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3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11-22 社会转型过渡期最稳妥的选择，应是强干弱枝，中央集权，地方放权，建设完善的法制，树立法律而不是领导者个人的权威，从而扩大社会自由，筑造发达的公民社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标志着习近平版本的改革大业正式开启，其历史意义可媲美揭开邓小平时代帷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党建等诸多领域，既阐释了一般性原则，又提供了具体的细节和明确的时间表，勾勒出国家中期改革的路线图。文件奧妙之处在于，它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实现高度平衡，为国家制度未来进一步转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模板。 笔者相信个体的主要权利是不能被国家和政府干预或剥夺的，所以不认同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追求安全和建立秩序的方法，但赞成他有关自由与政体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与政治体制没有必然关系，不能以一国是否采纳民主体制来确定公民是否享有自由，然而自由的获得和保护必需健全且执行良好的法制，不论什么政体，只要法律能够被尊重、遵守与施行，人们就可以自由地工作与生活，个体的权利就不会受到其他主体的侵害。在霍布斯看来，基于个体授权的国家就是捍卫法律权威并保证法律实施的暴力机器，其目的在于对内谋求和平，对外抵御外侮，终结人人各自为战的自然状态。这其实就是对英国君主制下民主社会合法性作出的精彩说明。 循此逻辑，若要兼顾自由与秩序，最重要的原则是个体、企业、市场、社会、政府和国家等主体都按照法律设定清晰而合理的边界。对这些主体行动界线的划定，关键之一是针对政客和公务员的管治安排。根据人身平等的原则，为政府行为划线要求尽量减少政治决策的利益关联，因为所涉利益越大，贪腐的动力就越强，政客就越敢于侵犯个体的权利；也要求尽量削弱政府掌管的权力，缩减公权寻租的机会，从源头上消除孕育贪官的温床。各主体间边界的稳定取决于它得到主体特别是公民个体在价值上的高度认同。理想的状况是，个体之间形成普遍的政治共识，确定政府和国家的责任、企业和个体的权利；个体自愿认同主流价值观，能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并约束自身行为。从主体间边界的角度来看，《决定》突出了自由与秩序的比例协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就给国家界定的责任而言， 它必须为其他主体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民个体的人身平等，保护个体和家庭的安全与权益，保障个体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并提高生活水平。俄罗斯在1992年实行的休克疗法引发社会混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一度失职，拒绝承担这些基本责任。《决定》重申了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声明国家会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这意在让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有力地维护个体权益、社会治安以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决定》给公民、企业和社会开辟出更大的自由空间。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 ，“单独”夫妇可生二胎 ，农民承包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流转  ，中小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开，教育差别制度被取消等措施，赋予公民更广泛的权利；以国有资本概念取代国有资产，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推出更多高质量的自贸区，变股票发行核准制为注册制等举措，扩展了民营企业的权益，减削了公权寻租的机会；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等计划，摆正了政府和社会关系，能有效激发社会的活力。 在经济领域，《决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大幅度放宽。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负面清单；把工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加快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农村土地流转等政策，再次提升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自由度，有利于尽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这种经济上的自由既是达到政治自由必需的条件，本身也是自由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在锐意促进和发展自由的同时，《决定》也有力规范和强化国家的秩序。其实，中国民众对秩序的重建期待已久。过去一段时间，国家出现维稳扩大化倾向，政府过度使用强制力量，过度干预个体的私域，结果经济繁荣背后暗流涌动，社会价值观分裂，公民抗争趋于激烈，有些地区甚至上演政治和社会危机。显而易见的是，部分公民的服从消极被动，并非源于内心的信赖和认同，因此暗中违法乱纪现象猖獗，在严重政治腐败尚难以治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信任缺乏，戾气弥漫，走向溃败。不当维稳措施也造成此前对外政策的游移不定，对国家利益造成长久的伤害。战后日本的崛起，包括借越战机会重占琉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内乱，而如今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不久之前中国内政的失序也脱不了干系。 《决定》重点致力于建立和落实法律的权威，使法治不再流于空谈。此举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与邓小平改革方略的分水岭，中国有望摆脱以领导者个人威信为基础的新权威主义，从而通过打造法律权威来建构社会秩序。 文件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意在逐渐取消地方和部门草拟法规权，强化人大的独立立法权。《决定》要求“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此举将使地方司法一步一步地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 通过司法改革，政府计划将诸多权利交还给个体、企业和社会，变更政治运行的方式，远离随意的人治，拥抱清晰的法治，这样个体和企业可以真正通过司法体系来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必要时要求政府停止非法侵权。 《决定》宣布废除在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劳教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劳教决定不经法院审判，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在实践中劳教被广泛、严重滥用，破坏了法治统一，带有深深的旧时代烙印。废除劳教制度无疑能维护宪法的权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也更清楚地拓展个体权利的范围。 《决定》在机构改革方面最大的动作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高领导人有意通过设立这两大要害部门，搭建围绕权力核心的统一管治结构，直接主导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社会管理等事务。这种设计能集中分散在各部门的权力，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国安委集中政治权力，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内维护社会治安与稳定，从而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能有序推进各领域改革，顺利落实各项改革目标和任务，把更多权益交给个体、企业和社会。