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3

天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牛悦 2013-11-18 只有让港人真正融入祖国大家庭，让港人真正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才有助于根本化解“陆港矛盾”。 在特区政府的管治困境中，“陆港矛盾”、陆港融合愈来愈受到关注。立法会新一年会期开启后，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答问大会谈及“陆港矛盾”时表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是双边、双向的，有来有往，利大于弊”，“我们不想见到内地人在香港被排斥，也不想见到香港人在内地被排斥”。 幼儿园学额紧张问题正上升为新的“陆港矛盾”。香港幼儿园9月份进入每年一度的招生报名阶段，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子女排队领取报名表的家长中有不少“双非儿童”家长，以至香港北区幼儿园门前出现通宵排队、“一表难求”的现象，甚至引发双非儿童家长和本地儿童家长的争执，被香港媒体广泛报道，更引申为双非儿童抢占本地儿童资源问题。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当年一意孤行，特区政府之前错误导向的医疗产业政策，酿就今天“双非儿童”问题的苦果。据香港特区律政司统计，每年新增“双非儿童”人数从2001年的620人跃升到2011年最高峰的35000多人。虽然特区政府2013年开始实施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零配额”措施，以行政手段控制双非儿童增长，但已累计产生了逾20万名“双非儿童”。 双非儿童对香港社会政策的影响正在缓慢浮现。这次幼儿园排队潮即是一个警示。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2012/13学年香港小学生总计31万多人，平均一个年级约5万多人，而自2008年起，每年新增“双非儿童”已超过25000人。如果这些“双非儿童”全部到香港上学，对香港教育系统的冲击不可想象。 从法理上讲，双非儿童拥有居港权，理应享受香港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福利，但是在邻避效应的影响下，任何港人对于自己及亲属应享有的、本已紧绷的社会资源被人侵占肯定会有抵触情绪和行动。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不可避免会优先考虑本地居民的需要，否则难以顺利施政。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以来推出的“港人港地”、“限奶令”等政策均是如此。政府的困境在于，他们推出迎合本地港人政策的同时，客观上为“两制”划下鸿沟，让两地更难融合，背离了“一国两制”设计初衷。 问题已然存在，指责任何机构、个人或是政策均于事无补，关键是如何化解问题。解决逾20万名“双非儿童”的读书、就业问题，确实已超出特区政府的能力范围，需要中央及地方政府和特区政府共同配合。根据长短期的不同政策目标，笔者建议考虑如下做法。 第一，从短期来看，考虑为双非儿童设立退出机制，即允许双非儿童家长自愿为自己的子女放弃居港权，恢复内地户籍身份。事实上，如果双非儿童不是长住香港的话，除了安家在深圳等香港周边地区，每日入境香港上学根本不现实。为这些“双非儿童”设立退出机制，或多或少可以减缓双非问题对香港的冲击。 第二，从中期来看，可仿效横琴模式，在深圳临近香港处租借一幅土地，建立港人学校，采纳特区教育系统，由特区政府派出教师，使用香港教材，招收“双非儿童”入学。港人校区内由香港政府管理，港人从港方出入不需办理出入境手续，“双非儿童”从深圳方出入需要办理出入境手续。这一建议可缓解特区内学额不足的问题。 第三，从长期来看，解决“陆港矛盾”，加速两地融合，需要赋予港人国民待遇，鼓励港人融入祖国大家庭。主权回归已16年，但人心并未完全回归，近年甚至有越行越远之势。究其原因，当中不乏别有用心的政客、组织、媒体等长期炒作、过分渲染，将内地人士和港人的摩擦矛盾无限放大，以便公然排外，但港人自身的岛城心态，只肯困守孤城，不肯以开放包容心态去认识、接触内地，也是陆港难以融合、人心难以回归的主要原因。要解开港人的心结，国家需要从政策层面创造更多的积极条件，例如，赋予港人国民待遇，让长期在内地生活的港人可以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方面逐渐与内地居民看齐。更长远的制度设计，可以着手研究允许港人履行兵役、参与公职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只有让港人真正融入祖国大家庭，让港人真正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才有助于根本化解“陆港矛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旭东 2013-11-15 全方位的改革竞速是中美日三国竞争的核心领域，只有在这场改革中取得领先，才能将自身建设成为富有雄厚实力的地区性主导国家，力图推行的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也才能被区域内各国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付诸实施。 受困于国内预算谈判的政治泥沼，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取消了年度东亚峰会之行，这也是他第三次因为国内政治因素放弃对东亚国家的访问。 美国学界观点分歧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究竟因政府停摆和债务危机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此次峰会是否会成为东亚地区发展轨迹的分水岭？在美国国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欧世林（Michael Auslin）认为，奥巴马取消访问行程无关大碍。在他看来，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依然在东亚稳定存在，中国同东盟部分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也未见改善，而且亚洲国家已经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深信不疑，更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可以体谅奥巴马总统不能与会的政治不便，加上东亚峰会尽是些形式大于内容的秀场，成果寥寥，不去也罢。 奥巴马的共和党对手则批评奥巴马善于承诺和订立远大目标，却往往迟于付诸行动，更缺乏有效战略举措，甚至对其冠以“口惠而实不至”的名号。在他们看来，即使美国大力调整全球军事部署，中国也在不断缩小同美国的国防力量差距；奥巴马至今未能同东亚国家签署任何一项新的双边自贸协定；拟议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被要求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恐怕不大现实。总体而言，没有任何实质的经济与外交成就同美国作为常在性亚太主导大国的地位相称。这一点奥巴马的作为甚至不及小布什，毕竟后者任内同韩国签署了自贸协定，还与中国建立了至今仍发挥举足轻重影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由此观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似有“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始终缺少令人信服的标志性成果。 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前对其在亚洲所处地位和推行战略的困惑：一方面对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及影响，自信中带有隐忧；另一方面对东亚地区整体发展的局面，不满但略感无所适从。美国面临四大挑战   尽管推行近四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环节不可轻易否定，但是美国显然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从综合实力对比上看，绝大多数机构均预测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间快速接近，甚至中国将完成对美国的反超。根据购买力平价，1980年美国对全球GDP贡献比例达25%，而中国只有2.2%；到2017年，美国这一比例将下滑到17.6%，而中国则会上升至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最早于2016年同美国经济总量持平。而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中国将于2030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其次，从军事实力对比上看，尽管美国将维持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地位，但与中国的差距将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中国的国防科技不断发展将对美国构成压力，而国防开支削减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化与运用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在未来十年间，美国将削减1.2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这将影响12万名士兵、三艘航母编队以及近三分之一战斗机的服役。