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4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2-19 回归以来，澳门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维持了高水平的治理、高速的经济发展。澳门人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较高信任，澳门特区也会朝着改善经济的方向继续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明日（12月20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主持第四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宣誓就职仪式，并见证第四届特区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成员、以及检察长的宣誓就职仪式。 澳门回归十五周年，特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持续繁荣，城市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央全力支持下，澳门在各项事业都向前发展，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优越性 回归十五年，中央政府支持澳门特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司法和民主政制，取得显着成就。实践证明，澳门在现行司法、政治体制、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方面都符合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也符合澳门社会各阶层界别的利益。 回归以来，澳门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维持了高水平的治理、高速的经济发展。澳门人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较高信任，澳门特区也会朝着改善经济的方向发展。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从回归时的505.7亿澳门元增加至去年的4,134.7亿澳门元，澳门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失业率降至1.6%以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惠及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全面提高了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体系等取得显著成果。建“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澳班子 从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到建设独立的司法体系，都是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重要过程。依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澳门基本法》授权澳门独立行使终审权和检察权，澳门实行司法独立,法院和检察院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也不需听从任何命令或指示。此外,《澳门基本法》还规定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等，使其具有对抗法外干涉的能力。 《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由于本地化的需要，澳门本地法律人才、特别是司法人才缺乏，故中葡曾协商决定从大陆挑选人员前往葡国学习葡式法律，毕业后留澳工作参与法律和司法人才的本地化建设。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澳门模式”司法体制：由大陆外派葡国学习法律而又懂大陆法的法律人才为主体，参与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建设。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澳门特区的司法体系日趋完善，拥有独立的终审权和检察权。最近成功连任的澳门特首崔世安委任担任政法岗位的主要官员，全部都曾修读大陆法学。他们都熟悉大陆的法律系统，将更能体现“爱国爱澳”、“依法治澳”的精神，形成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澳班子。 注：本文全文将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大报告》，此处为节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4-12-17 只要中共党员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中共就一定能够更好把握历史大势，巩固执政地位，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成功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安全问题，这需要引起高度警觉，更需要科学应对，以保证中共能够长期生存、发展和壮大，领导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领导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所谓执政安全，就是执政党的方略、能力与合法性至少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执政地位合法、持久和稳定，没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它诸领域的创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党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克服思想、组织和作风上的各种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是中共在当下和未来赢得人民拥护、有效解决执政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内因素 （一）党内不合格成员为数不少，降低了党的质量、力量和威信。 