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国凯 2012-08-07 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 亟待构建新的“香港论述” 回归十五年来，香港各种社会矛盾越演越烈，问题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发展至不同利益集团的泥浆摔跤。贫富悬殊的问题还可以透过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缓解，而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代表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决裂，迫使我们在分析和处理香港问题时必须使用一套全新的视角。 简单的说，香港亟待一套新的论述来回应以上的问题。论述，并不是简单的公关手段，不是政治化妆师指鹿为马的技艺。相反，一套论述能决定我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引导我们的行为。如此，论述必须要建基于现实的基础上，但“现实”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言”跟“行”必须合一；第二，思想的体系必须能自圆其说，呈现出内部的一致性；第三，一套论述必须和其他论述竞争，所以论述的内容必须对世界思想潮流时刻保持关注。 在每一个时空下，不同的论述都在竞争，但在大部分时间下，均有一个主导性的论述能获得较大多数居民的认同，这个论述就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这套论述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其重要性在有一人一票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撕裂，根源就是因为人民缺乏一套共享的论述，其呈现的表征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国民身份，大家对非我宗教、种族群体掌权感到猜疑。 如此看来，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甚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遑论着手处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狮子山精神”就是在英治香港逻辑下发展的一套论述。它的核心精神与其说是“自力更生、多劳多得”，不如说是“独善其身、过得比大陆好”。“狮子山精神”之所以成立，有赖于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有赖于英美与中国跟世界体系互动的不同方式。一切发展到今天，香港人还想抱着“狮子山精神”， 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不是香港本地示威的小政治），继续在全国里面当人上人，当然是不可能的。 良药苦口，崩溃中的“狮子山精神”向“新香港论述”发展的过程，将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痛苦，更长久的平和才会来临。只要我们言行合一、坚守原则，痛苦可以相对短暂。“新香港论述”必须是辩证的，否则我们必然会把“两制”之间的矛盾、“中国模式”跟“普世价值”之间的矛盾等视为不可解决。胡主席讲话提出四个“不能偏废”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新香港论述”的构建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值得认真思考。胡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为此，必须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这样的提法，港人或会感到陌生，而讲话的官方英文翻译用到了平衡（balance）一词，则非常直接明确，不容误解。 要“平衡”的，分别是这四点：“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 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与“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把这些因素放到天枰的两端，代表着思考香港事务的最新思维。而这样的思维无疑是比以前更进一步，更科学、更正确。 胡主席的四点各自都是一篇文章，但其中第一和第三点尤其重要。 第一点，即平衡“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提醒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一国两制”。问题不在于“一国”是否在“两制”之上，因为在当下“一国”就是“两制”，“两制”就是“一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制”不是为差异而差异，它们的差异也不是固定的、本质化的。相反，今天的差异，是为了在明天得到扬弃。大陆和香港都在发展，也必须发展；明天的香港不会是今天的大陆，明天的大陆也不会是今天的香港。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一国”和“两制”的辩证统一，明白国家领导人当年不提前收回香港以“充分打算，长期利用”，以及使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深意。 由此，就着香港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下迫切的国民教育争议，香港人既要学习国情，从而理解内地制度的合理性，亦可以对内地不合理的地方抱批判性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必须把香港人从“大香港主义”中解放出来——没有谦卑，又何来尊重？！就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批判殖民地历史、反思港人过去从大陆获取的超额利润。 就着第三点，即“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的平衡，以前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董建华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就是“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在这个论述之下，中国和香港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丝毫没有矛盾的。如今，我们要平衡“香港好”与“中国好”，两者“不能偏废”，这个理解意义是重大的。 讲话中尤为科学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局部利益再细分为“社会各界利益”。因此，港人并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他们其中一些界别和阶层的利益跟国家整体利益较为一致，是统战工作的正确对象、是执政联盟和政治人才培养的正确对象。同时，胡主席的提法亦没有把“国家整体利益”绝对化，这样兼顾整体和局部，能有效回应“本土”的利益诉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新香港论述”必须兼顾的四个关系 就着“新香港论述”的建设，笔者按胡主席此次讲话的精神更深入地思考“一国两制”，尝试把胡主席的四点“不能偏废”整理为以下“新香港论述”必须面对和兼顾的四个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高度自治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就这四个关系，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与具体建议。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2-08-06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 2012年5月14日至2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简称“《公约》下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第15次会议、《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简称“《京都》特设工作组”）第17次会议、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简称“德班平台”）第1次会议、公约附属履行机构和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36次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围绕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落实德班会议一揽子平衡成果相关的50多项议题进行了谈判。来自184个缔约方和观察员国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计2500多人出席会议。 1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德班平台”势必成为今年多哈气候谈判的风险源，中国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分析这一风险，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一、2012首次谈判：心理失衡 波恩气候谈判落下帷幕，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均表示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中国媒体对这次波恩气候谈判的评论寥寥无几，但是新华网先后刊发的《专访苏伟：借“德班平台”逃避义务 发达国家想错了》、《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这两篇评论却难掩义愤填膺的情绪。然而，国际社会关于这次谈判的评论却风起云涌，尤其是欧美媒体，将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国，指责中国阻碍气候谈判，故意拉倒车。其中，美国联合通讯社的《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中国穷吗？》，措辞尤具代表性。 波恩气候谈判后，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用很老道地外交语言说：“虽然在波恩本轮气候谈判，特别是‘德班平台’议程的确定过程中，进展没有料想得顺利，但这些挑战并不令人吃惊。花费在‘德班平台’议程讨论上的时间也不会白费，这实际上对各方相互了解立场和关切非常有帮助”，并且肯定地说“气候谈判绝对是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可能还需要提高速度扩大规模”2 。除此之外，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各国，都没有给予本次谈判积极评价，各方倒是抛开老道外交的从容心态，要么义愤填膺，要么假意悲情，均难掩各自的心理失衡。中国的失望：义愤填膺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3 ：“德班会议达成多项一揽子平衡成果，缔约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全面落实，不能厚此薄彼、抛弃既有谈判框架和成果，更不能背离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两大原则。”