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3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7-29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 7月25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这是美国与越南自1995年建交以来两国最高领导的第三次国事访问,也是奥巴马执政期间越南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之下,此次访问是否会影响一些战略反应,受到各方关注。其实,每一次美越高层交往,都会引起一大批中国专家学者的大惊小怪,发出类似“美越”结盟遏制中国的警告。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越南同美国的交往,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越南对于美国来说,始终停留在那场战争上,而那场战争带来的反思改变了一代美国人,也改变了美国外交路线,甚至影响到它的价值观。 一位越战时期担任越南战区副总司令的美国人曾对笔者说,他很遗憾那场战争给越南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当然他更遗憾的是,那场战争并没有能够帮助越南人获得解放,让他们之后遭受了更大的“灾难”。这种遗憾,恐怕至今越南执政者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吧。 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出访河内时曾公开称赞越南“正在发生非凡的变革”。笔者猜测,这话听在越南执政者耳中,肯定五味杂陈:非凡的变革是确定无疑的,但越南执政者期望的变革目标同希拉里的目标是一致的吗?会不会南辕北辙,一个希望巩固执政基础,一个盼望尽快发生“颜色革命”呢?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所以,那些胆战心惊预测越南同美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遏制甚至对抗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省省了。 当然,历史并非没有先例:1972年,仇恨社会主义的尼克松与基辛格收起意识形态差异,跨过太平洋,同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言和。中美两国一致对付当时世界第二号超级大国苏联。美国会否故伎重演,同一个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国家抛弃前嫌,共同遏制、对抗这个国家北方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可惜,当下之越南非昔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更非当年之苏联。地缘政治在全球化的时代,并不是百试百灵。 冷战时代,越南凭借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优良的军港,一度成为超级大国争相取悦的小国,也因此尝到了穿梭于大国之间的甜头。如今南海风云再起,美国重返亚洲,越南会不会认为自己的机会又来了?越南必须意识到,冷战早成历史,以目前越南这种国力与实力,玩什么大国平衡,搞不好会引火烧身。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7-12 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于结束拉美访问行程后转往美国展开一场没有礼炮、也没有白宫草坪记者会的度假外交。 这场众所瞩目的“习奥会”,究竟能否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待日后检验。但不可讳言,这次非典型“庄园外交”确实比传统外交更有助于中美双边展开深度对话,以及两国领导人建立私谊。尤其,习近平将领导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推动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而奥巴马虽已于年初迈入第二任期,但如果这两位对国际政局具举足轻重角色的领导人彼此能建立足够战略互信,不仅将影响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也将为未来十年国际局势奠定基本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两岸关系 这次被视为“G2峰会”的“习奥会”,一如外界预期,除触及中美经贸、网络安全、气候变迁,朝鲜半岛情势,以及东海与南海等区域安全议题外,台湾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台海或两岸议题,也顺势提上双方对话议程。 中方除要求美方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公报,也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台军售。对此,美方照例搬出标准回应,除重申中美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所构成的一中政策,也强调将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至于什么时机供售何种质量装备给台湾,则完全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依当时情况决定。 尽管这近乎重申过去立场的对话,显示中美双方对相关议题仍存有歧见,但某种程度上也形成另一种战略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对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采取正面肯定的立场,这将可能进一步反映在其后续的对台政策。 对于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所将扮演的角色,有部分战略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将逐渐式微。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若要能够获得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台湾社会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持续获得改善,但同时也期待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能够持续扮演积极正面的作用。换言之,稳固的台美关系,将有助于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来自美方对于台湾政治及安全的持续坚定支持与战略保证。 由历史所造就的当代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特殊三角关系,使得任何一方关系的改变,都可能牵动着其他两边关系的发展。如今,台美关系依然紧密,两岸关系的发展也非过去所能比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美国作为国际现实强权,两者在紧邻的西太平洋或其他区域议题上存在分歧,台湾却偏偏在地缘上正好处于海陆两大强权交界,本身也为中美双方长期争议焦点,更同时与双边发展出很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旦中美陷于对抗态势,台湾将陷入被动两难困境。台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战略抉择 这次由奥巴马主动提前邀请的“习奥会”,显示出当前历经战争与金融风暴的美国,有意改善强化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甚至希望在朝鲜非核化等议题上能够持续获得北京的支持以共同应对挑战。 