一些人在入党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不理解、不相信，对党的宗旨不在意、不奉行，甚至带着投机钻营的意图入党。他们入党后，不仅不能起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反而成为党的累赘。很长时期以来，这样的人入党被群众调侃为“群众队伍又纯洁了一份子”。最近三十多年，这个问题有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有些党员入党后信仰衰减，自我膨胀，蜕化变质，甚而腐败堕落。他们最直接、最严重地败坏了党的肌体，毁损了党的形象，使党和一切正直的党员、干部因此蒙垢。有的党员“看透了”党内和社会上愈演愈烈、长期得不到遏制的腐败现象后，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怀疑党的事业、前途和命运。有的党员干部由于复杂的原因和动机，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党和国家无信心、不信任。 （二）党员教育存在不足，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 党要始终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和培养，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锻炼。这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入党前的教育、培养走过场，搞形式，纯粹成为一些人入党的前置程序；第二，党的干部缺乏实际生活、工作的锻炼，死抱空洞的理想主义，或者死守过时的陈规陋习，不是愚昧自大、空谈成风，就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第三，党员教育、培养的方式和内容陈旧，或者教育者本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政治法律水平和实际社会与工作经验不达标，不能胜任党员教育培养工作。 （三）党内思想建设滞后。 党内思想理论研究仍然流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方法，脱离或罔顾基本事实，不懂得辩证法和唯物论，不注重事物和理论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忽视全面性、复杂性，机械、片面看待事物现象，不顾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新的伟大事物和实践，没有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没有把中国与世界统一起来、缺乏深入研究问题的眼光，不能够形成科学思想认识。不合逻辑、强词夺理，甚至高帽子加大棒子的空谈文章充斥在一些报刊之中，散布于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平台。 （四）党员干部存在特权和腐败问题。 领导人或其他干部基于个人权力，超越法律、政策，超越工作需要，为自己、为周围的干部甚至下级谋取特殊待遇、条件，或者为自己、为亲朋好友谋取利益，这就是特权。近二三十年，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其他干部大搞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紧密交织，自己摇身一变，利用握有的某些方面、某个层次的支配权，获取垄断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资源，直接把持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对这种特权，需要从体制和个人两方面解决，既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要对个人进行教育、管理，乃至处分或处罚。 （五）党内权力体制不科学、不完善。 在有关党内权力体制的各种问题中，最根本的是党内权力内容不清晰、配置不科学和运行不规范，既有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有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领导人的权力没有边界、没有制约，权力运行依靠领导者个人习惯和爱好，或者依靠成文和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惯例，没有公开透明、稳定规范的程序，权力滥用的后果无人承担，责任无法追究。这样的权力体制之下，人们很难科学评判谁的权力大了或小了、过分集中或分散了。实际情况是，既可以说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大，过分集中，也可以说一些应该集中的权力却被分散了，犯了“九龙治水”的大忌，制造了混乱局面。 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外因素 首先，对立力量力图“和平演变”共产党。“和平演变”既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也是封建阶级和其它挑战、敌视、削弱中共势力运用的手段。他们有的使用政治高压、遏制手段；有的使用军事包围、武力进逼手段；有的使用经济压制、制裁手段；有的使用思想价值和文化渗透、心理攻击手段；有的使用所谓“法律”武器，包括“国际法”，歪曲事实，虚张声势；有的使用金钱、美色等腐蚀、拉拢和引诱手段，弱化中共，意图使中共就范。总之，他们运用非战争手段，不放弃“压变”中国和中共的机会，重视和平“演变”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的策略与实践。 其次，竞争力量可能“和平取代”共产党。虽然这不是一个现实危险，但却是中共自身建设和执政的长远战略问题。如果共产党自己“和平蜕变”，如果人民对共产党敬而远之，中国国内出现合法、和平的竞争性政治力量，如果它们的战略、策略正确，它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获得人民的认可，就可能会得到巨大的战略机遇，甚至可以“和平取代共产党”。 目前，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主动采取“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战略，更不可能武力夺权，它们没有那样的实力，也不会制定出全中国人民支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共产党也不能设想，无论自己这个党变成什么样，无论共产党怎样执政，全国大众都跟定了共产党，其他政治力量都不会寻求、发现和利用“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机会。