国安委将为深化改革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崭新的顶层领导机制可以破解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有效压制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各行业对改革的反抗。两大机构可以直接干预原属于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事务，高效、系统地推进改革。那些握有行政审批大权的部委，独霸一方、寄生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垄断资源和市场的央企，部分沦为地方利益家丁的公检法机关，依附于权力部门的事业单位，军队文工团等势力，敌视改革、挑衅中央绝非空穴来风。因此，在法律权威下一定程度的集权有利于秩序重建，目的在于削减官僚政客拥有的权力，向个体、企业和社会让渡更多的权益。 目前中国的政治腐败触目惊心。如果官僚政客的权利扩张无法受到有效遏制和惩罚，那么他们势必肆无忌惮地破坏改革所需的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有甚者，部分官僚和国企高管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出卖同胞和国家利益以牟取私利。故此，通过强干弱枝，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削减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权利，把本该属于个体、企业和社会的权利归还原主，实乃合理而又具操作性的选择。 笔者不认为一人一票就能保障公民个体的自由。如果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党政权力和市场自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公权亦可随时侵犯公民个体的私域。斯诺登泄露的美国国安局监听丑闻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只有切实保障私域的正当范围和自治，才能防止公权偏离法律规范的轨道，防止公权被政客滥用。即使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若个体没有相当的私域权力，个体不得不事事听命于民主产生的公权，自由也将不复存在。自由的要义在于，个体的权利由个体当家做主，而不是允许一人一票选出的公权来侵犯自身。...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11-20 笼络东南亚国家，瓦解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是维护中美关系的好棋，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更多时间。可以说，习李东南亚之行是在合适的时间推出了合适的政策。 东南亚外交舞台十月份精彩纷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成为大戏主角。奥巴马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被迫临阵取消行程；习近平在印尼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概念，深受东南亚国家欢迎。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无疑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大挫折，将产生深刻的地缘政治影响。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将中国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推动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主动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号召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完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机制，构造区域安全合作框架。最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李克强总理随后出席东亚峰会，并对文莱、泰国、越南进行正式访问。中泰在能源、海洋、投资等领域达成协议，并确定以“大米换高铁”的模式，推动地区内互联互通建设；中越同意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努力创新思维，破解南海这一两国关系中唯一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全面升级与东盟关系   习李东南亚外交新政展现出中国东南亚战略的新轮廓，概言之，通过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倡议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提升中国与东盟关系。 中国已与东盟建成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目前中国与东盟年贸易额已高达4000多亿美元，相互累计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外资来源地。然而，中国与东盟至今尚未实现自贸区框架下全面贸易与投资开放，有鉴于此，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访问中都主张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中国在东南亚增加投资创造条件，为双方经济与贸易扩展提供更多机会，从而使双方都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此种安排与二战后美国协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如出一辙。该计划的核心在于通过振兴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来培育和建设自己的投资渠道和出口市场。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外储过剩、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出口增速下降已成中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地缘和文化相近的优势，东南亚理所当然地是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桥头堡，有利于中国资本、经贸和制造业突围。东盟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的地位仅次于港澳台，在此打造新版马歇尔计划，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 习李宣布中国将协助东南亚国家建设高铁等基础设施，这是两位领导人此次出访的重头戏之一。高铁出口不仅能促进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还有助于加强双方基础设施方面的金融和技术合作，推动泛亚铁路建设，促进区域内互联互通，大大改善东南亚半岛的客运、货运和物流状况。 习近平10月3日提出中国愿与东盟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显示中方决定升级与东盟的关系，扩大双边政治与安全合作，用法律形式巩固和平，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的疑虑。李克强在随后的访问中跟进，就深化双方政治、安全、经贸、互联互通、海上合作、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阐述立场和看法，其首要议题之一就是探讨《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李克强代表中国再倡“新安全观”，赞同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坦诚对话，争取凝聚政治共识，赢得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信任，从而为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排除障碍。 