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敬伟 2013-05-28 李克强总理亚欧四国行具有多层意涵：一是中国新任总理首次外交“秀”；二是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中印、中巴关系；三是有助深化中欧关系；四是中国和亚欧四国将签署经贸、文化、教育、金融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彰显务实外交。 5月19日至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亚欧四国。李克强总理亚欧四国行具有多层意涵：一是中国新任总理首次外交“秀”；二是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中印、中巴关系；三是有助深化中欧关系；四是中国和亚欧四国将签署经贸、文化、教育、金融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彰显务实外交。 李克强总理作为中国的“第二把手”，自然成为全球舆论焦点。作为全球新兴战略力量，中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必然扯动全球舆论场的兴奋点，对中国外交产生的涟漪效应进行多维度的解读与分析。 李总理此行前两站，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印关系刚刚经过“帐篷对峙”的考验，凸显两国政府在处理边界问题上的成熟。边界问题只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两国拥有的战略利益交集更多，因而，求同存异、消弭分歧、注重大局、合作双赢是中印两国领导人关注的共同目标。事实也证明，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想走出边界问题的牵绊，使龙象关系更为契合时代脉搏和符合两国未来的战略性新设计。 李总理访巴，有助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开启中巴关系新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印巴三国存在着地缘上的大三角关系，中国总理出访印巴两国，也有助保持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李总理访瑞，一是推进中瑞关系，更能体现中国全方位外交的色彩；二是深化中瑞关系，代表着中欧关系发展的新水平；三是中国作为瑞士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李总理访瑞可为中瑞经贸关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四是在热钱大量涌入而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全面开放的现实下，瑞士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管理经验可为中国所借鉴。 中德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基石，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笼罩欧洲的情势下，中德两国战略性的全方位合作，对德国和欧洲都有“压舱石”作用。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德关系很好地诠释了中欧关系的全面性、战略性和伙伴性。 大国外交要看实力，大国关系要谈国家利益，中国总理的亚欧四国外交之旅，当然也离不开实力和利益。不管世界承认与否，中国的实力是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多边外交却并非基于实力的宣示，而在于实现各方的利益多赢。

姜冬梅 刘庆强 2013-05-23 经济发展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仍存在矛盾，只有充分考虑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才能使重大项目走上不需要“闹”就能让公众拥有环境权益的正常轨道，才能不再把公众争取正当环境权益的行为简单地用“闹”这个贬义词来概括。 PX（对二甲苯）近年来成了公众心中的敏感词。虽然大多数公众对PX仍比较陌生，却视之为洪水猛兽；虽然PX是重要的化工原材料，国内多个PX项目屡屡遭到公众抵制；虽然PX属于低毒类化学物质已是世界常识，PX项目安全性仍受到公众质疑。 PX项目基本都是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但由于公众对PX污染的恐慌，PX项目目前可以说是处处受到抵制。厦门PX项目曾被称作是该市“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 ”，由于公众抵制而暂停建设后迁至漳州；宁波投资500亿元的PX项目是当地重大工业项目，由于受到公众抵制，当地政府选择“坚决不上”；位于昆明的中石油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受关注后，相关人员明确表示，上马与否会听从群众意愿。除此之外，成都、大连等地的PX项目也受到公众的抵制。 各种环境污染遍布我国各地，被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地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公众已切身感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面对这些威胁，公众失去了对企业和地方环保承诺的信任，选择抵制可能有污染威胁的项目。 PX项目遭到抵制，一方面体现了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升，另一方面很可能与过去长期粗放式发展、项目决策未考虑群众利益而导致的“不信任”有关。如果公众在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中不得不戴口罩出行、不得不喝被污染过的地下水，无时不刻不在担心食品安全，那么他们面对可能产生污染威胁的PX项目，出于自我保护，很自然会持抵制态度。 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须在项目决策和实施中得到充分体现。新上项目在决策中若对公众三缄其口，只会增加公众误解，易被妖魔化。如果PX项目决策中公众知情权和决策权得到保障，事态不会如此僵化，更不会出现停建或迁址等现象。