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滕飞、何建坤 2013-08-15 气候变化谈判的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正在准备过程中，在科学、影响及减缓各工作组的报告初稿中均对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的一系列转换环节的科学认知现状进行了评估。虽然IPCC的职责只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影响进行评估，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和技术选择，但目前各工作组初稿中围绕长期目标的有关结论将会对中国在德班平台谈判中的立场和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科学认知仍有不确定性   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2度目标（即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度的水平）被确立为全球政治共识。但最近研究表明，目前各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距离两度目标的实现仍有相当的差距，2度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其能否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围绕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已经启动，谈判的焦点问题均涉及2度目标到各国减排目标的转换：一是如何提高各国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以弥补目前的减排差距；二是如何设计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制度，其中“自上而下”（即将2度温升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辅以履约核查等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的减排模式需要将全球的2度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要经历一系列的转换过程，首先温升目标需要转换为累计排放空间；而后在考虑技术和政策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将累计排放空间转换为全球排放路径；全球排放路径又需要依排放权分配方案最终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就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而言，上述转换的每一步都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为了表示温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文献中引入了“累计排放瞬时气候响应”概念（简称TCRE）。根据这份评估报告给出的初步评估结果，TCRE的最可能范围在1.5-2.0 °C/TtC的区间内，也即2°C温升对应的允许累计排放上限即在1000-1300 GtC之间 。但是，在实际的多温室气体情形下，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上限要小于由TCRE得出的上限值，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应在650-867 GtC之间。第五次评估报告虽然建立了温升与累计排放的对应关系，但由于各气候模式预测的结果仍然缺乏一致性，因此尚不能就2度温升对应的累计排放上限给出确定结论。 综合评价模型建立了累计排放与排放路径之间的关系，同一累计排放可以通过不同的排放路径实现，不同排放路径之间在给定年份的排放总量相差较大。目前大多数排放路径都是在技术和政策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的排放路径。这些排放路径均是通过综合评价模型给出的，但是由于综合评价模型在模型结构，减排技术的组成、成本、进入时间及技术进步率等参数的设定，考虑的温室气体及政策设定上各不相同，因此各模型给出的排放路径均有所差异。 在确定全球减排目标及路径后，还需要将这一路径进一步分解到各国成为各国的减排指标后才能最终确保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这一分解过程即是排放权分配问题。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基于对当时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评估，给出了发达国家应当在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应当在2020年从BAU显著偏离的结论。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的排放权分配方案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所提出的。自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了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排放权分配方案。目前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巨大差异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公平问题上缺乏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使得将全球减排目标落实为各国减排目标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自上而下”缺乏科学支撑 目前由于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地球系统模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目前温升目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各模式对气候敏感性的估计不同，但对累计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温升的认知是一致的。这一科学结论支持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历史责任问题上的谈判立场，也支持了中国科学家基于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趋同原则提出的排放权分配方案。   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确定全球排放的路径或者主要年份（如2020年、2030年及2050年）全球的减排目标。由于排放路径的不确定性，在2020及2030年给出全球的减排范围还具有较大的争议。2050年排放路径虽然比较收敛，但由于温升与累计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就此目标做出政治决策的难度依然很大。 在给定的全球减排路径下，各国之间的排放权分配是气候谈判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之一。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新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出现，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差异拉大，综合评估各方案所给出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减排力度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未来确定发达国家整体中近期和远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将会比较艰难。 从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的转换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各方在谈判中都可以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因而通过谈判就累计排放、减排路径及分配方案等达成共识的难度极高。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不确定性也不应当成为停滞或观望的借口。中国应推动各国自主承诺   在谈判中，中国应推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目前最有效和务实的方案是各国自下而上加大减排力度，并根据最新的科学认知对全球减排路径与2度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进行评估，进而促进各国持续加强减排力度、最终公平的承担减排义务。 