他并进一步揭露发达国家的企图：“一些发达国家则抓住‘德班平台’谈判成果‘适用于所有缔约方’这一措辞大做文章，急于在今年草草结束《议定书》和《公约》两个工作组，把谈判重心转到‘德班平台’上来，从而逃避原来的法律义务，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混为一谈”。他同时强调，“德班平台”绝非像一些发达国家想象的那样“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开张，进入全新世界”，而是必须继续坚持《公约》框架，特别是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整个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柱”。 新华网5月27日刊发的《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4 一文，也在跟踪和采访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基础上，揭露了波恩谈判中发达国家的“阴谋”，比如小标题“发达国家陈仓暗度”、“‘双轨’谈判处境微妙”等直指发达国家阴谋的核心，而开篇的主题句“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议程之争只是表象，其背后暗藏着一系列关系未来气候谈判基础框架的重大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为复杂的新一轮气候与政治博弈已经开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发达国家“阴谋”的升级。欧美的失望：假意悲情 波恩会议后，欧美媒体关于波恩的评论如雪片一样纷纷发表，其核心观点基本上来自于欧美谈判代表团5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 首先是认为中国阻挠谈判。“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美谈判代表上演了悲情一幕。欧盟代表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故意在会议程序问题上制造障碍，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沮丧’。美国代表则指责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倒退。” 5 欧美将矛头统一指向了中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丹麦代表团团长青勒森第一句话就是：欧盟准备了详细方案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结果遭到一些国家的程序性阻挠。他说：“有的国家在德班做出了承诺，却在本次会议上出尔反尔。”他声称不愿意点阻挠谈判国家的名。在一名意大利记者追问下，欧盟首席谈判代表麦兹格称，这些国家有的是没有做出减排承诺的，有的做出了减排承诺，比如中国制订的五年计划里就包含了减排。麦兹格会后向记者称，中国已经做出了减排承诺，但“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出乎我们意料”。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珀欣则拿出讲稿声情并茂地说，美国真心实意来参加对话，没想到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开倒车。在问答阶段，他强调的内容与欧盟如出一辙，也表示应当取消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责任义务的制度。 欧美认为“中国及其支持者拒绝承受阻碍气候谈判的指责，并称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阻碍了气候谈判，因为它们不愿意履行职责减少碳排放。” 其次，欧美以反对“重新谈判德班会议成果”为由，反对中国及其支持国家继续谈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对划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反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挪威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亨瑞克•哈尔博表示：“那是最根本的问题。一些人想要保持旧有的划分体系，而我们想要用一种动态的眼光看问题。”欧美媒体有意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划分简化为“富”和“穷”的划分，质问“中国还算穷吗？”并举例说“像卡塔尔和新加坡等国，人均GDP比美国高，但根据联合国谈判中所用的划分方法，它们仍就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同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6 不难看出，什么时候把人均GDP作为“富”的证据，什么时候把经济总量作为“富”的证据，翻云覆雨，完全掌控在欧美媒体的股掌之间。根本目的就是证明中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必须和他们承担同样的法定减排义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8-03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举国体制”抢走了公众的资源，而只能说，中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公众体育，应该更多投资于公共体育设施。现在中国政府也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 伦敦奥运会开幕之后，关于中国体育运动的“举国体制”再次引起热烈议论。有些人认为，中国通过国家体制、国家资源培养金牌运动员，却忽视了全民体育运动，公众体育设施很少，中国不论赢得多少金牌都不能证明中国是个体育强国。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国家舍得在楼堂馆所上投资，舍得划出大片土地建高尔夫球场，但却舍不得为公众建设体育设施，这是中国在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方面做得很不够的地方。 香港虽然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机会很小，但公众体育设施的建设却做得相当好。虽然地少人多，但每个社区都有体育设施，规模也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笔者所居住的大埔区，综合体育场馆就有两个，足球场至少有两个，免费开放的室外健身设施还有不少。但是，在中国内地，在很多大中小城市，公众的体育设施很少，乡村地区就更少。这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要改变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这种现状来完全否定体育领域的“举国体制”。为什么？因为现在国际体育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要在国际体坛上保持一席之地，现阶段还离不开“举国体制”的支持。 首先，体育人才必须及早发现、及早选拨、及早培养。如果国家不支持，那么，很多有潜力的人才就没有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参加奥运的运动员中，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贫寒的家庭，而他们的家庭本身不可能为他们提供挖掘潜能的机会。即使是天才，也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现他们、培养他们，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出路，没有其他出人头地的机会。事实上，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使他们能够沿着这条道路，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甚至改变了他们家庭的生活处境。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甚至很赞成“举国体制”，因为它让那些原本没有机会、在经济上属于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得到了自我提升的机会。这也是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有效途径。 其次，中国热爱体育的人很多，但真正愿意投身于体育事业的人并不多。有钱人的孩子可以学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但是有多少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严苛的体育训练？有多少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吃苦？如果没有“举国体制”的支持，没有多少孩子会去学田径、举重。越是富裕的家庭，就越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从事这个职业。 再次，因为竞争激烈，国际体育越来越工业化，越来越科学化，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项目只是靠个人奋斗是出不了成绩的。中国没有多少家庭有能力自成一体搞某个体育项目，因为要花很多钱，要很好的教练，要很好的设施，要先进的技术，甚至连饮食都要讲究科学营养。这些都不可能指望个人去做，也没有任何个人敢于去做。体育也是一种风险投资，培养一个运动员，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很大投入，但很有可能到头来一无所成，没有回报。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举国体制”？这也要具体看是哪些国家。即使在富裕国家，体育的发展也不能完全靠个人，只能部分做到。比如这次奥运会的东道主英国，除了足球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之外，其他所有项目的运动员家境大多不错，至少小学、中学上的都是精英学校，这些学校收费很高，体育设施和训练当然很好，而普通学校的学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有潜力也不能出人头地。英国《卫报》８月２日专门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英国体育靠的是精英家庭，成功的青少年都是出自精英学校，而普通人家的孩子都无缘接受良好的体育训练。 因此，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体育“举国体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如果立即取消，中国体育水平会一落千丈。但是，肯定举国体制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国全民体育的发展就是好的、足够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举国体制”抢走了公众的资源，而只能说，中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公众体育，应该更多投资于公共体育设施。