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卢麒元 2013-06-21 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了。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越来越多的市场迹象显示，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受制于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势必跟随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港币升值将对香港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肯定不止于经济层面，在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迫近的关键时刻，香港经济的剧烈波动将深刻影响香港的政治格局。一、美元升值的可能性、时间以及幅度 决定美元汇率的三个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外部因素。1、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2012年成功走出危机阴影，出现明确的复苏迹象。美国经济已连续第14季出现增长，去年全年美国GDP成长2.2％，大致符合整体复苏速度。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动能自2013年起已开始转强，其中房市逐步复苏，失业率则缓步下降。 一季度美股迎来完美收官，复活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一季度，道指和标普500涨幅均超过10%。近期来自楼市和制造业的利好数据，让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信心。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艾伯特·弗里德公司常务董事本·威利斯(Benedict Willis)认为：“美国及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这是美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房市是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大幅回暖的风向标。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美平均房价上涨7.3%，涨幅远大于预期。其中，去年12月，美国20座大城市房价同比大涨6.8%，创下自2006年7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另一方面，美国今年1月新屋销售环比激增15.6%，达到43.7万套，升至四年半来最高水平。全国房地产商协会（NAR）的统计显示，1月全美待售屋存量仅约4.2个月，远低于均衡房市应有的6至7个月存量，这可能会导致房价继续上涨。制造业PMI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3月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月美国制造业PMI为54.2，高于前月的53.1，升至2011年6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就业市场也出现改善。美国劳工部3月8日称，美国2月非农就业增加23.6万人，大幅高于预期的增加16.5万人。2月失业率也从7.9%降至7.7%，创下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资料，今年2月美国月度零售额增长1.1%，市场原本预计该值为0.5%。在不计汽车销售额的情况下，美国2月零售额增长1%。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美国零售额累计增长了4.5%。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度过最糟糕的时期，复苏势头强劲。当然，这一复苏是否意味着持续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有待观察。2、经济政策 就美国现行经济政策而言，美国仍然在使用应对经济危机的既定政策，即延续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刚好与中国相反）。 美国政府在财政悬崖的现实压力下，被迫开始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政策。权威评级机构惠誉认为，美国若想要维持AAA顶级评级地位，需在2014-2015年将联邦债务及总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80%和110%以下。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算报告看，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8,450亿美元，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首次将年度财政赤字降至1万亿美元之下，财政赤字预期将较2012年减少了4,870亿美元，占GDP比重减少3.3个百分点。美国新任财长雅各布‧卢（Jacob J. Lew）希望能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但这几乎不大可能。按照3月1日启动的“全面自动减支计划”，未来7个月美国将全面减少政府支出约850亿美元，未来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如此看来，美国有机会保持AAA顶级评级地位。此举显然不利于经济复苏，但却有利于维护美国强美元的地位。 美联储在确保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前提下，开始有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2月21日凌晨3点，美联储公布1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纪录，想不到内容让整个投资市场都为之震动，其中最惊人的消息便是该委员会可能开始考虑降低或是停止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自第三轮量化宽松开始，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明显有别于前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考虑到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对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美联储采取了“减兵”不“减灶”的策略。