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3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刘廼强 2013-09-26 要是中国完全跟美国接轨，成了美国主导文明的一部份，即便人均GDP等物质指标都超过了美国，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大国，说到底只是美国的附庸。 2013年3月17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庄严向全国和全世界提出“中国梦”为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像以往振奋人心的口号，如“为人民服务”、“建设小康社会”一样，其实早已深入人心，一经国家领导人号召，便如泉涌般源源迸发出无比的动力。 “中国梦”究竟是什么？谁也不可能说清楚。像许多深入人心的概念如“过日子”一样，上“百度”也找不出它确实的定义，更不说翻译成外语。其实，恰恰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再下去便毋须进一步具体化了。反正梦总是模模糊糊的，是进行式；梦是要来做，要来完成的。 中国人有中国梦，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美国梦。今天论经济，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论发展势头，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西方现有的地位和世界格局的挑战，中国的美梦很可能意味着是美国的噩梦。作为从后边赶上来的中国，我们有必要告诉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乃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是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的。”这是中国有自信和负责任的表现。 对于广大国民来说，我们迫切需要去了解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只有了解它、尊重它，才能与之相通。这些认识要立体、全面、有血有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平面和陈腔滥调。天大研究院这本《中国梦与美国梦》巨著提供了不少素材，批判性、多角度地帮助我们认识美国梦的憧憬和现实。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一个从中国梦去看美国梦和世界梦的视野，这大概需要另外一本巨著了。 这也难怪，中华民族自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节节倒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站稳脚步，之后几番折腾，1978年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到今天中国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突然之间事到临头，这一处境举国上下都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中国是世界一流大国，客观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躲也躲不了。但是相隔170年，大国这一感觉已经久违，所以才有点疑幻疑真。国内外不少人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国似乎不怎么懂得如何扮演大国的角色。 不管市面上各种指手画脚的意见和建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但不会与世界梦相冲突，也不会像西方近数百年建立霸业般抢掠侵凌，更必将大幅度丰富和提升世界梦。 作为大国，中国首先要有自己的一套，包括发展模式、价值标准、行事风格等。要是中国完全跟美国接轨，成了美国主导文明的一部份，即便人均GDP等物质指标都超过了美国，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大国，说到底只是美国的附庸。从人类文明多样化的角度看，这样的发展，人类前途只会又少了一种选择，结果是世界梦倒退了而不是前进了。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 为此，构建中国梦，我们急需有意识地总结实践，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全面落实于我们的实践中。另一方面，这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也自然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坐标，以辨别从个人行事作风到公共政策的正确与错误。有了坐标，就更方便中国梦与世界各国的梦交流、碰撞，有时或许还会擦出点火花，从中彼此都有得益，都得以提升。 作为“兼善天下”的大国，中国需从上述的坐标出发，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制订国际规则。百多年来中国付出多少人的血泪，经过多少痛苦屈辱，牺牲多少人的健康，污染多少山河大地，好不容易才杀出重围，挣得今天的成果和地位。我们有切身之痛，不能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继续于极端不公平的条件下挣扎求生。尤其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人为己，中国有需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携手，逐步打破当前国际格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偏袒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争取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其命惟新”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改革开放”开创了今天的新天地，我们不是要挑战当下这个国际格局，颠覆它，而是要改革它、完善它。本书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制订国际规则过程中现阶段的一个多角度高清纪录，阅读它使人联想浮翩，不能自已！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0_1.html）

——评《中国梦与美国梦》兼论中国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邢悦 2013-09-25 只有人人都有梦想的权利，人人才敢有梦想。有梦想就会有奋斗、有追求，每个人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整个社会才会朝气蓬勃，国家才会欣欣向荣。 自2012年以来，关于习近平的“全球评论和报道”系列书，天大研究院陆续出版了前两本，笔者都认真阅读，并受约撰写书评，对天大研究院精心搜集和整理全球重要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重大事件的评论和报道的尝试、努力、付出的心血及其现实意义给予肯定和赞赏。 拿到第三本书《中国梦与美国梦》时，原来封面上最吸引我的“全球评论和报道”这几个最能体现本系列书独具一格特色的词汇，这次似乎已经没有以往的风采，因为我对“全球评论和报道”已经不再满足。我在想：这本书有没有与其他两本书不同之处呢？难道“美国梦”也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话题吗？“中国梦”带动世界开始重新讨论“美国梦”了吗？编译者把“中国梦”与“美国梦”并列在一起，是否有些牵强附会？ 带着这些疑问，我翻看此书，发现此书第二章“美国梦”的选材好像与本书副标题有些不符。因为此章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时间跨度很大，从1931年到2013年，而且内容也不仅是新闻性质的，还有美国经典文献，如《美国史诗》的节选、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2007年参加竞选的演讲。不过，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不符”的内容，使我眼前一亮，产生了阅读此书的兴趣，并体会出此书的价值。 自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他提出的“中国梦”引发了人们对世界上所有“梦”的关注，尤其是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梦”。