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6-25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违反了美国法律，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媒体报道斯诺登抵达莫斯科后，准备经过古巴与委内瑞拉，到厄瓜多尔避难，但从俄国起飞的飞机上，斯诺登的座位是空的。CNN 报道，斯诺登已经成为世界的“麻烦”，牵动了中美俄三国的大国关系。虽然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说正考虑让斯诺登避难，但美国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有足够的杠杆对付厄瓜多尔，最终可能会让这个小国屈服美国的压力而遣返斯诺登。 斯诺登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明显的。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加州的庄园举行非正式峰会，散步私聊，决定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一起努力不到一个星期，斯诺登的“叛逃”把世人的记忆拉回到“冷战”时期。在当时那种“旧型”大国关系中，美苏之间的间谍“叛逃”几乎比两国之间航班还频繁。然而，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期，那时斯诺登会是英雄，但现在他是多国的“烫手山芋”，中国不会接他到北京，俄国也不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自己的法律，允许斯诺登登机离开，竟然招来美国的严重抗议，正在新德里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中国和俄国（放斯诺登离境而不是遣返他回美国）“必然影响美俄、美中关系”。他说，斯诺登显然犯了法，叛了国。 中国的做法合理合法，美国的抗议流露美国一贯的霸道。斯诺登也许犯了“叛国罪”，但那是美国的法律，中国包括中国的香港特区不是美国的一部分，有自己的法律，在处理斯诺登事件上，有自己的法律与做法，美国不应也不能指手画脚。 美国在斯诺登事件上几乎是全力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斯诺登透露出的秘密对美国政府在美国人中的信誉造成损害，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也大打折扣。过去半年，美国对中国黑客“侵入”美国电脑的指控不停加码，中方保持了非常理智的克制，迄今为止，中方对美国的回应始终是“中国也是黑客的受害者”。即便在斯诺登透露出美国多次侵入中国网络，例如香港大学与清华大学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在外媒记者问到此事时才回应，中国表示强烈关注。 相比斯诺登事件后美国美国政府的咄咄逼人，中国政府的反应是非常低调。但对于美国的态度，中方也应该注意，不应该让他们利用斯诺登违犯美国法律这事，来掩盖斯诺登暴露出的美国情报机关一直侵入中国电脑的事实。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犯了法，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就斯诺登事件来说，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的界限。互联网发源于美国，至今还主要掌控在美国之手，美国也是互联网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情报机构掌握的尖端技术，恐怕可以无处不在，任意窃取它国互联网用户信息与资料，在这种情况，“技不如人”的各国，反而会被美国指责为“支持黑客”。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造成这一不公平的原因是同现实世界分不开的，现实世界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国独大，几乎成为唯一支配当今世界格局的力量，长久以来，造成了美国的自大与自傲。但现实世界中毕竟还有多极力量存在，还有长期形成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这种机构。可是互联网世界里？目前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政与若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笔者认为，斯诺登事件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宣布共同处理互联网黑客的庄园会晤，可以成为在互联网世界建立秩序、法规的开端。技术上的弱国必须受到保护，强大如美国的必须受到限制。 斯诺登是否“叛国”由美国的法律决定，但美国人是否在互联网上越过“国界”，而对它国包括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入，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借这一事件促进建立互联网世界的“国际法”与行为规则，建立互联网世界的秩序。而未来，如何彻底解决互联网公管问题，即根服务器的管理权，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互联网的将来在于由联合国或新的国际组织来共管，问题是美国会交出根服务器的控制权吗？ 在两国领导人的庄园之约中，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成立两国共同小组，对互联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斯诺登事件后，这一工作不应该受到影响，反而应该加快步伐加大力度。
Month: June 201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卢麒元 2013-06-21 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了。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越来越多的市场迹象显示，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受制于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势必跟随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港币升值将对香港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肯定不止于经济层面，在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迫近的关键时刻，香港经济的剧烈波动将深刻影响香港的政治格局。一、美元升值的可能性、时间以及幅度 决定美元汇率的三个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外部因素。1、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2012年成功走出危机阴影，出现明确的复苏迹象。美国经济已连续第14季出现增长，去年全年美国GDP成长2.2％，大致符合整体复苏速度。