随着美国股市和楼市的走强，资金周转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需求殷切，美联储维持形式上的宽松是必要的。技术上看，这反而有利于美元汇率的稳定，避免美国过早进入加息周期。但是，无论如何，美元转强的趋势已经形成。3、外部因素 美元是否转强，关键在于美元回流美国的规模和速度。 欧洲经济仍然处于剧烈的调整周期，无法走出衰退的阴影。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欧洲仍然需要执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决定了欧元仍然处于持续贬值的过程之中。欧洲投资者在经济不景气和税赋增加的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投资美国。美国的股市和楼市状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日本经济始终未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勉强维持，日元持续贬值几乎没有悬念。日本本土资产市场吸引力相当有限，日本根本无法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甚至日本本土资本出于对日元的贬值预期，也会选择投向开始复苏的地区。 中国经济非但错过了2008年的调整机遇，反而采取了逆调整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激烈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扭曲了经济结构，中国已经过早耗尽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暂时无法拒绝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路径依赖，有关方面所谓“积极推进城镇化”仍然是在延续“积极”和“宽松”的老路。人民币超发行仍然在持续，人民币越来越接近升值极限。 此外，不排除特殊性因素，例如战争等对美元的影响。 按照美联储管理通货膨胀的原则，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便是年内无直接加息的可能，结束扭曲操作也意味着变相加息。这意味着，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中，即可见到美元拐点的出现。随着2014年初伯南克（Ben Bernanke）退休，一个新的美元时代也许会提前到来了。 至于美元可能的升值幅度，很难做出精确判断。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出乎一般市场预料的。换句话说，金融资本更喜欢美元巨变带来的冲击。千万不要忘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投机资本，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 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Year: 201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旭东 2013-06-10 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既非北京或华盛顿，亦非世界瞩目的多边峰会，中美新元首初次会晤就这样“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地于美国加州“阳光之乡”举行。外界对这场会晤给予极高期待，从会谈时机、会晤形式以及交谈议题等多方面加以预测和解读，特别是对“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各式各样的诠释。依笔者之见，“新型大国关系”可用人们熟悉的“沙漏”结构来形容。 中美关系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更超越双边范畴，几乎涵盖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而且早已不受时空限制，不因地理相隔抑或时区相异而影响彼此合作需求，如同“沙漏”的两端紧密相连一般，已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全天候”关系。整个世界都需要两个主导性大国在任何一个时空结点上承担起相应的国际领导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场习奥会恰逢其时，中国领导人上任数年后才访美的先例在新的国际格局下显已不再适用。 四年前奥巴马上任不足三个月，首场胡奥会于英国伦敦G20峰会期间上演，奠定“积极、合作、全面”的两国关系基调，并达成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共识。加州此晤无疑是伦敦会晤的升级，轻装简行、省却繁文缛节，对于见惯中美气势恢宏外交场面的观察家们而言，实在非比寻常。形式如此不拘一格，追求的是深度会谈的实质，这让各界对此次习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尤其迫切希望揣摩“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从战略上看，元首互信是中美整体互信的基点，元首共识是两国全方位后续合作的基石，元首往来推动两国各层级交流协作次第展开。“新型大国关系”便是从战略上达致建立元首互信、促进元首共识、疏通元首往来这一效果的一味良方，也是从战术上促使两国在各项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不断拓展合作范畴和领域，任何一次元首峰会都演变成“议题竞争”的舞台，从安全到经济、从文化到环境、从人权到科技，各种议题无所不含。此次习奥会，台湾、汇率、人权、贸易等问题继续成为谈判桌上的保留项目，而网络安全、朝核问题等成为此次会晤焦点。同样犹如“沙漏”结构，中美巨大的议题网络，需要通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将最紧迫、优先级最高的议题置于核心位置优先讨论，两国元首峰会恰恰起到这一效果。元首达成基本共识后，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方有空间和授权就广阔话题进行充分协商，通过对话体系逐级推进合作。尽管每一次元首峰会所能谈及的问题有限，达成的共识深度亦难免有所保留，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同“沙漏”可以反复颠倒一样，习奥会在未来四年间必然大量上演，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累积互信，深化两国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敬伟 2013-06-10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习奥庄园会是中美大国外交的转折点。在庄园休闲的环境中接待外国元首，是美国给予西方大国或亲密盟友的待遇。