如果共产党非要自毁长城，“拱手相让”，自然不缺“接盘”的政治力量。巩固和加强中共执政地位的策略 第一，严格把握党员标准。严守共产党发展之门，敞开退出共产党之门。1985年底中共党员人数为4,200万人，到2013年底，共产党员达到8,668.6万人。党员人数连年猛增，某些年份发展党员300万名以上。问题不在于党员数量增加快，而在于党员质量总体下降。对共产党的队伍消炎祛肿，必须采取两手，一手卡住发展党员关，既不搞关门主义，也不搞入党“大跃进”、“一窝蜂”；另一手敞开自愿退党之门，启动劝退的正常机制，加大清退和开除出党的力度。 共产党员人数实行总量控制，动态平衡，以党章规定的入党标准、条件为发展党员的唯一尺度，绝不发展“人情”党员、“裙带”党员、“带病”党员，不搞突击入党，“规模化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党员的年龄、性别、民族结构，注意文化层次，符合职业、行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群众评议党员制度，允许群众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建议党组织劝退、开除党员。 第二，加强思想和作风建设。改革中共思想工作的方式，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改变宣传阵地上传出的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的思想理论声音。一些重要媒体放出的信息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务实、大气、开明、深得人心的讲话，常常格格不入，这不是小事，在国内外、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危害中国和共产党的安全。宽怀大度、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平等争鸣、相互尊重、以理服人、共求真理、排除谬误，这些才是中共维护思想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有效武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12-10 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十八大推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核心价值观。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出的一步大棋、一步好棋。目前，许多政府大楼与街道两边，都贴挂出了宣传24字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各相关单位也加强了学习。不过，就笔者有意观察和广泛了解，从上到下，体制内外，对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都相当有限。有人认为这无非又是一组口号而已，也有人认为这些口号没有什么用处，很难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只挂在墙上的口号，更不是本届中央领导人仓促推出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适时提出的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中国未来百年要奋斗实现的目标，是“中国梦”的具体内容。中共十八大提出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源泉、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唯一能最大程度地凝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虽然早在百年前，“富强”就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目标，“民主”和“自由”就是我们人民向往的境界，而“法治”等更是历届政府不停强调的执政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届政府都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思想与理论，不能说那些提法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改革没有益处，可从长远来说，一个民族不能太着眼于短期的问题，而忽略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发扬，以及对国外先进理念的借鉴。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针对这个现象提出来的。该价值观可以涵盖方方面面，兼顾传统思想与外国先进理念。毫不夸张地说，“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过去多年来流行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种极端有害的思想与言论，都将失去依归与群众基础。从这方面来说，习近平这届领导人推出的最好的“维稳机制”就是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最有效武器。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民族成分复杂，且还有有待统一的台湾与有待收复的钓鱼岛、南海诸多岛屿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块多民族的土地，这样一个曾经遭受列强欺侮而四分五裂的超级大国，什么东西才能把她紧紧凝聚、连接在一起？什么才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共同的追求与梦想？肯定不是过时且有害的民族主义！也不能是一些人过分推崇的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56个民族并不都是在汉族为主的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里成长起来的。因此，真正能凝聚民心的正是这届政府提出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对分裂主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让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能热爱、捍卫这片土地的最大“粘合剂”就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藏、新疆如此，香港、澳门一样，而当我们秉持的价值观同台湾同胞一直追求与践行的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中国梦”不但同“台湾梦”相通，还涵盖了“台湾梦”之时，祖国的最终统一与复兴，也就为时不远了。 