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1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窦靖波 2013-03-21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 3月1日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实施限制携带奶粉出境的规定，试图缓解因内地人来港抢购奶粉而造成的奶粉荒，平息本地民怨。这项政策不但引起内地部分年轻父母的不满，也招致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批评。两地因奶粉造成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是争夺资源的社会经济矛盾，但是在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已经由简单的情绪化对抗，上纲上线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反中国大陆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近两年香港与内地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中，从2011年底反对双非婴儿到2012年春节两地网民互骂，再到去年下半年的打击水货客行动，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子。两地融合变为政治不正确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香港新老移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每一波大的移民潮到来之际，矛盾更为明显、激烈。但这些矛盾基本上都是在香港狭小地域内展开的生活空间、生存空间之争，是本地人因生活受到大量外地人冲击而出现的一种本能的情绪化反应，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移民逐渐融入，这种对抗情绪很容易就消退了。 2010年初的香港“反高铁”运动由环境保育、本土化运动人士所主导，其主要方向是反全球化，但其中已开始带有一些反大陆化的色彩，反对与中国内地的融合，试图让香港在经济上独立发展。但整体来说，2011年之前，要求两地融合发展仍是香港的主流方向、主流论述。当时谈论两地融合主要从经济互惠互利上考虑，即使涉及政治、社会层面，多数港人也认为，香港会以自己的制度优势带动内地社会进步，这一方面体现香港社会积极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港人对本身制度优势保持自信。 自2011年下半年特首选举展开后，不仅亲共反共的政治议题白热化，原本较为情绪化的社会议题也经常被上纲上线，越来越泛政治化，矛盾激化时更呈现明显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被一些力量借来反对两地融合、反对中国大陆。 2012年中香港出现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运动，成为梁振英政府上任以来的第一大考验，也让有关粤港合作、深港融合议题在香港变为政治不正确。实际上，港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探讨新界东北的策略性增长潜力。“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将成为香港未来公共住房的主要来源，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大有助益，而为了解决居民在区内的就业问题，商业区和商业住宅区也必不可少。但反对者对这些合理因素统统视而不见，将此计划简单标签为“新界东北兴建富豪双非城计划”，并捆绑上梁振英近年推进深港合作、开发新界北的动议，试图抹黑梁振英，这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泛政治化撕裂香港社会 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泛政治化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部分商家为方便内地游客而制作简体字告示、招牌，惹来部分人士发起反“残体字”运动等。一些香港知识分子还引经据典，为反大陆化提供了另类“依据”，近年一直鼓吹香港本土意识的陈云在香港媒体上连续著文分析诸多所谓“语言文字入侵”现象，批评九七后香港公共传播语言在“与北京看齐”。 对于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知识分子感觉敏锐，可以提出来探讨，但是上纲上线到“与北京看齐”，实在有点唯恐天下不乱。香港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恐共”、“反共”情结，近来有人甚至把简化字看作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却全然不知简化字运动从清末即已开始。 与过去那种为反共而反共的意识形态化不同，现在的香港已经发展为由于不喜欢中国内地而“仇中”甚至“反中”，从反共到反对中国政府，从仇视内地人到仇视带有中国内地特征的一切。长此下去，带有中国内地背景、特征的人，都会成为一个特别标签，成为一种“原罪”。 情绪化的适当发泄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随着陆港矛盾冲突逐渐增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泛政治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不仅造成两地民众的对立，也会加剧整个香港社会的撕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社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岛内政治势力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族群议题，硬是把整个社会撕裂成“蓝”、“绿”两大阵营，连一个家庭内部也会为挺“蓝”或挺“绿”而发生冲突。 更令人忧虑的是，港府在重大议题上的决策也容易被民粹所绑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对双非婴儿运动。不可否认，双非婴儿的确影响到港人一些切身利益，如挤占医院床位，分摊港人社会福利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人有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双非婴儿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从民间到媒体、政府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当初为何放开内地人来港产子？原因其实摆在那里，就是因为香港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要补充新鲜血液，而让内地富有阶层来港生子，为私家医院创造收入，从短期到长期都是对香港都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影响港人利益的问题，显然是政府当初制定政策时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没有考虑相应的医院床位乃至学校学位的配备，政策制定者的短视由此可见一斑。民怨四起之后，港府一刀切停止内地人来港产子，政策缺少延续性，一些私家医院无所适从，也令港府公信力受损。此次限带奶粉出境政策也同样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政府决策不能简单地迎合民粹，而应着手就两地融合建立正确的论述，以疏导民情，从而掌握施政的主动。举重若轻化解陆港矛盾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香港社会生态与政治运动将更加复杂多变，港府施政难免捉襟见肘。陆港矛盾冲突有走极端的倾向，这对缓和香港现阶段社会矛盾非常不利，也不利于港府施政，应该引起北京的重视。 对于“反大陆”的倾向，北京一方面要区别对待，区分哪些是情绪化的反应，哪些是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另一方面要举重若轻，不要把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即使是尖锐的批评者也要有包容态度，而不能动辄从意识形态上或动机背景去讨伐批判，要看批评是否在理，是否可以进一步沟通。 与香港社会的沟通，需要善用具有独立性的民间组织、香港学者，建立信任基础。对于他们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不仅要听取，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回应。香港较为温和的学者陈健民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近年与北京来的学者颇多沟通，但有感于这些沟通毫无作用，也并未影响北京对港在政治方面的决策，他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并全面停止与中央的对话。北京应从陈健民的转变上汲取教训，不要把可以团结、统战、沟通的对象推到另一边去。因此，在对待两地矛盾冲突上，北京不能无所作为，但也不可强有作为。 对于两地融合，北京决策时需要力避单向度的思维。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为大商家能从中受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却被挤占。分配问题一旦恶化，会助长本土意识，加剧陆港矛盾，近期香港舆论浮现对于自由行政策的各种批评已可见一斑。