作为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强庄园会，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零和的大国格局在太平洋两岸形成，是彰显“浩瀚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外交姿态。 习奥“庄园会”，不仅有助于构建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而且有助于破解亚太区域复杂的利益纠葛及地缘上的结构性矛盾。有媒体认为，习奥会让韩国乐观、日本紧张，这彰显出现实主义的东亚地缘政治新格局，即中美新型关系让中韩互疑减少，同时彰显日本在东北亚被边缘化而滋生的焦虑心态。习奥会也倒逼朝鲜从一意孤行的莽撞转为主动示和的理性，虽然离朝鲜弃核还有慢慢长路要走，毕竟朝核危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拉美三国绝非访美前的顺访，而是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特点新突破。首先，中国和拉美各国（包括拉美三国）并非盟国关系，而中国在拉美没有政治目的和地缘觊觎，拉美国家对中国没有猜忌，因此双方关系才会像习近平主席评价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次，中国的发展成果对拉美各国具有吸引力，对再次走上发展快速道路的拉美各国，突破昔日的发展困境具有借鉴意义。最后，两年前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发展潜力巨大，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是互补式的“强强联合”，目前中国和“拉共体”经济发展速度超越疲态的美欧日。未来5年，中拉贸易额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拉贸易发展空间广阔。作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一环，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突破，也有助于中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性战略力量，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再平衡。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6-03 外籍流动人口尤其是“三非”人士也引发相当多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有些潜伏问题也逐渐显现。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不但会引起社会治安与稳定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中非矛盾。对外籍“三非”人士的管理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并引起各级政府重视。 本文以广州为例，建议对有外籍人士滞留、居住与非法打工的城市地区加强管理。选择广州是因为广州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且是非洲、中东地区非法滞留外籍人士最集中的地区。 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首次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纳入普查范围，数据显示，常住中国的外籍人员593,832人，广东省316,138人，位居全国之首。一个城市或地区有外籍人士定居与工作，显示着该地区与国际的交往十分频繁，是其开放程度的标志。然而，随着外籍人士数量的增加，“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也大幅增加。对这些外籍“三非”人员，统计起来相当困难。据媒体评估，仅仅广州一地，常住的非洲籍人士就高达20万，其中大部分为过期居留、非法打工人士。 要看到，这些非洲籍人士到中国来，有些类似20年前中国人去欧美国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他们的存在，不但加强了中非民间交往，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有正面作用，而且繁荣了中非之间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对中国与非洲诸国的发展都利大于弊。然而，外籍流动人口尤其是“三非”人士也引发相当多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有些潜伏问题也逐渐显现。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不但会引起社会治安与稳定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中非矛盾。 从公安系统的统计可以明显看到，外籍人口犯罪率近年上升较快，主要涉及毒品犯罪。由于这些人士具有外籍身份，犯罪后往往牵涉较广，当地司法部门无法快速办案，无法形成威慑，使得外籍嫌犯有恃无恐。同毒品并行的就是世纪瘟疫艾滋病。由于在广州的非洲黑人部分来自于艾滋病比较猖獗的国家，“三非”群体也成为艾滋病多发人群，更有甚者，由于这些非洲人士长期定居广州，同当地居民逐渐融合，通婚与亲密交往逐日上升，艾滋病很可能由此传播到中国人身上。这类传播途径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据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透露，很多中国女性缺乏防范与保护意识，很容易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这些“三非”人士还造成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不负责任的婚姻，留下一些私生子，给广州社会造成负担，让当地政府与管理部门头疼。 就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外籍人士骚乱事件时有发生，且有上升趋势。例如，2012年6月18日发生的黑人堵塞广园西路示威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这类外籍人士骚乱事件虽然规模有限，但由于涉及国际关系与外籍人士，因而倍受关注，也给中国目前以处理国内类似事件为主的治安与维稳队伍提出新的课题与挑战。外籍人士参与和发起的“骚乱”，有些不排除受到欧美等国家外籍人士骚乱的影响，甚至也不能排除境外反华势力可能借此闹事。因此可以这样说，处理不好外籍人士的“骚乱”，恐怕就不是广州一个地区的治安问题，还会涉及到中外关系与国家安全。 鉴于以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外籍“三非”人士的管理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并引起各级政府重视。