在研究中，中国应加强对复杂气候模式、综合评价模型与排放权分配方案的不确定性及比较研究，增强中国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话语权，为科学评估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由于对温升的预估是通过地球系统模式进行的，而地球系统模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开放性系统，且在气溶胶-云-辐射的耦合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方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在给定温升目标下累计排放上限的评估上，不确定性仍然较高。而在综合评价模型上，各模型之间对减排成本的不同估计也导致了减排路径的较大差异。排放权分配方案也在公平、伦理理念、基线和参数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天气预报中的多模式预报一样，未来的气候变化研究、评估在加强模型一致性的基础上，也需要综合多个模型的结果从不确定性决策的角度作出决策支撑。以往的科学研究中中国偏重于对“中国模型”及“中国方案”的研究，未来应当转向对各主流模型和方案的比较和综合研究，从比较研究和不确定性分析的角度深入强化科学认知，为未来国内决策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贝多广 高圣宝 2013-08-13 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来破解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 当前中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依然很低，金融体制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关键第一步是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互相交叉交织的情况下，设计好改革路径。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带动金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但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依然未得到有效改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水平还很低，离十八大确定的“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战略目标有很大差距。然而，受制于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金融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改革公约数越来越小，且存在固化倾向。 破解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难题和深层次矛盾，需要借鉴中国入世的成功经验。当年，为符合标准、兑现承诺，在中央政府的强势推动下，中国自上而下进行了艰难改革，现在看来，那次深度改革和引入竞争，实现了经济、产业、外贸的战略调整，中国成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制造业分工体系，生产总值、居民收入、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现在也要像当年“入世”的口号一样，提出一个能够统一各方思想认识、切实可行的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层面，统领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结合当前现状和改革要求，这个战略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通常，对压抑的金融体系而言，货币国际化应是金融改革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和最大成果，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应是制定金融改革政策的约定目标和内生动力。人民币国际化倒逼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机制 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巨大收益。一是在“货币即权力”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金融领域“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也将为“中国梦”的其他丰富内涵提供金融支撑；二是在浮动汇率制度日益普遍的今天，可以提供现有金融工具难以实现的有效、长期、零成本汇率风险规避，提升中国经济主体国际贸易投资主动权；三是在占有国际资源方面，有利于企业利用更加充裕的市场资金和低廉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政府则享有持续高额的铸币税收益，此过程亦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履行价值储备职能，实现良性循环；四是在美元一支独大、量化宽松的失衡中，可以摆脱美元陷阱、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抢占货币战争制高点，抵御中国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巨额损失，化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推动、维护、稳定变化中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国际货币历史表明，货币国际化需要经济实力、贸易规模等基础条件，更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包括币值内外稳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高度市场化等。在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巨大收益的过程中，我们通过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变国际压力为国内动力，同步倒逼金融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破解长期存在的政府行政依赖性、国有机构主体性、间接融资主导性；对外，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慢慢形成进出自由、规模庞大、运转良好的人民币交易投资市场，做到资本账户和证券市场开放、证券投资渠道畅通、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加大。倒逼方式上，首先通过政府态度的转变，政府是货币国际化的最大受益者，只有政府才能真正克服国内各种阻力，有力执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次通过应对离岸市场挑战，香港、伦敦等离岸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挥在效率、创新、监管等方面的优势，发展多样化、高质量的人民币金融工具以提高吸引力，同时为国内金融市场做出表率；最后通过满足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的需求，政府、企业、居民多年积累的资产，亟待走出去。 更为长远的意义在于，改革内外兼顾，将完善金融领域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汇率和利率水平趋向合理，经济在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之间取得平衡；股票和债券市场日趋完善、资本账户基本开放，资本可在全国、全球寻找最有利投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构、更持久的经济增长、更高的增长效率，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中的制定权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并推动中国金融产业上新台阶上新水平。资本账户可兑换与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存在货币惯性等原因，货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准备和激烈竞争，英镑、美元、马克、欧元均是如此。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时间周期要以十年为基本单位，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否则欲速则不达。推进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今后的进程和效益，也是风险和挑战最集中的环节，主要的困难在于资本账户可兑换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同时存在，互相交叉交织。需要厘清思路、分清轻重缓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积极稳妥进行。 