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国深 王贞威 2014-02-28 在两岸关系主导权掌握在大陆手中的形势下，我方不必过度与民进党在“台独”问题上进行政治攻防，要以更大的包容力进一步做好民进党务实派的工作。 去年12月26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在该党最后一场“华山会议”上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岛内外各方的关注。虽然有人质疑柯建铭在深陷“关说案”的情况下，抛出这一震撼弹有转移话题，为自己脱身之嫌，但理性的观察者不得不分析民进党“冻独”的可能性以及一旦“冻独”会对两岸三党（国、共、民）的互动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对“冻独”主张做出了积极回应，认为“民进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冻结‘台独’党纲能成为民进党的共识，将是民进党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民进党内的一些务实学者也在呼应“冻结台独党纲”甚至于废除“台独党纲”，如政治大学国发所所长童振源提出以“中华民国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等等。“冻独”主张提出的时空环境 经历2008年以及2012年两次总统大选的失败，尤其是意识到2012年选举投票前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成为压垮民进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民进党不得不思考如何跟大陆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使台湾中间选民相信其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进而迈过通向执政的最后一里路。民进党内各个派系跃跃欲试，积极布局，希望在两岸交流中能把握先机。谢长廷积极宣传自己的“宪法各表”主张，并多次访问大陆，与大陆相关决策和智囊机构进行交流。蔡英文也在今年一月份派出核心幕僚率团访问大陆。与此同时，2014年5月，民进党将举行党主席选举，也将面临年底“七合一选举”的考验。2016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能否执政依然是很大的未知数。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大环境和国际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更难以避免大陆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两岸各领域交流更为紧密。台湾社会的“两岸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大量的陆客、陆生在台湾参访、求学、交流，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两岸婚姻和更为便捷的两岸人员、物资往来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得不面对两岸关系的新现实，并采取积极的因应措施，与大陆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敌对思维在两岸的市场逐渐缩小，合作双赢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此时提出“冻独”主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虽然命运多舛，但议题的提出还是有助于民进党逐步调整其两岸政策，有助于弱化“台独基本教义派”在陆生陆配权益、两岸人员交流等事项上的破坏性力量。“冻独”的可能性及时机点 1月份，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通过“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提出将以“积极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作为两岸对话基础。“冻结台独党纲”提议和“宪政共识”等主张，都被删除或无法获得通过。其主要原因在于，离2016年总统大选，尚有一段时间，而5月份由党员直接投票的党主席选举才是当前党内各派势力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党员作为民进党的核心支持者，其意识形态还是以“台独”为主，如果苏贞昌现在也主张“冻独”将不利于其5月份的主席连任。加之，当前国民党马英九当局执政无方，民意支持率跌至1成左右，给民进党带来自己很可能重新执政的幻象。而且，年底的“七合一选举”是地方选举，选民主要考量在于候选人的执政能力、个人形象和政策论述能力等等，两岸关系的因素很小。所以当前，对民进党来说，处理“台独党纲”并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 然而长期来看，民进党“冻独”存在较大的可能性。首先，“冻独”并不是放弃“台独党纲”和“台独主张”，只是暂时冻结，可以视两岸关系发展情况随时解冻，因此，对党内“基本教义派”来说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和安抚作用。其次，党内各派势力均已认知到实现“法理台独”的不可能性，而台湾已经“事实独立”的想法已成为党内的主流，如苏贞昌就明确提出，台湾已经独立，没有冻结不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冻独”，对民进党来说，也只是对已存事实的进一步承认而已。最后，从战略上看，民进党始终有很大的现实压力，必须和中共建立起正常党际交往关系，如果不对“台独”党纲做处理，民进党就无法树立起负责任政党的形象。 一旦民进党“冻独”，民共两党关系将走出正常化和党际交流的重要一步，但目前来看，时机尚不成熟。如前所述，民进党“冻独”的压力尚未达到一定程度，而且现在虽然没有党对党的正式交流，但两党之间各层次的交流已然展开，民进党执政县市也积极参与两岸民间和经贸往来。在今年年底“七合一选举”中，如果在马英九当局民意支持继续低迷的情况下，民进党仍未取得预定的目标（苏贞昌提出，六都赢三都以上，县市长过半，县市议员、乡镇长、代表、村里长席次增加的选举目标），其两岸政策将面临大幅调整的压力。在党内2016年大选候选人确定之后，候选人极有可能会提出“冻独”的选举主张，也会推动落实“冻独”，并承诺当选后将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确定的“宪政秩序”执政，并延续两岸已签订的相关协议。反过来，民进党如果在“七合一选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就会认为其当前政策已获得选民较大程度的认可，即使其领导人公开表明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行事，“冻独”的议题也将会延后。 虽然基于政治利益考量，民进党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采取“冻独”或类似的政策，但要民进党彻底放弃“台独党纲”的可能性不大。放弃“台独”这一神主牌对民进党来说有极大的政治风险。首先，放弃台独主张将使得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与国民党趋同，会丧失一部分铁杆“台独”分子的支持，但又未必能获得一些浅蓝选民的支持；其次，“台独”是民进党的立党根基，一旦放弃形同放弃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的改变将使得党的凝聚力大大降低；第三，在台湾已经可以公开主张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台独”主张会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体现，民进党很难背负“践踏言论自由”的骂名；最后，经过李扁二十余年的执政，“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台湾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对大陆的他群认知区隔越来越明显，这也增强了民进党坚守“台独”立场的底气。