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14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春新 2014-03-28 治港必须“道”与“术”并行，以“道”为本，以“术”配合，标本兼治，方能成功。当前关键是要在推动创新、保护居权和扶持青年三个方面下大功夫，争取彻底解决阻碍香港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日前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将其施政重点放在扶贫、房屋和教育三大范畴。扶贫安老惠及基层老弱赢得不少掌声，增加住房供应算是对症下药，强化教育也有助于培植英才，但本份施政纲领也惹来忽视中产阶层和财政恐难持续等严厉批评，说明技术性修修补补并不能真正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笔者认为，治港必须“道”与“术”并行，以“道”为本，以“术”配合，标本兼治，方能成功。当前关键是要在推动创新、保护居权和扶持青年三个方面下大功夫，争取彻底解决阻碍香港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创新——重点发展知识型服务 推动创新是提升香港经济结构的根本之道，这也是特区政府治港的最弱之处。今年施政报告提出要善用、巩固及提升现有优势，加强与国内外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的政策主张及其十多项具体措施，其中不乏一些新的亮点。不过总体而言，发展路向偏于保守，未能抓住本质要害，政策力度也嫌不足，且多数政策仍处研究阶段，暂无定论。实际上，香港经济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泡沫化、虚拟化，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导致竞争力不断下滑。未来只有看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全力推动经济创新，才能解决困扰香港多年的结构性问题。 香港推动创新的关键是要发展知识经济，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和创意浪潮，带动全球经济向知识经济全面转型，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其特点有三，即制造业高科技化、创新产业迅速崛起及知识服务快速发展。知识作为主导要素，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高科技发展战略，建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并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才培育，希望掌握知识经济的主导权。中国内地更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和结构调整重心加以推动，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未来30年知识型经济将成为内地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动力，但她要成功转变为知识型经济，需要在知识服务方面取得突破，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香港，正好可以配合这一发展大势。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香港能否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关键还要有自己的定位和策略，香港应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和亚太区的知识型经济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国家的知识型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成为珠三角知识型经济的领导者。而要实现这一新的定位目标，政府的功能和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以科技和创新促进经济转型，政府往往都是最有效的推动者，因而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 今年施政报告再次提出要发展创意产业和创新及科技产业，无疑是一件好事。不过仅此还不够，特区政府要明确制定香港未来向知识型经济服务中心发展的总体蓝图，尽快凝聚社会共识和支持，更有效地吸引全世界最顶尖人才汇聚香港，加大对知识服务研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金融对科技创新服务的功能，同时抓住中医中药、创意设计、健康服务、供应链管理、节能环保、标准认证、专业服务以及引进平台等重要环节加以推动落实。特区政府还应通过深入研究，与商界和学界密切合作，发掘更多具优势的知识型服务业，鼓励企业广泛引入全球科研成果，结合香港的市场机会、品牌创造、资本市场和商业服务能力，形成新的知识型产业。保护居权——以新思维解决居住问题 房屋是解决香港民生问题的核心，是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一方面，房价升幅长期快于家庭收入增长，早已抛离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购买能力，市民居住条件之恶劣为人诟病已久，在可见之将来仍是改善无期，社会怨气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高楼价已成为本港内部消费、企业投资、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的最大支撑，是逾百万家庭主要身家之所系，楼价大幅下跌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施政报告从增加房屋角度去解决问题，采取的仍是市场手段，但未必是治本良方，因为香港房屋问题是早年港英政府肆意打破市场和社会界限、片面引入自由市场规则、长期推行高地价政策和放任市场过分炒作的恶果，是政府失能和市场失灵的综合结果。现已成为利益严重分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单靠市场手段无法有效根治的结构性难题，单纯增加房屋供应不仅无法真正有效地平衡供求关系，未来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市场波动。 从根本上讲，要解决利益早已固化的房地产滞胀模式，必须要有一整套以保护市民居住权为核心的理念、以改善居住条件为首要目标、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公平分配的长远房屋发展策略。有鉴于此，首先需要引入新思维，站稳道德高地，才能有足够底气去修正香港房地产发展路向。 新思维之一，是政府必须解决本港房屋不对称问题。这是由香港房屋市场特性决定的。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房屋供应和需求严重不对称。需求主要来自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本地居民和企业的投资需求以及境外投资需求三个方面，其中只有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与居民收入相对应，其他两个需求往往并非来自本地收入，因而投资需求可以无限大，而且经常受到投资周期波动和热钱大量进出的影响，呈现上下剧烈波动状况。房屋供求关系的严重不对称，使本港这一最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经常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七十年代以来已经历了四个大的周期波动，从而剥夺了市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权利。