很多文章都对照“美国梦”来阐述“中国梦”，不过，在笔者看来，有些对比和观点太过牵强，甚至有可能误导读者。 书中第二章不仅编译了美国人关于“美国梦”的经典论述，而且提供了“美国梦”的鲜活事例，同时展示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对“美国梦”的反思和检讨。这一章不仅显示编者不拘一格的开放精神和独具匠心的编辑水平，同时也增强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这是此书最有特色和最具价值的内容，不仅使读者对美国梦有了清晰而具体的认识，同时也启发人们对“中国梦”进行深入思考。 笔者根据中美两国政府、国家领导人和两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阐述，结合自己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文化的常识，整理出下表，以显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哲学基础、基本逻辑和表现形式。 尽管可以看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明显差别，但笔者认为，中国梦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有待发展的概念，国内外对其还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解读，距离形成中国梦的理论体系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梦与美国梦之比较     中国梦 美国梦 来源 政府；国家领导人是中国梦的提出者，民众是中国梦的响应者 社会；政府是美国梦的响应者，总统（如克林顿、奥巴马）往往是美国梦的象征 背景 大背景：中国走出近代的屈辱史，实现了中国崛起； 小背景：习近平当选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与习近平有关的三本书编译出版侧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伍俊飞 2013-09-24 天大研究院“记言存史”，所记之言不只是习近平所言，还包括当今世界对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举止观察所言、评论所言；所存之史，即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互联互动史。  梦的缘起：天大研究院决意为国记言存史 历史是流动的长河，书籍是永恒的记载。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引领神州大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一个梦想成真的时代。本着为国记言存史、为后世载录光荣与梦想之宗旨，天大研究院在短短一年零一个月内，接连推出三本与习近平有关的系列书。 2012年7月，首先出版了《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生动再现习近平在美国和国际舞台上刮起的旋风；2013年3月，继而推出的《中国梦 复兴梦——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在海外率先响应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2013年7月，续力发行的《中国梦与美国梦——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暨首次习奥会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展示了中国梦与美国梦各自的由来及其相连相通，传扬习近平倡言的“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三部倾情之作共2500余页、逾112万字，全景式记载了习近平从2012年春访美到2012年冬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从2013年新春当选国家主席到2013年初夏再度赴美举行首次习奥会的整个盛况，通过聚焦这四个重要历史时刻，精选全球主流媒体和智库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评论和报道，既展现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外交思想和人文情怀，又传递全球舆论对中国领导人、中国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 我们“记言存史”，所记之言，当然不只是习近平所言，而且还包括当今世界对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举止观察所言、评论所言；所存之史，当然也就是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互联互动史。 这三本书的动议、策划、编译、出版、发行全过程，寄托着天大研究院同仁、师友深深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理念，饱含着我们的拳拳赤子情意。合力筑梦：广泛动员全球资源   2012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短短五天行程，彰显了这位当今中国掌舵人亲切温和、沉稳从容、睿智自信、富有人文情怀的国际形象，访问取得巨大成功，既让美国各界如浴春风，认识到“习是谁”，又有力推进了中美关系。习近平成功访美同样也令天大研究院同仁备受鼓舞。天大研究院创始人、董事长方文权有幸外围参与了习近平访美部分活动，亲眼目睹感人场面、见证友好盛况，努力思索着如何让国人、世人记住并留住中美交往史上的这笔浓墨重彩。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陪同习近平访美的施芝鸿建议方文权：可以组织精干力量，以最快速度，搜集编译并制作对此访的“全球评论与报道”。他还建议搜集面要广，覆盖全球主要国家、重量级媒体智库；内容要翔实，观点要客观，形式要创新，要做成一本全球公开发行、严选精编的书，为更多关注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学者和朋友提供参考。方文权董事长深感这与他不谋而合，于是立即启动出版计划。 考虑到此书的编译出版既意义重大，又工程浩大，我们迅速动员和充分发挥全球资源，合力开展搜集和编译工作。从北京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到研究院全体同仁，从中国驻外使领馆到中央媒体驻外记者站，从遍布世界各地的特约研究员到海外的莘莘学子，都热诚投入到这项共同感兴趣的工作中来。 2012年3月下旬，在全球合作伙伴鼎力支持下，共搜集到五大洲16个国家主流媒体和一流智库的上千篇文章，洋洋洒洒近百万字，我们从中精选出181篇，逐篇翻译编辑、校对勘正、设计排版、申请版权、发行推广……所有工作有条不紊、忙而有序地展开，仅用四个月时间，这第一本书就在同年7月上旬面向全球发行。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从打动人心的当选感言，到众望所归的八项规定，再到振奋民心的南巡之行，习近平履新后所展现的务实、创新、亲民、改革的执政风格，赢得举国盛赞，吸引全球瞩目，国内外都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期望。天大研究院同仁亦感同身受，决心再编一本记言存史的书。我们加大力度，搜集范围一扩再扩，终于扩展到全球100个国家，囊括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东盟等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兼顾五大洲大中小国家。书稿也从一册变两册，共1000多页、逾46万字；编译校核等一系列工作也更为繁杂，每校对一遍就要三四天……但我们依旧只用四个月时间，在2013年3月全国两会开幕之际，出版发行《中国梦 复兴梦》这第二本书。 即使在以高效率著称的香港，出版一本书，一般快则半年，慢则数载，且其前提是书稿齐备。天大研究院从广泛搜集文稿、严谨编译审校，到精心设计印制、顺利出版发行，不过百余天时间。这样的高效率背后是天大人的情怀与精神。全院同仁数月如一日忘我工作，节假日也不休息，有些骨干甚至放弃了春节期间与家人的团聚。 研究院全球合作伙伴的激情奉献也功不可没。中国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协助搜集各国报道评论；身处动荡国度的资深记者在空袭警报中字斟句酌翻译文稿；在哈佛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世界名校就读的年轻学子，为了帮忙收集核查资料，不辞辛苦泡在大学图书馆、走访智库同行。 为了给第二本书起一个最恰当的书名，研究院集思广益，多方请教。