首先，建议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在此前提下增加汇率弹性，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放宽资本流出限制的措施包括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居民购汇额度、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到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在开放流入还是开放流出方面，后者更具急迫性、必要性。中国长期以来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这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在不减少资本流出限制的情况下，汇率市场化会导致本币高估。考虑到个人购汇需求总量相对小些、影响有限，且密切关系民生，资本账户开放应先个人后机构。 其次，再依次放宽股票、债券、房地产的资本流入。股票波动大、投资损失概率高，股票投资者对于利差和汇差相对不敏感。股票市场近年来长期在低位徘徊，悖离宏观经济表现，引入更多国际投资者有助于改善市场气氛、恢复市场功能。中国股票市场特有的高换手率和流动性意味着较强的资本流动承受能力，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会较小。债券方面资本流入限制的放宽应在利率、汇率市场化取得显著成效后。房地产方面资本流入限制在价格回落到合理水平之前不应解除。 最后，逐次开放本币、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银行借贷与债券不同，存在提前还款的可能，在跨境业务方面的开放应晚于债券。其中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可长期保留限制，因为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外债偿还负担剧增时，提前还款会进一步增加外债偿还的难度，导致或恶化货币危机。 利率市场化宜从易到难，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放开。中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尤其国有银行占据很大比重，简单放开银行存贷款利率对各类银行、企业、财政以及国际资本流动都会有较大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次序应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鼓励“金融脱媒”，扩大经济中市场决定利率的部分，大力发展市场化的固定收益融资。一旦银行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比重下降，再行放开存贷款利率就比较容易。这种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可以减少震动，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近年来，我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通过货币互换、扩大贸易结算范围等形式，推动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有所成效，也符合坚持区域合作、与金砖国家紧密联合的基本原则。但从体制机制来看，这些工作还远远不能提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条件。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通过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催生真实有效的市场价格，根据价格信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有效推动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和交易计价货币，真正成为有关各国的汇率锚，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交易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将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3-08-13 8月15日安倍内阁会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横亘在中日关系面前的现实问题。选举中的失言，令安倍进退两难：参拜势必令东亚局势更趋紧张，不参拜则给日本选民留下言而无信的坏印象。成功摆脱众参两院互拧问题的安倍政权，其外交内政策略的变化，势必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势。 7月21日，日本举行参议院换届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共获得76席。日本参议院议席总数是242席，参议员任期是六年，每隔三年改选其中一半，也就是说这次改选的只是其中121席。在剩下非改选的121议席中，自民党占50席加上公明党的9席，执政联盟占据59席。此次改选后，执政联盟拥有135席，占据参议院多数议席。这几年，由于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的执政党在参议院却是少数派，法案时常难以通过，众参两院“互拧”问题一直困扰日本，这次改选化解了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赢得这次选举，安倍政权会成为一个长期政权。从现在开始到下届参议院选举，日本三年内没有选举，安倍晋三现在所担任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就还有三年，这意味着安倍晋三在他的总裁任期内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有可能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这样任期可能还会更长。 安培政权正式成为长期政权，日本政局会出现哪些变化？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修宪暂时难以成事 近年来，大多数日本首相任期都不太长，任期短的首相大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任期长的日本首相才有从事外交的余力。最近两位任期长达五年的日本首相分别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他们在外交领域都比较活跃。由此可见，安倍晋三从现在开始肯定会更加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 其实日本政治人物并不擅长于外交，与其说他们“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还不如说他们会“更加被外国所注意”，就像小泉任内一样。小泉曾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恶化中日关系，而这次安倍引起中国不安的还是因为他“把日本变为正常国家”的强烈意愿。在安倍看来，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是阻碍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大障碍，而教育基本法已经在他上次首相任内得到修改，现在剩下来的只是修宪问题。 安倍热心修宪，但日本宪法并不会因为他希望修改就能被修改，从现在看来，他在任内修宪的希望并不大。修宪必须要掌控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即162席，而自民党和公明党只掌握了135席。即使按照安倍所设想的，先修改规定“三分之二多数”的宪法第96条以后再说其他，但这个门槛还是绕不过去。因为在修宪问题上，公明党很大可能不和自民党结盟，后者只能指望与之有修宪共识的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支持才行。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此次得票总和为81席，加上非改选议席后也不够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自民党已经无法立即开始进行修宪工作。 当然，如果公明党听从自民党劝说而改变方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相反倒是自民党分化民主党，拉出几个反叛的民主党参议员，可能性还更大一些，但是这样要花费大量时间。安倍很务实，可以预见他在任期之内不会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宪上，但也不会完全放弃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所以下一步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实现“集团自卫权”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容易达成各政党间的共识。 靖国神社问题势将再现 除了修宪问题之外，可能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还有两个十分敏感的现实问题：钓鱼岛和靖国神社问题。