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3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10-18 中国到了要“讲清楚”的时候，对世界讲清楚，对国人讲清楚，对试图挑起争论甚至挑战执政当局的人讲清楚。 “不争论”蕴涵政治智慧 “不争论”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表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的“争论”，而每一次涉及意识形态与思想路线的争论，几乎都必然引起大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党和人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以至1976年邓小平复出时，必须面对着人心惶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严峻局势。 小平复出后直接介入到两场大的“争论”之中。第一场是“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争，这场“争论”成功奠定了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础。第二场是1989年后长达三年的“姓资姓社”论战。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这一争论时，强调了两点：不争论，但“谁不改革谁下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为什么说“不争论”蕴涵着小平的政治智慧？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党外左的势力猖獗，部分人不顾中国现实与时代的变化，加上对马列主义一知半解，喜欢生搬硬套，又自认为站得高，动不动就在“争论中”打棍子、戴帽子。小平本人就在之前的历次“争论”中被冤枉甚至被批斗、打翻在地，他多项正确的主张与政策建议都在这些高调的争论中被否定甚至批判。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时，小平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此确立以实践检验作为判断意识形态与各种理论争论的唯一标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这个时候如果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根本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可能。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中国非常不利。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试图寻找新的“敌人”，和平演变中国之声不停，各种小动作频繁。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没有底子也没有底气的中国，避免争论，韬光养晦，搞好自己的事尤其是经济发展，自然就成为当务之急。 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小平呼吁“不争论”，奠定了此后20多年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也让我们看到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思想、魄力与智慧。 中国到了“讲清楚”的时候 沿着小平开创的道路一路走来，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迎来了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国内政局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综合国力也处于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同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身份不相匹配的是，我们在国际与国内理论创新与舆论宣传上存在诸多不足。在国际上，一些国家误解或者有意扭曲中国，攻击中国执政党与社会制度，制造“中国威胁论”；在国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有所误解甚至不满的民众也不在少数。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出现问题甚至千疮百孔的当下，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时候，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全球瞩目之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协调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忙于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之时，忽视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舆论宣传工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能与时俱进。世界不懂中国，中国自己一些民众也没有看明白中国，很大一部分责任在政府与执政党身上，因为你们没有“讲清楚”。 你不讲清楚，自然就有各种思潮与势力借机出来大讲特讲。就拿近期再次兴起的“左右之争”来说。左派们关心社会公正公平没有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最短时间解决了世界上最多人口国家的温饱问题，让世界最多的人口脱贫，历史上还有比这更公平公正的吗？再拿极端的右派来说，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这些年屡次出现问题，甚至需要中国帮助纾困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照搬西方模式，这不但不民主，也不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应采取的道路。 左派们拿着百年前的理论教条生搬硬套，给当局挑刺，右派拿着万里之遥的西方国家的理论与理念来要求执政党，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其实，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几代领导人一边“摸石头过河”，一边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理论与实践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极大发展与丰富，也是当今世界先进的理念与价值观的结晶。 为什么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中国却让那么多人误解，甚至被故意扭曲？看起来，“不争论”也要与时俱进，中国到了要“讲清楚”的时候，对世界讲清楚，对国人讲清楚，对试图挑起争论甚至挑战执政当局的人讲清楚。 习近平8月19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很好的总结：“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国该如何“讲清楚” 从“不争论”到“讲清楚”，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当今的中国同30年前、20年前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在国际上，即便中国继续韬光养晦，但由于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无法回避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无法不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与地区安全事务。中国的强大，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周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猜忌甚至对抗。中国实行了不同于西方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上国际上少数反华势力的鼓捣，如果中国不“讲清楚”，误会、敌意恐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在国内，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虽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经济大发展的奇迹，但毕竟还有诸多不足，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不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上“讲清楚”，在中国所走道路上“讲清楚”，对中国将要抵达的彼岸“讲清楚”，势必会引起一些极端分子的质疑与挑衅，也会在部分民众中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在资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如果官方一味采取“不争论”、置身事外的态度，久而久之就会失掉意识形态的阵地与舆论宣传的主要平台，就会使得一些极端思想与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影响社会安定与国家发展，最终破坏执政党执政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 涛 2013-10-17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的胜者属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或危机未爆发前）敢于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过程中，谁能在今后占据有利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最能居安思危。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各国要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并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这些观点反映了当前国内外的呼声和趋势，得到广泛好评。 