经反复斟酌，最后由方文权董事长拍板，决定以《中国梦  复兴梦》作为书名。这一扣紧时代脉动、体现民族期盼的书名，顿时让大家眼睛一亮，也使读者心灵为之一振！ 共同圆梦：凝聚智慧精益求精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继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梦”，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大研究院同仁总结前两本书的编译出版经验，信心百倍投入第三本书的编译出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穆骏 2013-09-13 天大研究院推出的新书《中国梦与美国梦》较全面地收录了有关“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资料与文献，呈现了中美梦的相通之处，还原了一个筑梦、解梦与逐梦的过程。 习近平去年首次提出“中国梦”，今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更加以系统阐述，6月首次习奥会提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天大研究院推出新书《中国梦与美国梦——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暨首次习奥会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这本厚达800页的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习近平阐述“中国梦”的相关演讲，以及全球媒体、智库、学人和政治人物对“中国梦”的分析与评论；第二部分“美国梦”收录了从“美国梦”提出以来有关的重要文献、评论，尤其是奥巴马竞选总统前后的演讲与反响；第三部分则把焦点集中在世界各国媒体对习奥庄园会的评论，预示“中国梦”遇上“美国梦”，对“中国梦”与“美国梦”条分缕析，很有见地。 这本书看似只是简单的资料与文献汇集，但是三大部分布局清晰而有深意，使这本书尤为厚重，更有着深层的现实意义与对未来的指导价值。 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中国梦”。这本书集中收录了习近平对“中国梦”的阐述，从“强国梦”、“强军梦”到“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梦”，再到“中国梦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国梦是一种理想、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新一届领导人继往开来，继承中共前三个30年，开创新未来的纽带；也是执政党与人民之间一个庄严的承诺。“中国梦”一推出就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 不过，也有部分人误读“中国梦”，一些政府部门试图循老方式垄断对“中国梦”的解释权，还有一些作者处心积虑寻找“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这些都是对习近平倡议的“中国梦”理解不够，既没有深入历史，更没有放眼未来。 第二部分“美国梦”开篇是詹姆斯.亚当斯写于1931年的《美国梦》，这也是现有资料中“美国梦”最早的定义。他这样定义美国梦：“那是一片理想的国度，人人都过上更美好、更富裕和更充实的生活；人人机会均等、依靠能力或成就实现自我。” 这一部分收集多篇经典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美国梦”。例如，“让所有的人都享有更美好、更富裕生活的美国梦，其根基在于，所有人都愿意不同程度地为这一梦想贡献力量”，“美国梦，作为一种理念，是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从最卑微的出身开始，经过自己的奋斗而获得成功，这一想法深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 “真正的美国梦是过上富足而独立的生活，而美国人可以选择在哪里实现这一梦想，无论在农场还是在市中心” 等等。 美国社会的道德支柱就是美国梦。正如书中引文所说：“如果没有美国梦提供的乌托邦，美国人不会那么和谐，可能会奋起反抗。”美国梦的定义多种多样，例如“只要靠个人努力，谁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新一代的生活水平定会比上一代要高；在郊区拥有一套房子，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无忧等等，这些希望曾经为美国社会带来动力。 如果说以上就是经典文献给“美国梦”定义，那么，过去30年，哪个国家让世界上最多的民众实现了这样的梦想？答案是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世界上最大的群体脱离贫困，让世界上最多的人住进了自己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这是中国梦，也是美国梦。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习主席谈到梦想的时候，他讲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梦想。而美国梦说的是个人梦：个人更富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因此，）我们谈美国梦，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讲的，而是个人实现未来的可能性。而中国梦总是围绕着这个国家的统一、富强，以及更令人尊敬等目标。” 由于夏伟先生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做一个回应，我们还是从《中国梦与美国梦》这本书中找答案。这本书虽然没有用太多篇幅对比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但这两个世界大国的“梦”都摆在那里，稍微有心的读者就会明白，什么叫“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 作为领导人，强调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是再恰当不过的。奥巴马曾经在演讲中强调美国人一起奋斗，他说：“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希望实现这些梦想并非仅仅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了大家好。所以我们才称之为美国梦”，“如果其他美国人没能实现美国梦，那我们自己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也不大。”他还强调：“美国梦值得奋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彼此。” 从奥巴马的演讲中，我们看到“美国梦”集体主义的一面，而如果我们对“美国梦”一路追踪下去，就会发现，从“美国梦”最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来，美国人就在为美国的富强打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美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美国人就是在国家强大与个人富裕的“美国梦”的指引下，从当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路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试想，没有美国强大的军力，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击，何谈“美国梦”？没有美国在冷战中建立的强大经济实力，美国人的个人梦想又到哪里去实现？ 个人梦与国家的梦不可分割，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同样。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遭受外来侵犯与欺辱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与军力，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保护，个体又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些对习近平倡议的“中国梦”有所误读的专家学者，不妨认真阅读一下这本《中国梦与美国梦》。