在对外价值观上，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难看出，中国对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十八大提出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的价值理念是不仅相通且一脉相承的。谨守我们提出的这两个价值理念，不但能确保中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也保障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是符合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是得到广大热爱和平的国际社会认可的。设若抛弃上面的对内对外核心价值观，不但会在国际上引起疑虑，而且，一个没有统一价值理念的民族，也让国际社会不知道采取何种标准来打交道。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在国际上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遵纪守法，倡导和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与促进民族和谐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当我们的官员与学者把这些“事实”展示给外部世界时，却遭到了无数的误解甚至攻击，最后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掌握了“事实”，人家却掌握了“道理”，中国“有理”，却总是感觉到“气不壮”。 这当然和一些西方政府与媒体故意丑化中国分不开，也和一些海外势力抱持冷战思维不放有关，但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责任的。要知道，无论中国取得怎样的成就，某些官员与媒体总能用他们掌握的“歪理邪说”肆意歪曲手中的“事实”：明明是因为改革开放，同世界融合后取得的巨大成绩，却偏偏被他们扭曲为“特色”的成果；和谐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他们硬是要通过少数媒体营造出与全世界为敌，非打一仗才痛快的印象。 中国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可也总有些人在国际社会上与普世价值为敌，故意把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大部分内容界定为“西方”的价值观，给整个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就是一个站在“平等、公正、民主、自由、法治”对立面的未来的恶霸，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就是不自由、人治和专制。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结束了一切有意、无意与恶意的误解和曲解，为国家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指出了路径。然而，我们要认识到，真正要让这24字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能脚踏实地地践行，路途可能还相当遥远，而且要经过艰难曲折。这也是很多人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切实际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在价值观与国家大方向上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与更加复杂的国内形势，如果没有明确的路径与前进的方向，很可能会出问题，走老路、走弯路、走回头路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还可能车毁人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2-02 随着“占领”行动升级，港府所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然而，此刻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及各界深入思考的，除了短期化解“占领”矛盾的措施外，还需要有从长期角度的考虑。 “占领”行动发生两个多月，香港特区政府的反应是“不为所动”：既不真正“清场”，又在政改立场上“寸步不让”。不过，也有本地学者研究指出，当政治危机发生时，政府的”不作为”往往会引致群众不满情绪再升温，并演变成新一轮的抗争行动。 11月30日，学联及学民思潮将“占领”行动升级，于晚上9时宣布“包围政总”。学民思潮发言人指是“迫于无奈”才决定将行动升级，目的是希望政府响应市民争取真普选的要求。在包围政府总部其间，示威者数次向警方推进，在某些街道的争夺中，发生激烈冲突，并致多人受伤。 昨晚冲突发生后，特首、港府官员、建制派议员等对冲突及行动发起者（学联和学民思潮）予以谴责，并称“冲突有组织”，示威者不负责任。亦有泛民议员呼吁双学除一时的政治结果外，亦要考虑未来两年的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勿因短期目标而影响泛民整体诉求。 随着“占领”行动升级，港府所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然而，此刻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及各界深入思考的，除了短期化解“占领”矛盾的措施外，还需要有从长期角度的考虑。譬如，政府应如何通过调整青年政策，减少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年轻人的不满 这次“占领行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当中大部份都是年轻人，其中最积极的群体也是属于年轻人和新一代高等学历人士。因此，处理好青年政策将是特区政府长远化解这次“政治危机”的关键。特区政府如要保持长期社会稳定，就必须要了解年轻人的不满，化解形成目前政治困境的种种社会深层次矛盾。 1.    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归咎于现行的管治制度 此次“占领”行动中，许多年轻人觉得当政者是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制度，同时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挫折。