从国际看，习近平提出三个国际问题——大国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些问题解决与否关系到中国能否保护国家利益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那些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需要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降低世界经济金融的波动，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冲击；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但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流通速度，而且可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实现一个公平公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可以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重新平衡世界经济新格局，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 从国内看，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以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这个决心如果能够得以认真贯彻和实施，则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解决三个国际问题任重道远 然而，三个国际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一个较长过程。 首先，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看。包括本次危机在内的全球经济危机史表明，大国在面临危机压力时，通常采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将其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放在次要位置。以本次全球危机为例，无论是美英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抑或是欧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框架，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拉高资产价格和做大名义GDP，进而客观上取得稀释本国债务的效果。这些政策还会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内转移负担，如资金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大规模流动，推高这些国家的汇率和资产价格，加大了别国防范和控制本国金融失衡的难度。而当危机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时，这些大国又可能以防范通胀为由来紧缩货币政策，并导致资本迅速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引发资产价格下跌和汇率贬值（今年5月到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总之，尽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被动地受少数国家支配，并被动地为其分担危机成本（如资产价格波动）。 其次，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看。尽管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初步形成，但当一国面对危机时，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许多国家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欧洲对中国光伏产品征税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就是例子。再如，英国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救援的过程中，明确要求受援金融机构要优先向本国企业提供贷款，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和住房贷款需求，以帮助本国实体经济复苏。为解决危机和寻求经济增长和就业，各国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身利益。越是大国，保护主义的意愿和能力越强。 第三，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看。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些国家并不会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而愿意主动让出主导权。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经常凌驾于多数国家利益之上，并决定了危机总是重演的：多数政府都寄希望于靠时间来换空间，希望通过拖延时间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不采取实质措施来解决根本性问题和防范危机的频繁出现。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有把问题拖下去的内在倾向，只有在危机濒临或爆发时才会可能采取实质措施，尽管可能为时已晚。因此，美国和美元主导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现实不会改变：在美国经济好时，美国吸引全球资金为其提供廉价的投融资服务，并获得铸币收入；在经济不好时，则增发货币，助长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在全球内推动通胀，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 固然，对外我们要坚持呼吁和推动上述三个问题的逐步解决，但真正的功夫还要下在国内。寄希望大国“发善心”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是困难的，最终解决问题的钥匙是消避自身风险并以改革壮大自身实力。 中国亟须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现在应重点关注两件事： 一是化解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硬着陆。中国目前面临由近年信贷激增（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的爆发式发展）导致的债务风险。具体体现在：中国GDP增量难以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包括本金），迫使借款人借新还旧，从而使中国的信贷扩张不可持续。有研究表明，在2010年后，中国全部信贷的利息成本开始超过当年名义GDP的增量。2012年，该利息成本是名义GDP增量的两倍以上。2013年，即使全部新增GDP（实现7.5%的经济增长率）用于支付利息成本，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新增信贷是为了偿还利息。这意味着，为维持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率，信贷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事实也正是如此，2013年初开始，信贷年度增长率仍达22%。然而，这种信贷扩张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其持续时间越长，后遗症越大。 上述债务问题不但可能演化为债务危机，而且可能引发货币和经济危机。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会反映为银行体系的资产损失，并最终迫使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化解和处置这些风险和损失。可选的办法是大幅度压缩非正规融资、国家发债来处置不良资产、降低利率以降低利息成本和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力度足够大的政策存在诱发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风险，所谓短痛，而如果这些政策力度不足够大，则难以使信贷扩张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并最终遭受更大损失，即长痛。我们可能不得不在长痛和短痛中取舍。 此外，来自国外的政策外溢和传染效应可能为中国的金融风险火上浇油。美欧日英等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给中国带来外溢影响。一个可能情况是：随着中国部分企业和个人偿债压力的逐渐显现，国际利率开始进入上升周期，本外币利差逆转刺激资金外流，带来中国利率上升压力，加大国内企业和个人的偿债压力和危机程度。 二是继续推动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实质改革，尤其是打破利益集团垄断。2003至2005年银行重组和上市时，政府说这是最后一次晚餐，期望今后通过改革避免类似问题重演。然而，十年后，同样的更大规模的问题再现，这说明中国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尚不到位，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依然严重。金融监管体制不能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许多新兴市场和产品没有有效纳入监管体系。一是当前监管机构对非正规融资体系的监管不足，如信托公司流向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的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监管；二是市场约束不足，如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委托理财产品由发行者提供担保，实行有效市场约束的动力不足；三是非正规融资体系和正规的银行体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信托公司依靠银行的客户来从事信贷和融资活动。总之，金融领域的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失衡问题的表象之一，根本问题是实质改革滞后。 从政策趋势看，在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单纯靠需求政策（如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但难以持续维持较高经济增长率，而且会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只有多从供给侧面下功夫，打破导致资源扭曲配置的各种限制，促进资源在全社会的公平高效配置，中国经济才可能取得持续增长。而打破这些限制，就意味着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提振私人投资者信心的制度环境。 总之，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决心和能力打破垄断。