因此，北京在推动两地经济融合，谋划挺港经济政策，需要多维度思考，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多元因素，注重平衡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港澳观察》2013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3-18 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2012年10月初，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应国际调酒协会邀请，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这一民间社团负责人身份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相对于2005年国共两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启两党关系正常化，由于民进党并不接受“九二共识”，致使双方公开正式的党际互动迟难开启。谢长廷此行意谓着即使民共两党目前仍不具备党际关系的政治条件，但双方实质交流不仅有助早日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也为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创造更好条件。 谢长廷此行已对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及国民共三党权力格局产生微妙的再平衡效应，后续发展尚待观察。若其2013年3月在大陆全国“两会”后以导盲犬交流名义再次登陆，甚至逐渐朝常态化方向发展，必将进一步扩大其政治效应。民共没有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 从谢长廷此行比较现阶段民共两党相对于国共两党的互动发展模式，彼此间的潜在差异以及未来双方关系的可能竞合，笔者提出以下三点观察与关切。 首先，从实质交流向关系正常化迈进。不同于国共交流强调要先有政治基础，民进党则坚持两岸交流对话不应预设前提，因此对“九二共识”不仅敬谢不敏，更认为其实具争议。但谢长廷此行显示出，民共双方在不存在任何形式或名义的党际关系下，仍愿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精神，于现阶段以务实交流、走曲线前进的道路相向而行，以努力推进双方所共同追求的关系正常化。 其次，不再存在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马英九2008年执政后，两岸虽签署多项非政治性协议，但对北京所更关切的高阶政治议题，除选举时期操作外，颇踌躇迟疑，并藉“海基会—陆委会—行政院—总统府”设起层层缓冲。反之，像谢长廷这样目前仍处台面的民进党高层领导人物，尔后若还有机会登陆并与大陆高层官员直面会谈，终不可避免触及高阶的政治议题，彼此将不再具有缓冲空间。 第三，应确立民共交流互动主体地位。谢长廷登陆所试图推动的民共关系正常化，虽可能被北京拿来作为对国民党只经不政的施压杠杆，但民共交流不仅涉及政治人物或政党之间，亦包含其背后支持群众。故民共关系的发展应确立其主体地位，虽必是从属于两岸关系的整体发展，却也不应依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之下。谢登陆改写民进党内部政治生态 谢长廷这次登陆，虽过程紧凑，加上幕僚作业生疏，但大致还算顺利，也留下不少宝贵经验，可作为后续交流互动的参考。至于其在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登陆，以及对民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亦别具意义。兹分析如下： 首先，探索建立民共交流秩序的互信。两岸交流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需要互信，必要时能换位思考彼此的关切，并切实遵守双方事前所达成的各种交流协议，特别是缺乏政治基础且长期处于敌对与互不信任的民共双方之间。谢透过此次交流，应已摸索出一套建立交流互信的模式。这不仅是对谢个人，对往后若要扩大民共实质交流，都将是重要参考。 其次，为十八大后民共交流开启新页。谢长廷选择在胡锦涛即将卸任的中共十八大前夕登陆访问，对谢个人而言自是把握机遇，以免时机一过，徒增变数。再者，谢在中共换届前夕造访，固被党内反对者讥为替胡温两岸政绩再添一笔，但实际上却是替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就位后的民共交流预先开启机会之窗，让习近平一就任即可依循胡最后任期所建立的模式，进一步推动民共双方实质交流。 第三，松动围堵派对交往派的抑制作用。2012年初蔡英文败选，有关两岸议程虽曾浮上民进党内政治台面，但新主席就任后不仅反对两岸/民共交流的围堵派声势复起，民进党中央的反应亦被外界解读有降温迹象。故谢选择此刻登陆，不仅牵制保守的围堵派，避免其声势扩大以致再次取得党内主导地位；同时，也凝聚了主张民共必须增进对话才能确保台湾利益与重返执政目标的交往派士气。 第四，推进民进党两岸议题政治议程。11月21日，中共十八大后民进党首次中常会讨论了中国事务委员会设置。尽管由苏自己兼任召集人而非谢，但谢的调酒行及释出明年再访计划，或许对此产生推进作用，否则其设置可能推延至下一届主席任期，也就是2014年底的“七合一大选”后。果如此，民进党将错失从2012年3月党主席选后一直到2013年底这段没有党公职选举的战略机遇期。民共交流或“两步并一步” 继2012年调酒行后，谢长廷表示计划2013年以捐赠导盲犬名义再次登陆。若谢能够再次率团登陆访问，不论其是否有机会会见习近平等新就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其登陆能够逐渐常态化，同时扩大党内其它派系参与，势将引起北京及外界更加关注与重视。民共之间的实质交流能逐步走向常态化与规律化，除将进一步牵动民进党内有关两岸事务的政治氛围与路线之争，民共对话范畴将不再局限于既有议题，而可能朝向全方位与多元化，并以兼具多重和解意涵，以及共同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方向发展。后续走势值得关注，但更须创造条件加以形塑。 首先，建立谢在民进党内两岸发言地位。至少从目前来看，谢长廷明年若还是以调酒模式再次登陆，理论上北京应可接受。若此，谢可将其维新基金会作为扩展推进民共实质交流的公共平台，进一步扩大党内政治结盟，邀请其它政治人物及幕僚人员共同参与，不仅可凝聚、巩固交往派的共识与力量，亦将有助提升谢在党内的相关发言地位。 其次，引导台湾方面务实面对两岸课题。若谢登陆能够常态化，甚至每年有两到三次定期访问，除其本身必须设定每次访问的主要议题，或填实深化之前与大陆官员学者所曾讨论之相关事务的实质内涵，亦将可能带动党内乃至台湾内部就两岸相关议题的思考与讨论。换言之，政治家视野不能再只局限于台湾内部的权力竞逐，也必须以更成熟负责的态度，共同务实面对两岸之间的各种课题。 最后，从政治对话到全方位对话的开启。谢长廷下次登陆重点绝非带路导盲犬，也不该仍停留在前次到底有无“九二共识”或“宪法各表”的各说各话。举凡像是和平协议、军事互信，乃至台湾目前所关切之媒体自主，大陆的人权法治、民主进程乃至社会转型等课题，都可能浮上对话台面。就算还是围绕在谢长廷所提出的“宪法各表”，实亦直接指向两岸政治定位，只是提法或切入角度的不同，而此又与大陆所倡议的和平协议以及台湾所关切的国际空间议题相互连动。 例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提之“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论民进党是否接受统一命题，但所谓“合情合理安排”所指为何，如何可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能否得到两岸均可接受之妥适安置，或是在何种政治条件下可使前述两个政治实体得以共存共荣，都是应加以探究的严肃课题。 如民共实质交流能够持续推进，对话范畴更形扩展与深入，终将朝向全方位开展。届时民共或将先于国共，进入政治及安全战略对话：也就是说，过去先有政治前提才有政治对话的“两步走”将变成“一步走”，或“两步并一步”。于此，国民两党亦须尽早就如何在台湾内部凝聚“台湾共识”的实质内涵而努力。结语 不论如何，此次由谢长廷登陆所带动的新一波民共实质交流，若能持之以恒，更加扩展，持续深化，不仅将有助民进党更加妥适地处理好敏感复杂的两岸课题，有利降低来自外部对其重返执政目标的不利干扰，更攸关其一旦重返执政后，如何能够有效维持两岸关系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另一方面，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台湾观察》2012年12月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3-11 缅甸将治理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一体化，在西方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这其实为北京提供了左右其内政与外交政策更强大的杠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是缅甸政府在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新阶段必需的依靠，这正是北京促使缅甸落实联邦制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资本。 缅甸总统登盛访问挪威、芬兰、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成为数十年来踏上欧洲土地的首位缅甸国家领导人。这五个国家都以各种方式对改革中的缅甸提供了经济援助。登盛的破冰之旅表明，除了继续改善对美关系之外，缅甸正计划加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系，争取借助外资来发展缅甸经济。 缅甸的外交转折波及中国西南边境安全、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以及中国企业在缅巨额投资，北京必须及时调整对缅政策，但切莫草木皆兵，自乱阵脚。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而缅甸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建设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只有厘清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脉络，中国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其外交政策的演变，从而作出合适的应对。 