可见，只有解决供求不对称问题，才能真正改善居住条件。 新思维之二，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特别是要解决中下阶层民众的住房需要。港英年代，虽然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政府财政也不宽裕，但迫于社会压力，还是推出大量公共房屋，并于七十年代实施十年建屋计划。现在特区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应当真正承担起照顾大多数市民(而不仅仅是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中产和年轻一代居住需要的责任，而不能把责任推给不能解决居住问题的所谓自由市场。 在确认特区政府解决中下阶层住房问题的重要角色之后，应重点检讨如何强化及活化公营房屋系统运作，从用家主导的角度去精细分析房屋需求，减少错配需求造成经济损耗。在公屋市场之上、私人市场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市场有一个需求断层，这就是香港一向行之有效的居屋市场。在2002-2006年间，居屋基本上是零供应，现在施政报告计划在未来每年推出约八千个居屋单位，这远远低于每年数万个需求。更重要的是，单纯复建居屋并非最佳办法，而是要推出“新居屋计划”，在现有居屋运作基础上，广泛拓展居屋的功能和应用范围，赋与新居屋在解决香港居住问题中的特殊使命和主导角色。其主要方向是严格划分两个市场，把全面推行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双轨制”作为长远房屋策略，核心内容是以新居屋作为未来公营房屋建设的重点，以满足逾百万户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住房需要；大前提是新居屋价格必须与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收入相对应，以便更公平地协助他们置业。这一计划是从增量调整角度、以和风细雨和循序渐进方式去修正房地产发展路向，为根治本港房屋顽症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促进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平衡财富分配并为年轻一代提供出路，使香港真正成为市民安居乐业和体验公平正义的好地方。扶持青年——为新一代提供更好出路 年轻一代才是香港的希望，扶持青年是香港走向未来的根本之道。当前香港年轻一代面对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高学历找不到好工作，有工作却拿低薪水，有收入但买不起小屋，想结婚生子常望洋兴叹。根据政府统计数字，香港目前年龄在15-24岁的就业人员，持有大学学历的比重高达30.2%，比全部就业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高出许多，但这一年龄段的平均失业率是香港整体失业率的三倍。由于香港产业结构变化不大，缺少科技创意等新经济增长点，无法提供更多适合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正在逐渐加大。可以说，香港年轻一代似乎是发达经济体中最无奈、最看不到希望的一群，对未来香港社会稳定将带来不利影响。 鉴此，特区政府有必要制定并推行扶持青年的特殊政策，为年轻一代提供出路。第一，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等产业，更好地满足本地年轻一代的发展需要。建议特区政府每年拨款一百亿元作为“三创基金”(即创新、创意、创业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为年青人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同时协助香港经济向高增值的知识经济转型。第二，尽快推出上述所论新居屋计划，以可承担的合理价格向年轻一代提供住所，解除年青人的后顾之忧。第三，研究推出鼓励青年婚育的政策，尤其是要考虑为婚育提供补贴和税务减免，减轻其经济负担。当然，扶持青年的政策措施还可以涉及多方面，关键是要对症下药，帮到实处，使青年一代看到曙光，为他们带来实现香港梦的希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4-03-26 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而言，更为本质和迫切的是以下两方面的改革。首先是养老金的并轨问题，其次是如何弥补养老金缺口，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面临严重危机。201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披露，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近40%的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其中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认为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态度最强烈，占到78.9%；其次是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者，认为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占到56%。而同时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人中只有3.8%认为不能满足需要，但有53.8%的人认为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从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参加者自己对养老金的感受，可以明显地看出养老金待遇在制度上的差异，以及民众对此非常不满的现实。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过去一年来，为应对养老金危机，中国社会就是否延迟退休的问题争论不休。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表明延迟退休的大方向已定。尽管如此，多项调查显示，民众压倒性地反对延迟退休。在人民网的调查中，这个数字是70%，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字高达94.5%。清华某位教授一句“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中间15年，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更是激发了舆论的口诛笔伐。专家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意见分殊。 显然，很多人的看法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依照工作性质、个人意愿等设定退休年龄标准，是否会让某些既得利益者堂而皇之地赖着不走呢？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婴幼儿的抚育和老年人的看护料理，大部分要靠家庭中的代际互助来完成。如果延迟退休，可能会造成年轻人不敢生孩子，老年人无人照看的情况，如何解决？ 不过即便如此，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延迟退休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不仅中国如此，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以上。2013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英国人领取退休金年龄将在2030年代中推迟至68岁。