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第一，加强立法。虽然中国对这些外籍人士的入境、居留与工作都有相关法律与规定，但同一些西方与亚洲发达国家相比，显然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相关立法部门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法律，做到对这些人士的管理“有法可依”。在国家制定法律的同时，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还应该根据各地的特点，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杜绝“三非”人员，要从外国人签证入手，从源头减少“三非”人员，当地管理部门要与外交、出入境、海关等部门密切配合，资源共享。各地要建立详细的外籍人士档案，对居留在本辖区内的外籍人士要有一个基本的掌控。 第三，对非法用人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对非法中介也要进行登记备案。同时，当地管理部门要与外籍人士的“组织”如商会、区域社团等建立经常性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促使他们配合各项工作。 第四，考虑在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甚至中央层面，设立对外籍人士管理的机构。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外籍人士到中国来读书、就业和寻找商机。目前中国现有的管理机构，无论从财力还是涉外能力，都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外籍人士团体。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这个现象。 我们必须看到，外籍人士尤其是“三非”人员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但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中国同国际社会扩大交往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需要加以治理整顿，但又必须拿捏得当，不能太过严厉，阻碍了这些国家民众与中国的正常往来交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黎辛平 2013-05-31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网民们的意见对党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光靠简单的删堵、封锁很难应对，而跟着民众的尾巴走，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应声虫。宣传部门应该也可以做的，是敢于和善于站在民众的前面，用理直气壮的说理方法启发民众、引导民众、教育民众，使之了解和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科学依据。 中共十八大以来，宣传工作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作为中共第一号人物的习近平的个人魅力在国内外赢得广泛赞誉。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他的谈话和做事风格上。他的语言看似朴实无华却又总能切中要害，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例子。他的语言风格加上迅速出台并得以落实的举措诸如严控公款吃喝、制止滥用军车号牌等，在很短时间里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好评，特别是国内民众、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的好感。 可惜的是，2013年元旦期间发生的“南周事件”，过早地中断或至少弱化了这个势头。在这一事件中，无论《南周》文章的观点是对是错，当时广东宣传部门的处理手法显然失之于生硬。本来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有其他方法处理得更好，可是具体操盘的广东省委宣传部某些负责人却没有把握好分寸，结果让境外媒体有机可乘，大作文章，也在国内的社会舆论中留下不必要的阴影。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南周》事件充其量只是孤立个案。然而，在《南周》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中国梦”有失偏颇的宣传和解读，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将“中国梦”简单解读为“党的梦”、“国家的梦”，甚少提及习近平特别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也甚少提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提出过的，承诺给予中国人民应有的人权、尊严、独立、自由、民主，这就很容易使外界认为，打压《南周》文章不仅仅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某个负责人的意图，而且是中央新班子的集体意见，这对新班子领头人习近平的形象影响显然负面大于正面。 面对当前舆情中出现的被动状况，或者说面对习近平个人形象有可能被“逆转”的状况，当务之急应该做点什么？结合历史经验和当前宣传工作的情况，笔者建议考虑下面三点意见：第一、继续用好习近平个人的形象资源。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个人朴实亲民的新形象，给中外人士以清新的感觉，尽管后来受到个别事件影响而有所削弱，但其魅力并未消失。只要不继续出大的漏子，仍然保持原有风格，抓住适当时机利用公共事件继续提升形象，相信习个人的形象仍有可能恢复最佳状态，甚至有所超越。 不过，在保持原有朴素形象的同时，需要增加一些古今中外的优质元素。具体来说，就是在语言运用中适当增加一些公认的中外名人经典语录。这些名人最好不要全是近现代人，也不要全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以免被误会为崇拜某一流派，而应是距离现代有一定时间的文化名人，例如西方的莎士比亚、中国的老子等政治色彩比较淡、学问涵养比较深的人物。 之所以要适当增加中外文化名人名句，主要是因为，要想展示大国领袖的风范，不能一味依靠“泥土气”、“知青气”，还要有全球视野、历史眼光。领导人的语言和政策“接地气”固然可以亲民，有利于国内形象；而“有学养”则可以拉近与各国民众和舆论界的距离，有利于塑造更好的国际形象。但是，引用名人名句，话一定要落在实处，避免像有些被民众和舆论诟病的领导人那样的刻意而为、为引用而引用。第二，做群众的引导者，不要做群众尾巴。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网民们的意见对党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此情此景，光靠简单的删堵、封锁很难应对，而跟着民众的尾巴走，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应声虫，也非良策。