不首先对内打破国内利益集团垄断，不继续在国内推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市场化，也就很难对外打破少数国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因此，只有摈弃国内的局部利益，打破部门分割格局，才能最终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增进。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的胜者属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或危机未爆发前）敢于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过程中，谁能在今后占据有利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最能居安思危。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对外不断呼吁，督促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改革，对内则必须下定决心，主动深化改革。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10-16 我们纪念习仲勋，是纪念他早年怒发冲冠，为苦难中国揭竿而起闹革命；是纪念他执政春秋中，不畏强权与强人，不计个人荣辱；是纪念他晚年反思觉醒，为受苦受难的中国民众拍案而起。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习仲勋是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建政之后上调中央，1959年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9月，习仲勋被诬指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遭到撤职，随后被安上“反党集团头子”的罪名，被流放、劳动改造和监管达16年之久。习仲勋不断受到迫害，家人也跟着受难，尽管个人和家庭遭遇不幸、磨难，他始终在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习仲勋在年轻时代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投奔共产党，贡献自己的宝贵青春；在中共建政后，他多次劝谏领导人，也因此遭受意外的打击和挫折；到了晚年，他坚持思考，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前途与发展之路，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习仲勋堪称广东改革开放与深圳特区的“总工程师”。复出政坛后，他于1978年4月被外派广东，1978年12月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一重要的“封疆大吏”任上，习仲勋有机会耳闻目睹广东民众为追求自由富裕的生活而蒙受的苦难。他主政广东之初就听到汇报，粤港边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偷渡客”，一些人被边防部队当场击毙，还有一些人被抓回来反复批斗或投进监牢。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中的人们为什么要冒死投奔“资本主义地狱”？习仲勋带着疑问到粤港边界实地考察，发现“解放快三十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血淋淋的事实和鲜明的对照令习仲勋深思。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习仲勋不怕犯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弥天大罪，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庄严提出：我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最值得我们怀念的地方，是他在风烛残年时的反思觉醒与返璞归真，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当时业已走火入魔的政治文化，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受难民众开辟生路、为遭受政治迫害的耿介之士仗义执言。细数中共领导人，从思想与行动上他无疑都是最开明的领导人之一。 今天，我们纪念习仲勋，是纪念他早年怒发冲冠，为苦难中国揭竿而起闹革命；是纪念他执政春秋中，不畏强权与强人，不计个人荣辱；是纪念他晚年反思觉醒，为受苦受难的中国民众拍案而起；我们纪念他“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群众路线，更是纪念他认真反思党和国家之路，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勇于对党和执政者所作所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天，我们纪念习仲勋，也是警醒执政党：要时刻约束公权力，始终把人民的幸福放在最高位置，广开言路，共创未来。

著名政论家 南方朔 2013-10-08 步入习近平时代，中国在高阶上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建造阶段。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索如何定义自己。中国积弱积贫太久，经济发展起来，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财大气粗。于是，“大国崛起论”、“汉唐盛世”等说法纷纷出来，但你一提“大国”，别人就会害怕，你讲“汉唐”，东亚国家心里就发毛。这都是用过去来定义自己、定义现在。我曾提过，一个国家最好用未来定义自己，而不是用过去来定义自己。 去年11月，中共完成权力交接，习近平接掌中国，提出“中国梦”。这一提法比以前的“大国崛起”、“汉唐盛世”等要好很多，因为习近平不是用历史来定义中国，而是用未来定义中国，对内、对外都形成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对内，他告诉中国民众，我们国家现在慢慢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民众会有怎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中国梦”。对外，习近平已经先后访问了俄罗斯、非洲和拉美，还在加州与奥巴马会晤，他告诉世界各个国家，中国未来不搞大国间的对立，而是要建立新型合作关系，明确了中国的世界角色，这是比较务实的国家定位。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谈“国家建造”（Nation-building）这个概念。百年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形势非由我造，中国只能且战且走，难以形成自主的国家建造策略和思维。我们已可看出，步入习近平时代，中国在高阶上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建造阶段。 在国家建造阶段，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等，都需要根据现实和未来的需要，进行再思考和再调整。不同时代对领导人形象有不同的要求。过去，中国对领导人的个人形象不是那么看重，也没有花功夫塑造个人的国际形象。但是，习近平时代就不同了。中国现在是大国，领导人出来讲话要有大国领袖形象。中国每一个人，只要稍微读一点书都知道，一国元首站出来要有元首的样子，讲话有讲话的样子，穿衣服要有穿衣服的样子，国母要有国母的样子。现阶段的中国确实已到了必须建立领袖形象、开创新领袖风格的时候了。中国的领袖必须更积极地在国际社会亮相、发声，表明中国的国家地位、所期望的国际愿景，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情、理解；中国的领袖也应更主动地接近国民，多做讲话，营造国民向上的时代气氛。我们看到，习近平时代带出了新气象，这位领导人很有大国领袖的样子，讲话得体，习夫人和他的配合也很不错，吻合中国现代发展的需要。 以香港为基地的新兴民间智库天大研究院，一直关注中国在历史新阶段的发展战略，构建着思想发展的前沿平台。去年他们开始出版有关习近平的系列书，从《习近平访美》到《中国梦  复兴梦》，再到最新这本《中国梦与美国梦》，编得很精彩也很及时，特别是《中国梦与美国梦》收录了美国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对美国梦的经典论述，参考价值不菲。 美国梦讲究的其实就是一句话：任何人只要规规矩矩做事，只靠一代，你绝对可以脱贫致富；一家人靠你一个人工作，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你的孩子可以受到完整的、至少是高中以上的教育。这就是美国民众典型的美国梦，而且的确，在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美国梦真的实现了。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一个家庭里面，爸爸规规矩矩上班、规规矩矩做事，一家人绝对可以靠这一代，生活就稳定下来。到了大萧条时代，美国梦破碎了。我们知道，当时美国贫富差距很严重，没钱的人生活困难，失业率甚至高达30%、40%。到了近些年，美国还是一个很富裕的大国，但是大部分财富都是被少数人所占有，99%的人都是穷人，对美国民众来讲，那个美国梦已经消失了，他们也是牢骚满腹的，所以才会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独立建国到大萧条，一直到马丁•路德•金（他让美国黑人也可以分享到财富）再到现代，美国梦的梦境发展到现在，已经打了很大折扣，很淡很淡了。所以，我们要警惕，当中国提出中国梦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实际做法，如财富如何分配，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分享。也就是我讲的那句老话，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别的不图，我们所希望就是我们这一家人靠爸爸一个人或者靠着爸爸和妈妈，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绝对能够买房，小孩子绝对能够大学毕业。中国至少要让民众这个生活上的梦能够实现，而且不能太遥远，不能说要等上好多代，老百姓只图一代。所以，要让这些梦在一代人中能够得以实现，这是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中国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在高阶的自我定位上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贯彻自己的意志，传达给整个官员体制，让政府表现得更好、更合理，要想办法除去那些贪污、扰民的不合理的现象。领导人的思想，必须依靠整个官僚机构运作出来才能真正体现其意志。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高度发挥知识力、思想力。每一个国家的兴起，在经济兴起之后必定要有知识兴起，假若没有知识兴起的话，这个国家的兴起一定是很短暂的。中国目前的国家兴起是以经济做后盾，知识的兴起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觉得，知识的兴起是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政府的合理性一定要有知识的基础，国家的经营也要有知识的基础。