民族国家是一个能独立自主地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教育、文化等事务的政治行为主体，其合法性在于它能维护特定领土上认同感一致民族的利益。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民族则是主要基于种族区分的文化实体，两者在地缘上的重合形成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成员的认同感既可来源于已在的共同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传统因素，也可来源于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推动的同化举措。后者成功的经典案例是法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百年战争之后，法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王室努力通过政治高压制造同质单一的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兰西民族是法国国家政权炮制出来的，这与民族主义思潮孕育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大相径庭。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基本上属于法国模式，不过迄今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反面教材。缅甸是全球最富民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拥有缅、掸、孟、克伦、克钦等135个民族。1947年颁布的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给予少数民族各邦高度自治的权力，并在第10条规定，各邦在独立10年后都有“脱离联邦的权利”。然而，吴努、奈温、苏貌、丹瑞等大缅族主义者无视比较符合国情的1947年宪法，强行实施“一个宗教、一种语言、一个种族”的“民族建构”政策，梦想打造一个民族特性同质化的单一制国家。这是缅甸长期以来深陷内战泥潭的根源。 我们可以将缅甸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底缅甸“反法西斯组织”成立，翁山出任其军事指挥，到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正式独立；第二阶段从建国到2008年2月9日军政府宣布将举办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随后直到现在的数年时间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标志是1947年缅甸本部与各少数民族在掸邦境内彬龙（Panglong）镇上签署的《彬龙协议》。它成为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的基础。在1944年8月之前，缅甸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但是其范围和影响有限，声势远不如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翁山将军周旋于英国、日本和缅甸各派势力之间，最终目标是缅甸独立建国。为达此目的，翁山决定与少数民族势力妥协，通过确保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来实现缅甸的领土统一。毕竟，完整的领土是民族国家成立的最基本条件。 翁山将军的建国规划触犯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利益，也异于大缅族主义者的政治蓝图，导致他在1947年7月19日被吴素派别刺杀。缅甸在其身后进入民族国家建设的第二阶段。其间的历届政府，无论军人还是文官主政，都奉行大缅族主义，采用当年法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模式，通过专制、战争和强制同化政策来制造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高压来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标志是吴努政府在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奈温（尼温）将军在1962年政变上台后废除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力的1947年宪法，全面推行集权统治。在军政府时期，大缅族主义者唯我独尊，独断专行, 非缅族完全失去自治权，被逼上梁山，不得不诉诸武力自保。 到了第三阶段，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中，军人集团的部分领袖逐步认识到，当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途径已成为国民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福利的普惠，因此，他们改弦易辙，顺应世界潮流，采用经济手段来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登盛政府的策略是以半自治的民族政策笼络少数民族势力，以半开放的外交政策赢得西方支持，从而以新模式打造一个缅族主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缅甸当前的制度转型完全由军人利益集团主导，军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受到法律保护。新宪法规定国防军“享有独立处理所有与军队有关事务的权力”，并声称军队要“参与和担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在民族事务上，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限制。新宪法第261条规定省、邦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提交省、邦议会通过，并同时规定，“在不能举证说明不符合省、邦行政长官条件的情况下，省、邦议会无权否决总统提名的人选。”更让少数民族势力深感不满的的是，总统有权对省、邦机构进行改组。 在外交领域，缅甸对西方的妥协并不是全方位的。军人集团仍然刻意打压西方支持的翁山淑枝及其领导的“民盟”势力，对与西方的安全合作持深刻的怀疑态度，对西方长期实施的武器禁运愤愤不平。缅甸与中国拉开距离是不现实的 缅甸开始积极寻求西方的投资，但是疏离中国这个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现实的。缅甸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十分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其产品无法迅速进入高标准的西方市场，也很难在全球其他市场和本国市场上与外国商品抗衡。缅甸最可行的方案是把经济发展重点置于融入标准较低的东盟（亚细安）区域市场，而中国目前需要转移甚至淘汰的产能其实正契合缅甸的实际需求。 再者，从欧洲历史来看，铁路、公路、电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力促进国民经济一体化和民族融合，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的缅甸政府对此心知肚明。目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业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发布的2012年度国际承包商225强排行榜上，52家中国公司入选，共完成海外工程营业额627.08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9.89%。 对经济落后的缅甸而言，价廉质优的中国工程企业依然是首选。密松水电站停工事件提醒中国企业要加强海外公关，但它本身不会影响到中缅经济关系的大局。 缅甸政府今日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转变，实际上表明军人集团承认了其民族国家建设法国模式的失败，也证明在全球化大势下，通过高压打造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识时务者为俊杰，军政府的华丽转身既挽救了执政者自身的命运，又使缅甸的发展回归正确的轨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3-03-09 国际事务中有些现象往往会让我们固守某种错误的看法并且很难自我醒悟。再加上我们在看待世界事务时，往往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这就使我们更难从错误的认识中自拔。 查韦斯担任总统14年，确实不断做出反美姿态。其毫不掩饰的反美言论和态度，在全世界也许只有伊朗总统内贾德能够与之相提并论。两人不只是在国内和其他场合斥责美国是邪恶国家，就连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敢当面斥责美国总统是“恶魔”。假若这种言行不是反美，那什么样的言行才算反美？ 且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事例中，看一看查韦斯反美有多真实。2009年4月，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查韦斯出人意料地主动走向奥巴马的座位，将拉美作家阿连诺的著作《拉美开裂的血管》亲手送给奥巴马。读者若有兴趣，可以从网上搜索一下他们两人微笑合影的照片。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查韦斯好像并不那么反美。 国际事务中有很多现象很容易让人感到迷惑，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些现象往往会让我们固守某种错误的看法并且很难自我醒悟。再加上我们在看待世界事务时，往往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这就使我们更难从错误的认识中自拔。