宣传部门应该也可以做的，是敢于和善于站在民众的前面，用理直气壮的说理方法启发民众、引导民众、教育民众，使之了解和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科学依据。 所谓“理直气壮”，并不是强词夺理，而是指宣传工作者的内心应当充满自信，坚信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为民众着想的，是实事求是的。即使有不足之处，也是经验和水平不够的问题，通过社会协商对话，倾听民众的意见，是可以修正和完善的。有了这种心态，加上说理过程中善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既设身处地地替民众着想，也引导民众设身处地地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教育民众正确理解和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相信官民双方的思想距离是不难拉近的。 相反地，如果宣传部门自己的底气不足，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站到民众的前面，主动设置议题，只会被动地跟在群众的后面，人家说什么，你就被动地招架什么，那么，除了封堵压制之外，你就很难找到什么有效的应对手段。而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只会用封堵压制对付民众思潮，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第三、宣传部门应健全两个功能。 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宣传部门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个功能，即对宣传文化战线的管理功能，而没有具体指导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做好宣传工作的示范和引导功能。至少可以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管理这条腿长，示范和引导这条腿短。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和干部，不是理论家就是文学家，至少是一些能写、能讲、有思想的人。现在宣传部门的人员构成无法跟当年相比，充其量只能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很难胜任一线宣传工作。直白地讲，现在很多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不要说下面的干部了），要他们亲笔写出一篇思想深刻、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做一次让听众入耳入脑入心的精彩演讲，编出一版好看的报章都很难。这样的宣传队伍，如何担负得起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重担呢？ 要加强各级宣传部门的宣传管理功能与宣传示范和引导功能，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抓紧提高和改善各级宣传部门的人才结构。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有抓管理的宣传部和抓示范与引导的宣传部。当然，这只是比喻，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真的设立两个宣传部的。具体落实时，可以把有较高政治水平、较强宣传技巧、比较了解基层实情、对党和人民忠诚、曾经担任过较重要的一线公共媒体领导职务并取得过显著成绩的成熟人才充实到更高级的主流传媒领导岗位上去，让他们直接指挥各种宣传工具的日常运作，同时由他们与同级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各级党委的宣传顾问小组，在党委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确定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和宣传策略，然后加以实施。这在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一个专管宣传示范和引导的“第二宣传部”了。考虑到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未必充分了解这种做法的深远意义，也不一定完全具备主持这项工作的能力，故不一定马上在地方展开，可以先在中央试行。平时，该小组在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有需要时，由总书记直接主持，这就可以兼顾由总书记直接操控又不至于负担太重两方面的关系了。 《天大报告》2013年5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敬伟 2013-05-28 李克强总理亚欧四国行具有多层意涵：一是中国新任总理首次外交“秀”；二是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中印、中巴关系；三是有助深化中欧关系；四是中国和亚欧四国将签署经贸、文化、教育、金融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彰显务实外交。 5月19日至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亚欧四国。李克强总理亚欧四国行具有多层意涵：一是中国新任总理首次外交“秀”；二是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中印、中巴关系；三是有助深化中欧关系；四是中国和亚欧四国将签署经贸、文化、教育、金融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彰显务实外交。 李克强总理作为中国的“第二把手”，自然成为全球舆论焦点。作为全球新兴战略力量，中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必然扯动全球舆论场的兴奋点，对中国外交产生的涟漪效应进行多维度的解读与分析。 李总理此行前两站，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印关系刚刚经过“帐篷对峙”的考验，凸显两国政府在处理边界问题上的成熟。边界问题只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两国拥有的战略利益交集更多，因而，求同存异、消弭分歧、注重大局、合作双赢是中印两国领导人关注的共同目标。事实也证明，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想走出边界问题的牵绊，使龙象关系更为契合时代脉搏和符合两国未来的战略性新设计。 