中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如果项目实施中忽视公众对环保措施的知情权，排污不达标、偷排或者利用深井排污等继续存在，公众环境权益继续得不到保障，公众对政府或企业环保措施的信任度将继续降低。 部分人对多个PX项目因“闹”而“停”大惑不解。其实，“闹”是公众在争取本应拥有的环境权益；如果“闹”而“不停”，项目方强拉弓、硬放箭，早晚会酿成大祸；“一闹就停”说明项目方懂得反思，有可能还环境权益于民。经济发展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仍存在矛盾，只有充分考虑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才能使重大项目走上不需要“闹”就能让公众拥有环境权益的正常轨道，才能不再把公众争取正当环境权益的行为简单地用“闹”这个贬义词来概括。 总之，新上项目时，应以造福于民和满足群众对美好环境的期望为目标，而非仅仅考虑经济利益的获得；项目决策中，应对公众坦诚不公，而非忽视公众的知情权；项目实施中，应以绿色发展为途径，而非以污染为代价获得利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高远望 2013-05-17 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梦。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 笔者写下这个题目是要表明：对广大中国民众乃至海外中华儿女来说，爱国本不需要理由；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复兴梦本来就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新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顺应了民心之所向，说出了民意之所求。党和国家只需以实际行动去扎实推动这一历史进程，各方就皆大欢喜了，实在是无需由宣传部门那样煞费苦心地去进行那种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的所谓宣传解读的。他们并不比广大中国民众对此懂得更多，而又硬要用行政资源企图垄断对“中国梦 复兴梦”的解读，其效果当然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个问题是值得引起习近平本人高度重视的。筑 梦 从中共十八大到全国两会短短四个月时间，习近平提出并逐步丰富了“中国梦”这一政治理念的内涵。如果更细致地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在三个重要场合揭示“中国梦”的理念是有脉络可循的。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以下简称11.29讲话） 12月初，习近平在视察广州战区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特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以下简称12月初讲话）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提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以下简称3.17讲话） 显然，11.29讲话揭示了什么是“中国梦”，并且阐明了实现“中国梦”是中国执政党的目标；12月初讲话提出了“中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3.17讲话则“还梦于民”，进一步强调“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中国复兴，军队强大，最终是领导与保障中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习近平对中国梦理念的阐述，既层层深入，又画龙点睛。解 梦 “中国梦”的政治理念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有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晚期提出的，而是刚一上任就推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梦”更贴近民众，代表一种社会理想与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由于是用这种贴近中国民众的话语方式来表达，习近平一提出“中国梦”，就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普遍关注与赞誉。我们注意到，整个2012年12月与2013年伊始，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舆情都显示，从专家学者、企业家，到普通网民，甚至农民工，国内外、各阶层都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倍感兴趣，并且结合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纷纷“解梦”。比如，天大研究院创始人方文权先生便在《中国梦 复兴梦》一书后记中以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形象地阐述了他的“中国心 中国梦”。 然而，随后不久，舆情出现一些明显变化，拐点是“南周事件”。《南方周末》在2013年新年贺词里，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进行了解读与引申。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民意与舆情对“中国梦”的解读开始出现转向。 2013年头四个月里，对“中国梦”的解读仍在继续，但出现两个不同的势头。一方面，由宣传部门与官媒主导的对“中国梦”的解读与宣传逐渐升温，异常火热。1月份，中共官方智囊机构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列为年度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项目，中央党校将“中国梦”作为习近平的理论体系进行立项研究，中国社科院亦成立“中国梦”研究小组。稍后，《人民日报》连续刊载9篇《同心共筑中国梦》评论，《求是》杂志以笔名“秋石”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梦：汇聚磅礴正能量》。