现在中国政府也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张登及 邵轩磊 2012-08-02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 【摘要】历史上，美国对华政策受两方面影响。一是思想因素，是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制约了华府领导人界定国家目标的视野，现实主义以权力考虑为基础，理想主义以推广自由民主价值为核心。二是情感因素，是指美国对外态度是否急切，愈是急切就愈求在短期内看到政策效果。在二战前，急切与否就反映在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证中；二战后，表现成冲突与围堵的循环；冷战结束以来，则是在攻势与交往的两手策略中轮流满足。历史上，影响思想与情感的因素很多，包括美国经济状况、国内政治安定程度、政党轮替与重组、领导人的意念与国内外事件。其中，事件可能是最常见的短期因素，故如经济大恐慌、韩战爆发、珍宝岛事件、苏联解体、九一一恐怖攻击等等不一而足，在在影响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下中国政策的优先次序，也就影响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其中，攻势自由主义属于急切的理想主义，以台湾为促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平台；理性主义属于长期的理想主义，相信中国终将自由民主化，不愿意台湾造成干扰；攻势现实主义重点放在美中当下的竞逐对抗，美国可利用台湾，但台湾战略价值有限；守势现实主义采取长期的权力起伏，避免冒进，根据美中权力消长决定保台或弃台。2010年以后，面对中国崛起不可阻挠，急切之情益炽，尽管政策调整必有长期规划，但在分析中，短期求成的态度渐居主导，故形成攻势自由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并进的对华战略，而理性主义与守势现实主义蛰伏。这时，台湾既是自由化进程的平台，又是地缘战略中偶尔有用的一环。 相对于美国对华先有整体战略，日本与台湾的分析家在前提上已经先亲美，然后再决定台湾的作用。首先，由于中国近在咫尺，以致日本和台湾论者笔下，便不能反映美国享有的距离感或彼在情感上的急切与否，因而不太区分美国战略视野的长短期。他们也倾向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综合，视美国对华战略为一体。其结果，日本和台湾学界的分析大致采取具有理想主义涵义的现实主义分析，即根据美国的理想主义界定敌我，并根据现实主义以美国为超级强权而附美抗中，因此台湾只能显得被动。东京与台北皆自忖夹在两强之间，故他们都关心台北有多大自主活动空间，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立场或利益。他们分析中出现四种可能：台湾无论投靠谁都仍可能被牺牲、台湾只能在中美之间二择一而倒向美国、台湾在不能影响大局前提下仍可追逐自己的主体利益、台湾可发展出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动性。 中国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同时是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的问题。一种方案是必须决定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另一种方案是，在优先次序与方向上维持弹性。若要先决定优先次序，就必须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目标，明确规定孰主孰从。若要先决定政策方向，就必须在对美和谐与对美斗争之间，和对台维持现状与对台促统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政策，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如何和，忍到什么程度。若采取第二种方案，则必须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场合或对象、不同的世局、不同的国内形势、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及情感下，灵活的转变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做到优先次序上忽美忽台，政策方向上忽和忽斗。第二种方案的优势是不会沦于教条主义，缺点是自己的调整失去明确的依据。在两种方案之上，中心思想在于“富民强兵”。一、美国学界看中美关系与台湾角色 思想提供视野，视野决定角度，角度拘束政策的选择。 思想涉及哲学与世界观，属于知识论的层次。视野是这种世界观之下，决定国家目标与判断敌友的基础。角度则是对特定议题或对象的偏好。政策则是针对该议题与对象做成的、达成目标的手段安排。若论及国与国间权力资源，特别是硬实力的升降，当然使国家对外政策的选项受到拘束，但思想与视野却能左右选项的排列与可欲性。 所以，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或讨论冷战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九一一事件”后，乃至中国“和平崛起”与未来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台湾因素，都应该关注思想资源的变化趋势。但持相同思想的人可能有不同偏好，故还要问的是，在既定思想脉络下，美国所面对的世界是友善或敌对？美国倘要面对世局或散播思想，其自身相对实力是强或弱？答案影响到政策倾向会是争一时或争千秋，亦即紧迫感有多大？此何以特定领导人及其团队的判断至关紧要。 国际关系学界名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舵手之一的基辛格，在其历史巨作《大外交》一书中，曾将影响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两股思潮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而现实世界的政策是这两股思路的交织。 “现实主义”未必“现实”，“自由主义”也未必“自由”，而且在现代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大本营——美国，这两大思潮又随着时空环境与美国地位变迁，而区分出很多支脉。随着领导人评估全球与区域范围内美国物质实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对于现状的改良就形成急切与否的情感倾向。在情感的策动下，两大思潮发展成四种美国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同时提供了中美关系与台湾因素不同的定位。 1.攻势自由主义：解放 自由主义源远流长，即便经历两次大战、冷战及当前多股现实主义学理与政论的攻击，但如同中国大陆资深中美关系学者资中筠所观察，其影响力绝不可小歔。 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进行，美国偏离克林顿时期“交往与遏制”并行但强调“交往”（engagement）的路线，而改为主要是强调“遏制”的可能越来越大。这看似与现实主义的逻辑不符，也并非新自由主义鼓吹“和平演变”的处方，但侵略性恐比“攻势现实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由主义思潮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美国与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且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此一思潮虽然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但却以面对上帝作为“个人”存在的保证，不啻暗示不承认“上帝”的个人与国家，要经改造才有权享受自由。尽管政治理论中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德国哲学家康德与美国前总统威尔逊，都不直接诉诸新教，但宗教所创造的西方“国际社会”仍被视为是“解放”那些“不自由”的非西方的精神基础，厥为民主和平论的深层动力。 时至今日，尤其如同中国大陆知名美国问题研究学者王缉思所言，美国信教人数反而比欧洲更多、更虔诚。 美国境内两股极端主义因素，一个是从反G7到“占领华尔街”所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另一个就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 Church）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前者看似具有劳动阶层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却与新教的福音派有两个交集，既反对多元主义的全球化，也反对贸易自由主义。只是前者没有宗教界传教与外交上支持“政权改造”（regime change）的冲动，但都容易滑向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指挥全球“反恐”的小布什前总统核心幕僚，即有多位新保守主义的成员。...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8-01 枪支问题已无可避免地造成美国人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人常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美国社会最容易被触动的敏感神经之一。 美国五十个州里有将近四十个州的法律规定本州公民可以合法持枪。民众合法地拥有枪支，是美国社会的特色之一。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以外，像英国、加拿大、法国、以色列、荷兰和日本等国家，都没有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所以，私人拥有枪支绝对是美国特色。枪支或许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危险品，但在美国却被认作是秩序的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 美国的枪支文化，从十七世纪初第一批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形成了。他们面对着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争夺土地，和别的移民相互竞争，当时并没有政府或者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防卫措施，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身的力量，而枪支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最初的开拓者们是依靠宗教信仰的支撑、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先进的武器在北美大陆恶劣的自然和政治环境中求生存。有个美国学者说：“美国诞生之时就有一支来复枪在手中”。当时，差不多人人有枪。各州逐步建立起全民皆兵的民兵组织。北美殖民地民众对于民兵推崇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殖民地精英们对于常备军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常备军常常可以用来压制人民的自由。为了防止这样的局面出现，有效地维护个人的权利，方法之一就是武装民众。