如果没有知识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很牢靠，在现在这个全球经济竞争如此之快的时代，是很快会被淘汰的。最近，国际媒体上讨论最多就是金砖国家好像整个经济增长速度都变缓了。 除了《中国梦与美国梦》中提及的这位亚当斯，美国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名气更大的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我最近正在读他的传记。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开国元勋那一代如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我对他们特别感兴趣。独立建国年代是美国最好的时代，美国的历史学家讲，美国之所以幸运，幸运在于有开国元勋一代，后来一代不如一代。美国开国元勋那一代人有学问、有人性、有知识、有世界观。华盛顿最有风骨，可他学问不大，学问大的是亚当斯，他的长子昆西•亚当斯也很有学问，他们一个是《独立宣言》起草人，一个是《门罗宣言》起草人。亚当斯这个人了不起，他的古典学学问很好。英美有一个共同现象，很多政治家都受过很好的古典学训练，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要知道，读过古典学的人，他们具有那种古典学的智慧，会问基本问题。我自己是很喜欢古典学的。因为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说，年代越早的思想家、学问家越敢问基本问题：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民生、什么叫公平。古典学的学问家们会问这些基本问题，而我们现代人基本都不问这些问题了。最近这几年我写文章在问：为什么西方有古典学而中国没有古典学呢？我所谓中国的古典学，就是指先秦诸子那一代的学问，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政治思想。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在说他们的政治思想，而是一天到晚在说美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好好研究研究《礼运大同篇》？假如我们把《礼运大同篇》作为中国未来整个政治的或是思想的指南针，会更有说服力。 中国制度的合理性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全世界仍然有不少国家持怀疑态度。假若国家找不到自己的合理性，别人就会说，你的经济不行，就是靠国营企业，你的政治不行，因为你没有选举。其实中国的制度未必比美国差、比西方差。中国在整个崛起过程中，需要有很强的知识力，来建构整个国家的合理性，当然这个合理性更需要靠运作来证明确实可行。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经济转型、生产力与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中国梦的实现，都离不开知识的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智库、媒体等等，都将在知识兴起中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任重而道远。我对他们充满期待。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7_1.html）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冯崇义 2013-10-07 此书编者将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阐发评说合冶于一炉，引导读者同时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去解读“中国梦”，并将落脚点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应是中美共同的梦”，可谓苦心孤诣、别有天地。 继及时编译出版《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中国梦 复兴梦——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之后，天大研究院又马不停蹄地推出《中国梦与美国梦——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暨首次习奥会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厚达800余页，洋洋大观、大气淋漓。全书林林总总、兼收并蓄，收录了习近平两篇论述“中国梦”的讲话全文及204篇海内外评论和报道，将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多种视角和观点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民间智库能够殚精竭力从事这种“基础工程”建设，其用心和识力，实在可圈可点。 该书分三个部分，分别聚焦“中国梦”、“美国梦”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此书收录了政治光谱不一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报道和评论，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世人对中共新领导层的广泛期待，也可以看到世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注和担忧。视角和价值观各异的作者，对“中国梦”和“美国梦”作出深浅程度不同的解读，色彩斑斓、饶有兴味。其中也有一些作者试图垄断对“中国梦”和“美国梦”解释权、定调权，严词抨击各种“误解”，在百家争鸣的园地中略显扎眼。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编者将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阐发评说合冶于一炉，引导读者同时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去解读“中国梦”，并将落脚点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应是中美共同的梦”，可谓苦心孤诣、别有天地。梦归何处？ “中国梦”这一概念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由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倡议、中国官方全力宣传、官方和民间对它的解读有所不同。人们希望从“中国梦”的解读和争议中窥知中国的走向。“中国梦”这一概念引人注目，也因为它引发世人对耳熟能详的“美国梦”的自然联想，好奇它们之间的异同。 习近平接任以来选择四个关键场合倡议的“中国梦”，确实给人们的解读留下颇大空间。本以低调著称的习近平，在入承大宝之初就立刻高调推出“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率领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借此机会向全球宣示“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且，他还给“中国梦”锁定了目标和时间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2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南巡”期间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再次宣示“中国梦”，指出“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作了相当于“就职演说”的发言，更为全面地阐释“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强调提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2013年6月7日（当地时间），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首次习奥会，享受一番别具一格的“神聊”。习近平借此机会郑重其事地向奥巴马及世人表白，“中国梦”同时“也是合作、发展、和平、共赢的梦。这与美国梦和各国人民的美好的梦想是相通的”。 “相通”二字是点睛之笔，点出的是和平发展这一当代世界的时代精神和人类共同主题，表明“中国梦”不是和“美国梦”迥然异趣的异类。习近平四说“中国梦”，从民族复兴到强国强军、从人民的梦到人生出彩、从和平发展到合作共赢，应该说已经清晰明了、面面俱到。而且，为了激活“民族复兴”的梦想，他将国家宏大叙事激励和个人利益激励紧密结合起来。不过，正因为面面俱到，不同目标之间存在着倡导者或许觉察不到的潜在张力。强国强军有时是人民幸福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当国家民族特别需要摆脱贫弱状态的时候，但是，强国强军有时则直接祸害人民幸福，自古以来有多少兵强马壮的国家对本国人民横加蹂躏或将本国人民当成对外耀武扬威的炮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首要目标一直是国家富强，人民大众为这一目标付出了无穷无尽的牺牲与代价。因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公民的福祉当成首要目标，而将国家富强当成次要目标和实现公民福祉的手段。过分强调国家富强，非但不能点燃人们的普遍激情，反而会疏离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人群。强国强军也是中华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条件，但强国强军与和平发展之间的张力更为明显。除非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自卫意图深信不疑，强国强军和积极备战所释放的就不是和平的信号，难以得到世人的和平共鸣。 “中国梦”和“美国梦”衔接起来，上述张力或可得以化解。“美国梦”的美丽传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美国梦”的境界之中，美国这片热土给所有人提供最大化的个人自由和最平等的成功机会，任何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就可以实现自我、成就一切。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探讨“新教伦理”的主要灵感来源及其主要依据，正在于清教徒移民在美国的寻梦实践。而“美国梦”得以实现的价值支撑和制度平台，则是体现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自由平等理念和宪政民主制度。而且，正像对推广“美国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国文史名家詹姆斯•亚当斯1931在美国经济大危机之中出版的《美国史诗》一书所强调的那样，“美国梦”更为珍贵的是将实现自我和社会奉献融为一体的精神层面。如果说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中国梦”，侧重点是“富强”和“幸福”；那末，“美国梦”的侧重点则是“自由”和“机会”。