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动能自2013年起已开始转强，其中房市逐步复苏，失业率则缓步下降。 一季度美股迎来完美收官，复活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一季度，道指和标普500涨幅均超过10%。近期来自楼市和制造业的利好数据，让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信心。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艾伯特·弗里德公司常务董事本·威利斯(Benedict Willis)认为：“美国及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这是美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房市是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大幅回暖的风向标。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美平均房价上涨7.3%，涨幅远大于预期。其中，去年12月，美国20座大城市房价同比大涨6.8%，创下自2006年7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另一方面，美国今年1月新屋销售环比激增15.6%，达到43.7万套，升至四年半来最高水平。全国房地产商协会（NAR）的统计显示，1月全美待售屋存量仅约4.2个月，远低于均衡房市应有的6至7个月存量，这可能会导致房价继续上涨。制造业PMI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3月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月美国制造业PMI为54.2，高于前月的53.1，升至2011年6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就业市场也出现改善。美国劳工部3月8日称，美国2月非农就业增加23.6万人，大幅高于预期的增加16.5万人。2月失业率也从7.9%降至7.7%，创下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资料，今年2月美国月度零售额增长1.1%，市场原本预计该值为0.5%。在不计汽车销售额的情况下，美国2月零售额增长1%。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美国零售额累计增长了4.5%。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度过最糟糕的时期，复苏势头强劲。当然，这一复苏是否意味着持续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有待观察。2、经济政策 就美国现行经济政策而言，美国仍然在使用应对经济危机的既定政策，即延续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刚好与中国相反）。 美国政府在财政悬崖的现实压力下，被迫开始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政策。权威评级机构惠誉认为，美国若想要维持AAA顶级评级地位，需在2014-2015年将联邦债务及总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80%和110%以下。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算报告看，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8,450亿美元，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首次将年度财政赤字降至1万亿美元之下，财政赤字预期将较2012年减少了4,870亿美元，占GDP比重减少3.3个百分点。美国新任财长雅各布‧卢（Jacob J. Lew）希望能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但这几乎不大可能。按照3月1日启动的“全面自动减支计划”，未来7个月美国将全面减少政府支出约850亿美元，未来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如此看来，美国有机会保持AAA顶级评级地位。此举显然不利于经济复苏，但却有利于维护美国强美元的地位。 美联储在确保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前提下，开始有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2月21日凌晨3点，美联储公布1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纪录，想不到内容让整个投资市场都为之震动，其中最惊人的消息便是该委员会可能开始考虑降低或是停止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自第三轮量化宽松开始，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明显有别于前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考虑到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对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美联储采取了“减兵”不“减灶”的策略。随着美国股市和楼市的走强，资金周转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需求殷切，美联储维持形式上的宽松是必要的。技术上看，这反而有利于美元汇率的稳定，避免美国过早进入加息周期。但是，无论如何，美元转强的趋势已经形成。3、外部因素 美元是否转强，关键在于美元回流美国的规模和速度。 欧洲经济仍然处于剧烈的调整周期，无法走出衰退的阴影。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欧洲仍然需要执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决定了欧元仍然处于持续贬值的过程之中。欧洲投资者在经济不景气和税赋增加的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投资美国。美国的股市和楼市状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日本经济始终未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勉强维持，日元持续贬值几乎没有悬念。日本本土资产市场吸引力相当有限，日本根本无法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甚至日本本土资本出于对日元的贬值预期，也会选择投向开始复苏的地区。 中国经济非但错过了2008年的调整机遇，反而采取了逆调整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激烈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扭曲了经济结构，中国已经过早耗尽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暂时无法拒绝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路径依赖，有关方面所谓“积极推进城镇化”仍然是在延续“积极”和“宽松”的老路。