与之相对，根据兰德公司测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事开支将达到1850亿美元（按照2001年美元标准计算），大约相当于美国2003年国防开支的五分之三。2003年到2025年期间，中国国防采购和研发方面的支出预计将增加一倍。 第三，从美元的国际地位来看，虽然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值和交易结算货币短期之内不会发生改变，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忧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引发美国国债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日益严重的冲击，努力寻找美元以外的投资保值手段并鼓励双边本币贸易结算。可以说，自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金本位解体以来，没有哪一任美国政府如同奥巴马政府一样对美元的国际地位造成如此严重的损伤，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失去了美元霸权的支撑，美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都必将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击。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质疑。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作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在此番预算和债务上限谈判中充分暴露其弊端，美国国会两党充分利用民主制度的种种漏洞，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和全体选民利益之上，使得美国政治运作陷入了“锁死状态”。这无疑令美国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也使美国在国际上推广其信奉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时缺少足够的信服力。 上述挑战给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对此，有学者不无调侃地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注定不受欢迎，只是作为一项负责任的明智战略，其本身也应该是平衡的。 中美日三国改革竞速   笔者认为，目前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正处在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中国、美国及其盟友日本都在历史上一段时间主导过这一进程的演进，这三个国家也将对未来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多种竞争性的东亚一体化发展路径。学术界常用否定式语句强调国际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缺少中美等主要大国的参与便没有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但更应该强调的是，有中美等大国的参与，国际合作也未必应运而生。在推进东亚政治和经济进程方面，中美两国更多面对的是“重合利益”而非“共同利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决定了中美未来是更多以竞争方式还是更多以合作方式来实现利益。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倡导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日本倡导的“价值观同盟”和美国倡导的“亚太再平衡”可被视为三种竞争性的亚太地区政经进程发展路径。究竟哪种战略将成为东亚地区未来的主导战略？笔者认为这取决于三方面因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云飞 2013-11-13 妥善安排好“习马会”的举行时机和地点，能够让台湾各界相信大国崛起中的中国大陆，有自信有智慧处理好“中华民国”的尊严和历史地位，加强凝聚岛内民众对中华民族和“未来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向心力。 为期两天的首届两岸和平论坛10月12日在上海闭幕，并形成《首届两岸和平论坛纪要》（简称《纪要》），其中提到“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实现，对台海和平、两岸关系具有积极影响，是对地区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建议“两岸本着相互尊重体谅、务实面向未来之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就会晤之形式和内容等安排，努力促成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 所谓“两岸领导人会晤”，当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各自任期内的会面。如能实现，其历史意义将超越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历史性会面；即使届时马英九仍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晤，也开创了两岸当政的最高领导人会面之先例，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树立前所未有的里程碑，政治意义巨大。两岸铺路政治对话   依靠和缓稳健的两岸政策，马英九去年击败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挑战成功连任后，宣示要拼自己的历史地位。为此，他不顾国民党内出现（以“立法委员”蔡正元为首的）反对声音而坚持要再次竞选党主席，就是要藉国民党主席这一合适身份，创造在“总统”任期内与习近平展开历史性会晤的可能性。 去年4月，他通过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当面向胡锦涛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地区”的两岸定位，期待大陆释放更多政治善意。尽管这让泛绿阵营更加振振有词指控他“倾中卖台”，但他坚称符合1991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不再视中共为“叛乱集团”，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固有疆域”的立场。因此，现阶段可在“相互不承认主权前提下，相互不否认治权”。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出任党政军“一把手”，而十八大报告中主张“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以破解两岸政治瓶颈。为了突破马英九政府“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同时在民进党宣告放弃“台独”接受“九二共识”之前，大陆方面今年3月由国务委员杨洁篪宣示要“鼓励开展两岸民间政治对话”，为今后两岸协商解决政治分歧问题逐步创造条件，同时与民进党个别人士进行交流，以牵制国民党。 于是，今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见由“立法院”前副院长饶颖奇所率卸任民意代表参访团，并与范振宗、邱垂贞、林重谟等七位前民进党“立委”握手致意。6月20日，由大陆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湾两岸统合学会共同在京主办两岸关系研讨会，邀集中共、国民党、民进党背景的学者共聚一堂。6月29日，民进党籍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的维新基金会，在香港主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获得社科院台研所协办，都是在大陆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方针下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今年2月访京与习近平会面时，也提议由两岸民间进行政治对话，获习近平正面回应。不过连战当时在北京的说词，却被“总统府”澄清为非官方立场。4月21日马英九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还表示两岸政治对话时机仍不成熟，“大家都没有一致的意见，那又何必急？”不过，习近平6月初与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加上中共与民进党个别人士的频繁互动，到了6月10日，马不得不授权吴伯雄率领国民党高层大陆访问团，与习近平会谈时探讨未来两岸关系的开展、交流、ECFA的后续谈判、海基会与海协会互设办事处等议题，算是开启了两党初期政治接触与政治对话。