虽说中国与美国，无论在历史传统与文化、政治制度与国情民性上都有所不同，但两国也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这是世界上唯一两个国土面积都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与热带的超级大国，分别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都对承诺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历史使命感。 虽说国际形势与环境同上个世纪美国第一次提出“美国梦”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照一下不难发现，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时的中国，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些相似之处：当时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在国际上逐渐发挥其作用，国内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济复兴势在必行，政治影响力超过英国也是全民期待与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提出了“美国梦”，这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也是随后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正如《中国梦与美国梦》中一些美国人同时提到的，由于这些年美国经济不振，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感觉到追梦乏力，相比而言，大洋对岸的中国，却在热火朝天地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亿中国人过着小康生活，所有的中国人都过上了30年前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像的生活⋯⋯与此同时，发展中也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 在这个时候，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强军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国梦”是联系执政党与人民的纽带，是党和人民共织美好未来的平台，强国强军是她的保障，人民的富裕安康是她的主要内容。阅读《中国梦与美国梦》，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很多惊喜，这也是一个筑梦、解梦与逐梦的过程。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09-04 面对中国网络反腐与网络造谣并存的现状，应打击网络谣言，强力对付微博传谣、造谣；同时加大反腐力度，高调介入网络反腐。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得到了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同西方偏重商业与社交为主的网络功能相比，中国的网络以言论为主，也是中国政府同民众保持沟通的主要渠道之一。这些年，网络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主战场。过去五年，大多落马的贪腐官员，是从网络爆料开始的。网络反腐的主力虽然是普通网友尤其是遭受贪官欺负的一些底层民众，但在传播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与微博大V 、公知等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网络反腐一方面起到了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作用，开创了反腐的新局面，另外一方面，由于网络本身缺乏监管，网民也良莠不齐，甚至鱼目混珠，加上一些网络名人利用中国民众中普遍弥漫的仇官仇富的民粹情绪来制造、散布谣言，打击政敌与竞争对手，谋财图利，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影响了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利用网络反腐，同时打击网络造谣传谣，清洁网络，就成为社会治理急待解决的问题。从对中央最近做的两件事，笔者观察了当局的一些治理网络新思路。一件是打击网络谣言，强力对付微博传谣、造谣；第二件是加大反腐力度，高调介入网络反腐。中纪委监察部开通网站，接受网民反腐意见与举报，王岐山亲临现场调研。这两件看似一紧一松的措施，彰显了当局既要维稳也要反腐的决心与策略。 应该承认，这些年的网络反腐是卓有成效的。普通网民通过网络举报伤害了他们利益的官员，一些网友紧盯各地官员，从他们手腕上的手表，到出国时的花费，而意见领袖与微博大V 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波助澜，往往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网络反腐的成效显著，使得“网络反腐”悄悄地滑向另外一个方向，利用谣言诬陷公职人员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常有发生，一些大V 看到民意可用，进行有偿服务，这些都让“网络反腐”变了味道。 “网络反腐”是松散的网民完全自发的行为，鉴于网络上的立法尚不完善，很多网民没有基本的约束能力，甚至漠视法律，而国家相关反腐机构对网络的引导力低下，一些网络反腐行为被一些人士利用，往往造成社会问题甚至社会不稳。政府试图打击网络谣言，又投鼠忌器，担心损害“网络反腐”，更害怕引起网民反弹。结果一些明显的网络谣言，大行其道，无人监管。 这次全国范围的打击网络谣言应该说是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行动。只不过要在执法的过程中，务必把握分寸，以法打击网络谣言，有证据，经得起时间检验。要让广大的网民意识到，网络谣言的受害对象是网络的诚信与广大的网友。只有依法管理网络，打击造谣传谣，营造一个真实、和谐的网络环境，网络才能真正发挥反腐作用，网民才能享受言论自由。 同时更为重要的就是，中央必须继续支持、鼓励网络反腐。网络反腐确实是中国独特的现象。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网络比中国发达，普及率也更高，但几乎很少有依靠网络反腐的。但中的情况特殊，在权力制衡与媒体监管同西方大多国家并不同，而互联网的出现，弥补了我们在制度与操作方面的不足。如果因为“网络谣言”，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就遏制了网络反腐，甚至像一些地方官员那样，借助打击网络谣言来对付网络反腐，迫使网民噤若寒蝉，实在是本末倒置，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 那么，如何发挥网络反腐的功能，规管混乱的网络反腐呢？强大的公权力的腐败，本来就不应该是由势单力薄的个体去挑战的。在任何国家与制度下，个体几乎都没有这个能力。反腐倡廉，应该是制度的功能与政府领导人的责任。就拿网络反腐来说，如果政府能够设立多个举报中心，并切实负责任地处理网民提供的线索与意见，不隐瞒事实，不打击报复，不但掌握了网络反腐的主动权，甚至也掌握了网络上的话语权。 笔者认为从昨日正式设立的接受网民反腐意见与举报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来看，中央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个网站的开通，标志着网络反腐出现了一个新的平台，预示着网络反腐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十八大后，反腐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目前已有9名高官被查，日前落马的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为正部级中央委员，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老虎”。 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发展经济依然是首要任务，但反腐与维稳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反腐与维稳都可以借助网络发力，掌握网络话语权，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一方面打击破坏稳定与社会风气的网络谣言，一方面掌握网络反腐的主动权。