相对地,习近平在记者会时表示:“(中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这句话透露出中国新领导人对于足以牵动世局的中美关系,所展现出的一种带有自信与直面未来的重要战略姿态。 一旦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与习近平未来共同任内获得不断改善,如同习近平所表达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只要双方拿出决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如此必将进一步牵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作为可能成为中美“管控分歧”的焦点之一,台湾届时该如何因应,势将对朝野形成重大战略考验。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发生的新战略形势,台湾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 或许情势不是那么悲观,至少短期内是如此。盖因要骤然改变台湾当下所处现实结构,势将牵动许多方面因素。但这并不意谓台湾所处的现实结构将永远不会被改变。改变并不一定以剧烈方式(如战争)进行,而可能以一种微妙的缓慢渐进过程逐步发生,或许必须等到一段时间后才会清楚了解变化差异。关键在于,台湾究竟要被动地等待他人来决定自身命运,还是要设法主动寻求有利的战略契机。 我们或可重新全面检视台湾究竟具备哪些有利条件,或具哪些潜在有利资产可资运用。如果借民进党过去所曾提出的“海陆接口、东西桥梁”来看待台湾战略位置,则可发现:台湾在地理上正好处于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与美国海洋势力接触的幅辏点,战略术语则是第一岛链的中央枢纽。 从一个角度看起来是冲突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接合点。换言之,台湾可以不必是中美冲突点,而且可在中美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寻找不同以往的积极角色,以发挥台湾潜在战略价值,而非成为中美共管对象,也不必在中美陷于矛盾冲突时面临选边站的两难。 要做到这点,或许需要大胆主动的战略思维来加以推动。一方面,当然是要继续深化巩固既有的台美关系,加强彼此的民主信念与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则必须正面面对两岸政治分歧,以建设性姿态与北京方面耐心展开全面对话,在彼此相互谅解下,寻求现阶段双方均可接受的某种政治关系,满足彼此所需的战略保证,同时进一步开展更多合作面向。 “习奥会”是否真能如预期般地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台湾不能只停留在臆测或仍抱持唱衰立场,因为一旦中美重新陷入战略对抗,台湾将如受到板块压挤般难以喘息。最好的选择或许是,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天大研究院 2013-07-04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 中共十八大之前,西方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纷纷在问:“Who’s Xi(习近平是谁)?”短短半年时间,从中国到海外,从俄罗斯到美国,世界各国都知道“习近平是谁”。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以敦厚的外表与亲切的微笑、朴实亲切的话语和低调务实的风格而为全球媒体所广知,他所提出的“中国梦”早已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半年之后的今天,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更为关切的问题是:“习近平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其实,只要仔细审视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宣示与理政实践,就能够梳理出其战略思想的脉络,作答这一问题。他所积极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指引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引发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热议,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公认的战略大家深为认同。从就职演说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到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亲自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致辞发出总动员令,习近平反腐整风的理念、举措令举国民众为之期盼,令全球媒体高度关注。半年时间,习近平身体力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理念言简意赅,施政雷厉风行,从内政到外交,紧紧抓住中国当前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处处展现他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国家大战略思维。 中国当前呼唤国家大战略 国家大战略就是综合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基于对国家现状与未来的全面认识与评估,所确立的国家发展方向与道路,包括宏观战略部署与具体实施策略。 建政60余载以来,受制于内外种种因素,中国始终缺乏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发展经济,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得以提升,但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基本上仍处于被动应变状态,缺乏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并非是政府或者领导人不作为,而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国际地位所决定的,一个处处受制于世界霸权、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国家,很难提出自己的国家大战略。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也越来越举足轻重,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影响力都直逼长期占据世界老大位置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局势,还是消除西方世界和周边国家的种种猜疑,无论是寻求国家核心利益还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一重担就落在了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肩上。   外交大战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纵观世界格局,后冷战时代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单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随着与美国实施不同政治制度的中国在过去30年和平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20年超越美国成为头号经济体,历史恶性循环的阴影越来越浓重。过去百年,美国先是超越与己同根同种同意识形态的大英帝国,又击垮了与自身政治制度不同的对手苏联,那么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未来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大国之间是否只有兵戎相见才能分出胜负?