人民币超发行仍然在持续，人民币越来越接近升值极限。 此外，不排除特殊性因素，例如战争等对美元的影响。 按照美联储管理通货膨胀的原则，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便是年内无直接加息的可能，结束扭曲操作也意味着变相加息。这意味着，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中，即可见到美元拐点的出现。随着2014年初伯南克（Ben Bernanke）退休，一个新的美元时代也许会提前到来了。 至于美元可能的升值幅度，很难做出精确判断。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出乎一般市场预料的。换句话说，金融资本更喜欢美元巨变带来的冲击。千万不要忘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投机资本，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 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旭东 2013-06-10 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既非北京或华盛顿，亦非世界瞩目的多边峰会，中美新元首初次会晤就这样“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地于美国加州“阳光之乡”举行。外界对这场会晤给予极高期待，从会谈时机、会晤形式以及交谈议题等多方面加以预测和解读，特别是对“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各式各样的诠释。依笔者之见，“新型大国关系”可用人们熟悉的“沙漏”结构来形容。 中美关系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更超越双边范畴，几乎涵盖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而且早已不受时空限制，不因地理相隔抑或时区相异而影响彼此合作需求，如同“沙漏”的两端紧密相连一般，已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全天候”关系。整个世界都需要两个主导性大国在任何一个时空结点上承担起相应的国际领导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场习奥会恰逢其时，中国领导人上任数年后才访美的先例在新的国际格局下显已不再适用。 四年前奥巴马上任不足三个月，首场胡奥会于英国伦敦G20峰会期间上演，奠定“积极、合作、全面”的两国关系基调，并达成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共识。加州此晤无疑是伦敦会晤的升级，轻装简行、省却繁文缛节，对于见惯中美气势恢宏外交场面的观察家们而言，实在非比寻常。形式如此不拘一格，追求的是深度会谈的实质，这让各界对此次习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尤其迫切希望揣摩“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从战略上看，元首互信是中美整体互信的基点，元首共识是两国全方位后续合作的基石，元首往来推动两国各层级交流协作次第展开。“新型大国关系”便是从战略上达致建立元首互信、促进元首共识、疏通元首往来这一效果的一味良方，也是从战术上促使两国在各项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不断拓展合作范畴和领域，任何一次元首峰会都演变成“议题竞争”的舞台，从安全到经济、从文化到环境、从人权到科技，各种议题无所不含。此次习奥会，台湾、汇率、人权、贸易等问题继续成为谈判桌上的保留项目，而网络安全、朝核问题等成为此次会晤焦点。同样犹如“沙漏”结构，中美巨大的议题网络，需要通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将最紧迫、优先级最高的议题置于核心位置优先讨论，两国元首峰会恰恰起到这一效果。元首达成基本共识后，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方有空间和授权就广阔话题进行充分协商，通过对话体系逐级推进合作。尽管每一次元首峰会所能谈及的问题有限，达成的共识深度亦难免有所保留，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同“沙漏”可以反复颠倒一样，习奥会在未来四年间必然大量上演，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累积互信，深化两国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敬伟 2013-06-10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习奥庄园会是中美大国外交的转折点。在庄园休闲的环境中接待外国元首，是美国给予西方大国或亲密盟友的待遇。作为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强庄园会，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零和的大国格局在太平洋两岸形成，是彰显“浩瀚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外交姿态。 习奥“庄园会”，不仅有助于构建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而且有助于破解亚太区域复杂的利益纠葛及地缘上的结构性矛盾。有媒体认为，习奥会让韩国乐观、日本紧张，这彰显出现实主义的东亚地缘政治新格局，即中美新型关系让中韩互疑减少，同时彰显日本在东北亚被边缘化而滋生的焦虑心态。习奥会也倒逼朝鲜从一意孤行的莽撞转为主动示和的理性，虽然离朝鲜弃核还有慢慢长路要走，毕竟朝核危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拉美三国绝非访美前的顺访，而是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特点新突破。首先，中国和拉美各国（包括拉美三国）并非盟国关系，而中国在拉美没有政治目的和地缘觊觎，拉美国家对中国没有猜忌，因此双方关系才会像习近平主席评价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次，中国的发展成果对拉美各国具有吸引力，对再次走上发展快速道路的拉美各国，突破昔日的发展困境具有借鉴意义。最后，两年前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发展潜力巨大，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是互补式的“强强联合”，目前中国和“拉共体”经济发展速度超越疲态的美欧日。未来5年，中拉贸易额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拉贸易发展空间广阔。作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一环，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突破，也有助于中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性战略力量，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再平衡。