同时要注意的是，打打击网络谣言不能扩大化，伤及无辜与群众的反腐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必须适应网络需要，切实、扎实地进入网络这个新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27 政府目前有必要重申核武价值，更新核武库，明示可信核威慑战略，宣告中国动用核武的决心，我们才能把握战争主动性，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牢牢掌控东亚安全形势的未来变局。 最近，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恶化迹象。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7月29日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卡莱尔将军表示，美国空军将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以精锐之师合围中国。卡莱尔一语道破天机，以至于无论美国政客如何巧舌如簧，也无法掩盖其真实的战略意图。 同时，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7月29日晚在东京发表演讲，号召日本学习德国纳粹，在不知不觉中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麻生此言印证了中方此前的担忧，即安倍政府有可能凭借2003年通过的“有事法制”三项法案，以紧急状态为由，越过国会，直接向自卫队下达开战指令，然后愚弄公众，裹挟民意，修改宪法第9条。 值多事之秋，中国须秉持毛泽东的慎战原则，在实力具备后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实力不济时潜心积聚能量，先打孤立和弱小之敌，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美日同盟这一“大城市”对于中方仍居于优势，美国拥有先进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大量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华军事威胁是直接而现实的。除了坚持杜绝盲动的原则之外，中国安全最后的屏障就是国人的意志凝聚和解放军的核武长城。政府目前有必要重申核武价值，更新核武库，明示可信核威慑战略，宣告中国动用核武的决心，我们才能把握战争主动性，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牢牢掌控东亚安全形势的未来变局。 核武器能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古代的长城不仅曾是中华文明的防御工程，也是促进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重要工具。长城发挥有效安全保障作用的时候，内地各个民族安居乐业，经济上相依相靠、联为一体，在文化上彼此宽容、互相学习。它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推进民族融合的强大动力。核武器就是今日中国的万里长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中国人处在习惯性自卑当中，而另一些同胞则奋起抗争，成为悲情的救国英雄。在我们的记忆里，典型的爱国行为就是用血肉之躯去抵御欧、美、日等帝国主义军队的枪炮。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民族才从根本上洗雪了百年来落后挨打的耻辱。在核盾牌的保护下，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我们不惧怕任何国家、任何军队的挑衅。 对安全形势的自信重塑了中国人的身份，对此的反思有助于界定“我们是谁”的问题。我们是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者，我们是二战的胜利者，我们正在重新崛起，我们反对军国主义，我们维护国际正义，这种自信激发着中华民族的新生意识。中国的年轻一代自尊自豪，基本上以淡定的态度平视西方文明。反观一些富裕的阿拉伯国家，许多国民仍然身怀浓烈的悲情意识，少数不满西方欺凌的年轻人甚至像本 拉登一样，走上极端主义道路。 核武器可以合法地巩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拥有核武器就潜在地拥有了主导国际事务、预设国际议程、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和保障，与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相称。《核不扩散条约》允许“五大国”即美、俄、英、法、中合法拥有核武器，并要求非核国家保证不生产核武器，不接受其它国家转让的的核武器。这使得拥核国家更容易获得干涉它国事务的权力。该条约明确给予中国合法保有和维护核武器的权力，中国也可据此合法要求“五大国”以外的国家无核化。 今年3月4至5日，讨论核武器非人道性的国际会议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可是《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五大拥核国家都没有出席。其实，“五大国”的共识是，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必然削弱其国际特权，也会颠覆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五大国”享有核武威慑力，任何无核国家在与“五大国”发生的冲突中，都必然处于战略劣势，因为一旦拥核强国在常规战争中失利，它就必然会考虑核武报复选项。2005年11月英国《卫报》披露，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曾威胁在马岛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核武有助于中国渐进而平稳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是一个非价值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则凸显价值观的作用。未来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将是融合世界各种文明并涌现重大创新后的产物，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国际社会现今仍为西方价值观支配。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我们的价值观融入国际社会将经历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而中国的崛起已经冲击了时下国际社会的旧有秩序。在一个不同质的国际社会中，核武器可以承担护卫中国逐步迈入国际社会核心部分的角色。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处在西方国家的包围之中，一直被视为异类。为中华子孙后代计，中国有责任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确保国家稳步崛起为世界第一强权，避免重回鸦片战争后的乱世。 核武器有助于维护东亚当前的和平局势。具备实战能力的核武器可防止战争或降低战争规模，能防止核武冒险主义，并使特定的对手知难而退，从而支持既有的世界秩序。核武器对国际体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让核武国家之间的核子战争变得微乎其微，也让核武国家之间发生常规战争的概率大大缩小。基于此，不论中美之间的差异如何复杂而明显，如果中国威慑得当，两国走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东亚和平的根本保证。 问题是，美国的确存在一个实际的选项，那就是怂恿非理性文化浓厚的日本蓄意挑战中国，甚至极力促使中日在对美有利的时机开战。此外，中日国内政治生态都出现了对外用兵的需求，因此未来的中日关系肯定不令人乐观。为稳定中日关系计，从双边关系和国际体系层面考虑，中国强化和升级核武库是不得已的选择。 日本对核武器存在“酸葡萄心理”。一方面，日本政客渴慕核武这一获得大国权力的门票，比如石原慎太郎就曾说过，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国际舞台发声，根本无人倾听;另一方面，受制于和平宪法，日本又不得不谴责核武器，故作姿态地推动世界无核化。去年10月，联合国大会裁军委提出一项旨在减少核武器的决议草案，日本政府拒绝签署;而同年11月，日本又向联大裁军委提交了废除核武器的议案。不过，理解日本自相矛盾政策的线索在于其台下的动作。真实的情况是，日本已经储备了大量核原料和技术人员，只需要数月即可成为核武国家。 就军事力量而言，核武器可以弥补中国与美日同盟在常规装备方面的差距。