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以未来定义中国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索如何定义自己。中国积弱积贫太久，经济发展起来，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财大气粗。于是，“大国崛起论”、“汉唐盛世”等说法纷纷出来，但你一提“大国”，别人就会害怕，你讲“汉唐”，东亚国家心里就发毛。这都是用过去来定义自己、定义现在。我曾提过，一个国家最好用未来定义自己，而不是用过去来定义自己。

去年11月，中共完成权力交接，习近平接掌中国，提出“中国梦”。这一提法比以前的“大国崛起”、“汉唐盛世”等要好很多，因为习近平不是用历史来定义中国，而是用未来定义中国，对内、对外都形成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对内，他告诉中国民众，我们国家现在慢慢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民众会有怎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中国梦”。对外，习近平已经先后访问了俄罗斯、非洲和拉美，还在加州与奥巴马会晤，他告诉世界各个国家，中国未来不搞大国间的对立，而是要建立新型合作关系，明确了中国的世界角色，这是比较务实的国家定位。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谈“国家建造”（Nation-building）这个概念。百年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形势非由我造，中国只能且战且走，难以形成自主的国家建造策略和思维。我们已可看出，步入习近平时代，中国在高阶上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建造阶段。

在国家建造阶段，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等，都需要根据现实和未来的需要，进行再思考和再调整。不同时代对领导人形象有不同的要求。过去，中国对领导人的个人形象不是那么看重，也没有花功夫塑造个人的国际形象。但是，习近平时代就不同了。中国现在是大国，领导人出来讲话要有大国领袖形象。中国每一个人，只要稍微读一点书都知道，一国元首站出来要有元首的样子，讲话有讲话的样子，穿衣服要有穿衣服的样子，国母要有国母的样子。现阶段的中国确实已到了必须建立领袖形象、开创新领袖风格的时候了。中国的领袖必须更积极地在国际社会亮相、发声，表明中国的国家地位、所期望的国际愿景，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情、理解；中国的领袖也应更主动地接近国民，多做讲话，营造国民向上的时代气氛。我们看到，习近平时代带出了新气象，这位领导人很有大国领袖的样子，讲话得体，习夫人和他的配合也很不错，吻合中国现代发展的需要。

以香港为基地的新兴民间智库天大研究院，一直关注中国在历史新阶段的发展战略，构建着思想发展的前沿平台。去年他们开始出版有关习近平的系列书，从《习近平访美》到《中国梦  复兴梦》，再到最新这本《中国梦与美国梦》，编得很精彩也很及时，特别是《中国梦与美国梦》收录了美国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对美国梦的经典论述，参考价值不菲。

美国梦讲究的其实就是一句话：任何人只要规规矩矩做事，只靠一代，你绝对可以脱贫致富；一家人靠你一个人工作，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你的孩子可以受到完整的、至少是高中以上的教育。这就是美国民众典型的美国梦，而且的确，在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美国梦真的实现了。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一个家庭里面，爸爸规规矩矩上班、规规矩矩做事，一家人绝对可以靠这一代，生活就稳定下来。到了大萧条时代，美国梦破碎了。我们知道，当时美国贫富差距很严重，没钱的人生活困难，失业率甚至高达30%、40%。到了近些年，美国还是一个很富裕的大国，但是大部分财富都是被少数人所占有，99%的人都是穷人，对美国民众来讲，那个美国梦已经消失了，他们也是牢骚满腹的，所以才会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独立建国到大萧条，一直到马丁•路德•金（他让美国黑人也可以分享到财富）再到现代，美国梦的梦境发展到现在，已经打了很大折扣，很淡很淡了。所以，我们要警惕，当中国提出中国梦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实际做法，如财富如何分配，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分享。也就是我讲的那句老话，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别的不图，我们所希望就是我们这一家人靠爸爸一个人或者靠着爸爸和妈妈，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绝对能够买房，小孩子绝对能够大学毕业。中国至少要让民众这个生活上的梦能够实现，而且不能太遥远，不能说要等上好多代，老百姓只图一代。所以，要让这些梦在一代人中能够得以实现，这是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中国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在高阶的自我定位上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贯彻自己的意志，传达给整个官员体制，让政府表现得更好、更合理，要想办法除去那些贪污、扰民的不合理的现象。领导人的思想，必须依靠整个官僚机构运作出来才能真正体现其意志。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高度发挥知识力、思想力。每一个国家的兴起，在经济兴起之后必定要有知识兴起，假若没有知识兴起的话，这个国家的兴起一定是很短暂的。中国目前的国家兴起是以经济做后盾，知识的兴起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觉得，知识的兴起是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政府的合理性一定要有知识的基础，国家的经营也要有知识的基础。如果没有知识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很牢靠，在现在这个全球经济竞争如此之快的时代，是很快会被淘汰的。最近，国际媒体上讨论最多就是金砖国家好像整个经济增长速度都变缓了。

除了《中国梦与美国梦》中提及的这位亚当斯，美国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名气更大的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我最近正在读他的传记。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开国元勋那一代如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我对他们特别感兴趣。独立建国年代是美国最好的时代，美国的历史学家讲，美国之所以幸运，幸运在于有开国元勋一代，后来一代不如一代。美国开国元勋那一代人有学问、有人性、有知识、有世界观。华盛顿最有风骨，可他学问不大，学问大的是亚当斯，他的长子昆西•亚当斯也很有学问，他们一个是《独立宣言》起草人，一个是《门罗宣言》起草人。亚当斯这个人了不起，他的古典学学问很好。英美有一个共同现象，很多政治家都受过很好的古典学训练，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要知道，读过古典学的人，他们具有那种古典学的智慧，会问基本问题。我自己是很喜欢古典学的。因为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说，年代越早的思想家、学问家越敢问基本问题：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民生、什么叫公平。古典学的学问家们会问这些基本问题，而我们现代人基本都不问这些问题了。最近这几年我写文章在问：为什么西方有古典学而中国没有古典学呢？我所谓中国的古典学，就是指先秦诸子那一代的学问，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政治思想。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在说他们的政治思想，而是一天到晚在说美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好好研究研究《礼运大同篇》？假如我们把《礼运大同篇》作为中国未来整个政治的或是思想的指南针，会更有说服力。

中国制度的合理性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全世界仍然有不少国家持怀疑态度。假若国家找不到自己的合理性，别人就会说，你的经济不行，就是靠国营企业，你的政治不行，因为你没有选举。其实中国的制度未必比美国差、比西方差。中国在整个崛起过程中，需要有很强的知识力，来建构整个国家的合理性，当然这个合理性更需要靠运作来证明确实可行。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经济转型、生产力与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中国梦的实现，都离不开知识的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智库、媒体等等，都将在知识兴起中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任重而道远。我对他们充满期待。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7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