比方说，对于“911事件”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多数中国人的立场是反对美国开战，因而在战争伊始，就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编织了许多关于美国不可能速战速决的理由。对伊朗也是如此。内贾德总统上台之后，只要有机会就恶言恶语地斥责美国，给人感觉就是义无反顾地反美，但其实也未必。不妨再看看朝鲜。过去大家都认为朝鲜政权也是反美的，但现在恐怕都已经看清楚，朝鲜政权一直以来的最大愿望就是与美国建交。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查韦斯，他的反美究竟有多真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看似反美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主动或者愿意反美的。至于委内瑞拉，出于某种需要，查韦斯必须做出反美的姿态；但出于另外一种需要，查韦斯又不能反美。 具体地说，在国内政治中，查韦斯自称是19世纪反殖民地英雄玻利瓦尔的继承人，故而借助看似鲜明的反美立场，把自己塑造成“当代玻利瓦尔”的英雄形象，以此赢得人民的热爱和拥戴，同时打击“亲美”的自由派政治对手。这是其一。其二，查韦斯以反美的名义限制外来资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外来资本和自由市场必然会分薄国家控制的资源，结果就必然会动摇查韦斯的权力基础。不可否认，查韦斯推行的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确实让下层人民获得了不少社会福利，但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还是执政者自己，因为执政者高度垄断了市场和资源，随之也就垄断了国家的权力。因此，查韦斯的反美，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出于对某种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而是一种保卫权力的游戏。 但是，在其他方面，查韦斯又不能反美，这又如何解释？其实也不难理解。查韦斯口口声声反美，但美国却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市场。委内瑞拉需要进口美国的机械、化工产品、农产品、医疗器械、汽车及其部件，而炼油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也都引进了美国的直接投资。查韦斯反美为什么没有反到这些领域？原因不仅在于这些领域的交往符合委内瑞拉的经济利益，而且更在于不会削弱查韦斯的权力根基。 因此，查韦斯的反美只是一个噱头。如果有人坚持说查韦斯是真正反美的，那也只能说，他反得很不彻底，也很不坚定。再回想一下他主动赠书给奥巴马的事，就可以发现，他其实还是愿意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只不过美国人至今没有给他一个体面转身的机会。 如今，查韦斯走了，很多中国人都在关心其继任者是亲美派还是反美派。其实，委内瑞拉是否反美，对中国不是那么重要。过去十几年里，中委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好，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有很多合作，包括石油换贷款的合作模式。查韦斯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且在夸赞中国的时候毫不吝啬。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并非得益于查韦斯的反美，而是得益于中委之间的合作意愿与潜力。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刻意迎合或支持查韦斯的反美言论，反而是力图与之拉开距离。 因此，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即使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上台并且走亲美路线，也不会对两国的经贸合作构成多大障碍，因为中委利益往来并非建立在反美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过，笔者还是不得不指出一点，那就是，对委内瑞拉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中国都必须以开放的心态与之发展关系，避免把他人的“反美”或“亲美”言论，当作确定自身利益目标的标准。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3-03-08 长期以来，中国的东南亚政策缺乏核心思想，没有方向感，基本上属于一事一议的被动反应。从当前亚太形势来看，中国只有主动建立清晰的东南亚总体性政策框架，确立领导力，才能改变在南海的被动局面。中国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东南亚推行先隐性而后显性的战略，逐步把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力量感染区。 此概念不同于强权政治意义上的势力范围，指的是某国际行为主体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领域内力量投射效果显著的境外某地区，其成员在外来国家或组织参与的利益竞争中对该国际行为主体的利益具有优先照顾的偏好。就东南亚而言，中国近期追求的目标是使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至少不选择与美国同处一个战壕，并在将来某个时期以后首先关照中国在当地的利益。 中国如何才能在东南亚达成这一目标呢？政治上的沟通合作、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军事上的战力展示以及文化上的交流共融是大致的框架，而最关键的方法还是认清东盟国家的小国属性，以此来制定和调整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明之以利，动之以力，拢之以情，取之以巧，维护并促进中国在当地的权益。小国生存之道发生革命性变化 笔者将小国定义为国际非对称关系中处于弱势而且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该关系性质和功能的一方。传统上，小国刻意避免制定大战略，尽量依附于大国或保持中立，目标是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生存。小国因而遵循比较务实的原则，顺应霸权国家、周边大国和国际结构下的权力安排。 进入21世纪之后，小国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经济、金融和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日益成熟，小国迅速扩大其外交空间，逐渐获得以前无法拥有的国际运作能力。韩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是其杰出的代表。与大国一样，小国现在也制定自己的大战略，分析自己的战略环境，界定战略目标，并选择最有效的地缘、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雄心。 欧洲小国的巨大成功给其它小国以示范效应，甚至让它们做出一些误判。二战以后，欧洲小国不再受到大国军事入侵的威胁，所以它们的外交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不必担心其运作会得罪大国而导致军事征服。它们充分利用国际关系规范化的大势，趁机介入国际或地区性规则的制定，以此来影响和约束大国。欧盟一体化进程不仅确保了法德和解，更是提升了欧洲诸小国的国际声誉，为它们树立起良好正面形象。其它地区特别是中东的小国纷纷仿效其欧洲同门，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地区的国际规范远未成熟，大国和解的时机尚未到来，所以这些小国的抄袭有画虎成犬之虞。 实际上，国际关系一些基本原则仍未改变。由于小国拥有的资源特别是军力相对有限，它们的战略选择空间远远小于大国。它们新近获得的能力仍然局限于影响力，而不是决定国际格局所需的领导力。单靠自己实力，它们不可能挑战大国，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后者，也不可能引领或者主导全球性国际组织。菲律宾、越南等小国藐视中国，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不是在单打独斗，而是有霸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可以仰仗。东南亚小国之道与中国因应对策 理解当今世界小国战略生存之道，我们就能较好地解释小国在一般外交事务中的政策行为。具体而言，目前小国的外交选择主要包括与全球性大国准结盟、结盟或者直接寻求其保护；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从而求得集体合作安全；推广国际规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权益；专注于一点或几点小众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卖点；在外交行动中尽量利用国际变迁或冲突的时间点，使自己的利益适时最大化。 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行为并没有背离这些规律，而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也要把握这些脉络。1.结盟大国 联盟是具有某些共同利益或受到共同威胁的民族国家为寻求安全和维护利益而以法律形式界定的合作权力安排。在冷战结束以后，联盟的维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反映均势的改变，这使得霸权国家美国的优势反而扩大。在大国关系层面，霸权国家的力量受不到有效制约，这显然增加了中国崛起的难度。 在中美实力悬殊的现状下，菲、韩等小国保持和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有利于其针对中国的利益主张。菲律宾近年来一直力图扩大菲美两国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涵盖范围，意在借助美国力量来遂意其在南海的野心。