中国与东盟曾多次呼吁增强政治互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难以落地生根。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动议，标志着中国决意制度化与东盟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关系。这一进程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体现中国和东盟共同致力于维护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心和意志。 基于此精神，中国宣布分别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印尼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联合反击恐怖主义活动、共同维护海上安全、推进国防工业领域的交流等。在马来西亚，习近平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包括增加两军交流、深化执法合作、联合反恐、联手打击跨境犯罪等，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高度。 迈向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过程更多呈现的是渐变而非突变。中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新安全观”，并以此指导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印尼和马来西亚起初对中国的主张回应谨慎，基本上是看一步走一步，缓慢推动与中国的防务关系。2014年，印尼将邀请所有东盟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对话伙伴举办联合海上演习，这显示东盟国家如今增强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安全信任。建立互信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水到渠成。奥巴马缺席峰会警示东盟   奥巴马上任之初，对童年生活地印尼引以为豪，声称他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在希拉里推波助澜之下，奥巴马出台重返亚洲政策，图谋借此限制中国在亚太的势力增长。受此驱动，美国渴望能与东南亚国家巩固和扩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包括传统友邦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也包括新朋友印尼和马来西亚，甚至包括宿敌越南。确有国家一度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寄予厚望，试图依靠美国来抵抗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一段时间之内，美国似乎已通过其在亚洲的“同路人”将中国团团围住，而中国也有论者认定其再平衡战略本质上就是遏制政策的翻版。 事与愿违的是，就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钟摆好像又回到原点。美国忙于处理内部的政党争执、财政问题以及外部的中东乱局，无力阻挡东亚向传统秩序的回归。后”阿拉伯之春”时代让美国的中东和亚洲政策备受批评。从开罗到大马士革、从阿富汗到伊朗、从以色列到沙特，美国四处救火，疲于奔命。政府关门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虚弱（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美国强大的证明：政府部分停摆，而天下照样太平），但债务上限争拗清楚地表明美国缺乏资源来应对东亚的分化组合。 小布什曾故意不出席关键的东盟会议，而奥巴马素来对参加东盟峰会抱以热忱，今年无法现身东盟峰会，确属事出有因。在内政与外交之间，美国无疑须优先处理前者。就奥巴马而言，只有避免债务违约，摆脱利益集团讹诈，他才能腾出手来执行其亚太战略。共和党内茶党势力坐大，意味着孤立主义卷土重来，这使美国的国际信誉大打折扣。 奥巴马的缺席让东盟国家明白，指望美国来平衡中国恐属虚妄；美国的债务上限争拗，也让东南亚国家理解了中国资本和市场的重要性。可以预估的是，东盟将更加依靠规则来经营成员国关系，并要求外部力量遵守包括《东盟宪章》在内的区域规范；东盟也会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在中美之间坚守中立，巩固内部团结，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从而抵消中美竞争在亚太的负面影响。中国如何成功投射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未来发展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犹存的信任赤字、未解决的领土纠纷、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干扰。身为大国，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不能放弃原则，但是必须进退有据，从容不迫，展现足够的灵活和耐心，这样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习李在访问中展示出大国胸襟和极大的灵活性。他们没有让消极因素主导中国和东盟关系，而是聚焦在双方能取得共识的领域，比如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南海议题上，中方致力于缓解南海紧张局势，号召共同开发海洋资源，诉诸外交手段来解决领土纠纷。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中方表示既要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易，又承诺继续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增进互信和共识，排除干扰，循序渐进，最后制定符合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准则。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开放签署，鼓励所有愿意遵守其规则的区域外国家加入，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般都有条文规定缔约方不得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要求不与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规定缔约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鉴于东盟国家既有的开放合作安全模式，它们需要时间和智慧去消化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倡议，特别是其中有关第三方的条款。...

天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牛悦 2013-11-18 只有让港人真正融入祖国大家庭，让港人真正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才有助于根本化解“陆港矛盾”。 在特区政府的管治困境中，“陆港矛盾”、陆港融合愈来愈受到关注。立法会新一年会期开启后，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答问大会谈及“陆港矛盾”时表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是双边、双向的，有来有往，利大于弊”，“我们不想见到内地人在香港被排斥，也不想见到香港人在内地被排斥”。 幼儿园学额紧张问题正上升为新的“陆港矛盾”。香港幼儿园9月份进入每年一度的招生报名阶段，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子女排队领取报名表的家长中有不少“双非儿童”家长，以至香港北区幼儿园门前出现通宵排队、“一表难求”的现象，甚至引发双非儿童家长和本地儿童家长的争执，被香港媒体广泛报道，更引申为双非儿童抢占本地儿童资源问题。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当年一意孤行，特区政府之前错误导向的医疗产业政策，酿就今天“双非儿童”问题的苦果。