马英九当时还三度强调“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这不仅是坚持当前中华民国宪法立场，更是与李登辉1999年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两国论）划清界线，释出善意。马英九更需要“习马会” 10月6日，习近平在巴厘岛出席APEC会议时会见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强调“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并表示“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这表明习有意愿推动两岸关系向前飞跃，台湾问题的解决乃至两岸最终统一可能是“中国梦”其中一项重大政治目标。随后，张志军与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会面，首度称呼王的正式官衔，并表示欢迎王郁琦在“适当时候”到大陆参访。值得一提的是，张并没有提出王必须以“适当身份”登陆，表明大陆方面准备超越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两会”模式，由国台办正式与陆委会接触。 在习近平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善意后，马英九也积极回应，他在今年“双十国庆演说”中再度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外界解读，马再次作出这样的宣示，期待明年10月能够亲自到北京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次两岸和平论坛邀集两岸红、蓝、绿背景的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参与，针对两岸政治关系、涉外事务（外交）、安全互信、和平架构等“敏感议题”进行讨论，议题之广泛前所未有。主办单位之一的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周志怀表示，如果两岸顺利互设办事机构，张志军与王郁琦可借挂牌之机实现互访；如果两岸未来也能顺利签署和平协议，又可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创造机遇。 然而，习近平仍有将近十年的执政时间，其“中国梦”的实质内容仍然可以由其他领域的政治成就来填充，比方说中国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等等。10月16日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场合”，表明习近平不准备一下对台作出过多过大的让步。反观任期不到三年、民意支持度在“王金平关说案”后跌到9.2％的马英九，更加期待藉“习马会”来提高自己的历史地位。于是，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17日回应时强调，两岸领导人见面一定要符合对等和尊严，“我们不排除在任何场域进行”。“习马会”开创历史   2000至2008年民进党在台八年执政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国”的国号是预防民进党全面走向“法理台独”的一道防火墙。展望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除非大陆选择回到改革开放前“解放台湾”的武力统一道路，否则如何处理“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是“和平统一”道路上绕不开的政治命题。如何面对马英九的“总统”身份与如何面对“现在进行式”的中华民国，是北京当前处理台湾问题最棘手的两个层面。因此，大陆领导人希望通过多次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能够集思广益，逐步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增加互信，最终找到适妥的终极解决之道。 大陆方面已经表明，不会在APEC的国际场合让“习马会”登场；然而，为了让国民党方面和台湾民众方面感受到中共和大陆方面的高度善意和最大诚意，“习马会”不妨在明年10月北京APEC会议结束不久在上海或广州举行。这既不影响APEC会议的议程及媒体报道的焦点，又可满足台湾方面对“国际能见度”的期待心理。同时，着眼于明年底将举行台湾直辖市市长（七加一）选举，“习马会”有助于拉抬国民党的气势，对于201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有指标性意义。毕竟，在民进党内部仍未就“台独党纲”的存废和两岸政策有任何突破之前，确保国民党继续执政仍是确保两岸交流维持顺畅平稳的前提。妥善安排好“习马会”的举行时机和地点，能够让台湾各界相信大国崛起中的中国大陆，有自信有智慧处理好“中华民国”的尊严和历史地位，加强凝聚岛内民众对中华民族和“未来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向心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廼强 2013-11-11 中国应该从一开始便突出自身实力和贡献，以及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表明中国有决心、能力和经验支持中国银行家带领金砖金融机构走出一条有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道路。 今年3月底“金砖五国”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届高峰会议上，同意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并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储备基金。金砖国家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   成立金砖金融机构，一方面有助金砖国家打破发达国家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全面垄断。一旦金砖银行成立，未来发展中国家申请项目贷款或面临经济和财政困难，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会多一个选择。金砖五国也有筹码跟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行就投票权问题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可从一个概念和对话机制，变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实体机构，将大大有助于金砖国家之间深化合作，有效保障成员国之间的资金流通和贸易往来，不为金融大国所左右，保持高速、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而对外投射力量，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减少过度依赖西方国家主导的金融霸权，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和收益，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更希望通过金砖银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储备基金将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之外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机构。一般而言，储备基金的职能涵盖共同的外汇储备和应急基金，开发银行的投资方向将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等中长期投资的贷放款和投资。更有论者认为，作为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应确保发展中国家及其广大低收入人民从该银行获益，因此贷款范围应囊括金砖五国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及私营企业，并以优惠条件借贷，从宏观及社会效益角度而非纯商业考虑去审核贷款项目，支持基础设施、环境保育、医疗卫生以至农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及减少贫穷。 根据俄罗斯透露的信息，估计金砖银行最快可于2015年成立，印度方面也同意这说法。成员国之间现正通过部长级会议研究银行有关业务的重要问题，包括人事、组织架构、出资金额、总部选址、组织结构、起动资金、行长的人选和委任程序等。中国应力避其他金砖国家猜忌   对于金砖银行的成立，中文媒体几乎一面倒地赞美，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是金砖银行总部的首选之地，但各国不少论者却不约而同用“需要大智慧”、“魔鬼在细节中”之类的隐晦语言来表达其深层次的忧虑。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地看到，金砖五国大小不均、贫富不等、制度各异，经济融合度和互补性低，之间既有共同目标也有矛盾，既要合作也存在竞争。在未来涉及金砖银行成立的多边谈判中，中国需要平衡多方利益，力避其他金砖国际的猜忌。 