李总理访巴，有助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开启中巴关系新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印巴三国存在着地缘上的大三角关系，中国总理出访印巴两国，也有助保持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李总理访瑞，一是推进中瑞关系，更能体现中国全方位外交的色彩；二是深化中瑞关系，代表着中欧关系发展的新水平；三是中国作为瑞士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李总理访瑞可为中瑞经贸关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四是在热钱大量涌入而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全面开放的现实下，瑞士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管理经验可为中国所借鉴。 中德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基石，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笼罩欧洲的情势下，中德两国战略性的全方位合作，对德国和欧洲都有“压舱石”作用。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德关系很好地诠释了中欧关系的全面性、战略性和伙伴性。 大国外交要看实力，大国关系要谈国家利益，中国总理的亚欧四国外交之旅，当然也离不开实力和利益。不管世界承认与否，中国的实力是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多边外交却并非基于实力的宣示，而在于实现各方的利益多赢。
姜冬梅 刘庆强 2013-05-23 经济发展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仍存在矛盾，只有充分考虑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才能使重大项目走上不需要“闹”就能让公众拥有环境权益的正常轨道，才能不再把公众争取正当环境权益的行为简单地用“闹”这个贬义词来概括。 PX（对二甲苯）近年来成了公众心中的敏感词。虽然大多数公众对PX仍比较陌生，却视之为洪水猛兽；虽然PX是重要的化工原材料，国内多个PX项目屡屡遭到公众抵制；虽然PX属于低毒类化学物质已是世界常识，PX项目安全性仍受到公众质疑。 PX项目基本都是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但由于公众对PX污染的恐慌，PX项目目前可以说是处处受到抵制。厦门PX项目曾被称作是该市“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 ”，由于公众抵制而暂停建设后迁至漳州；宁波投资500亿元的PX项目是当地重大工业项目，由于受到公众抵制，当地政府选择“坚决不上”；位于昆明的中石油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受关注后，相关人员明确表示，上马与否会听从群众意愿。除此之外，成都、大连等地的PX项目也受到公众的抵制。 各种环境污染遍布我国各地，被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地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公众已切身感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面对这些威胁，公众失去了对企业和地方环保承诺的信任，选择抵制可能有污染威胁的项目。 PX项目遭到抵制，一方面体现了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升，另一方面很可能与过去长期粗放式发展、项目决策未考虑群众利益而导致的“不信任”有关。如果公众在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中不得不戴口罩出行、不得不喝被污染过的地下水，无时不刻不在担心食品安全，那么他们面对可能产生污染威胁的PX项目，出于自我保护，很自然会持抵制态度。 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须在项目决策和实施中得到充分体现。新上项目在决策中若对公众三缄其口，只会增加公众误解，易被妖魔化。如果PX项目决策中公众知情权和决策权得到保障，事态不会如此僵化，更不会出现停建或迁址等现象。中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如果项目实施中忽视公众对环保措施的知情权，排污不达标、偷排或者利用深井排污等继续存在，公众环境权益继续得不到保障，公众对政府或企业环保措施的信任度将继续降低。 部分人对多个PX项目因“闹”而“停”大惑不解。其实，“闹”是公众在争取本应拥有的环境权益；如果“闹”而“不停”，项目方强拉弓、硬放箭，早晚会酿成大祸；“一闹就停”说明项目方懂得反思，有可能还环境权益于民。经济发展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仍存在矛盾，只有充分考虑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才能使重大项目走上不需要“闹”就能让公众拥有环境权益的正常轨道，才能不再把公众争取正当环境权益的行为简单地用“闹”这个贬义词来概括。 总之，新上项目时，应以造福于民和满足群众对美好环境的期望为目标，而非仅仅考虑经济利益的获得；项目决策中，应对公众坦诚不公，而非忽视公众的知情权；项目实施中，应以绿色发展为途径，而非以污染为代价获得利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高远望 2013-05-17 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梦。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 笔者写下这个题目是要表明：对广大中国民众乃至海外中华儿女来说，爱国本不需要理由；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复兴梦本来就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新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顺应了民心之所向，说出了民意之所求。党和国家只需以实际行动去扎实推动这一历史进程，各方就皆大欢喜了，实在是无需由宣传部门那样煞费苦心地去进行那种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的所谓宣传解读的。他们并不比广大中国民众对此懂得更多，而又硬要用行政资源企图垄断对“中国梦 复兴梦”的解读，其效果当然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个问题是值得引起习近平本人高度重视的。筑 梦 从中共十八大到全国两会短短四个月时间，习近平提出并逐步丰富了“中国梦”这一政治理念的内涵。如果更细致地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在三个重要场合揭示“中国梦”的理念是有脉络可循的。