越南在美国频送秋波后，早已登上美国的炮舰，而接受美国政府的援助，清除越战“橙剂”残留物项目只是两国公开合作平台之一。越南军方也大张旗鼓地对媒体声称有意加强越美军事和情报合作。 小国和大国结盟有许多优点，包括平衡对手的实力，消减对手的威胁，节约防卫资源等；同时也存在许多缺点，包括丧失部分主权，内政受盟国影响，更容易受到国际体系变化的影响等等。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菲律宾与美国的结盟关系、越南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有助于它们以小搏大，与中国公开博弈。 中国的可行回应方案是跳出东南亚地区之外，对菲律宾和越南的靠山美国实行灵活的威慑，阻止美方的煽风点火、借刀杀人行为。当然，在南海有节制地显示解放军的优势力量，也可视为中国对美威慑的一个环节。一旦美国的躁动被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所困，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继续快速攀升，而美国实力的增长仍然停留在慢车道，过了某个临界点，菲律宾和越南就会意识到，它们的外交冒进将会严重损害其国家根本利益。2.国际组织 小国具有强烈愿望加入全球或地区性安全组织，设法通过集体合作安全机制来保护自己。在国际关系中，一般而言，小国比大国从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利益，因为它不像后者那样需要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依靠国际组织，小国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更容易监督成员国和其它国家的行为，更容易制裁成员国和其它国家的不法活动。小国由于资源相对有限，凭借国境之内的各种要素组合无法获得规模效应，而通过国际组织与其它国家合作，则可以轻易地落实这种本来只有大国才会获得的优势。 但是，松散的地区性安全组织容易被大国分而治之。相较于欧盟，东盟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欧盟的前进目标是一个超级国家，各成员国都逐渐把部分主权让渡给欧盟；而东盟则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回避争议性课题，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远未发展到转让主权的地步。由于东盟的一体化程度不高，成员国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因此中国的双边关系运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有较大空间。除了继续与泰国和新加坡发展传统的双边政治与经济合作外，中国需要努力强化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特殊关系，防止它们被美国收买。实际上，越南和菲律宾颇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对东盟国家厚此薄彼，分而治之。 不过，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并不妨碍中国参与东盟未来的多边一体化进程并成为东盟发展的“内部”伙伴。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使双方经济发展出现水乳交融的效果。2012年9月，中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设立常驻东盟使团，这更是适应新形势的良好政治举措。只有身在其中，知己知彼，才能掌控各种时机，施加中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3.国际规范 因为受制于有限的物质资源，小国都力图以非物质资源来弥补自己力量，缩小它们与大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在众多非物质资源中，国际规范（包括共同遵守的习惯、道德、价值、规则、法律等）能够让小国有机会与大国平起平坐，甚至制约大国的任意行动。大国在国际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但由于大国需要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这符合大国的根本利益），大国并不能垄断国际规范的形成机制，需要与小国协商和达成妥协，从而求得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和各个国家对国际价值观的认可。对小国而言，国际规范下的大国行为更加透明、更容易预知、更容易接受，遵守国际规范使小国减少了国家利益受损的风险。 东盟各小国对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规范的态度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东盟各国积极顺应和支持这些规范；另一方面，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盟国家曾经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强调东盟特色的文化和行为方式。 由于文化和地缘的接近，东盟的区域性规范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在民众情感的层面深具相互亲和力，能够成为中国借力发力的平台。这些共同规范会使中国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但面对西方国际规范的强势，从总体上讲，支持东盟的区域性规范有利于中国在亚非拉拓展利益。长期来看，中国还是要改革内政，实现制度创新，推出和完善普世性的价值观系统，增加本国制度和文化对东盟民众在情感上的吸引力，从而牢牢建立对东盟的领导权。 东盟国家的外交追求共识与协商，彰显其独树一帜的区域性规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可以顺势而为，劝导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老挝等提出反对意见，以共识与和谐原则规劝菲律宾和越南停止针对中国的挑衅行为。鉴于地缘的敏感性，在坚持军事上示强的同时，中国还可以考虑以低价或象征性价格赎买若干南海岛屿治权的策略，如此，中国和有关国家各退一步，中国得到里子，对方赚到面子，从而方便东盟国家达成共识，避免出现东盟国家集体偏向美国并出台对华负面政策的局面。至于具体的形式安排，由于要坚守国家主权原则，中国政府可以允许并鼓励民企介入，首先收回一些具有重大军事和战略价值的岛礁，然后通过利诱和胁迫逐步占领其它岛屿。当然，中方对相关国家需要区别对待，对马来西亚和文莱可以放下身段，对菲律宾和越南则要软中带硬地“鞭击”，包括以经济制裁、海警执法和特种战争等手段来警告。4.小众优势 全球化使小国的力量投射不再局限于周边和当地，给予小国影响全球事务的空前能力。许多小国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充分挖掘小众优势资源，在低阶政治领域专注于一点或几点，打造非军事力量，包括经济、金融、旅游、文化、艺术、体育、教育、和平运动、全球产业链上独特环节等，使自己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不可或缺。如果小国在某特定领域居于垄断地位或取得创新性突破，那么在全球化的年代，该小国的影响力就会快速投射到世界各地。韩国在汽车、造船、家电和智能手机等行业的成就让它在国际社会获得与其国土面积不相称的强大话语权。瑞典的诺贝尔奖项目、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阿联酋的迪拜建设、梵蒂冈的宗教、瑞士的金融、巴拿马的运河、海湾国家的石油等也有类似效果。这些优势使小国在某些特定领域拥有与大国几乎同等的话语权，使它们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更便利地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3-03-07 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期内，或许不可能和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对话、谈判与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或签署和平协议，但两岸文化教育协议，双方互设办事处，取消台湾法律对于陆配、陆生的岐视性待遇，都有获得改善与落实的可能，可为之事甚多。 大陆两岸政策十年转承变化 胡锦涛主政十年之间，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既曾面对民进党陈水扁时期的激进、挑衅、对抗，也经历了国民党恢复执政后马英九时期两岸紧张降低，关系大幅改善，彼此恢复对话。此中因果关系值得深究。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四个绝不” ，反映出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局面和北京立场。随后，2005年3月14日中国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举世关注。外界不明究里之下，多半认为中国大陆有意挑衅，此法是一种“战争法案”，破坏两岸现状。当时民进党政府甚至有人主张，台湾通过《反统一法》作为反制。其实，北京此举维持现状、求和的成分较大，希望划出红线后，台北能知所进退，两岸关系不要搞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地步。但北京立场也极为明确：追求国家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绝对不容挑衅，否则不惜兵戎相见。 胡锦涛主政期间另一个重要转变同样值得一提。两岸关系以“中美联合公报”为蓝本有旧三句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江泽民时期提出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胡锦涛时期又提出新新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尽管两岸尚未统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并未改变”。