在出资问题上，按照设想，金砖银行先期设立500亿美元基金，各国分别出资100亿美元。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小数目，但对南非却可能是一个沉重负担。从全球经济发展而言，500亿美元只是杯水车薪，世界银行一年的融资已不止这一金额。一方面，资金规模的大小决定金砖银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这四个国家却又无法提供足够资金；另一方面，其他四国不希望中国出资太多而垄断话语权。 在总部选址问题，从地缘政治来看，中、俄、印三国共同所在地的亚洲是当然考虑。三国之中，中国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都远超俄罗斯和印度，并且与俄罗斯同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银行总规模的排名处于世界前列，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而在金砖国家创建1000亿美元储备基金中拟出资逾四成，按理中国应有更大话语权。在中国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和香港都具备作金砖银行总部的条件，很多论者主张，金砖发展银行落户上海。但是，对其它国家来说，孟买、约翰内斯堡等多个城市也都不无优势，而单就中国而言，北京、上海、香港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反而削弱了对外的竞争力。 行长人选问题存在同样的问题。不少中国论者认为，首任行长应该是中国人，但是客观而言，如果我们假定金砖银行的组织架构将模仿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成员包括行长和数名执行董事，董事人选很可能将是五个国家协商的产物，而行长由董事选举产生。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中美国投票权一国独大的格局不同，金砖五国在金砖银行中将均等享有20%的投票权，这样一来未来行长很可能依次从这五个国家中产生，轮流坐庄。 从中国角度出发，金砖银行将来以人民币为贷款货币，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中国热衷参与和促成这个项目的主要考虑之一。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首位，也占五国外汇储备总和的四分之三。中国外汇储备急须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早于2012年，中国已与金砖其它四国签署了货币互换条约，至今跟世界接近30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条约，人民币于国际流通的企图心已经十分明显。另外，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中国有能力出口大量基建需要的设备，通过使用五国本币作贸易结算，在这一过程中将对人民币产生大量需求，扩阔人民币在国际间使用的空间。但是正正因为如此，中国如硬推人民币为金砖银行贷款货币，更惹其它四国的猜忌。中国要善用影响力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金砖金融机构将要面对的许多问题，到最后都牵涉到中国的经济体积跟其它四国相比过大，它们都不约而同想方设法制衡中国在五国之中难以避免的过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国际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金砖金融机构应该拥有巨大的财力，只有中国占大份才有可能。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局面，但关键是，在金砖五国中，除了中国之外，其它成员都缺钱，因此不管金砖金融机构最终能否落户中国，或者是否由中国人出任第一届行长，中国早晚都会坐大，问题只在于中国选择如何使用其影响力而已。 如要金砖金融机构成功建立，并且能发挥原来构想的重要功能，中国作为金砖五国中远远超越其它成员的最大经济实体，要像当年美国构建今天的国际金融系统一样，敢于挑起领导角色，因此中国有需要于一开始便排除平均主义，争取较大的投资份额和话语权。 由此我们不妨检视一下为何要争取金砖金融机构落户中国？从利益角度来看，就像亚洲开发银行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样，这将有利于建立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形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吸引更多投资，培养国际事务人才，拉动旅游、会展等产业的发展等。可是这些都是只顾中国自己利益的考虑，而且细眉细眼，并非一个大国应有所为，何况这些自我中心的论点也不易被其它四国所接纳。更重要的是，金砖金融机构落户中国也可能会带来各种风险，尤其是它会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利益产生巨大冲击和难以避免的竞争，对方不可能不予以制衡。如果美国挑拨离间，促成南非、巴西和印度三个国家结成联盟，南非很可能是最后赢家，中国不仅没有得益，反而输了道德高地。 站在中国国家战略利益角度来衡量，在争取金砖金融机构落户中国和推动中国银行家担任首任行长这两项目标中，后者远比前者更重要，因为人事权直接决定话语权，而落户地只属次要。争取落户中国城市，应该只是中国的虚招，以此作为筹码，换取中国银行家当上第一任金砖银行行长，主导机构的使命、制度和方向。 金砖金融机构极有可能采取轮值主席制度的说法固然甚嚣尘上，中国应该从一开始便突出自身实力和贡献，以及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表明中国有决心、能力和经验支持中国银行家带领金砖金融机构走出一条有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道路。事实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09年给其它90个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贷款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它们的成功为举世所认可，这些珍贵经验以及背后的理念和实践应该作为金砖金融机构的参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贝多广 唐杰 2013-11-08 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策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形成具有更强影响力的统一战线。 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策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形成具有更强影响力的统一战线。 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路径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具体实现路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内努力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协商如何进一步发挥和体现中国日益重要的作用；二是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者，提出推倒重来的方案，如创立全新的超主权货币；三是与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与发达经济体形成抗衡或竞争关系，推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金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总体来说，第一种选择是新瓶装旧酒，推动发达经济体自发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无异于与虎谋皮，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点也将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纠正；第二种选择更具理想主义色彩，需要得到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所有经济体认同，国际市场接受程度不容乐观，耗时费力且不确定性大；第三种选择目前来看，比较有利，也比较可行，一是符合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货币选择和投资机会，有利于加强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和约束机制，二是具有现实基础，将给中国及其他国家带来显著收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改革的阻力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占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以及国际外汇交易中的比重在95%左右，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比例也远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然而，由于发达经济体货币存在着趋势性贬值倾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内生脆弱性，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了频繁的扰动和巨额的损失，美元的霸主地位因此受到强烈质疑。