直到今天，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美国的独立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枪支的人们挺身而出为信念而战。随后的美墨战争，美国也是靠武力吞并了墨西哥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的枪支文化就这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巩固。 由于枪支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并且是如此容易获得，今天如果你生活在美国，被谋杀的机率比在英国高四倍、比在德国高出近六倍、比在日本高出约13倍。这些都是简单的事实。在美国，三分之二的谋杀涉及枪支，而英国则小于10％。美国每年约有三万多人的生命直接被枪支夺走。所以，当你在夜晚听到街头传来零星的枪声和呼啸而过的警笛声时，请不要见怪，这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7月中旬，奥巴马在科罗拉多州慰问了最近一起枪支暴力案的无辜受害者。枪击案发生在奥罗拉市的一家电影院，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当时正放映《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要不是肇事者的半自动武器卡住，伤亡人数肯定还要高得多。奥巴马除了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外，并未提到枪支管制。照白宫的说法，奥巴马不寻求制定枪支管制新法，但是奥巴马将寻求得到国会支持，防止武器落入不适当人的手中。他的共和党挑战者米特•罗姆尼则更直截了当。他在7月23日就明确表示，现在并不是谈论严格枪支管理的时候。他不认为制定新法律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尽管他作为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曾经主持通过严格的枪支管制制度。 两位总统候选人都绝口不谈枪支管制问题，因为禁枪的最大反对者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有着左右政坛走势的雄厚实力。禁枪话题在美国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在总统大选年，枪支管制问题更加敏感。为了能够接管白宫，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什么道德信誉可言，双方的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说白了，美国即使再发生几场枪支血案，也不过轰动一下，最后还是归于沉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担心任何管制枪支的言论都会得罪大量资助他的“全国步枪协会”和共和党右翼，这些社会力量本来就反对限制枪支，得罪它们，他的总统梦就会成为泡影。现任总统奥巴马担心在关键的大选州民主党人中的保守派倒戈，那么他乏善可陈的政绩就会因枪支问题而雪上加霜，断送掉连任总统的前程。所以，形形色色的政客都在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作掩护。该案规定：“民众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因此，普通美国人就只好永远生活在枪支日益泛滥的社会里。 在健康的公民社会里，民众可以独立和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甚至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很正常，但由于意见的分散而往往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意义。有意义的是将人们的想法汇成共识，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思潮甚至信仰。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权力来自上帝和自然。同样地，他们也普遍认为，他们的权利是划定在《独立宣言》和宪法里的，这包括个人拥有武器的权利（甚至是天赋人权）。那么这种私人拥有武器的权利是如何从上帝或自然中演绎出来的呢？这算不算是一种特殊的权利，通过构建美国政府的先贤们的决择而体现出来的呢？假定是的话，那么什么可以阻止人们通过政府创建其他类型的新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保险的权利以及生活在非枪口下的安全环境里的权利？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克里夫说：“拥有武装不仅是一项宪法权利，也是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就像在本文开头介绍过的，他还说：“武装权利涉及的法律和政治事件，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这种基本的“自然权利”如何沉睡了整整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只是由于与英格兰恢复摄政的游戏法律冲突而被全部唤醒。克里夫认为，人类的95％是愚昧的，不懂享受这种自然权利。这一观点基本反映出美国人拥枪的历史传承，基本上表达了美国人拥枪的政治伦理。照此逻辑，属于人类5%的聪明人如克里夫之流应该承认，当他的英国祖先在非洲殖民时，当地土著有权用弓箭来保卫他们的“自然权利”，但所有土著的这种“自然权利”很不幸地被他的英国祖先剥夺了，否则美国就不必要有一次解放黑奴的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同性恋和同志婚姻对最高法院来说简直是笑话。但是二十五年后，同性恋被认为是明显的“自然权利”。如果权利通过文化和历史的辩证法而获得进化，那么它们是“自然”演变的吗？其中教育起不起作用？科罗拉多州影院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枪杀案，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可以说，崇尚武力是人类迷信丛林法则的残余思想，枪支问题是丛林法则留给美国社会的一小段政治盲肠。现在已是文明时代，枪支问题已无可避免地造成美国人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人常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美国社会最容易被触动的敏感神经之一。 一年之前，在挪威，安德斯•布莱维克一共打死了69人。虽然法律限制谁可以拥有武器或拥有什么类型的武器，但任何合理的审查制度都无法阻止类似的枪击事件发生。布莱维克没有什么犯罪前科。今天，科罗拉多州的影院杀手，好像也没有犯罪记录。谁能保证美国国会能通过一个更好的审批程序，可以筛选出所有不合适的人，从而防止下一次杀戮呢？有一个历史名人说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奥巴马和罗姆尼应该有一点政治家的良知和勇气，做一点限制攻击性武器的事。当然，指望他们成为枪支泛滥的“历史终结者”，显然只是梦想。 在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中，美国的枪支暴力像毒品和堕胎问题一样，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对立也越来越大。在贫穷的城市地区，帮派的枪支暴力，往往涉及青少年或年轻的成年人。这已经引起了枪支政策的激辩。枪支犯罪涉及之广，从刺杀罗伯特•肯尼迪总统和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到哥伦拜恩高中枪杀案，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大屠杀到2011年图森市枪击案，以及最近的科罗拉多州影院枪杀案，名单可以继续下去，但美国的政客则一贯地视而不见。枪支管制问题之所以得不到任何进展，不仅仅是美国枪支文化里渗透着美国的暴力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枪支买卖所带来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枪械工业的影响足以左右政局。 美国有三亿多人口，民间有两亿多支枪（还没包括黑枪）。美国民用枪支数量占全世界的35％至50％。每每在枪击案发生后，枪支销售常常会出现猛增的情况。去年1月亚利桑那州发生枪击案，造成6死12伤，随后该州手枪的销售量就曾猛涨六成。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以及哥伦拜恩中学枪击案之后。据《丹佛邮报》报道，此次科罗拉多州影院枪击案后，当地的枪支销售量猛增，购枪人数较枪击案发生前的一周增加了43%。枪击案让民众意识到需要有武器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人购枪主要是为了防备枪支管理法令发生变化。所以，美国社会枪支问题的无解，就归于一个枪击案——买枪——再枪击案——再买枪的恶性轮回里。购枪者中，各个年龄段的男女都有，有85岁的婆婆，也有20岁出头的妙龄女郎。美国因枪支暴力死亡的人数已超过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枪支暴力死亡成为美国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疾病）。 无论一个社会多么文明，有不肖之徒或者心理阴暗者，枪支犯罪可以说防不胜防。每年美国在枪支下死于非命的人数过三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5年的数字显示，全美（所有种族，所有年龄段，不分男女）有30,694人死于枪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是，使用枪支自杀者约为16,000 人；约有12,252人被武器谋杀，其中80％是由罪犯/职业罪犯/团伙成员的活动所造成的。这是2009年全美黑帮威胁评估年度报告的数据。其中，大约只有600宗是警察和公民的合理防御枪击事件。 美国政府仍在禁止大麻，因为它危害人的健康。枪支管制也应在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名单之上。像禁止大麻一样，枪支管制可以保护许多人的生命，让美国社会更安全。但是，美国是一个金权第一的国家，谁挡了生意的道，谁就会倒霉，无论你是哪一级政客。美国不但在国内大做武器买卖，在国际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时代在前进，只是这种枪口下的民权，在国内不能保护大众，在国际上也不能保护普通美国人免受恐怖袭击。全世界出售最多武器的是美国。美国的军工行业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因为美国的武器在世界热点地区不断制造着战乱。所以，尽管在历史上曾有过积极的意义，这种枪口下的民权并不具备人类的普世价值。由它引申出来的霸权文化，就更不值得推崇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07-31 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可以给我们走出世界性乱象提供启发。他的结论是只有打击特殊利益集团，资本主义才能良性运作，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笔者看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选择中道治理。 问题的提出 数年前，我曾经与英国剑桥大学知名学者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教授探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向先生表示，自清末以来，多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经历了实验，当今的中国有可能开创出一种非左非右的新型普世民主体制，既是社会主义3.0，也是资本主义3.0。