如何避免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崛起大国同老牌帝国之间的纷争甚至战争? 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30多年来在国际上仍然不断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种种误解与刁难,近年来风云再起的南海主权争议与中日钓鱼岛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与影响力在作怪。过去百年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歧视与欺辱,为实现民族独立自强、保障国家领土完整而不懈抗争,从不惧怕任何冲突与战争,民族主义在中国也从不缺乏土壤,近年来从体制内的现役军人到网络上的“愤青”网民,都对美国主导的“围堵中国”深恶痛绝,甚至主张“不惜一战”。国家领导人要顺应这些强硬“民意”显然轻而易举,但是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有利于国家前途、民族福祉吗?这就需要一位具有战略眼光、不为狭隘民族主义遮望眼的政治家做出果断抉择,避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同现有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更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 去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管控中美分歧,避免发生冲突,实现合作双赢。“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国际关系模式,正是习近平国家外交大战略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从根源上可以解决中国外交层面目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能够成功构建,成为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指引,能否进而扩展到指导中俄、中欧以及主导世界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演变成为“新型国际关系”,为新的世界格局奠定基础,关键有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为此,习近平与奥巴马6月初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握手、散步,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不系领带的“私聊”。习近平上任三个月时间不到就以国家主席身份第一次访美,开始建立同美国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这对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过去一般只存在于美国同欧洲、澳洲盟国之间,而中美领导人打破价值理念隔膜,举行建立“私人关系”的非正式高峰会,更为突显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务实、果断作风。在传统上比较看重外交形式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刚刚上任,就在没有21响礼炮的情况下访问美国,需要一定的勇气与魄力。 内政大战略:反腐整风适逢其时 内政的关键在于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国民众最关心什么?民众痛恨腐败,憎恶贪污,期待的是清廉政府;民众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对冤假错案心有余悸,呼唤的是社会正义;民众深恶痛绝那些高高在上、既脱离民众也脱离实际的官员,尊重那些了解民间疾苦、踏实肯干的官员。所有这些问题的弊端何在?在于执政党的懈怠,在于部分党政官员失去信念和理想,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结果“一锅老鼠坏一锅汤”,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激起民众不满,因地方官员不作为及权力寻租而引发的小规模社会冲突不断冒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都在各自任内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解决彼时的“当务之急”。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所面对的既不是邓小平接下的国民经济一穷二白的局面,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所面临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挑战,也不同于新世纪之初胡锦涛所要回答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营造和谐社会课题。他们所直面的考验是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与社会转型的问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基于执政清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合法性都已遭到严重挑战,如果这一届领导人在任期内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民族所受到的损失恐怕要远远超过国际敌对势力与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肩上的担子比其前任要重得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履新不足一月,习近平于2012年12月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半年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雷厉风行,“八项规定”初见成效,各级官员作风有所改进,民众对“八项规定”普遍持欢迎与期望的态度。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一讲话开启为期一年的反腐整风运动。上任之初即发起挑战权贵与利益集团的运动,习近平这一做法在他的前任中实属罕见。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没有驾驭全局的魄力与胆识,是下不了这个决定的。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至于近期媒体、学界与互联网热议的价值理念与中国道路之争,笔者认为,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民众的公民意识在资讯时代日益提高,简单的“不争论”不但无法平息争论,也不利于急需大战略与大方向的国家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放开,允许学界、媒体与网络就国家价值理念与发展道路进行一系列讨论甚至争论,既可让民众更清晰地看到国家未来发展轨迹,也为执政者提供更多执政资源,便于他们在争论中凝聚更坚实的共识。目前思想领域的争鸣与网络、媒体上的辩论都没有超出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也在新任国家领导人可控的范围里。 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内政、外交与国家前途上抓住核心问题,充分展现出这位深具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