一方面，1999年至2012年间，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明显贬值；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为自保而纷纷出台刺激性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当前阶段国际间已形成一定的货币竞争或货币战争，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金融危机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客观形势催生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多元化方向。然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主导，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大多数投票权（一票否决权）、最高领导职务等设置导致其决策机制长期由发达经济体控制，对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难以进行准确评价和有效监督。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还存在着很大的惯性。突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阻力，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各国仍需加强全方位深入合作   金融危机加深了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相对良好。观察GDP增长率、进出口额、各种实物消费和投资、外汇储备以及碳排放等经济总量指标，世界经济格局已出现趋势性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不断崛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历史性地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重心。另有估计，到205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名义GDP的比重将超过70%。这些趋势性变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取更大影响力提供了基本条件。 从增量指标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主要是金砖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崛起。但从存量指标来看，中国只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撼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名义GDP和购买力平价GDP两方面，2011年中国所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不到30%。而金砖国家整合起来则具备这样的实力。策随势变，策由势定，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既需要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发挥领导作用，也需要获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应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进行全方位合作，五个手指捏成拳头，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来争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联合金砖国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目标，就是加快国际货币多元化进程，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并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甚至是倒逼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当前不断扩大的经贸总量和增速，决定了中国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最佳推手，也将是货币合作的最大受益者。在金砖国家货币结算和互换合作方面，在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如国家领导人会晤）、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如调整IMF投票权）等方面，金砖国家有着相似的处境和诉求，可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但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将更加重大。除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外，中国与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关系也需要加强，也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和金融体系开放等重大问题。 金砖国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也有着其现实的利益诉求支撑。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将优于使用第三方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有助于减少汇率风险。投资蓬勃增长的人民币资产，可以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换取中国对提高其货币国际地位的支持，也可以利用其远好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推动中国通过借贷、直接投资和购买产品帮助其将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当然，这也将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双赢的国际合作格局）。这种全方位合作又将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10-29 汲取前苏联的教训绝不能仅仅止于此。比改革失败这个教训更深刻、更惨痛，也更应该汲取的，是前苏联执政党本身的问题——脱离群众、搞特权、不能以民为本。 22年前，曾经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它的教训十分深刻，值得我们思考与总结。最近国内多个省市组织领导干部观看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展现了中国执政者居安思危、戒骄戒躁的作风。虽然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前苏联无法企及的成就，且同前苏联从各方面比，都没有太大的相同之处，但作为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曾经的世界第二强国，前苏联崩溃的教训，还是值得中国认真思考与对待的。 笔者认为，要汲取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一定要从两方面入手，不能偏废。 首先，我们要汲取前苏联在改革路径选择、政经改革先后顺序，以及休克疗法等与改革速度相关方面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宝贵的，中国政府与执政党在过去30多年，基本上都避免了前苏联在改革中曾犯下的错误。 毛泽东周恩来时期开始实行有利于中国的务实外交政策，避免因意识形态对抗而影响国家利益与民众生活，毛周主导上世纪70年代同美国握手言和。邓小平继承这一政策，上台后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老一代领导人这一做法，已经把中国同一个劲儿地与西方打冷战、在价值理念上搞对立的前苏联拉开了距离。 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确立了十年一任的集体接班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是同前苏联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则进一步在执政理念上与国际接轨，用“三个代表”改进、丰富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并在外交上成功地避免了走上前苏联结党营私最终自己却被孤立的老路。