虽然表面看来钓鱼岛有点硝烟四起，似乎随时可能发生擦枪走火事件，但笔者却并不认为钓鱼岛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因为日本的姿态现已比较明显，不可能进一步让步，相反在等待中国政策转变。日本的强硬姿态源自美国对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之内这一明确声明，不管美国此言是否只是空头支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去验证此言。也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无法想象中国方面会开始正式登岛，但是只在周边巡航而不登岛的姿态持续太久可能会引起中国国内情绪的变化和不稳定，所以日本人总觉得中国人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采取一个告一段落的行动。 然而靖国神社就很可能会酿成重大外交问题。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对于安倍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他在就任首相之前曾轻率地说：“上届任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是最为痛苦的事情”，这句话现在把他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中日、韩日关系都处于低潮时，如果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亚形势肯定会更趋紧张，但如果不去参拜，安倍又会给日本选民一个“言而无信”、“实用主义”和“毫无原则”的坏印象。公明党已经看到这一点，山口美津男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立即在电视上公开呼吁安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不管安倍本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但他不能无视美国对他多次发出的不要进一步恶化东亚形势的要求。笔者估计，安倍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会采取小泉方式，即绕开8月15日这一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既可以给选民一个交代，也不至于太不给中韩两国留有余地。 日本经济依然如履薄冰 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获胜，执政能量得到提高，再加上安倍鲜明的保守色彩，日本会不会变得进一步保守化呢？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笔者认为，未来的日本政局并不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安倍色彩，相反安倍还可能会更加韬晦，淡化自己的色彩。安倍很清楚，其胜利的来由是因为“安倍经济学”见到成效而并非他表现出来的保守色彩，但“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解决困扰日本达2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安倍所祭出的法宝只是暂时降低日元汇率，使大企业得到一些好处，但中小企业并未受惠，而且经济数据的好转也尚未反映到国民可支配收入上来，至于计划明年4月开始提高消费税率对消费心理及消费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现在还无法估计。只要在“安倍经济学”上出了什么问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立即会降下来，因此安倍在经济问题上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就任之初所说的那句话：“第一是景气，第二是景气”，现在还没有过期。 安倍不会主动出击，但也不会轻易让步。他和小泉都是北京不太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物，但今后他有可能比小泉更加使人头疼。由于家族里产生过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基础比小泉要坚实得多，而且时代也不一样。小泉时代日本经济一片混沌，中国经济则以极大的势头上升，而现在中国经济上升势头出现放缓，今后已经不再可能以过去那种势头发展，而“安倍经济学”倒有可能把日本经济带出困境，此消彼长之下安倍可能比小泉更有自信。 整体而言，即使安倍内阁成为长期政权，其在外交上的动作也应该是进一步协调日美关系以便牵制中国，同时静观中国的外交姿态会否发生变化。他应该不会主动打对华外交的牌，而是等待中国因为经济或者环境问题出现困难，所以中日之间会有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时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主动出击解决好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坏账问题，推进产业更新换代，治理环境污染，整顿好内政以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12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6月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间的第一轮正式对话。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倡议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始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并增加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的相互了解与互信，避免因误判而发生的对抗。 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赠送给习近平一张红杉木长椅。此举别开生面，颇具深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宣承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力。双方一致认为，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关键在于深化合作、避免冲突、向对方陈明自己的战略节制，并要求对方投桃报李。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精髓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之外，其它崛起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大多发生残酷的战争，此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习奥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尽管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大分歧，双方都有实在的意愿自我节制，相互妥协，从而打破历史的陈规，让中美和其它各国人民共享稳定的世界秩序。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气候合作、能源合作与中美投资协定等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扩大了中美利益交集，这就是对习奥会价值的良好注脚。 根据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学说，个体不顾他人的利己行为会导致对所有伙伴都不利的结局。就经典的囚徒困境而言，两个当事人都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不站在对方的利益立场考虑，最后两人都要服较长的刑期，无法得到最短时间监禁这一最佳结果。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中国的崛起决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盈的战略武器装备。中国的经济业已成为各国艳羡与畏惧的力量，而由经济实力支撑的战略武库近年来迅速膨胀。北京正谋求瘫痪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和打击北美大陆的新一代核武，虽然其既有核武政策强调威慑，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更令美方惧惮的是，中国潜心开发攻击美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杀手锏武器，有可能彻底摧毁美国军事强权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优势。 经济和军事崛起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与美利坚的平等地位，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判断，以免因盲目自信而轻启与霸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在核武、太空和互联网等战略领域，先发制人者总是在冲突中占据上风，而美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更多发动突袭的机会。