大陆因应之策 很明显，大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已逐渐把握主动；在国、共、民三党互动结构中，也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居于三者关系的核心。大陆目前有资源、有能力，更有信心下好这盘棋。 首先，大陆应继续着力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维持好国共两党的友好关系，让国民党继续享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红利，相对地给民进党造成更大的自我反省压力。一旦民进党启动“冻独”政治程序，岛内国民两党的政治生态就有可能朝良性方向发展，国民党拥有的和平发展红利可能被民进党分享，国民党可能被迫更为积极地推动国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排除在政治对话上采取更为大胆的动作，以便保持其在两岸关系领域的优势地位。 其次，大陆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必对民进党“冻独”和“弃独”寄予厚望。如前所述即使民进党某一天“冻结台独党纲”，但其彻底放弃“台独”的可能性不大。我方依然要胡萝卜和大棒两种工具辩证使用。对民进党党内积极务实派善意回应，给予鼓励，并与之正面交流。对于保守顽固分子仍然要给予其压力，使其进一步认清对抗和敌对的思维没有出路。民进党“冻独”或“不冻独”，短期内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有限。两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历经六十余年的分离和隔绝后，两岸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意识和认同产生较大的差异，两岸的社会发展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弥合这些差异需要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关键并不在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再次，大陆仍要积极发展自身，深化改革，形塑较强的价值论述和社会发展能力，这是实现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保障。民进党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其两岸政策取决于党内各派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国共民三党的互动进程，取决于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建构。在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对美国而言，台湾的战略地位会有下降趋势，民进党激进举动的空间将大大压缩。与此同时，由国共两党积极参与建构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会带给台湾老百姓更多的福祉和实惠，国共两党友好关系的提升，反过来会加大民进党和大陆发展关系的压力，提高其自寻台阶、拥抱大陆的可能性。总之，对于在国际格局以及两岸关系发展中越来越把握主动的大陆来说，发展自身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最后，大陆方面要以更大的包容力进一步做好民进党务实派的工作。在两岸关系主导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的形势下，我方不必过度与民进党在“台独”问题上进行政治攻防，更多地以“狗吠火车”看待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即可。我们要继续对民进党“台独基本教义派”保持强大的政治压力，同时也要包容民进党内的务实派人士，不和他们纠缠“台独”议题，因为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台独分子”。不纠缠“台独”，是为了做务实派的工作，也是为了不让“基本教义派”借力使力，最终让他们的危害极小化。
Month: February 2014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4-02-26 深改小组需要研究和发展适合于中国现状、有助于实现中央和地方双赢的制度化机制。这不仅会解决中国的诸多公共治理问题，也会给全世界的央地政府间关系贡献实践知识。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首次以副组长身份公开亮相。之前，海外媒体和智库的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多人忽略了对深改小组的透彻分析。从当前深改小组的人事架构来看，规格不凡，3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副组长。如此高规格的机构有望在今后数年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挥重要的统领作用。深改小组工作重点 从深改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的6个专项小组来看，今后其工作重点将集中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民主法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纪律检查体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深改小组是国家体改委的翻版，可能会弱化国家发改委的职能。事实上，体改委仅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而当前的深改小组直属于中共中央，因此规格不可相提并论。深改小组的架构和人士安排表明，中央决心全力推进改革，确保改革成功。 从改革的内容来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是重要议题。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一直奉行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的策略，虽然不断有专家提出警告，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政府才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放弃将经济增长作为第一施政目标的政策。不过，调整这些政策的难度大得超乎想象。经济增长和GDP的累积与许多施政目标相关，如果政府要改善公共服务，公共财力的增强是基础，因此经济发展仍然至关重要。近年来，维护稳定成为地方施政的重中之重，而维护稳定的经费又不完全由中央政府提供，因此地方政府仍然需要通过快速发展经济来确保地方财力充足。2013年的雾霾问题为各级政府的施政策略敲响警钟，如何理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这将是深改小组需要迫切研究落实的问题。 民主法制建设也同样重要。虽然中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但不少地方政府对民主法制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迄今为止，许多人仍然认为法治就是法律越多越好，只要有法可依就靠近法治一步。