据香港特区律政司统计，每年新增“双非儿童”人数从2001年的620人跃升到2011年最高峰的35000多人。虽然特区政府2013年开始实施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零配额”措施，以行政手段控制双非儿童增长，但已累计产生了逾20万名“双非儿童”。 双非儿童对香港社会政策的影响正在缓慢浮现。这次幼儿园排队潮即是一个警示。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2012/13学年香港小学生总计31万多人，平均一个年级约5万多人，而自2008年起，每年新增“双非儿童”已超过25000人。如果这些“双非儿童”全部到香港上学，对香港教育系统的冲击不可想象。 从法理上讲，双非儿童拥有居港权，理应享受香港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福利，但是在邻避效应的影响下，任何港人对于自己及亲属应享有的、本已紧绷的社会资源被人侵占肯定会有抵触情绪和行动。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不可避免会优先考虑本地居民的需要，否则难以顺利施政。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以来推出的“港人港地”、“限奶令”等政策均是如此。政府的困境在于，他们推出迎合本地港人政策的同时，客观上为“两制”划下鸿沟，让两地更难融合，背离了“一国两制”设计初衷。 问题已然存在，指责任何机构、个人或是政策均于事无补，关键是如何化解问题。解决逾20万名“双非儿童”的读书、就业问题，确实已超出特区政府的能力范围，需要中央及地方政府和特区政府共同配合。根据长短期的不同政策目标，笔者建议考虑如下做法。 第一，从短期来看，考虑为双非儿童设立退出机制，即允许双非儿童家长自愿为自己的子女放弃居港权，恢复内地户籍身份。事实上，如果双非儿童不是长住香港的话，除了安家在深圳等香港周边地区，每日入境香港上学根本不现实。为这些“双非儿童”设立退出机制，或多或少可以减缓双非问题对香港的冲击。 第二，从中期来看，可仿效横琴模式，在深圳临近香港处租借一幅土地，建立港人学校，采纳特区教育系统，由特区政府派出教师，使用香港教材，招收“双非儿童”入学。港人校区内由香港政府管理，港人从港方出入不需办理出入境手续，“双非儿童”从深圳方出入需要办理出入境手续。这一建议可缓解特区内学额不足的问题。 第三，从长期来看，解决“陆港矛盾”，加速两地融合，需要赋予港人国民待遇，鼓励港人融入祖国大家庭。主权回归已16年，但人心并未完全回归，近年甚至有越行越远之势。究其原因，当中不乏别有用心的政客、组织、媒体等长期炒作、过分渲染，将内地人士和港人的摩擦矛盾无限放大，以便公然排外，但港人自身的岛城心态，只肯困守孤城，不肯以开放包容心态去认识、接触内地，也是陆港难以融合、人心难以回归的主要原因。要解开港人的心结，国家需要从政策层面创造更多的积极条件，例如，赋予港人国民待遇，让长期在内地生活的港人可以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方面逐渐与内地居民看齐。更长远的制度设计，可以着手研究允许港人履行兵役、参与公职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只有让港人真正融入祖国大家庭，让港人真正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才有助于根本化解“陆港矛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旭东 2013-11-15 全方位的改革竞速是中美日三国竞争的核心领域，只有在这场改革中取得领先，才能将自身建设成为富有雄厚实力的地区性主导国家，力图推行的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也才能被区域内各国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付诸实施。 受困于国内预算谈判的政治泥沼，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取消了年度东亚峰会之行，这也是他第三次因为国内政治因素放弃对东亚国家的访问。 美国学界观点分歧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究竟因政府停摆和债务危机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此次峰会是否会成为东亚地区发展轨迹的分水岭？在美国国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欧世林（Michael Auslin）认为，奥巴马取消访问行程无关大碍。在他看来，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依然在东亚稳定存在，中国同东盟部分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也未见改善，而且亚洲国家已经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深信不疑，更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可以体谅奥巴马总统不能与会的政治不便，加上东亚峰会尽是些形式大于内容的秀场，成果寥寥，不去也罢。 奥巴马的共和党对手则批评奥巴马善于承诺和订立远大目标，却往往迟于付诸行动，更缺乏有效战略举措，甚至对其冠以“口惠而实不至”的名号。在他们看来，即使美国大力调整全球军事部署，中国也在不断缩小同美国的国防力量差距；奥巴马至今未能同东亚国家签署任何一项新的双边自贸协定；拟议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被要求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恐怕不大现实。总体而言，没有任何实质的经济与外交成就同美国作为常在性亚太主导大国的地位相称。这一点奥巴马的作为甚至不及小布什，毕竟后者任内同韩国签署了自贸协定，还与中国建立了至今仍发挥举足轻重影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由此观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似有“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始终缺少令人信服的标志性成果。 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前对其在亚洲所处地位和推行战略的困惑：一方面对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及影响，自信中带有隐忧；另一方面对东亚地区整体发展的局面，不满但略感无所适从。美国面临四大挑战   尽管推行近四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环节不可轻易否定，但是美国显然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从综合实力对比上看，绝大多数机构均预测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间快速接近，甚至中国将完成对美国的反超。根据购买力平价，1980年美国对全球GDP贡献比例达25%，而中国只有2.2%；到2017年，美国这一比例将下滑到17.6%，而中国则会上升至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最早于2016年同美国经济总量持平。而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中国将于2030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其次，从军事实力对比上看，尽管美国将维持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地位，但与中国的差距将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中国的国防科技不断发展将对美国构成压力，而国防开支削减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化与运用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在未来十年间，美国将削减1.2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这将影响12万名士兵、三艘航母编队以及近三分之一战斗机的服役。与之相对，根据兰德公司测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事开支将达到1850亿美元（按照2001年美元标准计算），大约相当于美国2003年国防开支的五分之三。2003年到2025年期间，中国国防采购和研发方面的支出预计将增加一倍。 