除了总体威慑之外，中国核武的战略价值也在于其针对特定对手的威慑效果，当前主要的假想敌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由于美日同盟的常规装备仍然以较大幅度领先于中国，中国应当进一步改善和升级我们的核武库，从而使与美日同盟的军力达到平衡，预防美日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削弱它们限制解放军行动自由的能力。 美国推出亚洲再平衡政策之后，对华的威胁显性化，这证明了中国强化核武库的正当性。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变本加厉地复活军国主义，这更是迫使中国重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灵活的核武战略能有效抵消美日同盟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并粉碎其诱使解放军打响第一枪的妄想。 当然，现在中国官方的核武政策话语并不具体言明哪些国家和地区是自己核武针对的目标，并在核武数量和质量方面示弱，这种做法的逻辑是为了削弱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宣传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它也是韬光养晦政策的惯性延续。不过，此处隐含巨大的风险，即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容易误判中国的核武力量，判定中国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不足，从而让美国决策者萌生凭借其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先发制人的冲动。 因此，中国不得不树立可信核大国的形象。日本现在的判断是，中国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美日同盟拥有常规武装力量的优势，而且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日本技术和市场，所以挑衅和羞辱中国人民不会受到惩罚。近期东亚的变局，促使中国扩大核武库，提升与美国“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既要能对日饱和攻击，又要能打击美国主要大都会，从而增加中国外交的可信度，如此我们才能抗衡美国的霸权，确保在中日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完全有能力负担批量核武器战备值班，使核武威慑不只是停留于外交辞令。基本的数量要求是，在我们遭到敌方第一次核攻击后，或者我方的核基地遭到敌方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后，中国的核武储备还能摧毁美日两国。 面临美国发达的导弹防御网，如果中国的核武威慑要建立可信度，我们须推进核武现代化，开发先进技术，包括快速机动发射、固体火箭推进、模块化组装、综合化控制、机动变轨、多弹头分导、弹体小型化、发射便捷化等能力。我国已有多种型号的战术、战役和战略导弹，包括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有多样化的投掷技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提高了我国核武的突防和生存能力。不过，中国还要进一步强化“三位一体”的核武器发射模式，不仅要巩固陆基发射能力，包括地下井式发射、公路机动发射、铁路机动发射等，还要重点弥补空基和海基发射的短板。东风31A洲际导弹部署成军、轰-6K战略轰炸机批量服役、配备巨浪-2的094战略核潜艇即将远海巡航，使得我国核武装备加速看齐美军，但若要废掉美国的导弹防御网，中国在技术方面还存有升级空间。就眼下中美博弈的现状来看，解放军尽快取得卫星攻击、网络攻击、隐形战略轰炸机、第四代战略核潜艇的实战能力，恐怕是最精彩的回击手法。 说到底，目前的东亚变局主要是美国独占日本的恶果。二战后期，日本皇室和资本阶层害怕苏联在占领区建立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决定接受美国的占领要求。广岛和长崎被核武攻击只是日本向美军投降的表层原因。美国在投掷核武后，迅速单独占领日本，对其后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此举一度牢牢锁死了解放军走向太平洋的门户。这样的历史模式使得东亚战后体制与欧洲迥然不同，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反法西斯战胜国基本上失去对日本的制约能力，而为日本拟定了和平宪法的美国现在又有意为日本军备松绑，如无重大转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恐乃大势所趋，东亚变局已难于挽回。美日同盟正变成中国崛起的最大绊脚石。 东亚地缘政治的变迁将推动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反法西斯战胜国建立防日统一战线。中国、俄罗斯、韩国都与日本有领土纠纷，可以联手重申战胜国和正义国家的权力。要求反人类的法西斯侵略国家割让领土，缴纳战争赔款，就像让刑事犯得到应有惩罚一样，是合理而又合法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战败国却霸占着战胜方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理由支持俄罗斯合法占有南千岛群岛，并落实鼓励琉球独立的计划。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国以核武器开启了二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如今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另一些国家又借重核武器来维护这种秩序，而针对的目标都是日本。...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08-26 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水军首领”秦志晖（网名“秦火火”）及其团体成员被捕引发网民热议。规管网络的长久之计，必须是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对网上不法分子依法管理。 据报道，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公司（以下简称尔玛公司），抓获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公司其他两名成员。 秦杨两人的名字说起来有些陌生，但他们操作的一些网络事件可是家喻户晓。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他们编造、散布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他们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编造月薪不到十元的雷锋花费90元置办皮衣等高档行头。他们大量使用淫秽手段、色情包装来炒作那些希望成名的女孩，推出“中国第一无底线”暴露车模、“干爹为其砸重金炫富”的模特等，还删帖、查IP替人消灾，获利颇丰。 笔者观察到，这一新闻的跟贴有近三分之一叫好，声称早就应该如此，也有近三分之一的留言“存疑”，认为这又是一起“秋后算账”、“打击报复”，甚至认为这是收紧网络控制的前兆，更有个别读者把这条新闻本身定为“造谣”。可见，秦火火与“立二拆四”的能量是有一定互联网基础的。 笔者赞同第一个三分之一的读者意见，认为对秦火火之类的网络造谣者与幕后推手重视不够，抓得太晚。只要是上网的人，对这些事件都有所耳闻。同网络上个别不了解情况而盲目转发的网民与大 V 不同，他们俩开办网络水军公司，专门以造谣传谣为业，被网民称为“水军首领”、“谣翻中国”。他们两人这些网络炒作早就超出了商业范围，已经严重损害了个人、社会甚至国家的利益，可为什么等到以上这类事件已被他们“炒熟”，种下恶果，相关部门都迟迟没有介入？ 笔者认为，这与互联网是一个全新领域，相关立法与操作不健全有关。在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对互联网的管理找不到依据，又担心网民“群起而攻之”，结果畏首畏尾，容忍一些犯罪与歪风滋长，一些在现实生活里明显的犯罪行为，到了网上反而大行其道。 8月10日，央视与网络名人齐聚央视新址演播厅，大家一致认为，网络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在秦火火与“立二拆四”的网络炒作中，一些网络名人与大V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他们的“水军”，大量转发这两人蓄意编造的谣言。 但笔者认为，由央视与网络名人商定底线，并不能成为规管网络的长久之计，长久办法必须依靠法律。应该从快制定规管网络的相关法律，对网上不法分子依法管理。只有这样，一些明显有违逻辑有背常识的网络谣言，才不会大行其道。 