄罗斯”的传承即正式断裂，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的结果，克里米亚入俄也不能平息他们的屈辱感。 鉴于北约和俄罗斯都强烈希望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欧洲均势而言，理想的状况是乌克兰仿效冷战时期的芬兰，在东西方地缘冲突中坚守中立，以此求得自己的独立生存和发展。然而，乌克兰缺乏理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国内亲俄亲美势力互不妥协，各自绑架国家利益，今年终于在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败于街头政治后，陷入分裂境地。美国对外战略出现“大不列颠化”迹象 英国和美国在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英帝国主动转型成为英联邦，在全球范围内有序撤退，成功地将前殖民地变成盟邦，并分而治之。 1839年英国通过《达勒姆报告》，允许帝​​国内的移民型殖民地逐步获得自治权，​​​​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等先后取得自治领地位。 1931年伦敦颁布《威斯敏斯特法令》，确认自治领不仅内政完全自由独立，而且在外交上与英国平起平坐，这标志着英联邦的诞生。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落千丈，唐宁街被迫同意非移民型殖民地独立，同时争取这些新独立国家留在英联邦内，以英国的“软实力”影响和控制新兴民族国家。在英国有秩序的收缩过程中，伦敦坚定不移地将维持英美特殊关系视为对外关系的基石，支持美国在英联邦国家扩大势力范围，追求两国互赢，并通过价值观、国际规范、国际组织和同盟关系来制约美国。 美国的对外战略正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抛弃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推崇“巧实力”外交，改战略扩张为战略收缩，鼓励盟邦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面对国际权力日趋分散的国际现实，奥巴马政府允许它国分享部分权利，主张美国不再追求单极霸权，转而为世界提供战略性领导，充当国际行动的召集者而非全球事务的统治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部分原因在于鼓励他重视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推行多边外交，谋求大国之间的合作。 由于经济复苏缓慢，财政压力空前，奥巴马无力继续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白宫在3月初向国会提交了2015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下一个财政年度总国防开支为6230亿美元，其中基础国防经费为4956亿美元，低于2014财年，而最受瞩目的计划则是宣布陆军编制人数由911事件后的57万人降至44-45万人，裁至70余年来最小规模。 美国此前对俄节制实际上就是奥巴马外交战略“大不列颠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俄罗斯经济和军事的相对弱势，奥巴马选择对俄安抚政策，试图缩短双方利益鸿沟，从而移师西太平洋，以主要精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同时，奥巴马挟超级大国之声​​​​威，拒绝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芬兰化，力图以价值观外交来同化和拉拢乌克兰等国，鼓励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多元化、安全北约化，借此遏制俄罗斯恢复昨日荣光的雄心。此乃当前乌克兰乱局的肇因之一。在政治强人普京看来，奥巴马如此作为，实因美国实力下降，无法在东亚和欧洲两线进取，更缺乏意志在欧洲与俄军事角逐，这无疑坚定了普京攻势战略的信心。历史无数次证明，软弱就要挨打，实力不足而主动地过分示弱往往会刺激对手冲锋陷阵。奥巴马的应对 俄乌冲突让华盛顿的全球安全战略骑虎难下。 3月1日俄罗斯议会授权普京动武，华盛顿对此毫无军事准备，左右为难。奥巴马当天与普京通话，只能虚张声势，批评俄方违反国际法，侵犯了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威胁将采取一些无关痛痒的制裁行动，以此回应媒体和共和党人的压力。由于外交政策的失败，奥巴马已经被许多保守派人士讥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奥巴马对俄乌冲突最初的反应与其个人对国际格局的固有看法一脉相承，而乌克兰巨变有可能成为其“巧实力”外交的滑铁卢，迫使他改弦易辙。乌克兰局势与当年的阿富汗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颠覆美苏在中东的均势，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不得已只好改向，由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主义，转而强调扩大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实力。欧洲和中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远甚于亚太。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巩固其传统的南下战略通道，标志着俄罗斯卷土重来，再拾前苏联的势力范围，重新威胁美国在东欧、南欧和中东的核心利益。华盛顿唯有重新扩大在欧洲和中东的军力，阻止俄罗斯的扩张，才能重建均势，避免其超级大国地位迅速坍塌。因此，面对陷于内战的乌克兰，奥巴马恐怕要萧规曹随，采取类似于卡特政府后期那样的对俄强势政策。 华盛顿不会因乌克兰而在前苏联地区与俄罗斯短兵相接，但奥巴马恐部分师法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重振北约在欧洲的威慑力量，强化对俄军事优势，以针锋相对的压制姿态和灵活多变的手法对付普京的扩张政策。奥巴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承认大国之间的冲突，承认美国军备必须加强。壮大军力，重点威慑，恐为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和中东不可替代的选择。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曾投书《纽约时报》，主张奥巴马不要与俄罗斯对抗，仍要集中资源遏制中国的崛起​​。米氏登高一呼，附和者甚众，代表了奥巴马决策团队部分人的想法。然而，此举实际上难以落地执行，并不可持续。米氏向来被视为反犹知识分子，其对俄绥靖路线损害犹太资本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在犹太人口中居多数的中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直对强调群体意识和平均主义、排斥功利主义和重商理念的东正教怀有戒心，警惕“第三罗马”莫斯科的再次扩张。在数次阿以战争中，俄罗斯人都站在以色列的敌人一边。奥巴马在乌克兰的克制已经导致乌克兰反犹情绪高涨，一位拉比在基辅被刺身亡，而哈尔科夫犹太裔市长克纳斯遇袭受重伤，仍在以色列接受治疗。犹太拉比们既指责普京纵容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行为，也批评奥巴马的软弱。在下次美国大选中，犹太资本恐会主动发力，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要么共和党上台，要么民主党倒向对俄强势外交政策。中国的选择 笔者对乌克兰乱局的判断是，俄罗斯将巩固合并克里米亚的战果，依靠地缘优势，强化其在东乌克兰的影响，牢牢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东乌克兰各州高度自治、独立建国都是可能的走向，甚至也不能排除俄罗斯在未来吞并东乌克兰这一前景。作为核大国，美俄不会直接兵戎相见，但双方的情报人员和特种部队都会卷入乌克兰内战，代理人战争会愈演愈烈，直至彻底撕裂乌克兰。 由于欧盟是俄罗斯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华盛顿制裁俄罗斯的关键是赢得欧盟的支持。不过，欧盟国家近30%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天然气几乎完全依赖东方邻国，欧洲国家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的能源供应方，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能源武器左右欧洲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制裁无疑会招致俄罗斯的能源讹诈。华盛顿许诺通过北美页岩气的开发来降低欧盟对俄能源的依赖，只怕是画饼充饥，远水解不了近渴。鉴于中国仍然是欧美的武器禁运对象，我们有理由拒绝加入任何对俄制裁行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者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现金，后者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技术，欧美对俄经济制裁只会将中俄距离拉得更近。 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本质是开出空头支票，借刀杀人，怂恿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当炮灰，方便美国纵横捭阖，“巧​​​​妙”地保存实力。不过，俄乌冲突让美国政界和学界公开质疑该战略的可行性。著名中美关系专家、曾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的卜大年（Dan Blumenthal）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存在逻辑缺陷，它认定中东和南亚的战事即将走向尾声，反恐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美俄关系在“重启”后处于稳定状态，不幸的是这些假设其实都不成立。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亚太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美国的“纸老虎”本性公诸天下，鼓励了普京对乌克兰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