这些排山倒海的宣传试图定义什么是“中国梦”。与此同时，《环球时报》发表《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又从反面告诫国人什么不是“中国梦”。最近，舆论管理部门在北京举行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指示要将“中国梦”宣传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然而，与官方热火朝天的宣传造势不同的是，原本被习近平讲话调动起来的民间热情，却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迅速降温。不久前，《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网站推出关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信念·信仰”民意调查，调查方式相对公开与公平，而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有超过7成以上参与者表示不赞同官方有关说法。至此，对“中国梦”的热情从几个月前的高潮跌落到低谷。更应该引起警觉的是：最能容纳中国公众意见的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中国梦”的负面解读。 前后短短四个月不到，民众对“中国梦”从热情高涨、充满希望到旁观不语甚至冷嘲热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宣传部门与官媒错误解读并以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亵渎了习近平的“中国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梦”，去追逐习近平的脚步，认识、理解“中国梦”吧。追 梦 习近平说，“强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也是“强军梦”。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政府腐败无能，列强虎视眈眈，中国每一个家庭的血泪历史几乎都与国家贫弱相关。百多年来，中国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与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鲜血，最终才赢得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百年“强国梦”就是“强军梦”与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之梦，不但符合历史事实，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任何个人的梦想，都无法同国家与民族的梦想分开，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时，哪一位中国人还能保有个人尊严？ 然而，我们也要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推翻贪腐无能的清朝政府，打败外国侵略者，赢得国家独立，主权得到保障，民族尊严得到维护，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中国梦”任重而道远。收复国权是为了保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平民百姓的人权，国家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位公民的自由，中华民族的尊严归根结底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尊严！所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闭幕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有关部门恰恰没有把握好这一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3-05-15 一个正在努力走向繁荣和稳定的马来西亚，其政治和经济进程不可能缺少占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群华人族群的支持与参与。在新的政局下，马来西亚社会应该考虑架设新的华人权益保障通道，使华人的正当权益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有一个制度化的沟通和保障平台。 马来西亚史上最激烈的大选日前揭晓，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国阵”）以133席对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民联”）89席，以简单多数获胜，延续其56年来的辉煌，继续执掌中央政府。 本次朝野对决中，华人选民表现出超高的参与热情，并且反风劲吹，抛弃原本的代言人马华公会，华人票纷纷涌向在野党，尤其是民联的民主行动党，显现华人对上一届政府的不满情绪和求变的社会心理。 选举结果显示，代表马来人利益的巫统，进一步巩固了对马来人族群的代表性，长期以来由巫统主导的执政联盟更呈现出了巫统独大的态势。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的华人，将可能在中央政府内阁组成中缺席，造成内阁部长皆为马来人的格局。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朝野状态似已形成，这不仅是执政联盟国阵将面临的新课题，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面对的问题。族群利益如何被代表、如何被反映，华人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如何获得更为公平的待遇，民族和解如何推动，将是摆在马来西亚朝野双方面前的重大难题。 一个正在努力走向繁荣和稳定的马来西亚，其政治和经济进程不可能缺少占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群华人族群的支持与参与。是激化族群矛盾还是注重国民团结，是继续争取华人支持还是进一步边缘化华人社会？