事实上，民主法制建设与其他改革是互为关联的。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制常常成为政府压制市场的手段；政府施政吸收民意不足的话，法制就会成为治民的手段。赋权予民、对政府官员和统治精英的限权是法治的核心，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些课题至今突破甚少。 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制度和纪律检查体制也与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紧密挂钩，一环套一环。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各方足够的重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与出路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接受《福布斯》（Forbes）杂志采访时，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作出如下评论: 报告对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领导人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增进地方利益，而中央政府正在透过各项改革来达致央地关系的平衡。 就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与央地关系而言，中央政府的权威需要加强。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生态文明虽然也列入政策议程，不过，两者相比较而言，经济发展还是摆在首位。笔者曾经留意中央考核任命一些省长时中央组织部门的评语，往往是某某同志经济工作扎实有效，因此担任省长比较合适等等，组织部门极少推介某干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政绩。在此时期，中央和地方利益仍然比较一致。自21世纪初，生态问题越发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央政府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不能牺牲环境，而此时的央地关系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可以说，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强调环境的重要性，21世纪的头十年，是地方政府牺牲环境来大力发展经济的十年。地方政府普遍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污染企业只要能创造产值，地方领导也照单接收。厦门因为民众反对PX项目而发生游行时，人们才知道号称全国最美丽城市的厦门也要引入高污染企业。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提出的“腾笼换鸟”虽有新意，但最终的目标仍是把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吸引进来，实现高附加值增长，而不是拥有一片蓝天。 央地关系与民主法制中的关联也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党的政策常常优先于法律。在浩繁如海的政策、文件中，地方政府驾轻就熟地利用有利于其施政的政策来干预地方司法的运作。中央政府越来越多的政策往往给地方政府提供很多抓权手段，地方法院法官的专业化在过去十年内不进反退，司法更加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私有产权的保护、市场体制的维护，凡此种种，在地方司法环境中举步维艰。民间流行“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施政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称此现象为“差序政府信任”。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远高于中央（或联邦）政府，而中国正好是颠倒过来。由于央地关系没有法制化，政令不出中南海仍是当前中国政府施政的一大障碍。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扭曲是深改小组面临的又一难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分得的收入大幅增长，中央分成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跃升至1994年的55.7%，在以后若干年中一直稳居于50%以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稳步下降，而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上升较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市场化将提升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将会更大。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称的问题加深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恶化了地方政府软预算的问题。许多地方官员的施政要点有二：一是招商引资，二是向中央争取资金。因此不难理解，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跑部钱进”现象越来越严重，发生在北京的资源争斗战愈演愈烈。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事权的控制逐步变弱。 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称产生了严重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调控难问题。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卖地的收入，这是近年房地产高热不退的主要原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实难估计，不过，近年浙江省温州市等地的经验表明，房地产市场过热会抑制实体经济，导致稀缺资源的错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都是危害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隐患。 笔者认为，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根本在于理顺委托代理关系。深改小组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专责小组来单独处理央地关系。该小组可以由财政部和发改委的官员参与，也可适当引进外围的相关专家和公民社会代表。在许多发达国家，有专门的委员会处理央地政府间关系，比如加拿大的第一部长会议（the First Ministers Conferences）就有此功能。加拿大总理和各省、地区首长定期开会讨论联邦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考虑到东西德差距与中国地区差异的相似性，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学习。与中国一样，德国联邦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而地方政府的角色主要在于政策的执行。