就互联网而言，美国掌握着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若中美开战，中国大量网站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遭受重创。中美军事冲突的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毁害两国经济，渔翁得利的恐怕是处心积虑力图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 根据囚徒困境的原理，此种局面中的中美两国最好“合谋”，双方都保持战略节制，承诺互不针对彼方首先使用核武、反卫星或网络武器。此安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美平行对等地发展战略武器与互联网技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彼此制约，从而有效维持相互威慑状态。就当前的东亚安全局势而言，中国须坚守钓鱼岛新现状，否则美国就会得寸进尺，放弃节制，重新著手进行战略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习奥会的助产士。 在欧洲历史上，战略节制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统一和发展德国的大战略。与现在美、日、英、俄在两岸四地存在利益颇相像，当时英、法、俄、奥在分裂的德意志诸邦都有各自的利益。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许多学者误读了俾斯麦，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的俾斯麦，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节制，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邓公更像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等改革家的混合体，为后世的政治家大展宏图奠定了人才、技术和工业基础。战略节制不是逃避战争，而是有限战争、把握时机与外交和强的有机融合。以有限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战略节制的题中之义，而非相斥要素。 如果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比较的话，环顾今日中国周边，菲、越类似于丹麦，印度颇如奥地利，而日本则是当年刚愎自用拿破仑三世治下法国的翻版。致力于领土统一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克制野心，先易后难，逐步强势而非强硬地处理周边领土纠纷，并最终以恰当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相较于俾斯麦，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北京与美国形成了经济、社会与安全利益交融的格局，并拥有了诸多非暴力制约对手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更多新型手段可供选择。这种新型战略节制是对韬光养晦的延续与超越，多年后回头来看，习奥会可能就是该政策的开端。 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并不缺乏对外张力，他主动营造以联奥、拉俄、亲英为特征的大陆联盟体系，成功地约束了法国的势力。中国也需要创造一种与大陆联盟体系等量齐观的架构，真正走出外交守势，而在此之前，北京要先期瓦解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体系。理想的状况是中国能粉碎美菲、美泰、美韩和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协议。然而，北京的资源尚不足以托起这一宏大目标，不过瓦解部分同盟的次优结果还是可以期待的。美日同盟是华盛顿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正面对其迎头痛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美菲、美韩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并非如此。通过威慑、庙算和利益交换，北京有可能诱使美国把军力投射到中东、拉美和中南亚，放弃菲律宾、韩国和台湾，中国则可由此剪除美日同盟的侧翼。以今日中国将起未起之国力，把日本放在渐进攻势链条的最后一环，才是比较理性和安全的方案。 奥巴马政府选择战略节制乃迫不得已。受困于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的美国经济将持续停滞或低速增长，而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经济将马不停蹄地快速扩张。当今世界的此种大势，导致华盛顿缺少足够的财力和意志与北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奥巴马上任后并没有采取类似越战后那样的战略收缩政策，而是在中东和东亚应用“巧实力”，以有限进攻策略构筑防线，取得反恐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胜利，并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不断施加压力。然而，奥巴马并无力借此挽回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那种独霸天下的时光，还是无奈地目睹新大陆缓缓迈向帝国黄昏。 奥巴马政府玩弄“巧实力”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西方价值观。不同于梅特涅勉力推广的保守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仍旧富于一定的吸引力。然而，美国如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致命弱点在于，多党代议制已经落伍于时代，违背了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的滚滚潮流;鼓励不劳而获的经济体制被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绑架，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正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只是美国价值观危机的开端。 明太祖朱元璋在崛起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鼓励元廷官军、徐寿辉、陈友谅等几股力量争斗不已，自己则避开主力决战，以小规模战斗拓展江东，最后终于后发先至，夺取江山。与此类似，今日之中国，仍需从俾斯麦的施政中获取灵感，注意克制，稳住诸大国，以多重伙伴关系架构孤立和蚕食日本，尽力稳定和扩大与美国的利益交集，同时转移华盛顿军力投放区域，有效化解美国对中方的正面压力。 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技术条款进行了澄清并核定了内容，为进入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中方这次的承诺是一次重大让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同意就所有行业和各种投资阶段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契合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节制思路。 （此文发表于2013年8月8日《环球时报》）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7-29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 7月25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这是美国与越南自1995年建交以来两国最高领导的第三次国事访问，也是奥巴马执政期间越南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之下，此次访问是否会影响一些战略反应，受到各方关注。其实，每一次美越高层交往，都会引起一大批中国专家学者的大惊小怪，发出类似“美越”结盟遏制中国的警告。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越南同美国的交往，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越南对于美国来说，始终停留在那场战争上，而那场战争带来的反思改变了一代美国人，也改变了美国外交路线，甚至影响到它的价值观。 一位越战时期担任越南战区副总司令的美国人曾对笔者说，他很遗憾那场战争给越南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当然他更遗憾的是，那场战争并没有能够帮助越南人获得解放，让他们之后遭受了更大的“灾难”。这种遗憾，恐怕至今越南执政者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吧。 