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以下简称11.29讲话） 12月初，习近平在视察广州战区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特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以下简称12月初讲话）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提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以下简称3.17讲话） 显然，11.29讲话揭示了什么是“中国梦”，并且阐明了实现“中国梦”是中国执政党的目标；12月初讲话提出了“中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3.17讲话则“还梦于民”，进一步强调“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中国复兴，军队强大，最终是领导与保障中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习近平对中国梦理念的阐述，既层层深入，又画龙点睛。解 梦 “中国梦”的政治理念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有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晚期提出的，而是刚一上任就推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梦”更贴近民众，代表一种社会理想与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由于是用这种贴近中国民众的话语方式来表达，习近平一提出“中国梦”，就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普遍关注与赞誉。我们注意到，整个2012年12月与2013年伊始，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舆情都显示，从专家学者、企业家，到普通网民，甚至农民工，国内外、各阶层都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倍感兴趣，并且结合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纷纷“解梦”。比如，天大研究院创始人方文权先生便在《中国梦 复兴梦》一书后记中以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形象地阐述了他的“中国心 中国梦”。 然而，随后不久，舆情出现一些明显变化，拐点是“南周事件”。《南方周末》在2013年新年贺词里，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进行了解读与引申。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民意与舆情对“中国梦”的解读开始出现转向。 2013年头四个月里，对“中国梦”的解读仍在继续，但出现两个不同的势头。一方面，由宣传部门与官媒主导的对“中国梦”的解读与宣传逐渐升温，异常火热。1月份，中共官方智囊机构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列为年度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项目，中央党校将“中国梦”作为习近平的理论体系进行立项研究，中国社科院亦成立“中国梦”研究小组。稍后，《人民日报》连续刊载9篇《同心共筑中国梦》评论，《求是》杂志以笔名“秋石”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梦：汇聚磅礴正能量》。这些排山倒海的宣传试图定义什么是“中国梦”。与此同时，《环球时报》发表《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又从反面告诫国人什么不是“中国梦”。最近，舆论管理部门在北京举行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指示要将“中国梦”宣传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然而，与官方热火朝天的宣传造势不同的是，原本被习近平讲话调动起来的民间热情，却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迅速降温。不久前，《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网站推出关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信念·信仰”民意调查，调查方式相对公开与公平，而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有超过7成以上参与者表示不赞同官方有关说法。至此，对“中国梦”的热情从几个月前的高潮跌落到低谷。更应该引起警觉的是：最能容纳中国公众意见的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中国梦”的负面解读。 前后短短四个月不到，民众对“中国梦”从热情高涨、充满希望到旁观不语甚至冷嘲热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宣传部门与官媒错误解读并以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亵渎了习近平的“中国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梦”，去追逐习近平的脚步，认识、理解“中国梦”吧。追 梦 习近平说，“强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也是“强军梦”。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政府腐败无能，列强虎视眈眈，中国每一个家庭的血泪历史几乎都与国家贫弱相关。百多年来，中国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与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鲜血，最终才赢得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百年“强国梦”就是“强军梦”与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之梦，不但符合历史事实，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任何个人的梦想，都无法同国家与民族的梦想分开，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时，哪一位中国人还能保有个人尊严？ 然而，我们也要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推翻贪腐无能的清朝政府，打败外国侵略者，赢得国家独立，主权得到保障，民族尊严得到维护，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中国梦”任重而道远。