德国东西德各地居民也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联邦政府需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资助以促进地方政府的施政。更令人瞩目的是，原西德地区的民众还需要交纳团结税，此项税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征收，主要用于原东德地区的公共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社会综合援助等。因此，在柏林，人们会发现原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原因就在于东德地区获得此项资助。迄今为止，团结税仍然发挥作用，也成为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的一大特色。 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比较复杂，内部的利益冲突也较大。维系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的纽带除了宪法外，还有类似于加拿大第一部长会议那样的机构。德国甚至有分领域的会议（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小组）来解决专项问题，比如基础教育的服务均等化和财力支持等。 与德国相似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也在试图利用协议的关系来维系一些相互之间的合作，比如长三角的整合就是一例。长三角以上海为龙头，周边多个省份参与，提供一个均等的平台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互通。不过，制度化的央地政府间关系尚付阙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缘于毛泽东的说法，“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也就是所谓的既讲“北京话”，又讲“地方话”。不过，要实现这种双赢模式，制度化的央地对话平台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深改小组可设专项小组来处理政府间垂直和水平的关系。除了中央部委的官员参与外，地方官员也应该加入，特别是那些没有在中央任职的地方省级领导更应该被吸纳进来，阐述和捍卫地方利益。在公开的讨论中，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可能被调动起来。非官方人员和学者也应该被邀请参与讨论。一些新兴国家在设计政府间关系时，甚至邀请发达经济体的专家作为顾问。中国也不妨邀请海外一些企业家和学者参加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和规划。...
天大研究院董事长 方文权 2014-02-24 香港应该进一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自觉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灵活应变、不懈进取、善于创新的精神，既要坚持“稳中求变、改善民生”，更要积极谋定经济发展新路向，增强经济活力与后劲，提升自身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夯实繁荣稳定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国国家战略发挥香港特区的应有作用、展现香港同胞的中国情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国家战略进入了深化推进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经济社会也因此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香港必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政府一直以来坚定不移的政策。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是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香港各界更应群策群力，把握机遇，稳稳搭上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发展这一“和谐号”高速列车，扬长避短，矢志向前，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一、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建设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家新一轮改革浪潮的重点。具体到金融领域，中央提出扩大金融业开放水平，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稳定等要求。这些都将成为国家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与领域，而恰恰又是香港金融业的经验沉淀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理应借此东风，发挥优势，从配合国家的整体战略部署出发，一方面努力成为内地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和“攸关者”，另一方面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重中之重。 新形势下，香港首先可以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方面，提出自身的制度经验和参考，在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和人民币投资产品多样化上，继续积极参与并发挥更大作用。香港金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13年10月份，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人民币总量已达1.9万亿元，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本币互换的规模也超过2.5万亿元。香港应尽可能地拓展境外人民币债券业务的深度和广度、设计更多的人民币投资产品，从而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流量，为使人民币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崛起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在百年竞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上海相比，香港在开放度、市场化和国际化、法制和监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使香港在制度上起了“防火墙”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接踵而来的国际金融海啸和危机以及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促使国际金融秩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作为复兴型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国家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尽快培育一个真正能比肩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应该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勇挑这一战略重担，更加主动努力争取国家的信任与支持，率先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代表国家控制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的制高点，为国家参与并赢得全球竞争服务，为国家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二、充分发挥香港总部经济效应，加快“走出去”步伐 不少世界级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华资财团的全球总部，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而兴旺发达；不少勤奋智慧的创业者，也因扎根这片土地而茁壮成长。