由此可见，即使两岸关系紧张，北京仍然对台湾的部分主张予以适当回应。 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及新党三党主席于2005年4月之后相继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这既是大陆对台政策一大突破，也是两岸同胞一大胜利。虽然当时仍是民进党执政，台湾在野党与中共所达成的共识尚无落实可能，民进党也不断诋毁，但如今看来，这段扭转乾坤的大事，将来历史必然浓墨重彩予以记载。2008年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后，两岸关系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胡锦涛及所有涉台决策官员能够把握大局、掌握先机，值得予以高度肯定。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著名的“胡六点” ，具体阐述其对台政策理念，取代了他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所提的“胡四点”，成为马英九上台、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中共对台政策最高纲领。 简单的说，北京主张，两岸在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上形成共同认知及一致立场，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北京期待，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两岸可以为此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北京理解，台湾民众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并不等于台独意识，而“对于那些曾经主张过、从事过、追随过‘台独’的人，也欢迎他们回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希望民进党认清时势，只要改变“台独”分裂立场，大陆愿意做出正面响应；在对外事务中，北京强调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只要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透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北京坚持，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干涉。胡锦涛提到，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问题，以利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安全顾虑。 胡锦涛时期对台政策至此粲然大备，北京更能理性、务实、正面地看待、处理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已然走入新局面。台湾研判两岸政策未来走势 从台湾来看两岸关系，陈水扁时期的冲撞已让台湾付出惨痛代价，从两岸“一边一国”到“公投制宪”一再为两岸关系及区域安全制造巨大变数。北京的强力反制不说，几乎所有相关国家都把台湾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 2008年5月马英九上台后，在台北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情况下，两岸首先在6月间恢复海基、海协两会的对话管道和机制，接着在11月间实现两岸全面直航。虽然不能说两岸关系从此进入一片坦途，但大门既开就再也关不上了，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随后海基、海协两会展开一系列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进行磋商。其中，最重要的是2010年8月通过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意味着两岸已经进入经济整合的阶段，双赢互助、彼此竞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整体而言，马英九的大陆政策是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基础上，本着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在“亲美、友日、和中”的原则下逐步发展。如果说马英九的第一任期是为两岸关系拨乱反正、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就是要脱胎换骨、巩固和平。虽然各界对马英九当前在两岸关系上的某些作为和人事安排未必全然满意，但他本人的中华情怀并无可议之处。知情者认为，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期内，或许不可能和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对话、谈判与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或签署和平协议，但两岸文化教育协议，双方互设办事处，取消台湾法律对于陆配、陆生的岐视性待遇，都有获得改善与落实的可能，可为之事甚多。 十八大后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台湾各界当然关心新任总书记对台政策的基调。截至目前为止，外界尚未见到习近平对于两岸关系的相关发言，但大家都知道他曾在福建、浙江任职，期间也与台商、台胞多有互动，协助解决不少问题，凡与其接触过的台商对其勇于任事、处事明快的亲民作风都有相当正面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被台湾各界视为“知台”。但是正如台湾国安单位高层的分析，“知台”与“友台”之间仍有一段距离，台湾对此不会有太多过高或不切实际的期望。 其实，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所有理解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及决策风格的人都知道，十八大的人事改组虽是观察重点，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观点确实值得重视，但中共对牵涉到国家大政方针的集体决策特性，北京对原则问题的坚持，这些都不会随个人主观意志而有所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掌权初期一定要把主要精力用来处理更为迫切的内外问题，在两岸问题上“胡规习随”的可能性最大，并会维持一段时间，直到他全盘掌握状况后才会出现政策调整。 9月23日，正值中共十八大的准备工作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国台办主任王毅在谈及各界都很关心的两岸关系前景时强调，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大陆方面会坚持“四个不变” ，从而真正实现两岸关系的行稳致远。虽然他的讲话是对海陆两会人事异动的回应，但视之为对两岸关系今后发展的定调也并不为过。简单说，就是方向不变、方法不变、立场不变、原则不变。笔者相信，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主轴。积极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观念 两岸关系确实已往健康方向发展。台湾民众虽然知道中国崛起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许多人甚至已有将来必须前往中国发展的心理准备，但大家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并未增加。多数民众仍对大陆不尽民主的政体，以及社会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横行，仍然存有相当大成见，年轻一辈尤其如此。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大陆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扭转此一现象。把中国自己的事搞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由大国崛起走向文明崛起，培养、善用、发挥自己的软实力，而推动“文教协议”，建立起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更是当务之急。 至于非常政治性的问题，如有关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大陆对台的军事威胁、两岸的军事互信机制、双方的和平协议等等问题，除非由更高层次做政治性的战略考虑，否则目前只能在既定的轨道和原则上，交由有关机构逐步研究、思考。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加强两岸之间各个层面交流，不断释放善意，互惠互利，这是目前应做、能做的事情。凡事看远不看近、看长不看短，不必急于一时一刻就要解决问题。...