胡锦涛上任后，关注社会、关心弱势，废除农业税，在全国弱势群体中推行福利与医保制度，更是在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地区、弱势群体中赢得支持。如今，刚接任不久的习近平决心清查党内腐败分子，大踏步融入世界格局并担负起大国责任……这些都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改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 所以说，在改革方面，中国执政党不但汲取了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而且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的榜样。然而，汲取前苏联的教训绝不能仅仅止于此。笔者认为，比改革失败这个教训更深刻、更惨痛，也更应该汲取的，是前苏联执政党本身的问题——脱离群众、搞特权、不能以民为本。 以前苏联当时的国力与实力，绝对不会是因为一个人的改革政策失败，或者某股所谓“敌对势力”就可以搞垮的。如果苏共不是脱离人民，背离了当初建国时对人民追求自由与当家做主的政治承诺；如果苏共时期不搞特权——仅仅莫斯科地区就设立了100多个供各级苏共官员享用的特供商店；如果前苏联是为了保护国人不受外国飞机坦克的侵害而扩军备战，而不是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剥夺宪法赋予国民的种种权利而穷兵黩武；如果执政者注重民生，而不是把大把的钱都花在与美国的武器竞争上，前苏联不可能那么轻易就“亡党亡国”。 笔者认为，这方面的教训往往要比前一个更值得我们汲取。除了改革政策的失败（中国几代领导人已经走了一条同前苏联改革不同的道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本身存在的问题，才是最终导致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总结他国的经验和教训，是必须要做的，但由于涉及到前苏联“亡党亡国”后出现的15个独立国家（原1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不乏同中国有极好关系的俄国、中亚五国，这就需要我们在总结教训时，不宜出现过多的情绪性词汇，以免影响中国与这15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3-10-25 “九月政争”对国民党未来选举和延续执政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玉石俱焚的政争方式，让台湾民众失去对国民党解决纷争的信任感，甚至对于其未来执政是否重蹈覆辙有着深层的恐惧。 9月初，马英九亲上火线怒批王金平为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关说司法，让后者可在“全民电通案”中全身而退，随即在9月11日撤销王金平的国民党党籍，其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资格和“立法院长”职务也随之遭到剥夺。马王之争引发国民党内两大势力较量，岛内舆论称之为“九月政争”。王金平是马英九执政的阻力？   “九月政争”的导火索是王金平涉嫌关说，但其源头则在于马英九在统治方式和两岸路线上与国民党其他大老之间的差异与矛盾。马英九团队排斥国民党内其他大老，认为国民党过去尊重大老的一些习惯都是陋习，而马英九的执政风格则被视为带有菁英式统治的傲慢。 连战和吴伯雄与大陆交往频繁，马英九认为会危及其所宣示的“不统不独不武”，深恐背上“卖台”的指控，同时也影响他在两岸政策上的主导权，马英九对此十分不满。连战和吴伯雄都是在党内没有实权、实力的人，马英九当时挟着政治明星及国民党重返执政的光环，逼退他们的党主席之位，自己兼任党主席，才取得全面的两岸政策主导权。 王金平与连吴不同，他是民选“立委”，在南部高雄根基甚深。马王两人当年竞选党主席时即埋下很深心结，特别是在选举最后阶段，马英九刊登广告给王金平贴上黑金标签，令王耿耿于怀。更重要的是，马英九及其核心幕僚始终认为，近年国民党执政困境的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在野党，也不是自身行政决策有问题，而在于“立法院”国民党团不配合，背后操控者即是王金平，有人甚至斥王金平为民进党的帮凶。尽管马英九心里并不喜欢王金平，可能早想除之而后快，但是一来对于这位民选的南部高雄大老仍有所忌惮，二来没有机会下手，因此在2012年仍旧修改内规，安排王续任“不分区立委”及“立法院长”。马英九去年初成功连任后，由于其民意支持度过快下滑，执政压力倍增，加上行政部门急欲通过的服务贸易协定以及攸关江宜桦“行政院长”职位保卫战的核四公投案在上个会期都遭到严重阻挠，使他之前容忍王金平的策略开始动摇。8月28日党特侦组监听资料显示王涉及关说案后，马英九下决心出手。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爆发后，在9月17日进行朝野协商时王金平的发言。他不仅一改平时对外的柔软用词，当着朝野“立委”的面用三字经大骂马英九，还大吐苦水，批评马英九严重偏听偏信，身边幕僚过于单一化，指责一些国民党“立委”通过杯葛法案来图谋个人利益，法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就说是自己的功劳，通不过就都推给王金平。王所指的就是国民党前副主席、“行政院”前秘书长林益世，这位马英九的亲信以协助台湾中钢公司下游厂商续约为由，索贿6300万新台币，今年4月被判入狱。王金平这番话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引爆这次政争的根本来源，就是马英九长期认为王金平是其执政的阻力，是让其民调低到不行的人。国民党不会出现第三次分裂   情势演变至今，谁赢谁输已经难以预料。由于马英九拿出的证据过于薄弱，加上手法粗糙，舆论多数同情王金平，马英九的民望创下历史新低。9月30日，台湾“高等法院”裁定，驳回国民党就王金平“假处分”案委托律师团提起的抗告，这意味着王金平将暂时保有国民党党籍、他的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资格和“立法院长”职务。 马王政争已经走向司法途径，未来可能缠讼数年，直到两人任期结束也未必可能终止。这种导向司法途径的政争模式，与台湾1989年之后两次分裂式的政争模式有所不同。 国民党第一次政争是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牵涉到省籍意识，即本土与非本土的斗争，并由此延烧，引发“立法院”内部“新国民党连线”与“集思会”的斗争，随后1993年新党由国民党分裂而出，1996年出现“林郝配”（林洋港与郝柏村）对“李连配”（李登辉与连战）。这次政争完全没有涉及司法行为。 国民党第二次分裂则是2000年宋楚瑜脱党竞选，并在大选之后成立亲民党。这次分裂虽然涉及“兴票案”，但此案在选前并没有定论，更不是此次国民党分裂的主要原因和工具。 这次“九月政争”由马英九以揭发弊案的方式，亲自点燃战火，是一场以司法为工具及出发点的政治斗争。像这种政争模式中，司法机构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司法判决直接影响谁胜谁负，而由于司法程序过于漫长，这次政争可能不像以往那么激烈，但是很可能延续时间很久，势必对岛内立法和行政部门关系的稳定性造成长久冲击。 根据过往政争模式来看，这次政争不会导致国民党第三次分裂。首先，双方没有激烈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没有理念之争，就没有激烈的对抗。其次，所谓马系“立委”和王系“立委”都是空壳子。虽然没有“立委”会真心支持马英九，但要说有多少王系“立委”，恐怕也言过其实，何况现在掌权的是马英九。政争爆发之初，虽然陈根德、李鸿钧、李庆华、林郁方等出面接机，表达对王金平的支持，因为他们跟王交情好，平常就看不惯马团队，但是对这些“立委”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其个人是否连任，所以没有必要在这场政争里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政治时空已然改变，重新组党已不太可能。台湾目前的选举制度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大环境已经不容许有第三党壮大的空间。而纵观前两次的分裂，出走者或许取得暂时性的胜利，例如新党刚成立时曾有20多席立委，亲民党更高达40多席，但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还有一个关键因素，王金平并不具备宋楚瑜或者新党领导人的个性，不属于具有政治魅力的领袖性人物，他只是长于与人为善，也没有强烈的企图心，一旦脱党不可能有重大发展，顶多就是高雄王而已。玉石俱焚危及2016大选 随着司法程序的拖延，这种负面影响也将会继续延烧，持续深化。2014年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的选情难免受到冲击。“六都”首长中，新北、台北及桃园三都过去几乎都是蓝营的囊中之物，但这次政争之后，新北和桃园国民党都会面临严峻挑战，最好结果可能只是险胜，至于台中则很可能就会落在民进党手中，最后形成三对三的局面。其他县市长选举的影响无疑更大，南投、彰化几位县市首长之前都出现过争议，加上这次政争，国民党败选的机率很大。 至于最关键的2016年选举，虽然还有二三年时间，按说影响应该会逐渐减低，但不幸的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次政争的关键在于司法战，案件拖多久，伤痕就会拖多长，除非早日以政治方式来加以了断。否则，选民对国民党失去信任，就等于潜在地有利于民进党重掌执政权。 