与它们相比，中国目前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年龄算很早了，即便推迟几年，与上述国家相比仍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这样看来，延迟退休的问题虽然引发了高度关注，但它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要研究的只是实施时机和细节而已。养老体系应该纳入统一的框架 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而言，更为本质和迫切的是以下两方面的改革。首先是养老金的并轨问题。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养老金多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丰厚，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企业职工则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农村人口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城市既非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亦非企业退休人员的人口，亦在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内。然而后两类人群的养老金通常非常微薄，往往只有几十、几百元。 在多轨安排中，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双轨制尤其惹人诟病。1993年，中国正式引入了养老保险制度，当时明确表示改革遵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补齐”的原则，不区分机关、事业和企业工作人员。然而，由于改革遇到较大阻力，最终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没能纳入社保体系，而继续由财政负担。按现行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人不缴养老金，退休后能拿到退休前工资最多90%的退休金，而企业退休人员由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20%，本人缴纳8%，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月为在职工资的50-60%。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经过研究后发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呈拉大趋势。1999年，机关、事业单位年人均离退休费与企业之比为0.8，到2000年即迅速扩大为1.5，2004年更达到1.8。而最近几年事业单位进行绩效改革，工资上涨，导致与企业的退休金差距仍在不断增加。2013年3月社科院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和 《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都显示，在被调查者中，75.4%的企业职工养老金不高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却都高于 4000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各种养老体系应该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中，实行大致相同的缴费水平和支付标准。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即就高还是就低的问题。如果是把保障水平高的纳入较低的体制中，就面临着如何激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改革积极性的问题。事实上，养老金并轨试点早在2009年1月就在山西等5省(市)进行，但迄今几乎未得寸功。毕竟，养老金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公职人员手上，当这些人成为改革对象时，其难度可想而知。理想化方案当然是企业养老金连年上调，追上公务员等群体的保障水平，实现高水平上的并轨，但问题是，钱从何来？养老金出现缺口 这就牵涉到养老金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弥补养老金缺口，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数据表明，中国雇主和雇员养老金的缴费负担在世界上173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第13位，不但高于美国、英国，而且高于周边的日本、韩国，还高于同为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近年来，关于养老金亏空的话题不绝于耳，不同机构测算的养老金缺口则从1.7万亿元到18.3万亿元不等。 养老金形成缺口的原因无非有三：一是要还旧账，现在很多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之前并未足额缴纳养老金；二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现在仍不缴一分钱养老金，使养老金盘子失去了重要的供血来源；三是养老金管理不当，收益极低，甚至出现挪用的情况。 因此，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缺口，其实是将现有职工缴纳的养老金挪去支付过去未缴养老金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从而造成现在职工个人账户缺口。只是现在退休的人也还没有那么多，随着老龄化的加速，等到将来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终有一天会难以为继。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办法 针对造成养老金亏空的三种情况，应该尽快拿出不同的解决办法。第一种情形应该由国家财政给与弥补。在早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劳动者的报酬是做了“必要的扣除”后的生活费，因而也无需缴纳养老金；国家则将这部分“必要的扣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养老支出。这种制度下，国家其实和劳动者有一个隐形契约：工人被发放很少的工资，作为交换，国家承诺把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的养老送终完全包揽下来。今天，虽然养老制度已经由当年的“国家保险”变成目前的“社会保险”，但是他们当年所做的贡献不应随制度转轨而随风而逝。这些人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理应由国家予以做实。 第二种则是上述提到的养老金双轨制的问题。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用缴纳一分钱却享受高额养老金，普通职工每月拿出收入的28%缴费，退休后的待遇却与公务员相差整整一倍。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应像取缔公费医疗一样取缔机关养老金，全部参与社会统筹。 第三种情况则要复杂得多。目前的社会保险基金，除了以备不时之需的全国社保基金，大多数地方社保用于存银行、买国债，安全性当然没问题，但是，增值收益率与定期存款差不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客观地说，依靠如此低的增值收益率，跑不赢通胀，更不可能实现政府对参保者的养老承诺。