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出访河内时曾公开称赞越南“正在发生非凡的变革”。笔者猜测，这话听在越南执政者耳中，肯定五味杂陈：非凡的变革是确定无疑的，但越南执政者期望的变革目标同希拉里的目标是一致的吗？会不会南辕北辙，一个希望巩固执政基础，一个盼望尽快发生“颜色革命”呢？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所以，那些胆战心惊预测越南同美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遏制甚至对抗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省省了。 当然，历史并非没有先例：1972年，仇恨社会主义的尼克松与基辛格收起意识形态差异，跨过太平洋，同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言和。中美两国一致对付当时世界第二号超级大国苏联。美国会否故伎重演，同一个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国家抛弃前嫌，共同遏制、对抗这个国家北方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可惜，当下之越南非昔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更非当年之苏联。地缘政治在全球化的时代，并不是百试百灵。 冷战时代，越南凭借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优良的军港，一度成为超级大国争相取悦的小国，也因此尝到了穿梭于大国之间的甜头。如今南海风云再起，美国重返亚洲，越南会不会认为自己的机会又来了？越南必须意识到，冷战早成历史，以目前越南这种国力与实力，玩什么大国平衡，搞不好会引火烧身。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7-12 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于结束拉美访问行程后转往美国展开一场没有礼炮、也没有白宫草坪记者会的度假外交。 这场众所瞩目的“习奥会”，究竟能否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待日后检验。但不可讳言，这次非典型“庄园外交”确实比传统外交更有助于中美双边展开深度对话，以及两国领导人建立私谊。尤其，习近平将领导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推动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而奥巴马虽已于年初迈入第二任期，但如果这两位对国际政局具举足轻重角色的领导人彼此能建立足够战略互信，不仅将影响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也将为未来十年国际局势奠定基本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两岸关系 这次被视为“G2峰会”的“习奥会”，一如外界预期，除触及中美经贸、网络安全、气候变迁，朝鲜半岛情势，以及东海与南海等区域安全议题外，台湾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台海或两岸议题，也顺势提上双方对话议程。 中方除要求美方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公报，也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台军售。对此，美方照例搬出标准回应，除重申中美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所构成的一中政策，也强调将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至于什么时机供售何种质量装备给台湾，则完全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依当时情况决定。 尽管这近乎重申过去立场的对话，显示中美双方对相关议题仍存有歧见，但某种程度上也形成另一种战略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对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采取正面肯定的立场，这将可能进一步反映在其后续的对台政策。 对于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所将扮演的角色，有部分战略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将逐渐式微。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若要能够获得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台湾社会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持续获得改善，但同时也期待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能够持续扮演积极正面的作用。换言之，稳固的台美关系，将有助于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来自美方对于台湾政治及安全的持续坚定支持与战略保证。 由历史所造就的当代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特殊三角关系，使得任何一方关系的改变，都可能牵动着其他两边关系的发展。如今，台美关系依然紧密，两岸关系的发展也非过去所能比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美国作为国际现实强权，两者在紧邻的西太平洋或其他区域议题上存在分歧，台湾却偏偏在地缘上正好处于海陆两大强权交界，本身也为中美双方长期争议焦点，更同时与双边发展出很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旦中美陷于对抗态势，台湾将陷入被动两难困境。台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战略抉择 这次由奥巴马主动提前邀请的“习奥会”，显示出当前历经战争与金融风暴的美国，有意改善强化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甚至希望在朝鲜非核化等议题上能够持续获得北京的支持以共同应对挑战。 相对地，习近平在记者会时表示：“（中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这句话透露出中国新领导人对于足以牵动世局的中美关系，所展现出的一种带有自信与直面未来的重要战略姿态。 一旦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与习近平未来共同任内获得不断改善，如同习近平所表达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只要双方拿出决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如此必将进一步牵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作为可能成为中美“管控分歧”的焦点之一，台湾届时该如何因应，势将对朝野形成重大战略考验。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发生的新战略形势，台湾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 或许情势不是那么悲观，至少短期内是如此。盖因要骤然改变台湾当下所处现实结构，势将牵动许多方面因素。但这并不意谓台湾所处的现实结构将永远不会被改变。改变并不一定以剧烈方式（如战争）进行，而可能以一种微妙的缓慢渐进过程逐步发生，或许必须等到一段时间后才会清楚了解变化差异。关键在于，台湾究竟要被动地等待他人来决定自身命运，还是要设法主动寻求有利的战略契机。 我们或可重新全面检视台湾究竟具备哪些有利条件，或具哪些潜在有利资产可资运用。如果借民进党过去所曾提出的“海陆接口、东西桥梁”来看待台湾战略位置，则可发现：台湾在地理上正好处于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与美国海洋势力接触的幅辏点，战略术语则是第一岛链的中央枢纽。 从一个角度看起来是冲突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接合点。换言之，台湾可以不必是中美冲突点，而且可在中美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寻找不同以往的积极角色，以发挥台湾潜在战略价值，而非成为中美共管对象，也不必在中美陷于矛盾冲突时面临选边站的两难。 要做到这点，或许需要大胆主动的战略思维来加以推动。一方面，当然是要继续深化巩固既有的台美关系，加强彼此的民主信念与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则必须正面面对两岸政治分歧，以建设性姿态与北京方面耐心展开全面对话，在彼此相互谅解下，寻求现阶段双方均可接受的某种政治关系，满足彼此所需的战略保证，同时进一步开展更多合作面向。 “习奥会”是否真能如预期般地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台湾不能只停留在臆测或仍抱持唱衰立场，因为一旦中美重新陷入战略对抗，台湾将如受到板块压挤般难以喘息。