马来西亚新政府未来五年必须作出正确抉择，首要任务是要重建各族群的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面对国阵马华公会的华人族群代表性降低，马来西亚社会应当架设新的华人权益保障通道，使华人的正当权益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有一个制度化的沟通和保障平台。否则，如果华人权益无法在体制内得到回应，下一届大选的反风可能会越来越剧烈，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可能会受到冲击，引发族群对立和冲突，这应当是大马朝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3-05-14 印度此次罕见地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交涉，既显示出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出印度有意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 中印边界近期发生的对峙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印度此次罕见地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交涉，既显示出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出印度有意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 此次边界对峙事件发生于4月15日并持续数日，但双方都未采取进一步的过激措施，显示双方始终保持克制，事件最终也通过外交渠道得以解决。 印度国内此前曾屡次爆出中国军队越境“入侵”印度的新闻，发出激烈反华言论的多是军方将领或议员，但此次对峙事件发生后，印度外交部向中国驻印大使提出官方交涉。笔者认为，这是印度对华外交决策中合作与竞争两条路线较量的结果。 这正是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笔者此前指出，印度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有选择的合作与不破裂的竞争。印度国内始终存在一股反华势力，希望印度靠拢美国、疏远中国，印度媒体也常出现反华言论。曾有学者研究印度外交决策模式后指出，印度媒体对于印度外交政策的倾向具有一定导向作用。因此，印度媒体的反华言论必然会影响一些政治领导者以及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也必然会反映对华政策上。 印度此次放大边界对峙事件有其更为深层的考虑：一则可以逼迫中国新领导层正视中印边界问题，凸显边界问题的重要性，尝试改变中国目前冷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取态；二则可以趁此机会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为今后双方讨论边界问题做好充足准备；三则，中印边界谈判会议即将举行，借助此次边界对峙事件逼迫中国更加积极地与印度进行谈判，甚至最终接受印度提出的边界小范围调整政策（中国不接受这种方案）。印方可能判断认为，在目前周边局势欠稳、国内诸多难题亟待解决的形势下，中国将不得不在边界问题上与印度寻求合作，并有可能在谈判中采取妥协立场。 中印边界尚未划定，只是存在一条实际控制线，且双方实际控制地区有交错重叠的地方，巡逻过程中出现对峙情况很普遍。因此，中国尝试与印度建立对话机制以管控双方的误判风险，如中印两国在2012年1月1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中国还尝试提出一套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方法，试图通过加强边界地区人员、机构的合作来维持边界现状，并尽可能淡化边界地区的敌对情绪，为今后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合作基础。

穆 骏 2013-05-07 法治社会重视程序与证据，既做到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同时却对所有案子都一视同仁地重视，根据法律程序对一些疑难大案穷追不舍，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日前撰文表示，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是西方法治的一个重要精神，虽然经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西方的法治精神、死板的程序正义、严格的取证、用证据说话，以及对嫌疑犯人权看似过度的保护，确实让错判越来越难以发生。 应该说，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与这个理念相悖的，经常用运动方式执法，动辄实施“严打”，务求速战速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法副院长的讲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表明我们近百年来在引进西方“法律”之后，也逐渐接受一些西方“法治”思想与精神。 法治社会重视程序与证据，既做到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同时却对所有案子都一视同仁地重视，根据法律程序对一些疑难大案穷追不舍，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证据充足，很难有凶手逃脱法网；即便证据不足，无法定罪，民众通过司法程序和媒体曝光了解到全过程，也都心服口服。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近期再度引起网民关注的清华大学投毒案。1994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被人投毒致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被怀疑投毒的孙维则早已移民美国。不久前复旦大学投毒案发生后，朱令案被重新翻出，但旋即在网络上遭到封杀，更让网友疑虑重重。在法治社会，司法机构如果放弃一宗案件的起诉，如果不能交代清楚是证据不足还是程序错误，难免会让民众猜测与“疑犯”的政治背景有关，怀疑权力介入司法。 据传超过十万网友跑到美国白宫网站“请愿”，朱令案才露出转机。听此消息，真是哭笑不得，甚觉悲哀。为什么人家一闹到美国，就引起重视？公平正义难道要到国外去寻求？   