第三，从美元的国际地位来看，虽然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值和交易结算货币短期之内不会发生改变，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忧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引发美国国债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日益严重的冲击，努力寻找美元以外的投资保值手段并鼓励双边本币贸易结算。可以说，自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金本位解体以来，没有哪一任美国政府如同奥巴马政府一样对美元的国际地位造成如此严重的损伤，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失去了美元霸权的支撑，美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都必将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击。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质疑。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作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在此番预算和债务上限谈判中充分暴露其弊端，美国国会两党充分利用民主制度的种种漏洞，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和全体选民利益之上，使得美国政治运作陷入了“锁死状态”。这无疑令美国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也使美国在国际上推广其信奉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时缺少足够的信服力。 上述挑战给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对此，有学者不无调侃地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注定不受欢迎，只是作为一项负责任的明智战略，其本身也应该是平衡的。 中美日三国改革竞速   笔者认为，目前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正处在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中国、美国及其盟友日本都在历史上一段时间主导过这一进程的演进，这三个国家也将对未来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多种竞争性的东亚一体化发展路径。学术界常用否定式语句强调国际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缺少中美等主要大国的参与便没有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但更应该强调的是，有中美等大国的参与，国际合作也未必应运而生。在推进东亚政治和经济进程方面，中美两国更多面对的是“重合利益”而非“共同利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决定了中美未来是更多以竞争方式还是更多以合作方式来实现利益。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倡导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日本倡导的“价值观同盟”和美国倡导的“亚太再平衡”可被视为三种竞争性的亚太地区政经进程发展路径。究竟哪种战略将成为东亚地区未来的主导战略？笔者认为这取决于三方面因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云飞 2013-11-13 妥善安排好“习马会”的举行时机和地点，能够让台湾各界相信大国崛起中的中国大陆，有自信有智慧处理好“中华民国”的尊严和历史地位，加强凝聚岛内民众对中华民族和“未来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向心力。 为期两天的首届两岸和平论坛10月12日在上海闭幕，并形成《首届两岸和平论坛纪要》（简称《纪要》），其中提到“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实现，对台海和平、两岸关系具有积极影响，是对地区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建议“两岸本着相互尊重体谅、务实面向未来之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就会晤之形式和内容等安排，努力促成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 所谓“两岸领导人会晤”，当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各自任期内的会面。如能实现，其历史意义将超越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历史性会面；即使届时马英九仍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晤，也开创了两岸当政的最高领导人会面之先例，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树立前所未有的里程碑，政治意义巨大。两岸铺路政治对话   依靠和缓稳健的两岸政策，马英九去年击败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挑战成功连任后，宣示要拼自己的历史地位。为此，他不顾国民党内出现（以“立法委员”蔡正元为首的）反对声音而坚持要再次竞选党主席，就是要藉国民党主席这一合适身份，创造在“总统”任期内与习近平展开历史性会晤的可能性。 去年4月，他通过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当面向胡锦涛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地区”的两岸定位，期待大陆释放更多政治善意。尽管这让泛绿阵营更加振振有词指控他“倾中卖台”，但他坚称符合1991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不再视中共为“叛乱集团”，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固有疆域”的立场。因此，现阶段可在“相互不承认主权前提下，相互不否认治权”。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出任党政军“一把手”，而十八大报告中主张“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以破解两岸政治瓶颈。为了突破马英九政府“不统不独不武”的立场，同时在民进党宣告放弃“台独”接受“九二共识”之前，大陆方面今年3月由国务委员杨洁篪宣示要“鼓励开展两岸民间政治对话”，为今后两岸协商解决政治分歧问题逐步创造条件，同时与民进党个别人士进行交流，以牵制国民党。 于是，今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见由“立法院”前副院长饶颖奇所率卸任民意代表参访团，并与范振宗、邱垂贞、林重谟等七位前民进党“立委”握手致意。6月20日，由大陆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湾两岸统合学会共同在京主办两岸关系研讨会，邀集中共、国民党、民进党背景的学者共聚一堂。6月29日，民进党籍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的维新基金会，在香港主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获得社科院台研所协办，都是在大陆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方针下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今年2月访京与习近平会面时，也提议由两岸民间进行政治对话，获习近平正面回应。不过连战当时在北京的说词，却被“总统府”澄清为非官方立场。4月21日马英九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还表示两岸政治对话时机仍不成熟，“大家都没有一致的意见，那又何必急？”不过，习近平6月初与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加上中共与民进党个别人士的频繁互动，到了6月10日，马不得不授权吴伯雄率领国民党高层大陆访问团，与习近平会谈时探讨未来两岸关系的开展、交流、ECFA的后续谈判、海基会与海协会互设办事处等议题，算是开启了两党初期政治接触与政治对话。