虽然年轻人受追求理想政治制度的组织者所号召，但背后却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其中包括置业、就业、教育机会和家庭关系等各方面，且都较以往复杂。在针对问题方面，政府尚未能从根本的政策层面出发，调动资源，对症下药，作出改善。因此，年轻人大都多把对社会的不满，归咎于现行的管治制度。2.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机会 香港不少青年，就算大学毕业，都觉得“向上流动”机会狭窄。面对出路狭窄，他们有很大的无力感。一些年轻人认为：缺乏向上流动机会是因为香港的“大地产商”占据了社会上大部分的利益，缩小了年轻人的发展空间。因此，年轻人觉得，若要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就需要争取“真普选”，有了民主政制，才可能改变“大地产商”的垄断力量，才会有更好的向上流动机会。3.    香港从政机会有限，年轻人转向较激进的政治组织 由于香港新生代成长于较富裕环境，部分人希望追求非物质的个人理想，欲投身于有意义的事业。政治参与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可是，香港从政机会有限，除了立法会就只有区议会，年轻人进入管治体制的途径甚为缺乏。因而不少年轻人转向较激进的政治组织寻求参政的机会。特区政府应对症下药 调整青年政策 上世纪60年代的“六七暴动”曾催生殖民地港英政府对管治策略和实施的改革。其中针对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调整青年政策是其中重点之一。港英政府平定暴动后，曾经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探寻原因，并设法加以改善。 面对近期的“占领行动”，特区政府或可以史为鉴，回顾当年港英政府是如何调整管治策略，解决管治危机。 1.    “六七暴动”后，当时的港府曾研究暴动成因。认为有需要适量调整过时的管治策略。其中，政府透过主动关心及改善一般市民的民生，藉以减少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同时缓和市民的不安情绪和与政府的对立关系。 2.    政府在暴动结束后一年即1968年，已着手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让劳工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 3.    为改善与市民在地区层面上的沟通，政府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其中包括于1968年成立民政处（即今日的民政事务总署）。 4.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云飞 2014-11-28 如果国、民两党席次、得票率持平，而无党籍人士得票率足以同两党形成鼎足之势，这或表明台湾选民彻底厌倦蓝绿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厌倦长期政党恶斗、不得不从两个烂苹果中挑较不烂的政治格局。 今年11月29日台湾将举办地方选举，是次选举包括：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区长、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会代表、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及村（里）长，共九种。为了减少选务经费和降低社会成本，上述九种选举将在用一天举行，故简称“九合一”选举。该次选举是自1994年省市长直选以来，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届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自1997年县市长选举以降，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地方县市赢得执政版图的大小，与两年后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几乎成正比，因此，地方县市长选举一直被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这次“九合一”选举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本文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式转移”这样一个概念，来观察“九合一”选举，意在掌握当前台湾政治态势的核心问题，从而探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可能走向。简单而言，范式转移描述的情况是，基本理论因根本假设的改变而转变。放在台湾政治语境里，讨论“范式”就是分析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选举议题和竞选口号的设定、社会动员模式以及社会支持面的变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困境 2012年1月“总统”选举落败后，蔡英文自认输在“最后一里路”；当年4月其核心幕僚姚人多指出，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困境，在于提不出能与“九二共识”等量齐观的“替代物”，即民进党无法说服台湾人民相信它若执政，有能力面对中国崛起，有力量阻止中国因素继续影响台湾选举。他更直言，“台独”、“建国”已经失去主流市场，“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可以独立的时代”过去了，此言一出令泛绿阵营一片哗然。 民进党创党元老谢长廷倒是积极尝试以“宪法各表”，来回应北京以“九二共识”作为“党对党”对话的门槛要求，以期打破国民党在岛内垄断两岸关系发展的话语权。鉴于民进党执政期间两岸关系一度紧张，以及“一国两制”对台湾民众缺乏吸引力，中共在去年3月确立了“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新策略，积极邀请个别民进党人以“民间人士”身份赴北京、上海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希望能凝聚更多共识和加深互信，甚至探索出更具吸引力的统一制度安排。去年7月，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的名义在香港主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协办，这正是中共新策略之下的一大突破。 如果加上国民党政府回到1990年《国家统一纲领》重提两岸是“一国两区”的关系，国、民、共三党显然都有意在意识形态上突破眼前局限，积极扩大未来对话博弈空间，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似乎朝北京所主导和乐见的方向前进。