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截至2013年驻港海外公司数目上升到7449家，居于榜首的是日本公司达1389家，美国第二有1339家公司，中国内地以901家位居第三。包括跨国企业和华资财团在内的总部经济是香港经济的压舱石，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基础面。香港应进一步加强发展总部经济，充分发挥总部经济效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促进产业结构更合理更具抗风险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首先，国家已经从资金短缺转变为资金剩余，目前国家外汇储备近4万亿，居世界首位；第二，生产装备和能力大幅提升，现在工业设备利用率平均在60%左右，不少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局面；第三，自然资源匮乏，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必须到国际市场去获取；第四，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被动地接受国际规则逐步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所有这些，从客观上要求甚至迫使中国的企业和资金必须走出去，在全球化合作与竞争中获取发展空间。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加紧组织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有一定规模的内地企业来香港设立总部或国际总部，充分利用香港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软硬环境尤其是人才与国际化，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搭建“香港平台”，加快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协助中国经济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格局大调整中争得先机。三、充分发挥粤港合作基础，拓展珠江东西两翼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扩大对港澳台地区的开放合作。事实上，港澳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以来，尤其是中央政府各种惠港政策相继得以有效落实，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的经贸合作大幅提升，珠三角地区经济融合已蓄势待发。 在珠江的东翼，香港应该更加积极参与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服务产业区的发展，实现香港与广东产业交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粤港合作开发深圳前海新区，不但可以进一步丰富经济特区内涵，而且可以成为邓小平关于“再造几个香港”这一论述的重要实践。这是两地制度融合和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是未来港深一体化的起步点。深圳在高新科技和资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香港金融业优势，提升其金融服务层次；香港则透过前海合作辐射其金融服务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港深联手发展成为类似美国大纽约区（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或Tri-state area，包括纽约曼哈顿周边地区、新泽西州部份和康涅狄格州部份）那样的、在国内国际上都具有无与伦比竞争力的区域经济体。 在珠江的西翼，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将把珠海横琴与香港连接在一起，一个多小时的水路大大缩短为30分钟的车程，再加上已建成的广珠城际交通网络，极大扩宽了“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范围，为粤港澳在珠江西翼的合作提供了便利。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有关规划和政策，横琴在高水平规划上享有高起点的优惠，将集聚珠三角资源、人才、资金等优势，在管理模式、产业多元、金融创新等方面，与粤港澳三地错位发展、互补发展。横琴的发展定位与优惠条件，无疑成为香港发挥综合优势，跨越珠江向西开拓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的绝好时机。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努力争取获得中央政府支持，进一步深度参与深圳前海新区和珠海横琴新区建设，为香港现代金融服务业和现代物流服务业向珠三角地区纵深辐射、为香港探索打造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制造机会与空间。充分发挥粤港合作基础，拓展珠江东西两翼。这是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重要支点；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这将成为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广东讲话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的一项创举。 习近平主席会见进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时，强调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将更有利于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合作，香港将赢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香港应该进一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自觉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灵活应变、不懈进取、善于创新的精神，既要坚持“稳中求变、改善民生”，更要积极谋定经济发展新路向，增强经济活力与后劲，提升自身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夯实繁荣稳定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国国家战略发挥香港特区的应有作用、展现香港同胞的中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