该体制能够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新墨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实践，超越左右阵营，超越文明的冲突，并超越西方的多党代议制，而其社会基础则是新儒学和新墨学框架中形成的新兴中产阶层。 笔者不认为儒墨思想内含民主价值，而是主张用儒墨思想来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儒学适应了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传统，墨学则是中产手工业者的观念，其现代形式可以型塑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的价值体系，而中产阶层能够整合社会的贫富两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良性合作。中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可杜绝对劳动力的奴役，防止企业暴利出现。 没有多少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会相信中国能推出一种新型普世性制度，他们更多的是怀抱对西方文明的自信。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表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征服了其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宣称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可能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此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也异于相信历史无始无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笔者在海外学习和生活了十三年，亲眼目睹西方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本次经济危机的反应，深信福山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不经凤凰涅磐，自由民主主义难以重生。 以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重重一击，而当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向天下人展示了寄生在自由民主制度上的一般权力寻租和更内在的结构霸权寻租现象，以及权势阶层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无情剥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英等国增发货币，竭力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不过可惜的是货币被金融机构吞噬，锁闭在金融产业内无法救助实体经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无法根本好转。此种局面虽然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却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弱化了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资本市场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可现实的状况是资本市场变成了赌场。精英（在西方语境是一个贬义词）集团特别是金融精英垄断暴利，而把冒险的成本让全社会分担。当前的西方经济存在收入快慢双轨制，超级富有阶层处在快车道，而其他人群则处于慢车道。自2007年以来，后者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被前者通过金融手段抽血。西方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试图约束精英阶层膨胀的权益，然而现行的多党代议制规定中产阶层的权益只能被“代表”，必须求助于精英阶层中的政客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明显是与虎谋皮，因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是共谋者。精英贪得无厌，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人类显然不可能终止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一个更良好的制度应该建构各阶层友好合作的社会，把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专业人士的民主与理性精神和弱势群体对平等的追求相结合。 由于受制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欧洲大陆的经济状况并不比英美国家好多少，虽然其金融监管要严于英美国家，而且欧洲还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欧洲的福利制度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不事生产的慵懒阶层（中国的此类人群主要是数目惊人的公务员，欧洲则主要是所谓的“穷人”），国家不得不依靠举债来养活这一庞大的人群，而在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之后，成本大多转嫁给中产阶层。结果，人们一方面看到贝卢斯科尼之流的穷奢极欲和失业者的逍遥，另一方面则目睹中产阶层的艰辛和福利下降。 自邓公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主动加入国际劳动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迅速提升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一成就来之不易，举世瞩目，可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附性增长。中国特有的土地公有制和相对高效的人治制度配合并支持了资本和信息全球化进程，但中国并未创造出普世性的社会模式，中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无法在它国复制。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迥然不同，政府没有维护市场中立原则，民营企业被排斥在许多行业之外，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制，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中国在数年前进入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时代，贪官自己贪，清官家人贪，政客被大众所憎恶，严重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样由于法制不健全的原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成了政客及其家族在光天化日之下掠夺大众财富的遮羞布。这也是笔者一贯主张司法改革先于国企私有化的原因。中西各方的应对 西方和中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问题，反应也不尽相同。各国都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过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就西方而言，目前付诸实施的政策是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或大幅减少福利开支，让金融工具、市场体系和政府监管都服务于高效的生产与交换以及资源的良性配置。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比较微妙。一方面，重庆事件表明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共识正逐渐消亡，国家似乎危机重重；另一方面，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冥冥中获得了为全球开创出新型普世性制度的潜力。 本次西方金融危机直接源于受美国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泡沫。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大量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后在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主导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销售，“两房”则将买来的次贷资产证券化，其后以次债的形式卖给华尔街投资银行、海外投资机构、各国央行、商业银行等，而华尔街的投行则基于次债推出新的衍生产品。为避开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无力偿付其债券所带来的风险，市场还推出信用违约互换这样几乎不受什么监管的产品。此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没有纳入政府有效治理的范围。 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生利手段之一。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其过度膨胀使得次贷危机的烈度超出大多数专业人士和学者的估计。此举问题多多，不一而足，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操纵、次贷证券化标准过低、衍生品高杠杆低保证金、信用评级草率、产品介绍模糊、风险披露不够等。针对金融市场的新格局，美国的监管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存在严重的立法和司法供给滞后现象。 这些监管层面的缺陷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策者们开始亡羊补牢。金融改革的核心在于保持金融业稳定，确保市场不因局部的波动而产生体系崩溃，保证国民经济的总体稳定。2010年美国颁布《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大金融机构运作、抵押货款发放、信用评级、并购和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都列入监管之列。然而，该法案并未解决金融利益集团的暴利问题，所以西方的学界已经更进一步，开始反思自由民主主义的缺陷。前不久OECD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最富阶层得到了过去三十年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人们抨击银行家、企业高管、投行交易员、体育及娱乐明星等的暴利收入，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大多数人的福利，主张劳动者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不过，在政策层面，由于体制的制约，西方国家很难真正限制精英阶层的权益。 