最好的选择或许是，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天大研究院 2013-07-04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 中共十八大之前，西方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纷纷在问：“Who’s Xi（习近平是谁）？”短短半年时间，从中国到海外，从俄罗斯到美国，世界各国都知道“习近平是谁”。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以敦厚的外表与亲切的微笑、朴实亲切的话语和低调务实的风格而为全球媒体所广知，他所提出的“中国梦”早已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半年之后的今天，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更为关切的问题是：“习近平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其实，只要仔细审视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宣示与理政实践，就能够梳理出其战略思想的脉络，作答这一问题。他所积极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指引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引发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热议，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公认的战略大家深为认同。从就职演说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到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亲自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致辞发出总动员令，习近平反腐整风的理念、举措令举国民众为之期盼，令全球媒体高度关注。半年时间，习近平身体力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理念言简意赅，施政雷厉风行，从内政到外交，紧紧抓住中国当前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处处展现他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国家大战略思维。 中国当前呼唤国家大战略 国家大战略就是综合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基于对国家现状与未来的全面认识与评估，所确立的国家发展方向与道路，包括宏观战略部署与具体实施策略。 建政60余载以来，受制于内外种种因素，中国始终缺乏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发展经济，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得以提升，但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基本上仍处于被动应变状态，缺乏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并非是政府或者领导人不作为，而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国际地位所决定的，一个处处受制于世界霸权、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国家，很难提出自己的国家大战略。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也越来越举足轻重，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影响力都直逼长期占据世界老大位置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局势，还是消除西方世界和周边国家的种种猜疑，无论是寻求国家核心利益还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一重担就落在了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肩上。   外交大战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纵观世界格局，后冷战时代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单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随着与美国实施不同政治制度的中国在过去30年和平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20年超越美国成为头号经济体，历史恶性循环的阴影越来越浓重。过去百年，美国先是超越与己同根同种同意识形态的大英帝国，又击垮了与自身政治制度不同的对手苏联，那么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未来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大国之间是否只有兵戎相见才能分出胜负？如何避免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崛起大国同老牌帝国之间的纷争甚至战争？ 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30多年来在国际上仍然不断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种种误解与刁难，近年来风云再起的南海主权争议与中日钓鱼岛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与影响力在作怪。过去百年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歧视与欺辱，为实现民族独立自强、保障国家领土完整而不懈抗争，从不惧怕任何冲突与战争，民族主义在中国也从不缺乏土壤，近年来从体制内的现役军人到网络上的“愤青”网民，都对美国主导的“围堵中国”深恶痛绝，甚至主张“不惜一战”。国家领导人要顺应这些强硬“民意”显然轻而易举，但是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有利于国家前途、民族福祉吗？这就需要一位具有战略眼光、不为狭隘民族主义遮望眼的政治家做出果断抉择，避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同现有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更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 去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管控中美分歧，避免发生冲突，实现合作双赢。“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国际关系模式，正是习近平国家外交大战略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从根源上可以解决中国外交层面目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能够成功构建，成为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指引，能否进而扩展到指导中俄、中欧以及主导世界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演变成为“新型国际关系”，为新的世界格局奠定基础，关键有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为此，习近平与奥巴马6月初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握手、散步，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不系领带的“私聊”。习近平上任三个月时间不到就以国家主席身份第一次访美，开始建立同美国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这对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过去一般只存在于美国同欧洲、澳洲盟国之间，而中美领导人打破价值理念隔膜，举行建立“私人关系”的非正式高峰会，更为突显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务实、果断作风。在传统上比较看重外交形式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刚刚上任，就在没有21响礼炮的情况下访问美国，需要一定的勇气与魄力。 内政大战略：反腐整风适逢其时 内政的关键在于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国民众最关心什么？民众痛恨腐败，憎恶贪污，期待的是清廉政府；民众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对冤假错案心有余悸，呼唤的是社会正义；民众深恶痛绝那些高高在上、既脱离民众也脱离实际的官员，尊重那些了解民间疾苦、踏实肯干的官员。所有这些问题的弊端何在？