未来固然变数尚多，但是此次九月政争，最后不管是马英九胜或者王金平胜，国民党一定都是输家，两岸关系也会受累于此。当国民党忙于政争，民进党即使在两岸政策上无所作为，也很可能会赢得大选，那么前一段时间民进党内的“中国热”势必会退潮，支持民共加强交流的力量在现实政治中势必会被边缘化。在当前情势下，如何谋划和推进与民进党的关系，值得北京深思。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子熙 2013-10-24 本届立法会议席增至33席，其中直选议员由12名增至14名。澳门立法会选举近年来已形成传统爱国社团、财团派、民主派三大派竞逐议席的局面，从本届选举结果来看，上述三大板块此消彼长，出现了与往届不同的明显变化。 9月15日举行的澳门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既是澳门去年“政改”之后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也是第三届澳门特区政府面临的首次选举考验，关系重大。三大板块此消彼长 本届立法会议席增至33席，其中直选议员由12名增至14名。澳门立法会选举近年来已形成传统爱国社团、财团派、民主派三大派竞逐议席的局面，从本届选举结果来看，上述三大板块此消彼长，出现了与往届不同的明显变化。 其一，民主派势力开始萎缩。“新澳门学社”在本届选举中一败涂地，三路出击不但争不到第四席，甚至连原本的三席也保不住，减为两席。更令外界惊讶的是，三组得票合计竟比上届两组大跌4,000多票，是近年来该学社得票首次下跌。 尽管民主派得票成绩不理想，但是仍固守基本盘。与“新澳门学社”同属民主派阵营的“新希望”，本届得票增加210票，令有公职人员背景的梁荣仔以极微差距险守最后一席进入立法会，从而让民主派议席数得以继续保持四席。澳门民主派的支持者多数是隐形、理念一致或对政府不满的选民，其稳固性较强，且以知识分子为主，因此民主派未来仍是澳门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其二，传统爱国派颓势未变，甚至有恶化趋势。传统爱国社团“群力”和“同心”在本届选举依然取得三席直选议席，但得票同样大幅减少。其中，“同心”上次选举得21,098票，今年锐减近半，仅得11,960票，以致现任议员林伦伟出局。 以“严峻”来形容此次传统爱国社团的危机，并不夸张。 “群力”和“同心”2001年的得票率为36%，2005年大跌至28%，2009年跌至24%，今年已经跌至20%。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再过两届，这两个传统爱国社团很可能就会在立法会直选中消失。 其三，财团派实力继续增大。在上两届立法会选举中，有赌场酒店大财团背景的财团派候选人得票率连续保持在近四成左右，所得议席也维持在五席的高水平。在本届选举中，其议席进一步增加，不仅取得一半的直选议席，得票率也是近似这个比例，更囊括新增的两席直选席位。 本届澳门立法会选举的最大赢家是来自“民联”的商人陈明金。澳门自1992年起改用“改良汉狄比例法”计票，这种以几何级数下降的计票方式，令第三候选人当选机会极低，20年来从未有一个组别可以取得三个议席，但陈明金这次却创造历史，一举拿到第三个议席，从一个侧面反映财团派在澳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生态基本不变 整体而言，第五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对未来澳门政局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两点影响。 第一，澳门立法会内由建制派掌控的政治生态基本不变。本届立法会除了14位直选议席，还有12位间接选举议席和7位委任议席。间选议席与委任议席多是来自建制派的商界与专业界人士。因此，本届立法会的政治生态与上届立法会基本一样，即建制派或亲政府派是立法会内的绝对多数，民主派仍是绝对少数，所起作用不可能大。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澳门立法会仍然不会有太多政治争拗，更不可能出现像香港、台湾那样的议会政治。 第二，财团派在本届立法会直选议席大增，令外界关注未来几年商界尤其是博彩业治澳的问题会否进一步加剧。如上所述，自回归前澳葡管治时期最后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开始，具有博彩业背景的候选人便开始涉足立法会直选，以致外界不断批评博彩业治澳，长年垄断澳门政治经济命脉，导致官商勾结、行政滥权以及贪污等问题长期困扰澳门，近年来先后爆发欧文龙贪污案、东亚运超支与贱价批地等事件。 本届立法会的选举手法也颇值得各界关注。 首先，籍贯分属内地不同省市的澳门居民在参与立法会选举过程中，利用同乡会等属于联谊性质的组织进行拉票，一直以来成效显著，并逐渐成为澳门立法会选举有效而特殊的方式。在2005年和2009年两届立法会直选中，同乡会力量声势浩大，而本届立法会选举中两组乡事背景深厚的亲建制候选组别合共取得五席，其中“票王”陈明金有福建乡亲支持，麦瑞权则依靠江门乡亲。这说明同乡会仍将持续成为澳门选举动员一个独特的有效途径。 其次，澳门特区政府2008年修订《选举法》以加强打击贿选，但贿选之风至今犹在。本届选举临近之时，不少候选人纷纷向会员派发礼品包或者小食，选战最后冲刺期也有部分候选组别大打“擦边球”。澳门社会对此有诸多批评，然而廉署对此却没有考虑采取实际对策。有关方面需要认真应对，避免贿选手法继续恶劣下去。 第三，一些不受主流传媒青睐的候选人，在本届立法会选举加强利用网络宣传，以接触民众。同时，澳门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新媒体，包括去年设立网站的新媒体“论尽媒体”，经营模式类似“香港独立媒体”，为澳门民众提供主流媒体以外的声音和分析角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及新媒体很大可能会在未来的澳门立法会选举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爱国社团需要广纳人才   总的来说，本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反映澳门并没有明显的激进势力的生存土壤，这应该是一个令澳门特区政府感到满意的选举结果。澳门回归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亚洲最富有地区之一，尽管市民对政府有诸多不满，但他们深知回归后与回归前相比澳门各方面都有很大改进，因此激进民主派在立法会直选中得票率很低。在可见的将来，澳门虽然会有对政府不满的声音，但不会强烈，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 不过，本次立法会选举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澳门特区政府深思。其一，澳门近年各种社会问题频现，但本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却不升反跌，显示澳门人对政治冷感，而这种冷感已传给了下一代。对选举的冷漠，正是贿选得以滋生蔓延的土壤，甚至成为澳门民主法治建设的障碍。黑金政治无疑是澳门民主建设的大敌，澳门特区政府有必要完善选举法，有效遏制贿选。长远而言，如果特区政府现在不设法提升年青人对政治的关心，增强他们公民意识，澳门的未来将不容乐观。须知道，公民意识是一个成熟社会的必然要素。 其二，虽然财团派也属于建制派，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但其更多地关注本身的商业利益尤其是博彩业发展。因此，财团派在澳门立法会中一面倒地坐大，并不利于澳门社会健康发展。相比之下，中产阶层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可惜这股力量在本届立法会选举仍未成气候，其中表现清新、论述完整全面的“公民监察”，因些微选票之差而饮恨，可谓中产力量企图在立法会内发出求变声音的再次落败。这对于澳门蜕变为“中产社会”的进程，是一次挫折。澳门特区政府今年任命委任议员时，应该考虑增加中产或专业人士的名额，以平衡财团派在议会的声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马湘山 2013-10-23 无论出现何种情景，都不能阻挡国际民航组织目前进行的国际民航减排谈判。若民航减排纳入公约的ADP中，其谈判成果可能以公约形式予以一定程度的确认；若不被纳入或无明示结果，国际民航组织将顺其自然地独立开展游离于公约之外的减排安排。 2013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波兰会议开幕在即，在这次大会上，民航减排的未来走向将会受到与会各方的高度关注。 2012年底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多哈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成功完成了始于2007年的“巴厘行动计划”下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谈判，开启了构建2020年后国际减排制度的“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ADP）谈判，2013年后气候谈判将实现从“巴厘行动计划”向“德班平台”的过渡。民航减排在AWG-LCA下“行业方法和特殊行业行动”议题中因各方分歧巨大，在多哈会议1号决议（1/CP18）《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中未形成最终文字，而未来进入ADP谈判，民航减排如何纳入并参与气候谈判面临着较大变数。民航减排正式进入ADP讨论范围   德班会议1号决议（1/CP17）决定建立ADP，启动制定2020年后进一步合作行动安排的进程，就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能力建设等问题展开谈判，最迟于2015年完成工作并于2020年开始生效。