那些对依法管理网络、打击造谣者不太能理解的网友必须明白，一个老鼠坏一锅汤，一些急于出名、要赚快钱和少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传播容易、偏听偏信的特点来散布谣言，造成恶果，受损害的是整个网络的诚信，受害的是大量被蒙骗的网友。只有依法严格管理网络，营造一个真实、和谐的网络环境，网络才能更好地造福社会，有利商业，也便于公民享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21 植根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借鉴法国反歧视与共和模式，中国政界和学界应该开展相关的调研与讨论，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构确立新的民族融合道路。 6月下旬，新疆鄯善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和田县发生群体聚集闹事事件，新一届领导集体迅速决策，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果断出手，及时妥善处置了两起重大骚乱，维护了社会稳定。鉴于境外势力的介入，简单把骚乱定性为民族冲突无疑是一叶遮目，但考虑到近年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治安恶化的情况，中国政界和学界都应居安思危，结合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及时反思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轫于前苏联的民族理论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列宁民族自决理论和前苏联联邦制的影响。在理论上，前苏联始终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拥有共同文化特征，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土地上实行自治。在实践中，前苏联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坚决反对任何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脱离联邦。在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后，维系国家统一的思想和制度支柱坍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了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法理依据，直接导致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和传统，中共并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主张“承认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舍弃苏联实行的联邦制，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中共通过宣传与教育，比前苏联更成功地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国民个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造了超越民族认同的高度同质化政治信念，强力压制了民族认同的意识，掩盖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 平心而论，中共根据本国历史传承而开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胜过在法理上允许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的苏联体制。然而，这一政治设计仍是在前苏联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跟前苏联遭遇到的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并不足为奇。 民族政策亟待与时俱进 文革时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路线冲击，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聚集区一样陷入无政府状态，当地上层人士与中共党内高官一道成为批斗的对象，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被禁止，大批宗教建筑与设施遭到破坏，大量宗教用品被捣毁或流失。1975 年宪法更是删除了1954 年宪法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调整，主要特征是优待少数民族。新措施包括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重点支持少数民族语文的恢复与发展，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给予职业宗教人士一些特殊权利，参军、招工、税收、高教录取等都向少数民族利益倾斜等等。这些政策纠正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全国性混乱，并非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确实起到了有效发展民族地区的目的。由于中共中央提倡在自治地区高比例任用少数民族党政官员，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汉族官员一直属于少数派。比如，2013年1月统计数字显示，西藏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2.05%，693个乡镇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0.6%。截至2013年7月，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6万，佔干部总数的5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了新挑战。目前有些长期执行但已经过时的政策存在较大负面作用。部分措施弱化了国家层面上的共同认同，导致一些人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没有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严重损害了汉族利益；强化了少数民族的地域观念，让民族观念与特定的土地挂钩，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 其中，争议性最大的是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两少一宽”。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中规定“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政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干预了司法相对独立的地位，使法院难以处理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此相应，政府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为由，允许某些少数民族合法持刀，这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因此，一些主要目的在于纠正文革所犯错误的民族政策需要在新形势下做出相应改变。 法国民族政策值得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调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过程中，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言，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法国与中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又长期实行市场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它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尤具参考价值。 法国当前的民族政策是共和模式与反歧视模式的混合物。