——从个人成长经历看中国共产党是个负责任的政党 方文权 2013-03-04 不同出生背景、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观察角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对于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同答案。在我看来，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她的“负责任”上。 2012年11月1日，在中共十八大新闻中心启用仪式上，主持人表示：希望广大记者向世界介绍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全面真实的中国。 不同出生背景、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观察角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对于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同答案。在我看来，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体现在她的“负责任”上。 我出生在广东潮汕，是带着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一位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医护人员，母亲是一位基层医院的后勤人员。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历经“文革”，百废待兴。和许许多多普通中国家庭一样，从孩提时代起，父母就少不了唠叨做人做事的道理，反复地讲述新旧中国的故事，潜移默化地进行历史情操与爱国主义启蒙教育。近代中国积弱积贫，民族受尽欺凌苦难，神州大地，暗无天日。我没有切身经历过那五千年一遇的悲惨国运民生境地，然而，仅仅从那上百万逃离战乱远涉他国谋生的父老乡亲的背影和沧桑，即可感同身受那个岁月同胞的无助与无奈，即可感悟理解那个岁月人民的期盼与渴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点燃了民族的希望；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苍茫大地，沉浮有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体现了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负责任，赢得了人民的敬仰与爱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纠正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所犯的“左”的错误，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国家开始发生巨大变化。80年代中后期，我到深圳上中学、进大学。那时的深圳，到处是建设工地，人们忙忙碌碌，只争朝夕，一派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深圳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改革开放使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个又一个神话，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不朽的诗篇。深圳的发展与经验，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自信自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1986年春，为了完成一篇中学作文，我去采访深圳渔民村一位邓姓村长。他告诉我，以前日子穷，村民经常冒险跨过边境，跑去香港干活赚钱。现在政策好了，有活干，很多人回来，家家户户盖起小洋楼，万元户不算富。1988年秋，我进了深圳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做过学校行政工作，推销过电子产品，还与大学教授合作举办过深圳特区乃至全国第一场股票讲座，从中我不仅学到了知识，积累了社会经验，还可以资养学业生活。1990年夏，我负笈新西兰继续学业，从深圳到香港，过罗湖桥时，远望深圳河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股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没有改革开放好时光，哪有条件和机会到国外求学深造？正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拨乱反正，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负责任，才有了举国上下百业兴旺、百姓高兴、国力日益提升的崭新局面。 1992年早春，邓小平发表著名的视察南方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大江南北，涌起了改革开放的新一轮春潮。远在异国他乡的我，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夙夜思索，艰难权衡，毅然中断学业，投身时代洪流，踏上了漫漫创业征程。从新西兰起步，辗转新加坡和东南亚、澳大利亚、欧美和拉丁美洲，紧紧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这一机遇，稳健发展自己的事业。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世纪之交，中国积极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成功入世申奥，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的融合。乘着这股东风，我所创立的天大集团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奋斗，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跨国企业。回首成长路，感激在心底。没有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负责为己任，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坚持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并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跨入新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制订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解决经济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牢牢掌控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体现了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负责任。伴随着国家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我把企业总部从澳大利亚迁到香港，加大在内地的投资，加大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投入。与此同时，我开始更多地投身公益事业，热诚地支持公益事业，致力培育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2005年，天大研究院在香港注册成立，作为一个公益性战略智库，旨在为全球华人知识精英构建一个平台，为国家改革与发展提供战略建言。2010年，我在中断悉尼大学的学业七年后，第三次回到了大学校园——入读北京清华大学，潜心完成学业。2012年，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希望为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尽绵薄之力。所有这些举措与愿景，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能够如愿以偿吗？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使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为当今时代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的新中国；没有果断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日益繁荣、日益自信的富强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负责任的政党。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众望所归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满怀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最生动的体现和最庄严的承诺；这是最铿锵有力、最富有底气的“中国声音”。 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玉有微瑕，人无完人。作为一个从革命硝烟中一步一个脚印成长成熟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有过挫折、有过失误，但历史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自我批评能力、自我纠错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具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顽强生命力。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抓住问题本质，迅即出台作风建设“八项规定”，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加强党建第一个号令。令既出，行必果。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以对民族、对人民、对党高度负责任的精神，自觉地想党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中国共产党就必然坚不可摧，就必定能使人民更加富起来，使国家更加强起来；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忠实践行共产党员标准，保持共产党员本色，中国共产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受关注的政党，就一定能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文化最丰富灿烂的国家，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回顾我本人过去二十年成长历程，我对此深有同感。