另外，上万亿养老金并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以县市为单位分散在全国两千多个单位里，每个单位的规模很小，难以像美国那样集中起来进行投资。 面对这些问题，加大财政投入就成了解决养老金缺口的最主要出路。目前，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2%，远低于发达国家30%至50%的比例。如果将财政资金30%用于社会保障资金，每年至少增加社保资金2万亿元以上，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空账的问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也认为，应将中央企业上交利润的20%划拨到社保基金。此外，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养老金也是经常被提及的方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丁元竹 2014-03-24 本届政府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加快编织好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是强调“补短板”、“兜底线”的政策，不仅为新时期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表明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建设涉及内容广泛，其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重中之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做了方方面面的总部署，改革议程可谓千头万绪。无论今年的改革从何处着手，为人民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为受改革影响的人群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其他各项改革得以展开和推进的重要前提，是平衡好发展、改革与稳定关系的重要基础。因此，本届政府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加快编织好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是强调“补短板”、“兜底线”的政策，不仅为新时期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表明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近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过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等。 本届政府把“补短板”、“兜底线”，摆在工作的重要议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开展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建立疾病救助指导性的意见等。可以说是工作细致，有条不紊。2013年6月２６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过去５年大规模改造棚户区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后五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１０００万户，其中２０１３年改造３０４万户，逐步将非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统一纳入改造范围。2013年7月1日起，江苏、四川和辽宁三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18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人们热议的、各地正在探索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２.6亿和每年新增１０００多万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努力补好内地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 这里所谓的“短板”，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十八大报告的要求相比，当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 首先，把基本社会保障的差异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城乡、地区、部门，甚至个体之间的差异协调与统一。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体制，学者们称其为“碎片化”的体制。其实，这样的体制，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有，要在短期内把它们统一起来确实不容易。我国的重要问题一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不高，农民医疗费用负担还比较重。由于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财政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存在一定困难。二是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严重，存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体制机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待遇水平不高，差异较大。三是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的形式，积累制与个人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政府需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各类保险在征缴、发放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问题；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确保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第二，努力减轻养老金支出面临的压力。当前的问题主要也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到2012年底，内地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1.94亿人，估计2013年已超过2亿人。在老龄人口中，失智失能的老年人2012年已经到3600万，估计2013年达到3750万人。二是截止到2012年底，内地社会基本养老制度覆盖人口大约2.6亿人，其中有l.9亿缴费人口，7000万人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这就是说，3个人上缴工资的28%来支付1个人的养老金。养老金的支出和可持续问题比较紧张，这种态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三是内地养老金存在缺口：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和部分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出现“空账”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养老金的监管，寻求多元途径，包括市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 第三，继续探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努力打破双轨制。