针对主权债务危机，欧盟的决策层一方面坚持大欧洲理想，力保本来就存在设计缺陷的欧元的生存；另一方面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福利支出。从一开始，大欧洲政策主要由精英推动，而中产阶级和下层普遍持茫然和跟随态度。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以后，中下层利益普遍受损，从而滋生了强烈的市场保护主义情绪，主张本国国民机会优先政策，反对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排斥非欧盟企业。中下层对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感增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击败萨科奇，实际上昭示了欧洲社会的分裂。 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存在，本次经济大危机没有导致赤贫阶层的出现，总体失业率远低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年轻人群出现的高失业率，在南欧和英国都出现了社会骚乱，但总体局势并没有失控。人们普遍抱怨的是不公平，而不是基本生存权的丧失。 在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腐败，各家各派都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改革大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临近十八大的时候，我们又无法逃避地面临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模式”，在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权力与资本结盟为基础，维护“当权派”即政客、资本阶层、上层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该用语指的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社会成员，而中国许多自封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属于技术人员、专业人士、文字写手甚或只是受高等教育者）的利益，坚持工人和农民的低收入，人为制造收入两极分化，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高企业利润、低人力成本的工业化托拉斯，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笔者承认这是历史的选择，不过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维护秩序的成本过于高昂，背离了邓公有关改革开放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异于何新基于民族国家体系框架的国家主义思想（最明显的是外资与中国政客和国企的勾结）。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试图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实是想走出这一困境，但是正如文革一样，主政者看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中西方案的不足 眼下西方和中国考虑的方案都存在不足。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示的并非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困境。在西方现行多党代议制度下，即使加强监管，金融利益集团也不会放弃“输赢通吃”的特权地位，而超级富豪即使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会凭借巨额资本获得暴利。民主的本意是大众对特权阶层进行制约，可如今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无力约束金融精英的腐败，因为他们不能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因为他们被素质低下、道德沦丧的议会成员所代表。也就是说，当前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民主不够和普世不够问题。 西方的左派代表社会下层的利益，长期要求政府为下层输送福利，养活一批数量庞大而无心学习、无意工作的懒惰寄生虫；西方的右派执政以资本阶层为核心基础，保护依靠遗产和资本获取暴利而对社会贡献甚微的人群。西方曾出现所谓“第三条道路”思潮，比如英国的“布莱尔主义”，试图兼顾中产与下层的利益，但其政策仍然没有把分配制度建立在成员的社会贡献基础之上，而是鼓励中产拼命工作，鼓励资本阶层多赚钱，然后以税收来剪羊毛。这种政策根本不可持续，因为中产阶层几乎疲于奔命，怨声载道，无力承担超过其负荷的责任；资本阶层则抱怨经营成本太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举将资本投到海外；而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只好大举借贷，以此确保经济增长。最后的结局自然就是国家债务危机。 中国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文革试图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权派”对权力、财富、机会等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非正义，那就是自私的精英阶层损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并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正是由于这种土壤的存在，毛泽东才有机会依靠工农对特权阶层的不满来发动文革。毛泽东拥有当时中国最多的权力、财富等资源，却鼓动下层民众去打倒自己有钱有势的同事，更使文革缺乏合法性。 民粹主义的文革诉诸工农对当权派的暴力造反运动，而新时代下的极左冲动则显示普罗大众有意以不循程序的方式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击，两者都排斥法治，崇尚人治。它们都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讲规则，与民主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当前中国极右派的方案不尊重政权的延续性与合法性，不尊重儒家珍视经济平等的传统，不尊重墨学主张机会平等的传统，排斥司法优先的路径，无视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实际上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代言人。极左极右模式之外的其它路线基本上没有方向感，在治理政治腐败方面见效甚微，有关政治改革的口号和激动人心的宣誓经常见诸于报端，却几乎都流于空谈，只打雷不下雨，有言语无行动，甚至给人以叶公好龙的感觉，而时间的流逝只会使改革的成本持续攀高。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2-07-30 未来十年中国怎么办？除了要吸取上述世界各国两难的教益外，最重要的还是按邓小平教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都面对结构性两难问题，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吗？ 一、两难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世界，而且是越来越严峻的两难的世界。 从全球讲，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贫困与愚昧之中，迫切要求和平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方面不足十五亿人口享受现代文明的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科业化（知识化）时代，在他们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现在强烈要求高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全球化也是“双面刃”：不参与全球化，就会被边缘化，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效益，失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参与全球化，面对先进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等巨大优势，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更加两级分化。这又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 除了种种全球化两难外，不同国家还有着各自不同的两难。1.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为富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当然有其自然的、历史的、制度的各种原因，此处不作分析，但成为超级大国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和战后冷战的形势，建立起两个霸权：(1) 军事霸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以及高于世界军费总和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量和霸权；(2) 金融霸权：先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确定美元唯一地与黄金等价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继而当国际美元保有量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时，1973年又单方面霸道地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从而美国更可以无限制地印发美钞，美国既不必兑换黄金硬通货，又不会通货膨胀，而让全世界为她承担了通胀风险。正是这两个霸权，美国从全世界廉价地掠夺了她发展需要的八十种战略资源的七十九种，如美国消费世界石油的26%之巨；美国许多产品曾经垄断世界市场，如汽车曾达60%-80%，从而取得了超额的霸权垄断利润。正是这样造就美国超级繁荣的社会、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超高规模的赤字预算如此“三超”水平。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欧、日经济复兴，而且先有亚洲几小龙几小虎、后有中国改革开放、今日有金砖五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从而使美国经济垄断丧失，从当年巨大债权国沦为巨大债务国境况！