由于该决议描述模糊，各缔约方对ADP工作的理解存在分歧。针对这一分歧，各国经过多次磋商，同意将落实德班会议1号决议（1/CP17）中“所有要素”作为ADP的议程。ADP工作被分为两个工作流程（Workstream），“第一工作流程”讨论1/CP17中第2—6段关于2020年后法律安排和加强行动的问题，“第二工作流程”讨论1/CP17中第7—8段关于在AWG-LCA 和AWG-KP 基础上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的问题。 今年8月份的曼谷会议，各缔约方根据波恩会议达成的议程，按照两个工作流程分别组织圆桌会议进行了“头脑风暴式”讨论。由于ADP是崭新事物，各方对ADP的讨论内容、指导原则、框架、两个工作流程关系等宏观问题尚处于摸索之中。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强调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是ADP的优先工作，使得第一工作流程重要性凸显；而发达国家强调公约外开展民航、航海等行业减排、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补充性行动”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则普遍要求发达国家按照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要求提高减排信心，并在AWG-LCA 和AWG-KP下谈判解决。至此，民航减排问题正式进入ADP讨论范围。 随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出版《缩小减排信心差距报告2012》，并在波恩会议研讨会上提出交通（航空和海运）、建筑等行业具有以较低成本帮助实现2020年前减排潜力后，民航成为2020年前缩小信心差距实现手段的讨论逐步升温，并在第一工作流程相关讨论中被多次提及。 多哈会议2号决定（2/CP18）要求各缔约国在2014年确定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的工作计划所涉及的进一步行动，ADP联合主席则要求查明“提高减排信心具体行动的区域，特殊行动和国家层面的最佳实践，国际层面特殊合作倡议”，提高减排信心包括三方面内容：减缓和适应的益处，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克服障碍的办法和刺激采取行动的办法；支持实施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2013年气候谈判将界定和促进以上的倡议和行动的实施，以快速、有效、迫切、公平地减排。各国对于民航实现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给予了更大关注。各国对于如何实现民航减排立场分歧   综合分析各缔约国、经许可的观察员组织2013年3月1日之前就行动、倡议和提高减排信心的选项向秘书处提交的信息、观点和建议，总体看来，各国普遍认同存在减排差距，均认同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的重要性。若不能动员各国采取行动，2摄氏度或1.5摄氏度温控的长期目标将难以实现，即《推进德班平台》序言中所述“缔约方承诺的全球到2020年每年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整体努力，与实现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全球平均温升不超过2度或1.5度所对应的整体排放路径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但是，各国对于实现缩小和弥补减排差距的责任和方式，以及是否纳入民航业，立场截然不同。 中国、印度和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认为：第一，发达国家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承诺目标太低，远未到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出的附件一国家到2020年总排放量应比1990年减少至少25%—40%的目标。因此，希望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够于2014年提高减排承诺水平，非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和不参加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在同一时间段内同等提高各自的减排信心，在公约下做出可比的减排承诺。对于行业与国家的减排关系处理上，应以发达国家的国家承诺为主，不应以民航等行业减排安排作为国家减排承诺的代替，也不能以公约外国际民航组织下的民航减排作为替代。第二，发达国家不仅要在减缓方面，还必须在适应、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并提高力度，以利于提高全球的减排行动力度。对民航行业虽未明确提出具体要求，但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同样适用。第三，发展中国家为提高全球的行动力度已做出了很多努力，在国际层面自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内适当减缓行动（NAMA），无论从总量还是影响力方面均远超过发达国家，未来可通过来自发达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得以加强。民航的国内节能减排行动也是NAMA的一种，在提高飞机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出了实际效果，完全可以对比发达国家的民航减排工作。 欧盟、伞形集团、非洲、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认为，一是各方不应仅关注发达国家提高减排指标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未做出任何承诺，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承诺。二是民航减排是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的选项之一，开展民航减排等行业行动、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减排短寿命气体强迫物质、授权《蒙特利尔约定书》管控氢氟碳化物等“补充性行动”来也可提高减排信心。 简言之，各国减排努力与2摄氏度温控目标之间差距巨大，发达国家以气候危机紧迫为由与气候脆弱国家捆绑一起，在自身不积极承诺减排、不兑现资金和技术转让等情况下，反而要求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过进一步努力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来弥补减排差距，并将民航等行业纳入以回避其自身减排努力。民航减排在德班平台的未来设计   从以上分析可知，支持将民航纳入德班平台讨论的国家和集团占多数，且有UNEP研究报告作为理论支撑，国际民航组织正在进行的国际航空减排谈判及2013年10月的第38届大会也可能在气候变化方面出台相关决议。另外，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国际航空运输虽被“停表一年”，但欧盟可能不满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而在2014年重新启动。在这些大环境下，在德班平台上讨论民航减排应是必然趋势。 根据多哈2号决议《推进德班平台》第5条规定及ADP联合主席对工作的规划，2013年的主要工作是“转向更专注的工作模式”来“识别和探索行动选项”。目前主要国家已经按照规定，在3月1日之前提交了行动选项的“信息、观点和建议”，并在4月底和9月初的两次波恩会议上通过圆桌会和研讨会继续讨论这些各国提交的文件。公约秘书处将会整合各国文件和发言情况准备技术文件。2014年和2015年的工作是在2013年基础上分别通过两次会议“识别进一步的活动”，将结合IPCC第5次评估报告更新提高减排信心的水平。以上工作计划对第二工作流程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即在德班平台结束前的2015年底前形成如何提高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的决议。 从目前情况分析，民航减排未来可能成为行动选项之一，但对于如何有助于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仍需要经过两年的磋商。未来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景：一是中国、印度等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及提高国家承诺为由，反对将民航减排纳入以影响谈判主题和方向，经过两年的谈判获得认可；二是发达国家携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部分发展中国家以UNEP报告为支撑，强势要求将民航减排纳入，最终民航成为提高减排信心的选项；三是该问题经过两年谈判难以达成一致，成为类似AWG-LCA下行业议题一样的搁置议题，进入2020年后的谈判范畴或游离于公约之外，成为国际民航组织单独处置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