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金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然而实际上，这两个群体一直不尽缴费义务，而且退休后替代系数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也是社会舆论多年批评的话题。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触动利益格局，“割自己的肉”。下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一直悬而未决，各地开始试点的公务员聘任制也许会成为一个突破口。政府要尽快解决建立公务员职业年金，通过配套改革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第四，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09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群众反映对新医改成效感受不明显的原因有二：一是城市大医院看病还比较难、比较贵；二是医保水平还比较低，与群众需求有差距。在总结三年多的改革经验基础上，政府需要努力解决好四个问题。一是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在继续巩固参保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缴费水平，开发更多险种类型。二是巩固基层医改成果。完善核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常性支出和购买村医服务支出等基本支出的体制和机制，鼓励和支持专业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从基层和面向居民出发，加强基层的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不搞上下一般粗的管理体制机制。要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必须解决地方财力不足问题。三是积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规范采购程序，完善网上采购药品制度，通过新农合网络结算系统建立村卫生室药品数据库。明确补偿政策，加强村医管理，努力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四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医院法人治理运行机制，立足于公众利益、政府意愿和医院科学发展，来开展决策，推行绩效考核，突出市属医院的公益性质。以惠民便民为目标，推动服务模式创新。努力实现医保、医疗、医药的“三医联动”。 第五，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截止到２０１２年底，全国社会基金资产总额已破万亿，达到１１０６０．３７亿，创近三年新高。保住救命钱，到底有多少招数？2012年６月１８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当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９０４１万人，查出７万人冒领社保待遇１１８０７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多出１万多人，冒领数额超过亿元，令人震惊。看管好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刻不容缓。 第六，解决个别企业和就业人员不缴纳社保基金或者变相少缴问题。由于认识水平问题和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个别企业和就业人员不缴纳社保基金或者变相少缴，导致一系列劳动纠纷。有数据显示，70%的劳动争议案件都涉及社会保险，以单位未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引起劳动者要求补偿损失的占全部社会保险争议的60%以上。根据社会保险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努力发挥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作用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存在诸多漏洞，当前应当主要围绕人民群众最直接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实现全覆盖，充分发挥其兜底作用。这里所谓的“兜底”主要是指全覆盖、保基本，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努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这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基本要求。第一，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是指居民应当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享有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基本权利、并能够机会均等和结果平等。换句话说，就基本权利而言，政府应当通过法律强制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就机会均等而言，在企业经营困难和个人发生特殊情况下，国家通过补助或减免税等方式，确保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险的连续性；就结果平等而言，国家通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形式确保那些缺乏社会保险的群体享受基本生活。国家必须保障所有居民享有基础教育和社会救助。根据制度设计，国家在基本教育机构建设、社会救助经办和社会保障经办方面要确保各个地区和城乡配置标准大致相当的设施、设备和人员，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第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核心就是确保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各类社会群体有支付社会保险的财政能力，标准是保证基本生活。就预防性社会保障，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而言，要确保每个有能力建立自己账户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建立这样的帐户，雇主、个人和国家都要尽到各自的责任。在预防性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个人、雇主必须依法建立积累式的个人帐户，必要时，政府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例如，最近一些年来各地进行的“公共卫生服务券”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均等化的价值取向。第三，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服务体系建设应当实现均等化，即不分城乡和地区建立标准大致相当的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大致相等的设备和人员。