几年前曾有海外团体透露一条为那些在国内上访无门民众申冤的捷径：到联合国总部门前“上访”，到白宫门前“抗议”。笔者当时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后来听说，这些团体策划的那些到联合国上访的案子几乎都解决了。据说，这些团体甚至由此得出灵感：那些无法出国的申冤者只要出点钱，他们就会雇佣当地“人员”去联合国“值班”，轮流上访。 司法领域的“挟洋自重”当然不仅如此。有外国驻华记者告诉笔者，部分外国人在中国遭到不公正的司法对待，但奇怪的是还有所区别：对待持外国护照的蓝眼睛黄头发的白人、黑人或者黄皮肤的日本人，咱们基本是讲“法治”的，该走的程序还是走，没有证据大多会及时放人；可是对付那些持外国护照的华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目前在押的外国人多数是他们。 执法时有国籍之分，这合乎常理，可为什么有人却按照肤色来划分等级，这不是种族主义是什么？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种族主义，别人的种族主义都是针对外族，我们却偏偏歧视同胞！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5-02 中国目前的政策调整不能把大规模战争作为实际的选项，要备战不能忘战，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切准备就绪，但最好引而不发，示而不用。除了国际关系本身的维度，推动内政改革亦是对美外交的重要支点。 41年前，毛泽东为维护国家利益，舍正用奇，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确立事实上的联美抗苏战略，而尼克松返美前与中方签署的《上海公报》声明“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从而启动两国其后逐步扩大的经贸交往。中国外交的此一战略调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使中国成为冷战中地缘政治角力的最大赢家。 “入世”后中国综合国力以加速度增长，一跃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是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投票权比例从2.77%提升到4.42%，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从3.65%提高到6.07%。对外贸易更是爆发性增长。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并成为欧盟、俄罗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时候，美国却爆发了深重的金融危机，相对于中、印、俄和巴西等新兴国家，霸权明显衰落。然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政府难于轻易切割双边关系，遏制政策更是无法落实，这也是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的现实背景。中国在博弈中处明显弱势 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的冲突，中美两国仍然处于非敌非友状态，而奥巴马政府在反恐战争趋于尾声的时候，将军事和外交重心转向亚太，决意“重返亚洲”。 前国务卿希拉里更是要求中国停止扮演“崛起中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角色，不再借此“两头占便宜”，并对中国发出六项质问，要求中方实实在在地表明其崛起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美国的战略调整正在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利益。那么，中国政府到底会如何应对呢？ 笔者对当前中美关系基本面的判断是，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但肯定是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仍然拥有国际结构霸权，牢牢掌控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在国际金融、国际组织、国际法的制定和价值观传播等领域和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有实力推迟中国崛起的时间;美国国内有一股庞大的力量主张在中国全方位崛起之前，先发制人，防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 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以武力挑战霸权国家的冲动大多不成功，而霸权国家的衰落主要基于自身的原因，并非直接源于第二或第三强国的武力挑战。作为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与霸权国家美国发生直接的双边军事冲突，建立有利于双方回旋的缓冲带，基于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在外交、经贸、法律、文化和互联网等非军事领域大胆博弈，谋求中国的利益。 美国虽身处霸权旁落的担忧之中，但其实力仍然远超中国，对华骚扰政策的选项颇多，在台海、西藏、南海、钓鱼岛、朝鲜半岛、中印边界、国债、汇率、人权、异见人士等问题上都可兴风作浪，一波一波地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然而，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可撬动的支点并不多，只有中俄准同盟、上合组织、美国国债、人民币境外结算等看起来稍具力度，中方显然处于弱势。 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忍让的功夫做得十分出色，避免了与美国的正面军事冲突，但是在非军事领域为国家谋求更大利益方面仍有可提高的空间。中国的GDP崇拜确实在数量上迅速提高了国家的财富，可是其弊端也十分明显，最典型的就是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缺失，无法控制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工业领域长期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政策，虽然帮助国企获取了巨额利润，但除了高铁项目，其它领域基本上没有换来什么核心技术。