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6-03 外籍流动人口尤其是“三非”人士也引发相当多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有些潜伏问题也逐渐显现。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不但会引起社会治安与稳定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中非矛盾。对外籍“三非”人士的管理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并引起各级政府重视。 本文以广州为例，建议对有外籍人士滞留、居住与非法打工的城市地区加强管理。选择广州是因为广州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且是非洲、中东地区非法滞留外籍人士最集中的地区。 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首次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纳入普查范围，数据显示，常住中国的外籍人员593,832人，广东省316,138人，位居全国之首。一个城市或地区有外籍人士定居与工作，显示着该地区与国际的交往十分频繁，是其开放程度的标志。然而，随着外籍人士数量的增加，“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也大幅增加。对这些外籍“三非”人员，统计起来相当困难。据媒体评估，仅仅广州一地，常住的非洲籍人士就高达20万，其中大部分为过期居留、非法打工人士。 要看到，这些非洲籍人士到中国来，有些类似20年前中国人去欧美国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他们的存在，不但加强了中非民间交往，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有正面作用，而且繁荣了中非之间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对中国与非洲诸国的发展都利大于弊。然而，外籍流动人口尤其是“三非”人士也引发相当多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有些潜伏问题也逐渐显现。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不但会引起社会治安与稳定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中非矛盾。 从公安系统的统计可以明显看到，外籍人口犯罪率近年上升较快，主要涉及毒品犯罪。由于这些人士具有外籍身份，犯罪后往往牵涉较广，当地司法部门无法快速办案，无法形成威慑，使得外籍嫌犯有恃无恐。同毒品并行的就是世纪瘟疫艾滋病。由于在广州的非洲黑人部分来自于艾滋病比较猖獗的国家，“三非”群体也成为艾滋病多发人群，更有甚者，由于这些非洲人士长期定居广州，同当地居民逐渐融合，通婚与亲密交往逐日上升，艾滋病很可能由此传播到中国人身上。这类传播途径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据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透露，很多中国女性缺乏防范与保护意识，很容易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这些“三非”人士还造成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不负责任的婚姻，留下一些私生子，给广州社会造成负担，让当地政府与管理部门头疼。 就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外籍人士骚乱事件时有发生，且有上升趋势。例如，2012年6月18日发生的黑人堵塞广园西路示威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这类外籍人士骚乱事件虽然规模有限，但由于涉及国际关系与外籍人士，因而倍受关注，也给中国目前以处理国内类似事件为主的治安与维稳队伍提出新的课题与挑战。外籍人士参与和发起的“骚乱”，有些不排除受到欧美等国家外籍人士骚乱的影响，甚至也不能排除境外反华势力可能借此闹事。因此可以这样说，处理不好外籍人士的“骚乱”，恐怕就不是广州一个地区的治安问题，还会涉及到中外关系与国家安全。 鉴于以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外籍“三非”人士的管理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并引起各级政府重视。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第一，加强立法。虽然中国对这些外籍人士的入境、居留与工作都有相关法律与规定，但同一些西方与亚洲发达国家相比，显然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相关立法部门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法律，做到对这些人士的管理“有法可依”。在国家制定法律的同时，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还应该根据各地的特点，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杜绝“三非”人员，要从外国人签证入手，从源头减少“三非”人员，当地管理部门要与外交、出入境、海关等部门密切配合，资源共享。各地要建立详细的外籍人士档案，对居留在本辖区内的外籍人士要有一个基本的掌控。 第三，对非法用人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对非法中介也要进行登记备案。同时，当地管理部门要与外籍人士的“组织”如商会、区域社团等建立经常性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促使他们配合各项工作。 第四，考虑在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甚至中央层面，设立对外籍人士管理的机构。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外籍人士到中国来读书、就业和寻找商机。目前中国现有的管理机构，无论从财力还是涉外能力，都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外籍人士团体。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这个现象。 我们必须看到，外籍人士尤其是“三非”人员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但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中国同国际社会扩大交往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需要加以治理整顿，但又必须拿捏得当，不能太过严厉，阻碍了这些国家民众与中国的正常往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