马英九当时还三度强调“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这不仅是坚持当前中华民国宪法立场，更是与李登辉1999年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两国论）划清界线，释出善意。马英九更需要“习马会” 10月6日，习近平在巴厘岛出席APEC会议时会见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强调“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并表示“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这表明习有意愿推动两岸关系向前飞跃，台湾问题的解决乃至两岸最终统一可能是“中国梦”其中一项重大政治目标。随后，张志军与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会面，首度称呼王的正式官衔，并表示欢迎王郁琦在“适当时候”到大陆参访。值得一提的是，张并没有提出王必须以“适当身份”登陆，表明大陆方面准备超越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两会”模式，由国台办正式与陆委会接触。 在习近平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善意后，马英九也积极回应，他在今年“双十国庆演说”中再度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外界解读，马再次作出这样的宣示，期待明年10月能够亲自到北京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次两岸和平论坛邀集两岸红、蓝、绿背景的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参与，针对两岸政治关系、涉外事务（外交）、安全互信、和平架构等“敏感议题”进行讨论，议题之广泛前所未有。主办单位之一的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周志怀表示，如果两岸顺利互设办事机构，张志军与王郁琦可借挂牌之机实现互访；如果两岸未来也能顺利签署和平协议，又可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创造机遇。 然而，习近平仍有将近十年的执政时间，其“中国梦”的实质内容仍然可以由其他领域的政治成就来填充，比方说中国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等等。10月16日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场合”，表明习近平不准备一下对台作出过多过大的让步。反观任期不到三年、民意支持度在“王金平关说案”后跌到9.2％的马英九，更加期待藉“习马会”来提高自己的历史地位。于是，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17日回应时强调，两岸领导人见面一定要符合对等和尊严，“我们不排除在任何场域进行”。“习马会”开创历史   2000至2008年民进党在台八年执政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国”的国号是预防民进党全面走向“法理台独”的一道防火墙。展望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除非大陆选择回到改革开放前“解放台湾”的武力统一道路，否则如何处理“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是“和平统一”道路上绕不开的政治命题。如何面对马英九的“总统”身份与如何面对“现在进行式”的中华民国，是北京当前处理台湾问题最棘手的两个层面。因此，大陆领导人希望通过多次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能够集思广益，逐步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增加互信，最终找到适妥的终极解决之道。 大陆方面已经表明，不会在APEC的国际场合让“习马会”登场；然而，为了让国民党方面和台湾民众方面感受到中共和大陆方面的高度善意和最大诚意，“习马会”不妨在明年10月北京APEC会议结束不久在上海或广州举行。这既不影响APEC会议的议程及媒体报道的焦点，又可满足台湾方面对“国际能见度”的期待心理。同时，着眼于明年底将举行台湾直辖市市长（七加一）选举，“习马会”有助于拉抬国民党的气势，对于201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有指标性意义。毕竟，在民进党内部仍未就“台独党纲”的存废和两岸政策有任何突破之前，确保国民党继续执政仍是确保两岸交流维持顺畅平稳的前提。妥善安排好“习马会”的举行时机和地点，能够让台湾各界相信大国崛起中的中国大陆，有自信有智慧处理好“中华民国”的尊严和历史地位，加强凝聚岛内民众对中华民族和“未来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向心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廼强 2013-11-11 中国应该从一开始便突出自身实力和贡献，以及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表明中国有决心、能力和经验支持中国银行家带领金砖金融机构走出一条有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道路。 今年3月底“金砖五国”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届高峰会议上，同意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并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储备基金。金砖国家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   成立金砖金融机构，一方面有助金砖国家打破发达国家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全面垄断。一旦金砖银行成立，未来发展中国家申请项目贷款或面临经济和财政困难，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会多一个选择。金砖五国也有筹码跟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行就投票权问题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可从一个概念和对话机制，变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实体机构，将大大有助于金砖国家之间深化合作，有效保障成员国之间的资金流通和贸易往来，不为金融大国所左右，保持高速、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而对外投射力量，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减少过度依赖西方国家主导的金融霸权，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和收益，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更希望通过金砖银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储备基金将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之外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机构。一般而言，储备基金的职能涵盖共同的外汇储备和应急基金，开发银行的投资方向将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等中长期投资的贷放款和投资。更有论者认为，作为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应确保发展中国家及其广大低收入人民从该银行获益，因此贷款范围应囊括金砖五国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及私营企业，并以优惠条件借贷，从宏观及社会效益角度而非纯商业考虑去审核贷款项目，支持基础设施、环境保育、医疗卫生以至农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及减少贫穷。 根据俄罗斯透露的信息，估计金砖银行最快可于2015年成立，印度方面也同意这说法。成员国之间现正通过部长级会议研究银行有关业务的重要问题，包括人事、组织架构、出资金额、总部选址、组织结构、起动资金、行长的人选和委任程序等。