在国际法领域，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条条框框，无法根据自己的利益创议国际法规。至于价值观领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根本得不到话语权，只能事事采取防守姿态。中方应加大对美威慑力度 近年来，中国在反恐和反海盗等方面注入了更多的资源，应该说这改善了海外对中国的价值认知。不过，中国外交在国际移民、国际就业、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的投入依然薄弱。因为中国的“块头”太大，而崛起的速度又太快，所以国际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大量移民、就业机会向中国的转移、老牌企业被中资收购、中国工业化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中国巨无霸经济对国际资源的吞噬等几乎一夜之间出现的现象没有良好的心理准备。中国需要应用大量人力和财力进行相应的外交和公关运作，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和国民营造一个友善的国际社会环境。 现在西方客观上拥有金融服务、核心技术、行业标准、高端品牌、环保与安全法规等结构性寻租特权，并借此牢牢控制其在价值链高端环节上的比较优势。世界权力的转移其实就是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所有权的转移。霸权寻租结构在特定时期基本上是固化的。发达国家在金融、研发和营销话语权方面具有优势，强调这些环节创造价值的能力，确保其有限供给与高度需求的地位，并无意主动作出调整。新兴国家若要提升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并改变其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高度依赖的话，除了诉诸老式的战争或谍报手段之外，就是依靠自主研发甚至技术创新，就是依靠在经济危机期间对高端技术和品牌的收购，获得这些环节的定价权。不过，达成此一变化需要时间，而中国在短期内尚难于打破此种结构化的状态。 鉴于当前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笔者以为，除了针对以上诸原因进行技术层面的调整之外，在战略层面，中方仍要继续顺应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全面接触与交往，同时灵活加大对美威慑力度，但要保持引弓不发的状态。在中美博弈的新阶段，中国外交政策要绵里藏针，蓄势整盘，争取获得主动权，逐渐以小碎步推动国际格局朝有益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所谓蓄势，主要指的是增加技术与军事实力(因为发展经济业已成为中国各阶层的共识，无需多言)，建立有效的军事与技术威慑，争取让美国及其盟国知难而退。中国不要理睬西方的聒噪，应继续大力发展军工尖端技术，在核武器、洲际导弹、核潜艇、隐形飞机、航空母舰、太空武器等领域开辟新边疆，这样既可以为民用企业提供技术储备，又可以震慑竞争对手。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偶尔也需展示一下少数杀手锏，让美军不敢轻举妄动。 所谓整盘，在金融领域指的是主力机构通过运作，控制个股的价格，从而创造足够的利润空间，在此指的是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主动出击，为国家利益的提升营造空间。无为而治在全球化的时代是行不通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敢于把经济当做武器来使用，可以对侵犯中国利益的中小国家，比如菲律宾、越南等国实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对西方个别跨国企业以潜规则进行商业打击。中国是一个导弹与核大国，根本不用担心又一次鸦片战争。不能忘战但要“引而不发” 同时，中国要适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中东战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支持阿拉伯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元霸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中东石油，如果中东产油国家不再以美元作为储备和结算货币，那么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基本不保，因此，美国的国策是必须维持中东冲突甚至临战状态，防止中东实现永久和平。试想如果出现欧元一样的泛阿货币，美元霸权当如何自处？在中东挑战美国利益并不会给中国的美元储备带来多少损失，一则美国肯定会与中国做交易，在其它方面做出让步;二则由于这一调整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中国的美元储备可以从容解套。 中国目前的政策调整不能把大规模战争作为实际的选项，要备战不能忘战，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切准备就绪，但最好引而不发，示而不用。大国崛起大多会伴随战争，但是中国当前还是要坚持慎战原则，而且确保不战则已、一战必胜。在隐形飞机、航空母舰等先进装备具备实战能力之前中方还是要保持低姿态。当然，一些外科手术似的稳赢不输的小摩擦是完全不用回避的。 除了国际关系本身的维度，推动内政改革亦是对美外交的重要支点。实现依法治国，杜绝极左或极右思潮主导国家政策，中美关系才能在未来长期处于正常轨道。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大有裨益，但这必须是一种对内尊重个人权利、推动民主发展，对外维护民族权益、杜绝利益输送的理性民族主义。内政的改善还有助于中国创造出普世的新理念、制度和文化等公共产品。迄今为止，中国发展世界性软实力的措施收效甚微，自己的文化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都还无法形塑国际社会价值。在笔者看来，超越西方的代议制，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时代，融合儒家尚贤的思想，建立中国特色民主，恐怕是最好的方向。 来源：2013年5月2日 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