习近平将具体的施政目标提炼为“中国梦”，无疑也是要强调社会发展目标的精神层面和理想层面，以摆脱对眼前利益的过分偏执，提升人们对长远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关注。习近平在当选中共总书记后的即席发言中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当今世界的美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或“幸福生活”的愿望要求，当然也包括自由权利、平等机会、宪政法治等等“美国梦”所包含的内容。梦圆太平洋 十八大后接班的中共新领导班子，在国内面临经济下行、民怨上涨的压力，在国外也面临荆棘丛生的逆境，需要化险为夷、为“中国梦”的实现保持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应变局、开新局，别无选择，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性信号。有政治头脑的全球政治家，无论左右，都很快读懂这一信号所体现的国际关系新格局。1989年福山欢呼冷战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宣告现代世界挑战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相继失败，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因而成为人类选定的最好政治制度。但是，福山的这一自由主义民主福音很快就受到严峻挑战。首先，世界共产主义并没有全面崩溃，亚洲和美洲几个共产主义政权在“苏东波”之后仍然安然无恙，体现了超强的适应能力。其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激增，而且直接诉诸暴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911”恐怖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反恐战争”、集中精力对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阿拉伯世界的其它挑战者。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以及欧盟、日本都相应地对中国和北朝鲜更为强硬，意味着西方世界的“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新的战略重心。 平心而论，出现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既是因为反恐战争进入尾声，也是因为2008年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崛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宣传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邀约全人类追求和谐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理想。但是，2008年西方世界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实力对比和中国政府对西方的态度。当西方世界深深地陷入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凭借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世界工厂）和贸易顺差带来的雄厚外汇储备，不仅通过经济政府手段避免危机，而且一跃成为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债权国。2009年初，中国政府向上修正2007年增长数据，宣布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根据中日两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08年起，不断有国际智库和经济学者估算20年内（甚至于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而将时间缩短为十年之内）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给中国的强硬外交带来了充足的“底气”。特别是中国官方的强硬派和民间的民族主义愤青，高调要求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惜用军事手段解决领土争端，不断宣扬“和平崛起没有先例”、“强国必霸”、“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造成周边和欧美国家的很大恐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中出现新的分化组合，正在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不及时化解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诸多矛盾而引发武装冲突，中国经济迎来的绝不是“世界第一”，而是遭遇崩溃。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全球化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毁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中国会是最大的输家。而且，中美开战是自我毁灭的绝路，绝非正常人所能容忍。那种“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论断，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观察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而得出的谬论。这种谬论没有历史事实依据，但可以实实在在地制造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改弦易辙、和平崛起的德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居于“老二”和“老三”的地位。他们没有与美国老大发生“对抗冲突”，而是与美国老大一直保持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美之间发展和保持这样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魄力和智慧，也需要合适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平台来支撑。中国军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民主的包围”，并从大战略角度提出通过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来将这种“民主的包围”消弭于无形。早在1795年，大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论”。他从逻辑上论证，除非是出于防卫，宪政民主国度中的大多数人们为了自己生命安全，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就都会遵照和平理性的原则解决争端，再也没有战争发起者，因而也就永远没有战争了。因为人类当时才刚刚冒出几个宪政民主国家，康德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只是人类可望而不可求的愿景。但是，康德这一异常大胆而富有远见的逻辑论证，得到了两百年来人类历史的验证。“民主国家不向民主国家宣战”既是鲜有例外的历史事实，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一种信念、被越来越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当作制定外交政策的一种指导思想。当代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一个发展中的制度？社会主义有多种流派。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多党制的社会主义和一党制的社会主义之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尽管有重大不同，但都主张多党制民主政治；列宁及俄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则主张一党专政。这一制度已经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将市场经济容纳进去，它能否以“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将宪政民主也容纳进去？习近平在“神聊”中将“中国梦”解释为“合作、发展、和平、共赢的梦”，向奥巴马和世人宣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宣示中国要努力同美国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诚如是，中美两国将梦圆太平洋。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6_1.html）

——评《中国梦与美国梦》兼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同一性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 王占阳 2013-10-03 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基本相同的，中美两国人民实现美好梦想的道路也有一致性，这就使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梦，丰富中国梦，完善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加强中美合作，从而逐步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梦想。   以世界眼光提出世界性命题 习近平主席在首次习奥会上提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这是一个推进深度开放的重要命题，其中蕴涵的“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观点尤为重要，但真正理解和论述这个命题并不容易。 习近平访问过60多个国家，是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国领导人，所以才提出上述世界性命题。国人理解大国领导人，理解上述世界性命题，同样也需要世界性眼光，特别是需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和理解“美国梦”，而这正是中国公众以至中国知识界普遍缺乏的。 香港历来是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得天独厚的特殊窗口，这使天大研究院自始就能站在全球高度观察和理解习近平的实践和思想，有优势也有特色。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出访美国后，该院很快出版一本厚重的《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这是关于此次重要出访最完整的国际文献汇编。