中国应力避其他金砖国家猜忌   对于金砖银行的成立，中文媒体几乎一面倒地赞美，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是金砖银行总部的首选之地，但各国不少论者却不约而同用“需要大智慧”、“魔鬼在细节中”之类的隐晦语言来表达其深层次的忧虑。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地看到，金砖五国大小不均、贫富不等、制度各异，经济融合度和互补性低，之间既有共同目标也有矛盾，既要合作也存在竞争。在未来涉及金砖银行成立的多边谈判中，中国需要平衡多方利益，力避其他金砖国际的猜忌。 在出资问题上，按照设想，金砖银行先期设立500亿美元基金，各国分别出资100亿美元。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小数目，但对南非却可能是一个沉重负担。从全球经济发展而言，500亿美元只是杯水车薪，世界银行一年的融资已不止这一金额。一方面，资金规模的大小决定金砖银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这四个国家却又无法提供足够资金；另一方面，其他四国不希望中国出资太多而垄断话语权。 在总部选址问题，从地缘政治来看，中、俄、印三国共同所在地的亚洲是当然考虑。三国之中，中国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都远超俄罗斯和印度，并且与俄罗斯同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银行总规模的排名处于世界前列，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而在金砖国家创建1000亿美元储备基金中拟出资逾四成，按理中国应有更大话语权。在中国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和香港都具备作金砖银行总部的条件，很多论者主张，金砖发展银行落户上海。但是，对其它国家来说，孟买、约翰内斯堡等多个城市也都不无优势，而单就中国而言，北京、上海、香港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反而削弱了对外的竞争力。 行长人选问题存在同样的问题。不少中国论者认为，首任行长应该是中国人，但是客观而言，如果我们假定金砖银行的组织架构将模仿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成员包括行长和数名执行董事，董事人选很可能将是五个国家协商的产物，而行长由董事选举产生。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中美国投票权一国独大的格局不同，金砖五国在金砖银行中将均等享有20%的投票权，这样一来未来行长很可能依次从这五个国家中产生，轮流坐庄。 从中国角度出发，金砖银行将来以人民币为贷款货币，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中国热衷参与和促成这个项目的主要考虑之一。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首位，也占五国外汇储备总和的四分之三。中国外汇储备急须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早于2012年，中国已与金砖其它四国签署了货币互换条约，至今跟世界接近30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条约，人民币于国际流通的企图心已经十分明显。另外，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中国有能力出口大量基建需要的设备，通过使用五国本币作贸易结算，在这一过程中将对人民币产生大量需求，扩阔人民币在国际间使用的空间。但是正正因为如此，中国如硬推人民币为金砖银行贷款货币，更惹其它四国的猜忌。中国要善用影响力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金砖金融机构将要面对的许多问题，到最后都牵涉到中国的经济体积跟其它四国相比过大，它们都不约而同想方设法制衡中国在五国之中难以避免的过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国际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金砖金融机构应该拥有巨大的财力，只有中国占大份才有可能。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局面，但关键是，在金砖五国中，除了中国之外，其它成员都缺钱，因此不管金砖金融机构最终能否落户中国，或者是否由中国人出任第一届行长，中国早晚都会坐大，问题只在于中国选择如何使用其影响力而已。 如要金砖金融机构成功建立，并且能发挥原来构想的重要功能，中国作为金砖五国中远远超越其它成员的最大经济实体，要像当年美国构建今天的国际金融系统一样，敢于挑起领导角色，因此中国有需要于一开始便排除平均主义，争取较大的投资份额和话语权。 由此我们不妨检视一下为何要争取金砖金融机构落户中国？从利益角度来看，就像亚洲开发银行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样，这将有利于建立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形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吸引更多投资，培养国际事务人才，拉动旅游、会展等产业的发展等。可是这些都是只顾中国自己利益的考虑，而且细眉细眼，并非一个大国应有所为，何况这些自我中心的论点也不易被其它四国所接纳。更重要的是，金砖金融机构落户中国也可能会带来各种风险，尤其是它会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利益产生巨大冲击和难以避免的竞争，对方不可能不予以制衡。如果美国挑拨离间，促成南非、巴西和印度三个国家结成联盟，南非很可能是最后赢家，中国不仅没有得益，反而输了道德高地。 站在中国国家战略利益角度来衡量，在争取金砖金融机构落户中国和推动中国银行家担任首任行长这两项目标中，后者远比前者更重要，因为人事权直接决定话语权，而落户地只属次要。争取落户中国城市，应该只是中国的虚招，以此作为筹码，换取中国银行家当上第一任金砖银行行长，主导机构的使命、制度和方向。 金砖金融机构极有可能采取轮值主席制度的说法固然甚嚣尘上，中国应该从一开始便突出自身实力和贡献，以及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表明中国有决心、能力和经验支持中国银行家带领金砖金融机构走出一条有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道路。事实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09年给其它90个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贷款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它们的成功为举世所认可，这些珍贵经验以及背后的理念和实践应该作为金砖金融机构的参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贝多广 唐杰 2013-11-08 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策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形成具有更强影响力的统一战线。 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策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形成具有更强影响力的统一战线。 