共和模式源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崇尚民族宽容与融合，以普世的意识形态压制民族差异和认同。从19 世纪后期起，法国开始制度化地鼓励少数民族放弃本族历史和文化、学习法兰西文化，政治上认同法国，争取完全融入法国价值体系。共和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尽量淡化社会成员之间的民族身份差异，确立并维护平等的公民身份。从法律和政治意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无差别的公民，“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此模式的优势在于能有效防止民族边界的固化，从制度上封闭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路径；其劣势是难以解决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间经济利益矛盾和社会组织差异，这种不和谐往往将贫困固化在特定的少数民族身上，最终会引发族群之间冲突，近几年法国族群骚乱的爆发就是最好的例证。 除了法兰西主体民族外，法国还有阿尔萨斯、布列塔尼、巴斯克、科西嘉、佛兰芒、阿拉伯、华人等少数民族。阿拉伯民族骄傲的民族性格使其坚守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在法国社会中存在组织化的求异倾向，高卢人的同化政策在阿拉伯穆斯林面前明显受挫。法国人中的保守分子也因此不满民族融合政策的失败，决意捍卫法兰西传统价值，保卫法兰西民族特性，这也为法国的极右翼力量提供了生存土壤。 当然，最现实的冲突根源还是在于福利。经济向好时，民族之间在福利分配上的冲突可以被社会忽略或掩盖，可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资产价格下降，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法国社会的不满即首先指向在福利制度中受惠最多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曾经受到西欧民权运动的洗礼，怀抱强烈的民权意识，认为分享法国的社会福利理所当然。这一态度违背了法国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即资本主义精神，法兰西主体民族对此激烈反弹，表明宽容有其天然的限度。 为了救济共和模式的不足，1998年法国最高移民融入署正式向政府建议通过立法来管制日益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这成为战后法国民族政策最重要的转折点，被视为法国反歧视模式的开端。2004年12月，法国政府成立了机会平等与反歧视高级专署（HALDE），专门评判法律或国际条约所禁止的直接或间接歧视行为，从制度上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3-08-20 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此次到访不仅为日后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铺垫，更是“以谢逼马”，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 2013年6月底7月初，谢长廷先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到深圳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笔者尝试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此次红绿之间的互动，一看“涟漪效应”，二看“引申波幅”。 民进党内的“涟漪效应” 对于谢长廷是次到访，台湾部分分析人士仍以“苏贞昌、蔡英文与谢长廷”之间的暗战作主调，未来事件交易所的简单民调对谢的访问予以肯定，而沈富雄则批评为“空手而回”。以上三种说法均过于表面。 谢长廷凭借其独特身份，以“剩余价值”引领红绿互动。在台湾，所谓政坛“天王”，必须是“有领地、掌兵马，具功勋”，谢长廷毫无疑问具备这些资格，其所掌的台湾维新基金会是民进党的“影子政府”。台湾在下一次大选是否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正为两岸三地所关注。在现时民进党内的核心人物中，苏贞昌的政治身份让他动弹不得，蔡英文是不可以受伤的宝贝，只有谢是最没有政治负担的，他既不会再参选，又具有足够“压场”地位，可以“半公开”与大陆进行互动。 台湾传媒并未大篇幅报道谢是次访问，蓝绿间亦没有大肆口诛笔伐，甚至较为低调处理，由此可知谢的策略取得成功，也为苏贞昌与蔡英文在日后着手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的铺垫。 台湾民众具有保守、害怕改变的特质。自2008年后，两岸间的互动虽时有磨擦，但台湾民众已经接受了与大陆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经常性往来。两岸关系若因民进党重新执政而重回冰点，无疑将会是民进党的致命伤。这一点民进党的核心不可能不知道。 谢长廷的一切行动，必是先以稳定绿营选票基本盘为先。所谓的基本盘，就是“深绿”。根据历次选举的民调，蓝绿阵营的基本盘，即深蓝或深绿的支持者，各占大概三成，而“浅蓝浅绿”分别是大概一成左右。因此，谢长廷的行动若动摇了“基本盘”，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必然会变调。迄今为止，绿营民众未有太大反应，证明谢长廷可以再进一步。 如何发挥谢长廷访问的涟漪效应呢？谢是次到访，民进党人当然占了绝大多数，但谢系主要“兵马”并未随行，显现谢的戒心依然相当之重，此行目的只为摸底、不为交心。然而北京恰恰可以利用谢的心魔，先拉拢谢系人马。台湾有句老话：“发财在台北，乱也在台北”，意思是台湾的中南部依然相对落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每晚九点半后竟然可以关闭一半，台南经花东、宜兰北回新北市的公路一直没有得到好好处理，高铁更没有规划。中南部一直无法发展起来，既造成民进党在当地执政的压力，也是谢的遗憾之一。因此，如果谢下次到访，北京应先深入了解谢系人脉，然后点名邀请他们一同随行，陈菊若不方便，赖清德若感到尴尬，但他们总有亲信可作代表同行。随后，以输出技术、加强交流为名，协助中南部发展，如推动“农庄民宿转型”、举办中南部渔农业出口技术会议等。如果北京能够协助重点繁荣“大高雄”，这将有助将来全面打开红绿对话的基础，也可掌握民进党中南部未来的虚实。要知道谢将是过去式，但陈菊、赖清德的日子还多呢！ 台湾岛内的“引申波幅” 谢长廷是次到访，公开发言并不多，但是有一句话含金量相当高：“就算独派以后想把国家改叫‘台湾共和国’，也必须先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 北京的策略应是把“未来”锁定在“现在”。要知道北京现在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防止台湾变天，民进党上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所以，需要把谢的调子定下来，令民进党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变成必然。北京更要构建能够为台湾民众所接受的论述，以“先说、先定”的方式，尽量阻止“台湾共和国”的声音变成主调。不少台湾人对大前研一《中华邦联》一书相当推崇，提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发展台湾本土的“一邦多联”论调，获得台湾政界、高等教育界中人颇多肯定。对此议题，北京尽早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为未来准备论述。 谢此次访问虽然看似蜻蜓点水，但却令随后到访大陆的郝龙斌紧张起来。及后，马英九更表示，台湾民众若有意愿，不排除“习马会”。这是马英九首次松口，表示有可能进行“党主席对党主席”的对话。 国民党之所以有此反应，是因为他们开始出现“被取代感”。马政府过去五年在两岸关系上，可以说是好处通吃，却始终不谈政治对话，即使在他民望最高的时候也不谈。现在马政府好景不再，民望一路下滑，可能却是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的好时机，推动两岸互设办事处，开启“和平协议”谈判。如今出现“以谢逼马”的局面，正是谢此访的引申波幅。 香港的独特作用也不容忽视。谢长廷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共宴，台湾传媒没有以此为题大作文章，可见台湾社会对类似的交流至少是不抗拒的。台湾人对香港人很少有抗拒感。因此，如果组织一群具台湾认知的“港区全国政协”，成立专题工作组，在未来几年，定期或就个别议题，与台湾维新基金会进行交流，才有机会深入了解民进党。如果现时港区全国政协中缺乏相关人才，亦应以智库模式来招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