国家以资助或免除保险缴费等方式来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人人享有。 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一是社会救助领域先实现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各群体之间的统筹，然后推进到社会保险领域，最后再扩展到社会福利领域。要积极研究解决非户籍人口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问题。建立合理有效的制度，有条件和分步骤地将他们纳入居住地的社会救助体系。当前首先要积极研究如何将农民工等外来人口适度地有规则地纳入到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当中。顺应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形势，修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重新界定城乡低保对象准入条件势在必行。二是完善财政体制和筹资机制。在属地管理基础上，中央和省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专项调剂资金制度，用于补助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救助资金的不足。加快转移支付制度与方法、手段的改革，逐步采用“因素法”为基础的转移支付办法。在转移支付的结构安排上，要根据各地区人口、经济、财力和支出标准等综合因素，科学测算社会救助“标准支出”和地区财政“标准收入”，依据客观指标，设置转移支付救助项目和指标，确定标准支出规模。三是分类施保。分类施保对象的界定，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依据重病、重残、多子女上学、孤老、单亲等明确可靠的特征或尺度，进行更科学细致的甄别，要适当照顾收入一般但医疗、教育支出巨大的低保家庭。四是围绕不同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需求差异，改进和完善救助方式。力保实现救助对象和救助病种两个“全覆盖”：即开展日常医疗救助, 对老弱病残的人员给予必要的医疗保障；以及改革大病医疗救助，对需住院治疗的救助对象给予及时救助。 再次，加快建设与老龄化需要相适应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当前，我国老龄化加速，未来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医学进步会把许多致命的疾病变成慢性病，病人的弥留时间会大大延长，老龄人口的医疗支出会大大增加，如何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非常重要。一是关注农村人群。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需求的差异，分别对待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要着力解决农村8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问题，在此基础上启动养老服务。二是关注失能人群，按照国际惯例对失能老人分等级管理。三是关注高龄人群，要特别关注80岁以上高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人群，以及失去亲人的老人。四是积极谋划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五是着手规划和试点内地护理保险制度。从建立长期护理体系入手，规划和试点护理保险，必要时先动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3-20 中国应在中立的大原则下，支持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进攻态势。此举有围魏救赵的效果，将迫使华盛顿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减轻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乌克兰局势的快速演变让华盛顿外交政策遭受重创。奥巴马政府自上台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日趋分散，自身经济无力维持庞大军费的现实，改战略扩张为战略收缩。美国无力在东亚和欧洲两线进取，所以一度对俄节制，重返亚太，以主要精力应对中国崛起的冲击。 美国本来试图以价值观外交同化拉拢乌克兰等国，鼓励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多元化、安全北约化，借此遏制俄罗斯。但如今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将直接威胁美国在东欧、南欧和中东的核心利益。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会严重失去安全感，恐不断要求北约和美国加强保护力量。莫斯科若退出《中导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华盛顿只好重新部署核力量、预警系统、空天防御，需额外付出巨大军费开支。而且若长期制裁俄罗斯，经济援助乌克兰，美国也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乌克兰局势与当年的阿富汗战争颇有几分相似。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颠覆美苏在中东的均势，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只好改向，扩大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实力。欧洲对美国的重要性更甚于中东，因此，克里米亚入俄后，美俄虽不会直接兵戎相见，但华盛顿将不得不重振美国在欧洲的威慑力量，对俄采取强硬政策，以此重建均势，避免其超级大国地位迅速坍塌。 而美国若“重返欧洲”，被迫对俄采取强硬政策，中国就有机会迎来一个短暂的外交战略机遇期。面临重组中的世界战略棋局，中国应对的出发点在于消解华盛顿咄咄逼人的“重返亚太”战略，为和平崛起赢得更多时间。因此，中国应在中立的大原则下，支持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进攻态势。此举有围魏救赵的效果，将迫使华盛顿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减轻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最好冷静旁观美俄作对。华盛顿忙于处理其他地区冲突，对中国崛起是难得的理想局面。中国可积极诱导冲突，转移美国对华军事投放和注意力；同时，中国可扶弱抑强，对俄挑战美国霸权施以援手。这也是中俄准同盟的内在逻辑。中国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已体现出决策者对此的认知。 美国将战略枢轴转向欧洲、减少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后，有可能更多怂恿日本在华周边制造麻烦，但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全面破裂。中国政府将赢得更多时间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为最终解决中日之急争夯实基础。 在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之间，中国外交有第三种选择“辩理交利”，即多出声音、放枪炮，谋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巩固经济相互依存，在既有国际体系下追求自身利益。 来源：2014年3月20日《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