收复国权是为了保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平民百姓的人权，国家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位公民的自由，中华民族的尊严归根结底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尊严！所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闭幕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有关部门恰恰没有把握好这一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3-05-15 一个正在努力走向繁荣和稳定的马来西亚，其政治和经济进程不可能缺少占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群华人族群的支持与参与。在新的政局下，马来西亚社会应该考虑架设新的华人权益保障通道，使华人的正当权益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有一个制度化的沟通和保障平台。 马来西亚史上最激烈的大选日前揭晓，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国阵”）以133席对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民联”）89席，以简单多数获胜，延续其56年来的辉煌，继续执掌中央政府。 本次朝野对决中，华人选民表现出超高的参与热情，并且反风劲吹，抛弃原本的代言人马华公会，华人票纷纷涌向在野党，尤其是民联的民主行动党，显现华人对上一届政府的不满情绪和求变的社会心理。 选举结果显示，代表马来人利益的巫统，进一步巩固了对马来人族群的代表性，长期以来由巫统主导的执政联盟更呈现出了巫统独大的态势。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的华人，将可能在中央政府内阁组成中缺席，造成内阁部长皆为马来人的格局。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朝野状态似已形成，这不仅是执政联盟国阵将面临的新课题，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面对的问题。族群利益如何被代表、如何被反映，华人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如何获得更为公平的待遇，民族和解如何推动，将是摆在马来西亚朝野双方面前的重大难题。 一个正在努力走向繁荣和稳定的马来西亚，其政治和经济进程不可能缺少占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群华人族群的支持与参与。是激化族群矛盾还是注重国民团结，是继续争取华人支持还是进一步边缘化华人社会？马来西亚新政府未来五年必须作出正确抉择，首要任务是要重建各族群的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面对国阵马华公会的华人族群代表性降低，马来西亚社会应当架设新的华人权益保障通道，使华人的正当权益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有一个制度化的沟通和保障平台。否则，如果华人权益无法在体制内得到回应，下一届大选的反风可能会越来越剧烈，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可能会受到冲击，引发族群对立和冲突，这应当是大马朝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3-05-14 印度此次罕见地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交涉，既显示出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出印度有意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 中印边界近期发生的对峙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印度此次罕见地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交涉，既显示出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出印度有意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 此次边界对峙事件发生于4月15日并持续数日，但双方都未采取进一步的过激措施，显示双方始终保持克制，事件最终也通过外交渠道得以解决。 印度国内此前曾屡次爆出中国军队越境“入侵”印度的新闻，发出激烈反华言论的多是军方将领或议员，但此次对峙事件发生后，印度外交部向中国驻印大使提出官方交涉。笔者认为，这是印度对华外交决策中合作与竞争两条路线较量的结果。 这正是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笔者此前指出，印度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有选择的合作与不破裂的竞争。印度国内始终存在一股反华势力，希望印度靠拢美国、疏远中国，印度媒体也常出现反华言论。曾有学者研究印度外交决策模式后指出，印度媒体对于印度外交政策的倾向具有一定导向作用。因此，印度媒体的反华言论必然会影响一些政治领导者以及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也必然会反映对华政策上。 印度此次放大边界对峙事件有其更为深层的考虑：一则可以逼迫中国新领导层正视中印边界问题，凸显边界问题的重要性，尝试改变中国目前冷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取态；二则可以趁此机会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为今后双方讨论边界问题做好充足准备；三则，中印边界谈判会议即将举行，借助此次边界对峙事件逼迫中国更加积极地与印度进行谈判，甚至最终接受印度提出的边界小范围调整政策（中国不接受这种方案）。印方可能判断认为，在目前周边局势欠稳、国内诸多难题亟待解决的形势下，中国将不得不在边界问题上与印度寻求合作，并有可能在谈判中采取妥协立场。 中印边界尚未划定，只是存在一条实际控制线，且双方实际控制地区有交错重叠的地方，巡逻过程中出现对峙情况很普遍。因此，中国尝试与印度建立对话机制以管控双方的误判风险，如中印两国在2012年1月1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中国还尝试提出一套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方法，试图通过加强边界地区人员、机构的合作来维持边界现状，并尽可能淡化边界地区的敌对情绪，为今后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合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