然而，今年3月至4月间，“太阳花学运”强烈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又给两岸关系和岛内政局投入新变数和悬念。 “太阳花学运”代表的新世代 由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公民1985行动联盟等学生社运组织发起的“太阳花学运”，认定两岸服贸签订过程为“黑箱”作业，从3月18日起集结抗议至4月10日撤出“立法院”，为期20多天。期间，300多名抗议学生、青年一度占领“立法院”议场，周围则有成千上万的抗议群众和非政府组织与警方对峙。这场学运首先是反对马英九政府、反对两岸经贸进一步一体化；其次是反对中国大陆经贸统战，而学运领袖林飞帆、陈为廷等也表露出台独建国的想法。民进党高层乘机到场声援以收割反马反中的政治效应，该党立委也站到学生群众与警察之间为学运护航。然而，由于抗议群众一度还冲击“行政院”和中正区第一警察分局，并瘫痪台北车站一带的交通，影响了社会大众对这场学运的整体观感，并引来批判声浪。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党外”运动以来的台湾反对运动，一直都是知识分子经由杂志和报章评论来形塑舆论和社会思潮，再到1990年代电子媒体的推波助澜，因而涌现一个个意见领袖，有些更成为今日政治领袖。然而在人人拥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和新媒体的冲击下，这场学运主要通过脸书进行网上串联和动员。“公民记者”的涌现，使得各种消息和意见，未经传统媒体编辑人员专业的查证，直接在网上被当作“真相”或“真理”在群众当中传播。于是，所谓评论缺乏冷静、客观，大多流于情绪性宣泄和谩骂，读者各取所需，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社会大众意见极端分化对立，但又呈现零散局面。所以，这场学运固然反马反中，但民进党和台湾团结联盟等泛绿阵营也未能从中获利多少。从这次台北市长选战中，民进党派不出候选人，而民调领先的外科医生柯文哲赢得民进党初选却又拒绝代表该党参选，就是明证。 高雄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叶高华在网上发表《摇摇欲坠的台湾民主》一文，指出经历五次总统民选、两次政党轮替，按理说台湾民主应算是巩固了，实际上却是“摇摇欲坠”。他引用2000年、2005年及2010年分别进行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发现在1895名年满18岁的台湾民众当中，无论如何都拥护民主体制的人，从59.0%下滑到51.7%；接受独裁体制的人，则从15.8%上升到22.2%。此外，愈年轻的世代，对民主体制愈没信心。在18岁到29岁的青年当中，只有41.0%无论如何都拥护民主体制，但有34.7%接受独裁体制。叶高华认为，年纪较高的一代嚐过独裁的滋味，因此较渴望民主体制；然而最年轻世代无法体会前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艰辛，却经历了陈水扁的失败与政党政治的无能，因而对民主体制产生怀疑，甚至去想像独裁体制可以改变这一切。 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系的王奕婷在《难以对话的两种民主观？秩序、政府效能vs 自由、人权保障》一文中，除了呼应上述论点，还指出台湾社会中有相当一部份民众所想像的“民主”，与人民主权、自由权利保障等民主核心理念有相当的差距。这与国民党长期以来将守法安定、政府效能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密切相关。年轻世代特别重视参政权的发挥，以及表达意见与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保障，因此格外反对媒体垄断，认为走上街头表达意见理所当然。这样多元的民主想像也解释了在服贸相关争议中，不同立场者皆诉诸民主，但两边的“民主”似乎很难对话。结语 本文开篇曾提到县市长选战的结果与两年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几乎成正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县市长及2010年直辖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总得票率以48.21%略高于国民党的45.76%。然而在2012年“总统”选举，国民党的马英九和吴敦义以51.60%过半票数当选，民进党蔡英文与苏嘉全得票率则下滑至45.63%。马英九继续执政主要得益于两岸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大陆大量采购台湾中南部渔农产品，帮国民党在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县市赢回不少选票。 然而，马英九在其第二任期内发生党内亲信涉及贪污，特别是去年与“立法院长”王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今年两岸服贸协议争议，以及一连串食品安全危机，更加深了社会对马政府无能的印象，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一度下跌到9.2%的历史低点。 受马英九民望低迷的拖累，国民党这次在地方县市议会选举的表现便值得关注。在较受瞩目的“六都”市长选战中，除了朱立伦在新北市、吴志扬在桃园市有绝对把握外，国民党在高雄和台南很难撼动民进党的陈菊和赖清德，而国民党籍台中市长胡志强虽有政绩，但年龄和健康因素使他要承受形象年轻专业的民进党对手林佳龙的有力冲击，胜负难料。台北市长选举的基本盘历来都是“蓝大绿小”，但连胜文能否克服“富二代”形象击败得到新党前立委姚立明、李应元等多位民进党人士辅助的柯文哲，可视为自主性最高的台湾中产阶层是否支持两岸经贸一体化趋势的信任票走向，最具指标性意义。 国民两党无论哪一方在“九合一”选举大获全胜，都表明政党竞争仍是台湾政治基本范式。不过，在台北市以外，另有8个县市首长选举吸引了多达三名以上的无党籍人士参选；如果国民两党席次、得票率持平，而无党籍人士得票率足以同两党形成鼎足之势，这或表明台湾选民彻底厌倦蓝绿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厌倦长期政党恶斗、不得不从两个烂苹果中挑较不烂的政治格局。“九合一”选举在即，两岸关系乃至台湾岛内政治是否出现范式转移，我们拭目以待。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11-27 “深中通道”不但将直接促进中山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珠三角的融合，这对提升区域的竞争力水平，将是极为重要的新动力。 