诚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以上种种，特别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揭示了美国结构性的“两难”难题：如果停止搞霸权主义，就无法获得巨额的世界资源和“霸权利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三超”的高水平生活方式，国内矛盾必将立即尖锐化，失去稳定和繁荣；如果继续搞霸权主义，违反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孤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美国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决不可搞霸权，霸权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2.欧洲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人类前进。欧洲的繁荣虽然有着血腥的炮舰殖民掠夺的历史，它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源地。欧洲还是近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后两种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有着飞跃的发展。在西欧、北欧，工人运动高涨，取得完全的选举权，从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如瑞典），加上科学技术革命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因素不可抗拒地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诞生并不断增长。时至今日，在欧洲按照马克思主义当年定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如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正在或已经消亡，德国自称社会市场经济，法国自称混合经济，特别北欧可以说已是“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欧洲本可以也应该继续引领人类前进，但是债务危机打破了人们的迷梦！债务危机揭示了欧洲结构性的“两难”问题。欧洲首创社会劳动保障，依法保障劳动者利益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欧洲更超越一步，从泛化人文主义的“人权”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人，都应有权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和财富，从而提出社会福利理念并演化为福利社会的理想。加上资本主义多党（两党）竞选的议会民主机制，争相许诺选民的社会福利，越来越抬高社会福利水平。当代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每月都可以获得1,000欧元或更多福利的现象。这样越来越高的福利，已经超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价值，只能靠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来弥补，以致达到今日无力偿还的地步，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了。另外，这样高额的社会福利必然造就懒汉，今日各国都有约10%的人一辈子不劳而获，他们实际上是剥削者，严重地束缚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增长。占人口10%的劳动岗位没人干，必然引入外来移民，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其第二、三代移民又享受欧洲民主和福利，于是移民冲突和极右翼崛起也日益成为欧洲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总之，欧洲面临结构性的“两难”：不改变当今如此高额社会福利，就无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移民冲突问题；可是要改变高额社会福利和移民状况又谈何容易，劳动者（特别弱势劳动者）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谁侵犯谁就失去选票而无法执政，乃至引发社会动乱。 欧洲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要不断健全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千万不能搞全民的社会福利和福利社会。 3.日本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困的岛国，1868年明治维新后提出“脱亚入欧”战略。一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另方面是尾随西方列强，在亚洲称霸。首先侵占朝鲜半岛，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中国人每人半两白银的赔款，完成了她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沿着军国主义道路，与德意结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又发动珍珠港事件侵犯美国，终于以彻底失败画了一个历史句号。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立下一部“和平宪法”，但在美国冷战的军事保护下，军国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相反利用朝鲜战争和战后广大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机遇，依靠工业化的底子和国际廉价资源，完成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可以说不了”，又在重温亚洲霸权旧梦。但是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特别是又触动世界霸主美国的利益，结果在世界人民反对下，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打压下，签订“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20多年长期低迷而难以自拔。今日朝鲜半岛和中国已非当日衰弱的封建王朝，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也今非昔比，虽然日本有一股军国主义势力总在蠢蠢欲动，但想走战前军国主义道路摆脱经济低迷断无可能。由于在高新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在一般技术和产品上又碰到亚洲和世界新兴国家的强大竞争，日本再走战后靠美国军事战略庇护和廉价世界资源道路实现新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了。 当今日本是真正地碰到历史性难题。日本面对了两难选择：继续“脱亚入欧”的地区霸权老路已到山穷水尽，不论是复兴军国主义，还是依赖美国和平取得经济霸权都走不通；彻底以平等一员回归亚洲，共建共赢的亚洲共同体，就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以获得亚洲人民信任，就要彻底抛弃几百年“脱亚入欧”形成的种种历史负担（包括社会心理负担），就要彻底摆脱追随美国霸主，摆脱美国控制，这又谈何容易？ 日本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绝不能依附美国霸主，也永远不做地区霸主，融入世界首先融入亚洲，与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发展。 4.发展中国家 拉美发展导致出现“拉美陷阱”这样一个经济学术语。亚洲发展又出了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是当代后现代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一个两难陷阱。 拉美由于未直接受到二次大战的破坏，一直是美国后院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发展，战后拉美国家经济状况是令人瞩目的，像阿根廷当年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战后世界总形势是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崛起，又是西方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大发展，于是左翼政党上台，左翼基本政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实行国有化；给工人农民广大草根劳动者更高收入和更多的社会福利。于是外国资本（外企）和私有资本（私企）外逃，经济发展停顿乃至倒退，而劳动者超前获得超出其劳动价值的收入又造成通胀，结果陷入滞胀，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均下降，加上左翼领导人多出身底层，一旦掌权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等等，于是左翼政党下台。右翼政党重新上台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引入外资，进行非国有化，发展私有经济等等，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等等，右翼政党再次竞选失败，左翼政党重新上台……如此左右折腾，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停顿下降，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陷阱”。在亚洲新兴发展国家也不同程度下出现这个问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得到发展，人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最有效，同时人们收入差距也拉大。当生活处于不得温饱阶段人们拼命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无暇旁顾，拼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而当人们获得中等收入水平时，吃饱了，穿暖了，也有些文化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也多是刚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一、二代农民工。许多知识分子也刚从农民中诞生。总之，工业化未完成还是农业社会主导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草根劳动者开始对分配差距敏感了，而长期农业社会封建“士大夫”传统，也使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愤起“为民请愿”，从而使经济发展优先变成尽力解决社会矛盾了，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于是，一方面，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工业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相当长时期分配差距拉大的阵痛，而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占人口大多数，农业还未被市场经济改造，发展与分配的矛盾是难以闯过的关口；另方面，在蛋糕尚未做到足够大，就把分蛋糕当作社会主题，必然是农业社会的反市场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占得上风，一个好端端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两难。 