在于执政党的懈怠，在于部分党政官员失去信念和理想，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结果“一锅老鼠坏一锅汤”，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激起民众不满，因地方官员不作为及权力寻租而引发的小规模社会冲突不断冒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都在各自任内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解决彼时的“当务之急”。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所面对的既不是邓小平接下的国民经济一穷二白的局面，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所面临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挑战，也不同于新世纪之初胡锦涛所要回答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营造和谐社会课题。他们所直面的考验是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与社会转型的问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基于执政清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合法性都已遭到严重挑战，如果这一届领导人在任期内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民族所受到的损失恐怕要远远超过国际敌对势力与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肩上的担子比其前任要重得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履新不足一月，习近平于2012年12月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半年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雷厉风行，“八项规定”初见成效，各级官员作风有所改进，民众对“八项规定”普遍持欢迎与期望的态度。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一讲话开启为期一年的反腐整风运动。上任之初即发起挑战权贵与利益集团的运动，习近平这一做法在他的前任中实属罕见。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没有驾驭全局的魄力与胆识，是下不了这个决定的。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至于近期媒体、学界与互联网热议的价值理念与中国道路之争，笔者认为，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民众的公民意识在资讯时代日益提高，简单的“不争论”不但无法平息争论，也不利于急需大战略与大方向的国家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放开，允许学界、媒体与网络就国家价值理念与发展道路进行一系列讨论甚至争论，既可让民众更清晰地看到国家未来发展轨迹，也为执政者提供更多执政资源，便于他们在争论中凝聚更坚实的共识。目前思想领域的争鸣与网络、媒体上的辩论都没有超出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也在新任国家领导人可控的范围里。 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内政、外交与国家前途上抓住核心问题，充分展现出这位深具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6-25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违反了美国法律，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媒体报道斯诺登抵达莫斯科后，准备经过古巴与委内瑞拉，到厄瓜多尔避难，但从俄国起飞的飞机上，斯诺登的座位是空的。CNN 报道，斯诺登已经成为世界的“麻烦”，牵动了中美俄三国的大国关系。虽然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说正考虑让斯诺登避难，但美国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有足够的杠杆对付厄瓜多尔，最终可能会让这个小国屈服美国的压力而遣返斯诺登。 斯诺登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明显的。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加州的庄园举行非正式峰会，散步私聊，决定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一起努力不到一个星期，斯诺登的“叛逃”把世人的记忆拉回到“冷战”时期。在当时那种“旧型”大国关系中，美苏之间的间谍“叛逃”几乎比两国之间航班还频繁。然而，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期，那时斯诺登会是英雄，但现在他是多国的“烫手山芋”，中国不会接他到北京，俄国也不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自己的法律，允许斯诺登登机离开，竟然招来美国的严重抗议，正在新德里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中国和俄国（放斯诺登离境而不是遣返他回美国）“必然影响美俄、美中关系”。他说，斯诺登显然犯了法，叛了国。 中国的做法合理合法，美国的抗议流露美国一贯的霸道。斯诺登也许犯了“叛国罪”，但那是美国的法律，中国包括中国的香港特区不是美国的一部分，有自己的法律，在处理斯诺登事件上，有自己的法律与做法，美国不应也不能指手画脚。 美国在斯诺登事件上几乎是全力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斯诺登透露出的秘密对美国政府在美国人中的信誉造成损害，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也大打折扣。过去半年，美国对中国黑客“侵入”美国电脑的指控不停加码，中方保持了非常理智的克制，迄今为止，中方对美国的回应始终是“中国也是黑客的受害者”。即便在斯诺登透露出美国多次侵入中国网络，例如香港大学与清华大学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在外媒记者问到此事时才回应，中国表示强烈关注。 相比斯诺登事件后美国美国政府的咄咄逼人，中国政府的反应是非常低调。但对于美国的态度，中方也应该注意，不应该让他们利用斯诺登违犯美国法律这事，来掩盖斯诺登暴露出的美国情报机关一直侵入中国电脑的事实。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犯了法，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就斯诺登事件来说，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的界限。互联网发源于美国，至今还主要掌控在美国之手，美国也是互联网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情报机构掌握的尖端技术，恐怕可以无处不在，任意窃取它国互联网用户信息与资料，在这种情况，“技不如人”的各国，反而会被美国指责为“支持黑客”。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造成这一不公平的原因是同现实世界分不开的，现实世界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国独大，几乎成为唯一支配当今世界格局的力量，长久以来，造成了美国的自大与自傲。但现实世界中毕竟还有多极力量存在，还有长期形成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这种机构。可是互联网世界里？目前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政与若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笔者认为，斯诺登事件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宣布共同处理互联网黑客的庄园会晤，可以成为在互联网世界建立秩序、法规的开端。技术上的弱国必须受到保护，强大如美国的必须受到限制。 斯诺登是否“叛国”由美国的法律决定，但美国人是否在互联网上越过“国界”，而对它国包括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入，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借这一事件促进建立互联网世界的“国际法”与行为规则，建立互联网世界的秩序。而未来，如何彻底解决互联网公管问题，即根服务器的管理权，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互联网的将来在于由联合国或新的国际组织来共管，问题是美国会交出根服务器的控制权吗？ 在两国领导人的庄园之约中，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成立两国共同小组，对互联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斯诺登事件后，这一工作不应该受到影响，反而应该加快步伐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