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委消息，省发改委和省交通厅已完成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简称“深中通道”)的工程预评审，并已上报国家发改委申请立项。 由于多年来深圳至东莞的交通压力持续增加，经常严重塞车，从深圳经虎门大桥前往中山及珠海已经成为畏途，因此要求修建大桥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呼声不断。最初受香港提出修建港珠澳大桥的影响，“深中通道”的兴建计划被否决。耽误多年后，“深中通道”计划此番再被提出，且被认为是有必要且迫切。据广东省政府10月下发的《推进珠三角一体化2014∼2015年工作要点》，“深中通道”的深圳段，将争取最快于2015年动工。“深中通道”报“国家发改委”立项 据报导，由于涉及“深中通道”的几个城市意见不一，致使“深中通道”进展不顺利。广州出于通航考虑，坚持全隧方案（因为大桥如果不够高，将影响进出广州港口货船的通过，广州货运将会受到影响）。不过采取全隧方案造价太贵，又会影响路费而降低使用率，因此受到其他城市的反对。深圳、中山还提出“东隧西桥”的方案，经过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目前该方案已获支持，成为推荐方案，上报国家立项。 “深中通道”审议结果是大桥与隧道结合，即按广东省政府、深圳、中山提出的“东隧西桥”方案，由东向西跨越珠江口，路线起于广深沿江高速深圳机场互通立交，与深圳侧连接线对接，向西在中山市翠亨新区马鞍岛上岸，最终与横琴互通。推荐方案中，“深中通道”主线桥梁总长17,198米，隧道总长6,720米，将会在海中设置两处人工岛，路面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深中通道”工程争取明年动工，预计2020年建成。建成后，“深中通道”将成为连接珠江口东侧深圳、东莞、惠洲与西侧珠海、中山、江门两大经济圈的唯一直连通道。缓解深圳至东莞交通压力 现时，深圳、东莞、惠洲与珠海、中山、江门两大经济圈的陆上交通往来多需绕行至东莞，经虎门大桥或虎门轮渡通行。可是，虎门大桥交通量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的日均车流量已超过8.8万，处于超饱和状态。 而正在兴建中的港珠澳大桥由于受到通行政策的影响，未来建成后，主要是服务于珠江口西岸南部城市与香港间的跨界交通，仍然无法解决珠江口东西两岸间跨江交通的需求。 也正因此，“深中通道”的现实意义将是显而易见的。加上此项工程的建设费用预计将比港珠澳大桥低廉很多，路费也会更为便宜，预计将受到驾车人士的欢迎，东莞一带的交通流量由此将得以分流，该区的交通压力可以得到舒缓。东西岸距离拉近 促进珠三角融合 “深中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前海、南沙、横琴三个国家级新区和翠亨省级新区的交通纽带，届时，从中山到深圳车程将从现在的两小时缩短为30分钟。前往珠海一带的生活圈，时间则会在一小时之内，这对物流、旅游等企业会是直接利好。新通道将加强深圳物流辐射能力，又直接降低运输成本，为中山及珠江口西岸的贸易和旅游企业带来商机。   届时，A字形的珠江口将出现三条连接东西岸的交通通道。其中港珠澳大桥是A字底端最宽的一条，靠顶端的是虎门大桥，位于中间的将是“深中通道”（见示意图）。广东官员及民众期待多年的连通珠江口东西侧的梦想，终于能够落实。   “深中通道”使中山能够共享深圳机场资源。由于“深中通道”另一端就是深圳宝安机场，中山去宝安机场将极为方便，远较去广州白云机场更近，航班次数又比珠海机场更多。深圳、中山的距离拉近之后，中山将有机会吸引深圳大量货运物流，这将为中山港口货运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中山如能强化港口的各项功能和运作，其港口将可能成为区内一个重要的航运业节点，承载更多货物流动。 由此可见，“深中通道”不但将直接促进中山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珠三角的融合，这对提升区域的竞争力水平，将是极为重要的新动力。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25 市场期待有关监管部门适时完善有关细节，使关注沪港市场的投资者能在更清晰政策下不断寻找新的获利良机。 “沪港通”开通后，为香港和上海两地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投资增长空间。这不仅为香港市场的投资者直接打开了内地A股市场的一道大门，而且也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扫除了税务政策方面的一些灰色障碍。 “沪港通”开通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沪港通”下投资的税务安排，宣布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取得的A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自11月17日起，QFII和RQFII取得来源于A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便明确了投资者的税收政策问题。 一、    投资A股三年内免征所得税 根据有关“沪港通”交易税务方面的安排，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自11月17日起，通过“沪港通”投资A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将暂免征收所得税。 香港投资者投资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仍需征收10%的预提所得税，如果可享受更低的税收协议优惠税率，可向支付股息红利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构申请退税。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香港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三年内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获得的股息红利需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为QFII/RQFII扫除税务不确定性 在“沪港通”税务安排颁布之前很少有QFII就股票转让所得实际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出于谨慎性考虑，普遍做法是在QFII账户中对QFII买卖A股所得预提10%的税款。由于相关税收法规未对QFII/RQFII取得源于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提供明确指引，导致在所得税方面存在争议。 