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路径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具体实现路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内努力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协商如何进一步发挥和体现中国日益重要的作用；二是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者，提出推倒重来的方案，如创立全新的超主权货币；三是与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与发达经济体形成抗衡或竞争关系，推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金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总体来说，第一种选择是新瓶装旧酒，推动发达经济体自发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无异于与虎谋皮，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点也将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纠正；第二种选择更具理想主义色彩，需要得到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所有经济体认同，国际市场接受程度不容乐观，耗时费力且不确定性大；第三种选择目前来看，比较有利，也比较可行，一是符合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货币选择和投资机会，有利于加强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和约束机制，二是具有现实基础，将给中国及其他国家带来显著收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改革的阻力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占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以及国际外汇交易中的比重在95%左右，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比例也远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然而，由于发达经济体货币存在着趋势性贬值倾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内生脆弱性，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了频繁的扰动和巨额的损失，美元的霸主地位因此受到强烈质疑。一方面，1999年至2012年间，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明显贬值；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为自保而纷纷出台刺激性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当前阶段国际间已形成一定的货币竞争或货币战争，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金融危机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客观形势催生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多元化方向。然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主导，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大多数投票权（一票否决权）、最高领导职务等设置导致其决策机制长期由发达经济体控制，对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难以进行准确评价和有效监督。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还存在着很大的惯性。突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阻力，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各国仍需加强全方位深入合作   金融危机加深了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相对良好。观察GDP增长率、进出口额、各种实物消费和投资、外汇储备以及碳排放等经济总量指标，世界经济格局已出现趋势性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不断崛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历史性地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重心。另有估计，到205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名义GDP的比重将超过70%。这些趋势性变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取更大影响力提供了基本条件。 从增量指标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主要是金砖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崛起。但从存量指标来看，中国只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撼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名义GDP和购买力平价GDP两方面，2011年中国所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不到30%。而金砖国家整合起来则具备这样的实力。策随势变，策由势定，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既需要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发挥领导作用，也需要获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应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进行全方位合作，五个手指捏成拳头，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来争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联合金砖国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目标，就是加快国际货币多元化进程，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并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甚至是倒逼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当前不断扩大的经贸总量和增速，决定了中国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最佳推手，也将是货币合作的最大受益者。在金砖国家货币结算和互换合作方面，在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如国家领导人会晤）、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如调整IMF投票权）等方面，金砖国家有着相似的处境和诉求，可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但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将更加重大。除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外，中国与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关系也需要加强，也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和金融体系开放等重大问题。 金砖国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也有着其现实的利益诉求支撑。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将优于使用第三方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有助于减少汇率风险。投资蓬勃增长的人民币资产，可以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换取中国对提高其货币国际地位的支持，也可以利用其远好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推动中国通过借贷、直接投资和购买产品帮助其将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当然，这也将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双赢的国际合作格局）。这种全方位合作又将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