发展中国家的“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教益是：中国必须坚定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避开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7-26 胡锦涛主席在香港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 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三日，其中的重头戏无疑是他于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大会暨第四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体现了中央根据香港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提出的指导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基本思想。里面有很多新意和非常有针对性的要点，值得认真研究和解读。但遗憾的是，香港的媒体对此篇讲话的报道和评论普遍缺乏深度。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这篇讲话，才能准确认知和把握中央对港指导思想脉络的发展。 这篇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把“一国两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使命。” 过去中央领导人有关香港的讲话，往往强调“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而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政治生态与制度设计的矛盾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的, 并依此制定了指导香港九七之后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法》。“一国两制”理论，经过十五年的实践，整体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但打破了很多人在九七前对香港的悲观预测，而且从香港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中的地位来看，回归后十五年，香港的影响力整体是上升的。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基本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起草的，很多制度设计是基于当时的香港政治环境。在港英管治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香港实行的是港督集权式的“行政主导”，当时的立法局只是一个较为松散、以议员个人而非政党为基础的参政议政机构。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当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们在设计香港的政治体制时，吸收了香港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体现了“行政主导”的精神，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新的特点。 按照《基本法》的设计，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行政权处于优势地位。首先，总体上确立了行政长官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规定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及特区政府的首长，既代表特别行政区，又领导特区政府。其次，行政参与立法程序；在各项议题的设定上，行政权优先，政府提出的议案优先列入议程；凡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及政府运作的法案、议案只能由政府提出，立法会议员不能提出；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行政长官在任内依职权可解散立法会，以及否决立法会通过的法案等。 同时，在当时的构想中，并不主张香港发展“政党政治”。《基本法》条文中只有“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表述，而有意不写入“政党”一词，同时行政长官及行政机关也不得有政党背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亲建制的政治组织如“民建联”、“工联会”等，都刻意避开“政党”的字眼。 此外，当时普遍认为香港公务员团队高效、专业、廉洁，只要稳住这批公务员团队，尤其是处于领导层面的六百多个政务官（AO），行政长官就能通过这批公务员顺利施政。而对后来出现的行政长官与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以及过去港英体制下公务员善于依据程序执行政策而不善于做长远的战略谋划等问题估计不足。 在港英管治的末期，尤其是在彭定康当政的时期，有意推行所谓的“民主化”，令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回归后，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调整，但随着各级选举的扩大和政党的快速发展，香港的政治生态已经没有可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局面，而当初构想中的“行政主导”和不搞“政党政治”都没有按原来的设想充分实现。行政长官与公务员的关系，公务员团队自身的一些弱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回归后的政治实践中，应该说《基本法》立法原意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并没有实现。相反，行政与立法之间摩擦不断，出现配合不足、制衡有余、行政权力弱化的局面。而在“普选”目标下，立法会选举产生的安排，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空间，造就了行政和立法在“政党政治”上的二分局面。这就意味着虽然有亲政府的建制派政党，但政府缺少政党的无条件全力支撑，施政必然会受到来自政党化了的立法会的掣肘。 而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传统政务官的职责，是执行上级制订的政策，处事时着眼于程序和成本效益，按照政府的法规和先例办事，政治历练比西方选举社会的政治人物少。西方政治人物，经过选举洗礼，深明联系民众的重要性，培养了较良好的政治公关和风险管理能力，懂得掌握民意和领导民意，并学会和善于与传媒合作。此外，香港政府的人才来源主要是从公务员内部晋升，这种制度不利招揽具市场经验的业界专才进入高层或引进新思维。政府高层缺乏专业知识、市场经验及人际网络，在经济、金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等领域的长远战略规划上的不足表现得最明显。 虽然在2002年港府实行“政治问责制”之后，政府开始从外部引入人才担任司局长等政治任命的职位，但引入的这些政治人才数量有限，发挥的作用也不太明显，跟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也未如理想。加上香港的政治生态渐趋恶劣，令很多关心社会的商界人士不敢加入政府成为问责团队的一员。 如何有效理顺行政立法关系 在这样的新形势和新背景下，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央提出，中央和香港都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胡锦涛在讲话中，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香港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胡锦涛将其放在这次讲话中对香港的“四点希望”的第一点。而五年前，胡锦涛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放在当时谈及的“四点经验”的最后一点。这体现了中央现在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胡锦涛特别指出，新一届香港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准确把握社情民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稳妥解决民生问题和其他社会矛盾，更加注重机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关心年轻一代，使全体市民共享发展成果。这说明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的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避免反对派利用香港近几年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满情绪增加的社会氛围来兴风作浪。 胡锦涛特别指出，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人士要以大局为重，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齐心支持新一届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共同增强香港社会凝聚力。这既是对反对派所说，更是对建制派所说。尤其是建制派在此次特首选举中出现分裂，少数建制派议员在日前立法会表决有关政府架构重组议案时出现“倒戈”，导致议案未能通过。 如何令各界人士，包括一些大财团、部分建制派议员真正支持新一届政府有效施政，是摆在中央、中央驻港机构和特区政府的重大课题。而长远来说，如何有效理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解决好建制派政党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央和香港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无论香港将来的普选制度如何设计，香港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逐渐走向民主化已经是大的趋势。香港政制上的发展阶段类似台湾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情况。虽然中央对香港的控制能力要比对台湾强很多，但如何在这个政制发展过程中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避免劣质化、暴力化的民主出现，仍然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关乎全局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港府有效施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