十八大后，该院敏锐地抓住“中国梦”这个关键词，很快出版《中国梦  复兴梦》，最齐备地汇集了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全球评论与报道。首次习奥会举行后，该院又紧紧围绕“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这个核心观点，迅速地搜集、翻译有关这次峰会和两梦相通的大量文献，出版《中国梦与美国梦》一书，既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更为人们理解“两梦相通”提供了重要文献。 对中国读者来说，《中国梦与美国梦》一大亮点就是翻译、汇总关于“美国梦”的诸多重要文献，包括亚当斯的《美国梦》、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奥巴马的《我们的美国梦》，尤为认识、理解“美国梦”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中国人理解“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对于真实的美国梦缺乏真切了解，而本书就为克服这个障碍提供了钥匙。 研读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真切了解“美国梦”，我们可以深切地理解习近平所提出的上述世界性命题，其要点正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具体到中美两国，就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中美人民美好梦想的相通处 具体说来，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主要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都希望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常生活。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企盼的就是“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奥巴马也讲得很直率：“我们所有美国人都拥有简单朴实的梦想，如一份工资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工作，一份我们可以依赖和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一份体面而又有保障的退休生活，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享有成功的机会。”在这个层次上，中美两国人民的价值观和梦想实质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的阶段和程度仍有不同。 二是都希望普遍享有高素质的精神文化生活。追求精神文化境界和高雅丰富的精神生活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中国人民美好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当斯提出“美国梦”概念时就把普遍实现高素质的精神文化生活视为“美国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如果美国梦要成为现实，落地生根，我们的公共精神和智识生活必须显著优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美国梦这一重要内容至今仍在延续，奥巴马有关“美国梦”的演讲洋溢着“美国梦”的崇高气质，米歇尔更在演讲中推崇着“美国梦”的道德价值观：自尊正派、诚实守信、心怀感恩、谦逊待人等等。美国人民在精神境界、精神生活方面的梦想同样美好崇高，以往国内媒体总把“美国梦”描绘成金钱至上、充满铜臭味的功利性梦想，这种丑化误解理应休矣！ 三是都希望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不仅被人们普遍认可，在“中国梦”概念提出后也开始被视为“中国梦”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较之“美国梦”最具优势的那部分。其实，“美国梦”也在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正如亚当斯所言：（美国梦）“意味着人人都能全面发展，不受旧文明渐次竖起的樊篱限制，也不受造福某些阶级而非全社会所有普通人的社会秩序所约束。”显然，亚当斯是站在“人类希望”的高度上论述“美国梦”的。 四是都希望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的条件下，所有阶层的公民都能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过上富裕幸福的新生活。习近平强调全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正是对于这种中国梦的概括表达，其中还暗含着社会流动与社会和谐的美好梦想。而美国梦在这方面更是由来已久，美国媒体至今仍然在说：“美国梦，作为一种理念，是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从最卑微的出身开始，经过自己的奋斗而获得成功。” 五是都有互利合作、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美好愿望。在中国，这主要以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道德理想的形式存在，也是公认美德，被视为“中国梦”的当然组成部分。在美国，这同样也是“美国梦”的固有组成部分。无论亚当斯，还是马丁•路德•金，都在强调大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奥巴马更强调：“美国梦值得奋斗——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彼此。” 六是都是人民实现和享有普世价值的美好梦想。近现代社会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都主张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价值。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已把普世价值的实现明确地纳入了“中国梦”范畴。而美国人民争取实现和享有普世价值的奋斗历程也很漫长，已经发表整整五十周年的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实际就是“美国黑人实现和享有普世价值的梦”。 七是都希望生活在人人富裕幸福的理想国。在中国，这毋庸置疑是社会主义理想和人民的普遍祈盼，也是“中国梦”毋庸置疑的主要组成部分。亚当斯的“美国梦”描绘的就是“一片理想的国度，人人都过上更美好、更富裕和更充实的生活；人人机会均等，依靠能力或成就实现自我。”“美国梦”中的这种理想国，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国。由此可知，在基本的社会理想方面，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也是基本一致的。 八是都为子孙后代着想，都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的利他不仅在于同代人的利他，而且还在于对子孙后代的利他，这就涉及教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大问题。美国人也祈盼后代幸福，“我们也有责任去确保我们的后代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九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都希望两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是重新陷入冷战和对抗。中美关系都是超大型国家，一个是超级大国，一个是最大的新兴大国，如何处理好这种大国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习近平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应当“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主张在中美两国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又已在中美元首间达成了共识。这就形成了又一个中美两国人民及其政府共有的美好梦想。 实现人民美好梦想的共同方法和道路...

英国资深时事评论员 土木其 2013-10-03 把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简单套用在中国的国家概念上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一大误区。从本质上讲，西方并没有摒弃民族主义，只不过以扩大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和扩大的文化认同取而代之。西方国家集团拥有共同的市场、共同的教育标准、共同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界定，这些标准仍然符合西方学界接受的民族国家定义。只不过这种超国家集团不再被冠以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称谓而已。 天大研究院编撰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汇辑了200多篇媒体评论和专家分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概念，以及中国梦在当前国际关系当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梦的概念由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11月29日提出，后来在不同重要场合多次提及，使“中国梦”的概念成为其执政标志。在中国梦概念提出后的几个月内，编者汇集中外评论和分析的精粹，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梦的概念。 书中第一部分文章着重分析讲述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摸索，中国梦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富。“中国梦”概念不仅传承了几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而且着重强调了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自觉奋斗的历程，以及1949年后建立新中国以来60多年的发展探索，更汇集了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实践。 中国梦是中国近现代国家发展、现代民族主义诞生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中国梦被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和发展理念，更具有兼容性，更容易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诸如《两岸都应与时俱进共圆中国梦》、《习近平的中国梦与台湾》在这方面特别做了论述。 