按照11月17日“沪港通”下投资的税务规定，QFII和RQFII来源于中国境内股票性投资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中国监管部门的这一决定，解决了为海外投资者引入QFII制度以来一直未能明确的税务安排，使相关处理方法更为清晰。   三、其他待明确的税务安排 “沪港通”是海外投资者第一个可以不用任何事前批准，同时没有额度限制的投资内地股票市场的渠道。根据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QFII和RQFII买卖A股的差价收入，可按“沪港通”的政策规定免征营业税。 不过“沪港通”的税务安排还有少数有待明确的细节。如在营业税方面，虽然通过沪港通和QFII/RQFII进行投资A股的营业税问题已经明确，但期货和其他金融产品的营业税仍待进一步澄清。同时，“沪港通”的税务安排也未对债券和非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是否征税进行说明。市场期待有关监管部门适时完善有关细节，使关注沪港市场的投资者能在更清晰政策下不断寻找新的获利良机。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11-21 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潮将会成“过去”， 大陆顾客将可在内地超市直接买到“货真价实”的免税进口奶粉，预计来港购买奶粉的人数还会再减，香港也可考虑在适当时候取消“限奶令”。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近日对澳大利亚展开国事访问，其间与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会谈。两国一致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宣布了中澳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实质结果。 双赢战略伙伴关系 中澳自贸协议谈判始于2005年，经近10年磋商终于出现突破。根据谈判结果，中澳自贸协议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十多个领域，在备受瞩目的开放水平方面，澳洲对中国所有产品关税最终均降为零，中国对澳洲绝大多数产品（93%）关税最终降为零，澳农业成为“最大赢家”，奶制品可直接进入中国。 据内地官媒报道，中澳将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了自贸协议方面的声明外，还签署关于加强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气候变化合作谅解备忘录、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中澳企业间农业与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等，涉及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能源矿产、农牧业、基建、金融、教育、新能源、海洋极地、气候变化、旅游等。中澳双方在互相尊重前提下，将彼此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为两国创造更大机遇和更多利益。中国在未来4到11年内逐步对澳洲奶品、牛肉、红酒等商品削减关税，其中焦煤3%的关税将从即日起取消，动力煤6%的关税在两年内取消，不过糖和大米产业排除在外。中国获得的突破则包括澳洲授予中国私人投资与美、日同样的条件，10亿美元以下毋须通过审查。“澳洲进口奶品”将零关税 中国将逐步对澳洲敞开“零关税”市场大门，澳大利亚贸易部表示，“澳洲进口牛奶产品”将享有4年内免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据了解，中国目前对澳洲奶制品实施了10%至15%的关税，自贸协议生效后，在进入中国内地广阔的婴幼儿奶粉市场时，澳洲相关产品在未来4年内（2019年前），将可享有零关税的待遇。 对于消费者来说，免除了15%关税的“澳洲进口奶”无疑是件好事，但这却令资本市场产生了一些恐慌，虽然目前澳洲占中国乳制品进口的份额并不大，“澳洲进口牛奶产品”短期内并不足以购成压力影响内地奶品市场，但中澳自贸协定公布后，A股市场的乳业股和原料奶生产价还是普遍下挫。竞争促国内奶品业优化 免除关税之后，“澳洲进口牛奶产品”有可能会加大国内奶品业的价格竞争压力，从而使整体价格下调。现时进口乳制品的内地市场占有率正持续增长；澳洲乳制品免除入口税后，其零售价将有下调空间，并导致进口乳制品市场价格下降，从而对国内乳企构成压力，促使优化企业管理，提高竞争能力。 除关税互免外，此次中澳自贸协议还约定澳大利亚放宽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投资审查门坎，其标准将类似于澳洲与其它一些国家签署的自贸协议一般，即10亿澳元以内的项目不必接受审核。此外，若中国企业在澳投资超过1,500万澳元，将可以雇用中国工人。 由于海外投资门坎降低，澳洲的原料奶企业未来将有可能成为国内乳企并购的对象。国内乳企业可通过积极向海外牧场拓展，收购海外企业以解决奶源不足和抗衡来自国外品牌的竞争。中澳转口料增 香港物流业将受惠 香港是世界一流的物流枢纽，多年来一直挤身世界最繁忙货柜港的前列，也是全球最繁忙国际航空货运中心。2012年，香港经济的贸易及物流业占香港GDP的24.6%。中澳自贸协定後，香港的物流业地位将更为重要。 香港是中国内地与澳洲之间的重要转口港，据工业贸易署资料，2013年，由香港转口输往澳洲货物的总额为358亿港元，从澳洲进口货物的总额则为175亿港元。由于香港位处中澳贸易必经路，有贸易物流界人士估计，中澳自贸协议生效后，本港物流业将受惠，长远而言，香港物流业仍会大有作为，对香港GDP的贡献也会续增加。香港应考虑取消“限奶令” 2012年，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曾一度造成香港奶粉荒。港府于2013年3月1日起，实施限制旅客携带奶粉出境数量的规定（俗称“限奶令”）。至今年5月底，香港海关共检获共14万公斤配方奶粉；由去年6月至今年6月一年间，香港人通过奶粉预订服务，共购入33万罐奶粉。目前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情况已受控制，香港奶粉的本地供应已回复正常。由于中澳自贸协议实施后，澳大利亚的婴幼儿奶粉的15%关税将在4年内取消，澳洲奶粉零关税进口将引致大陆奶粉降价，大陆市场出现平价奶粉当可预期。 以往大陆顾客赴港购买奶粉的主要原因除了价钱较为便宜外，还有在香港不容易购买到假货。因此，内地应完善“消费者保障制度”，加强防止假货、劣货在市面流通，确保大陆消费者能在当地购买得到“货真价实”的“澳洲进口牛奶产品”。 届时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潮将会成“过去”， 大陆顾客将可在内地超市直接买到“货真价实”的免税进口奶粉，预计来港购买奶粉的人数还会再减，香港也可考虑在适当时候取消“限奶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