不管身在何处，开拓何种事业，我始终和着时代的脉搏，与改革开放同行同向、与国家发展风雨同舟；始终脚踏实地，孜孜以求，说了就干，不说也干；始终怀着一颗拳拳的中国心，编织着践行着我的中国梦。 衷心祝贺您们，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您们的坚强领导下，负责任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的中国梦、复兴梦！ （本文为天大研究院出版的《中国梦 复兴梦——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一书代后记，作者为天大研究院创始人、董事长）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3-03-01 中国没有“第一次进步主义年代”，中国现在就要开创出一个全新的进步主义年代。如果“习李体制”能作出这样的开创，相信不只对中国，甚至对人类文明，都是划时代的贡献。 人类的价值行为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最困难的乃是对权力的约束和对人民权利的保障这两项。人类“发明”的两个“传统” 在任何一种社会的早期神权与君权时代，权力被绝对化，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权力体系中的文武百官，也形同一个个小皇帝。由于大大小小的权力已绝对化，它根本就没有贪腐的问题，贪腐早已成了体制的常态。在这种社会，没有权力的人民当然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对人民少一点苛捐杂税，就已是莫大的恩典德政，人民对自己的生老病死完全自行负责，碰到不幸的事也只好认为是自己的命不好。命好命坏即可解释一切人间的事务。官员享特权搞贪腐是他们命好，百姓受苦是他们命坏。古代儒家或西方多少都有一点人本主义的良知，但它又是一种道德性的宣示，并无法律或制度上的强制力；宗教上多少有点怜悯心，会在饥荒及灾难时出来施行救济，但那只是一种权宜性的道德行为。这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约束以及对人民的权利开始加以重视，在人类发展史上其实是相当后期的事务。 有权力的人，本质上即有着让权力扩大化的倾向，因此，对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乃是一种永恒的斗争以及革命威胁之产物。限制绝对的王权要靠贵族们的斗争，限制贵族的专权要靠资产阶级去斗争，限制资产阶级的专权则要平民用革命来威胁。当一个社会习惯于斗争、冲突及革命的威胁，这个社会才会有妥协、让步及改革的动力。 就以英国为例，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基本上都是皇室、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只有到了1838年的“人民宪章运动”之后，所谓的“人民”才真正进入历史的舞台。 首先，就向人民负责、政府官员特权必须受到约束而言，以前的斗争和冲突并不涉及这个领域，政府官员仍是胡作非为。“人民宪章运动”时，人民对政府已极不满，隐隐然也有了准备革命的态势，尤其糟糕的是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官吏更是倒行逆施。在那个殖民地革命造反的时代，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军人也开始谋变，于是英国在革命的威胁下，遂从东印度公司的官吏改革做起，进而于1855年进行英国本土的文官改革，开始仁慈的威权管理。官员的率性而为受到了法律及制度上的约束。 但人们也知道，欧美虽在19世纪中叶对权力的贪腐有了法律的约束，但整个19世纪由于多元制衡尚未成熟，当时政治上的贪污腐化仍极泛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乃是所谓的“镀金年代”，政党政治几乎就是“分赃政治”的同义词，无党不贪、无官不贪几乎成了一种普通的现实。贪腐差不多要到了20世纪才真正地受到了约束，由此可知政治上的反贪腐是多么近代的事务。 至于政府对人民权益的照顾，同样是相当近代的事务。古代欧洲，由于生产力尚未解放，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进入统治者的时间表。人民的贫穷、失业和病痛，只有由教会来承担一部分的角色。圣保罗所谓的“信望爱”，其中“爱”的英文是Charity，正确的意思是“慈善”，因此，宗教的古代圣贤如圣多默（St. Thomas Aquinas）、圣伯纳（St. Bernard）、圣方济（St. Francis）等都在鼓吹宗教的怜悯与行善施舍。 教会及地方善心人士主管穷苦人的救济和义诊治疗之事，到了1818年才有了改变。当年荷兰成立了三个失业者的劳工社区，由政府出钱协助他们进行职业训练和以工代赈。这种制度很快就被德国、比利时及瑞士所仿效，英国也于1834年通过“济贫修正法案”，这是国家介入人民贫穷问题的开始。 虽然政府介入了人民的贫富不均问题，但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及20世纪的前半世纪，乃是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75年，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也是政商勾结最多、贪污腐化最为严重的阶段。当然，欧美社会的贫富不均也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以英国为例，1823年它的基尼系数为0.4，1871年已增为0.63。美国可能更严重，极富之人可以透过官商勾结，廉价取得土地，造铁路，开轮船公司，建铜铁厂，以及在新兴的银行及金融市场呼风唤雨。那个时代的富人形同是强盗，人们称之为“强盗公侯”（Robber Baron）。那个时候富豪人家住豪宅，他们的宠物戴珍珠与钻石项链。就以当时的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George Vanderbilt）为例，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蓝岭山盖别墅，盖了六年，占地16,000平方米，房屋250间，比当时人均居住面积大了300倍，有中央暖气和室内游泳池，而那个时代多数人家都还没有电力及管线。他的别墅简直比皇宫更高级。 在那个贫富严重不均的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然人民的革命情绪高昂，那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于是在革命的威胁下，欧美遂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改革，国家第一次大规模介入贫富不均的问题。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小罗斯福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都开始了福利改革。俾斯麦在1880年代推动建立年金制度及失业保险制度；小罗斯福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反托拉斯，在1930年代的“新政”中推出年金、残障及失业保险等；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则在1909年推出“人民预算”政策，提高所得税来为老人年金、工人的失业及医疗健保提供保障。通过这些政策，国家对人民必须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始告形成。政府透过它的征税财政权，开始承担国民生老病死最基本的生存义务。这是国家责任的扩大，政府不能只是照顾统治阶级的“军公教”，政府也要向全体国民负责。正是有了福利国家改革，欧美国家也才化解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革命危机。由于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在福利改革上领先于全世界，当他于1898年逝世之后，全德国470个城镇才主动为他立柱致敬。 因此，对权力加以限制，特别是制止政府官员的贪腐，以及强化政府的角色，使政府以其权力介入人民的福祉与社会公平，都不是一个政治体制自然发展的，而是透过人民的冲突与以革命为威胁，迫使有权力的人妥协让步而产生的。这两件事可以说乃是人类政治上最重要的创举。若以英国现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这种事可说是人类所“发明”的两个最重要的“传统”。人们都习惯地以为“发明”只限在科学上，而不知制度的“发明”乃是更重要的发明。现代中国必须脱胎换骨 现在的中国，就已经到了必须“发明”中国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必须由古代的中国说起。 古代中国即有了统治阶级，官吏及僚属皆有俸禄。根据明末清初的学问家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所述，除了很少的时代外，中国的官吏均为薄俸，因为俸禄少，不足以养家，故古代的官吏贪污盛行，苛捐杂税遂特别多。由于古代中国是绝对的王权和官权，特权的贪腐当然极为普遍，这也是古代的循吏少、贪吏多的原因。虽然中国在极早即有“礼运大同”这种道德式的乌托邦，但这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宣示而已。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均为绝对王权，而儒家又讲究差序格局的顺从性秩序，而不鼓励对立摩擦，这种以和为贵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少了透过冲突而求进步的动力。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顺从价值，也造成了官吏的胡为妄行及滥权贪腐。中国近代学者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遂说，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虽有王朝的反腐，但却没有真正促成进步的革命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