作为一名长期在海外的时事评论员，我认为书中的中国梦和美国梦比较的部分和分析新型国际关系部分对于在理解中国梦的概念时，避免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误区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的误区，一个是指中国梦和美国梦比较的问题，另外一个则涉及对于民族主义的误解。   美国梦 书中谢剑《中国梦+美国梦=一场噩梦？》一文引用美国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的负面评论，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分析，基本上揭示了关于比较中美两个概念的一般误解。 一般认为，中国梦虽然体现了从过去平均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偏离，给予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更大空间，但把中国梦的概念同美国梦相比较，中国梦仍然主要基于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人民。 西方观察员还说，习近平本人对美国梦有过近距离体会，他曾于1985年访问美国，在美国普通人家中生活过几个星期。比较中国梦和美国梦的生活，西方观察员更愿意强调中国梦具有国家属性和集体属性，而美国梦则以个人奋斗和个人主义为标志。 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美国梦的实现同样也要依赖国家强大的现实，即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地位，以及美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主宰现状。另外，美国强大还有赖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而这又和美国殖民主义的建国历史密不可分。 历史地看，中国梦的大概念上溯到170年前中华民族进入近代开始御辱图存的奋斗历程，而美国梦的背后则有着殖民主义的魅影和北美原著民的血泪史。 民族主义 中国梦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建立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发展的最新总结，是中国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古老文明，在进入近现代面临西方列强挑战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现代民族民族主义，进行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探索，加上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宝贵实践之后，集大成的新型国家意识形态。把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简单套用在中国的国家概念上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一大误区。 西方经历民族国家阶段、后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令绝对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民族主义在西方被赋予负面含义。西方集团吸取大战的教训，加上冷战所需，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经过淡化，加强了国家集团概念。然而从本质上讲，西方并没有摒弃民族主义，只不过以扩大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和扩大的文化认同取而代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扩大的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集团拥有共同的市场、共同的教育标准、共同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界定，这些标准仍然符合西方学界接受的民族国家定义。只不过这种超国家集团不再被冠以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称谓而已。 书中最后阐述新型国际关系的部分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这种民族主义对抗的困境，以及中国梦面对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人要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另一方面在建立强大国家的过程中，要避免同世界强权发生激烈对抗。 薛理泰的“中国何故不阐述新型大国关系”一文指出中国作为崛起大国要避免同美国这个守成大国冲突，中国领导人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要努力摆脱这种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宿命。众多评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文章也都从不对抗换和平崛起的角度作了分析。 本书搜集了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评论员和专家的评论和分析，为理解和研究中国梦提供了全方位分析。这本书对于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200多篇文章还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和数据。书中关于中国梦的文章涉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中国崛起为中西关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等重大话题，对于关注国际关系的读者来说，本书的全景式分析为进一步进行有关专门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必要资料。...

旅日知名华人作家 俞天任 2013-10-02 所谓“中国梦”不在于能产生多少华丽的亿万富翁，也不在于有多少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能爬到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也不在于外在的国力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是不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幸福地度过一生，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要有着自己的追求，总有着对自己的定位，总有着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形象，也就是一个梦。既然有所谓“美国梦”、“日本梦”什么的，那么中国在摆脱了外侵内战后，也应该有一个“中国梦”，这也是时代对中国的要求，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顺应了时代要求。 正因为这样，习近平一提出有关“中国梦”的说法，中外各种传媒上立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解析、解说和推测，其中不乏从纯意识形态出发的类似于过去冷战时期的言论，似乎“中国梦”就是一个和“美国梦”对着干的意识形态概念。 天大研究院编译出版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通过“中国梦”、“美国梦”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应是中美共同的梦”这三个部分，让读者对“中国梦”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这本书不是一本意识形态的宣传小册子，实际上整本书就是通过研究院编译团队收集的极为翔实的材料来客观、中立地说明了各种观点对中国梦以及美国梦的解释和解析，让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自然能对“中国梦”得出自己的更加符合事实的理解。 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之后，不少人立即望文生义，刻意制造了一大堆所谓“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不同甚至对立的地方。其中，一种常见说法就是，所谓美国梦是个人的梦，而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整体的梦。似乎中国梦就是一种抹杀个性、只讲集体主义的东西。 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误解，美国梦虽然更加重视个人价值，但不是说中国梦就是否认或者抹杀个人价值，就像习近平在6月7日所说：“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国内有些人片面强调“梦”和“个性”，仿佛要么就是富有个性的美国梦，要不然就是中国式的富国强兵，在他们那儿，所谓“中国梦”只是富国强兵的另一种说法，似乎和每个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无多大关系。这种想法的由来其实是在于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以为“梦”只存在于美国社会，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体制缺乏自信的心理折射而已。 其实，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于“中国梦”是这么表述的：“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这才是对于“中国梦”的真正解析。 并非只有个性社会才能圆梦，集体社会也不一定就只会抹杀个性而无法圆梦，何况梦也不是只有“美国梦”那么一种。各个社会都有各个社会的梦，其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就是一例。虽然“日本梦”这个词并不常见，但是日本梦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日本文化是一种比较不强调个性而着眼于团体和服从的文化，这和中国文化极为相像，因为日本文化本就受到中华文化的很大影响。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一直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从而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然而，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压抑个性的结果是在日本成为旧国联五强的同时，国内阶级矛盾却日益尖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至于日本统治者们把出路放在了对外战争上，而对外战争的失败，又使得日本再次回到了明治维新之前的境地，甚至比明治维新之前还要更加悲惨一些。 二战之后，在麦克阿瑟主持进行的民主改革之后，虽然日本没有完全接受强调个性的美国文化，却也不像战前那样过于压抑个性，充其量就还是不那么主张个性罢了，但是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宪法的一个内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日本梦”，但日本人对生活的展望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详细表示，比如大学毕业后在怎样的公司就职，可以指望得到怎样的收入，收入以怎样的速度增长，怎样到什么时候可以结婚，生儿育女，然后通过怎样的分期付款计划买怎样的房，到什么时候退休，领取养老金去享受第二人生，这种所谓“人生计划”虽然没有动辄成为亿万富翁的美国梦那么雄伟壮观，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日本梦”呢？ 实际上，与其花费精力去找什么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不同和相同来自圆其说，还不如去认真研究日本人这种“人生计划”来得更为实在，也更会为人接受，毕竟与其小概率地成为亿万富翁还不如切实通过个人劳动享有一份温馨的回报来得更为踏实一些。 如果在中国社会能够编制“人生计划”这类规划并且付诸实践，那就是极其伟大的事情了，也就是“中国梦”的具体实现。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国梦”不在于能产生多少华丽的亿万富翁，也不在于有多少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能爬到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也不在于外在的国力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是不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幸福地度过一生，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3_1.html）

美国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陈有为 2013-09-30 总的看来，前十年、前二十年，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局部崛起，是经济崛起，而习近平时代则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开始，中国在政治、国际、国家软实力层面的崛起都在酝酿之中。 2011年7月笔者在《天大报告》发表过《海外如何看习近平的接班之路》一文，由习近平的家庭背景与人生脉络来分析，指出他具有泥土气、沧桑感、与众不同的太子党三个特点。从去年习近平访美到下半年接班，从今年当选国家主席再到访问美国，笔者一直在注视他的治国理念、外交思想、领袖风格。天大研究院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相继出版了《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中国梦  复兴梦》和《中国梦与美国梦》三本书。这套系列书非常及时，内容丰富，全方位地透视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方略，对研究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现在国内外很多人在关注和议论中国梦、中国崛起。总的看来，前十年、前二十年，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局部崛起，是经济崛起，而习近平时代则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开始，中国在政治、国际、国家软实力层面的崛起都在酝酿之中。笔者认为，习近平是一位了解国情、富有远见、行事稳健的国家领导人，在他第一任期内偏向守成，以稳固内外局势，摆平各种不利因素，奠定长远发展基础，然后在第二任内提出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决策，从中长期、从世界战略格局来谋划中国的大发展，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的崛起已是不可阻挠的历史潮流。中国人听到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构想很高兴。全国上下、海内海外，所有华人都在盼望着能实现这个梦。有人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半殖民时代就做这个大国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空想的梦是没用的，那时中国连做这样的梦都没有资格，只是到了现在，才有这个资格，提出这样鼓舞人心的远景。因为只有到了现在，才可以说有了实现这种宏图远景的条件。 中国正在复兴，这是当代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也是改变世界面貌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美洲、非洲还是亚洲来讲，中国这块土地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上帝给了中国这么好的一块土地，自然资源丰富，北方不太冷，南方不太热，长江、黄河两个流域灌溉面积广大，加之东海岸对外交通便利，令中国能够养活13亿人口，这是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做到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豪。世界上能够跟中国相比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1776年才建国，而中国最早的朝代可以一直追溯到夏商周时期，比美国国家体制的出现要早三千多年。 从现实来看，从内外条件来分析，实现大国梦并不是这么简单，既存在有利条件，也有国内国外的不利因素。外部不利因素主要是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环太平洋地区安全形势。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抬头，安倍政权在做日本梦，以中国对日本潜在的威胁为由，动员日本朝野力量，试图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跟中国对抗，甚至不排除在钓鱼岛问题上跟中国摊牌。与过去日本多届政府重视中日友好不同，安培时代日本已经转移方向，不再以改进中日关系为目标。美国虽然表示不在中日领土问题采取立场，但实质是暗中乐意借日本来牵制中国的。 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建立关系多年，提供经济援助，发展双边贸易，但是如今在东盟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没有一个真正的伙伴。过去缅甸和柬埔寨是中国两个亲密伙伴，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都在向美国倾斜。我不认同美国重返亚太的说法，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现在是美国未来的潜在对手，因为世界上目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具备与美国匹敌的的综合国力，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实力等等。 要做中国梦必须扎扎实实，不能只是空想，必须看到实现中国梦的不利因素。未来十年，中日矛盾只会不断加剧，中国要做最坏的打算。由于过去缺乏建立海上力量的战略眼光，中国目前海上力量薄弱，在中日军事较量中未必能占上风，甚至可能吃亏。日本有过多年的军事扩张经验，相反中国军队30年来只着眼于本土防卫，从来没有单独打过国与国之间的大仗。着眼于未来，强国必先强军，中国必须在东海和南海加强足以取胜的海上军事力量。 从去年访美到今年首次习奥会，习近平一直倡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要把中美关系保持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最具建设性的，是在促进中美互利、防止冲突方面下功夫。因为这两个大国谁都经不起对抗，尽管双方各自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并不完全一样，中美必须要合作下去。美国现在不敢冒犯中国，也没有理由和必要这样做。中国也要看到，目前自身的发展也少不了美国，在市场、科技、周边形势与国际秩序等方面还离不开与美国的互利合作。 中国不寻求扩张，但是必须坚定维护本国核心利益。不搞扩张就是我们不背超级大国的包袱，不走超级大国的老路，但是在外交战略上，该进的还是要进。南海问题不仅是领土问题，也是资源问题，中国应该思考如何通过小让步来谋求大利益。日本安培政府对华政策动向值得高度注意。钓鱼岛对日本来讲，其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牵制中国。如果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而爆发冲突，东亚国家不会站在中国一边。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看，对局势的可能发展要制订应对预案，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于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有方向性的、战略性的布局。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要有大国的精气神。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开始先赚点小钱，然后慢慢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经济格局，但是到现在为止，在核心技术方面还是远远不如美国、欧洲、日本。没有核心技术，大国的经济实力就是一个“虚架子”。中国必须加强研发，培养高精尖的人才队伍，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中国更要正风气，改变国民性。当下很多国人贪图安逸，喜欢拉关系、捞好处，总在歪门邪道上做文章，而不是实实在在做人做事。部分优秀人才之所以往国外跑，不少人就是看不惯拉关系、找门路、捞好处等歪风，看不惯裙带之风猖獗、公务员以权谋私，侵占国家财产与肆意挥霍的歪风。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后，立即出台八项规定，令民众看到扭转歪风的希望。 另外，在美国发展历程中，智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旋转门”机制，让人才在政界、学界自如出入，充分发挥所长，为国所用。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更必须着眼于长远发展，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因为文化是陶冶民族精神、培育祖国后代的重要因素。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2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