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2-09-03 做强政府不是回到过去全能政府的形态，而是在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来强化政府的能力建设。政府应给予社会组织必要的培育、扶持和规范，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在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改革与创新将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应是中国政府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现在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中国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理论界提出了四种模式：强政府与弱社会、强政府与强社会、弱政府与强社会，以及弱政府与弱社会。西方国家一般是弱政府与强社会，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弱政府与弱社会，中国则被认为是强政府与弱社会。其中，最不好的是弱政府与弱社会，而弱政府与强社会则是学者们最为认可的模式，也是很多人力主中国应该实行的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而概括出来的，但就中国当下的情形而言，却未必适合。要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是强政府与弱社会，也不是弱政府与强社会，而只能是强政府与强社会。理论上讲，它也是最优的社会管理模式。强政府是大国的历史选择 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做大做强社会是普遍共识，而且从各国实践来看，唯有社会强大，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完善，公民意识发达，公民参与积极，才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也对政府是一个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问题在于，在社会管理中如何看待政府的作用，把政府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换言之，我们需要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建立一个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在本文，大和强、小和弱的意思一样）。许多学者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基础，主张中国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建立一个小政府，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少就能让社会的自治机制发展起来。弱政府和强社会的组合，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 不过，以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小政府或弱政府，信守亚当·斯密的小政府主张，恐怕亦不符合历史。诚然，西方的主流思想，包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在多数时候不主张大政府，反对政府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市场，严守政府的边界。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尽管政府作用的范围受到严格约束，其职能和边界还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日益扩大和扩张，大国尤其如此。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比亚当·斯密时期管的事情以及介入经济的程度要多和深。 事实或许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被西方学者奉为经典的“小政府、大社会”构想，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现过。这是因为在中小企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的盲目性和周期性的危机并不明显，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垄断的加强，市场的盲目性才带来了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垄断资本把持公共资源，水、电、煤等公共产品价格暴涨，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十分强烈。在这一形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成立专职机构，增加国家投资，控制公共产品的价格。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前，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政府由于管理的事务少，规模一直不大，从而呈现出“大国小政府”格局。 但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改变了这一格局。“罗斯福新政”及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凯恩斯经济主张，加大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和干预作用，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政府部门普遍增加，“大国大政府”的格局于是基本形成。这种情况直到七、八十年代政府财政支出过大，经济发展缓慢再次出现时，美国等国才重新走向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减少国家的干预和调控，重新评估市场的作用和价值。[1] 但以减少政府管制和再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酿成了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又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收紧对金融的监管。 当前这场已经发生了四年仍看不到结束迹象的危机充分说明，政府的过度退出和能力削弱并不能自发创造出一个运行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只能导致市场的无序运转。其实，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西方国家政府的功能和作用虽有所收缩，但规模并未缩小，普遍加强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西方国家，凡属于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都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例如英国的外交部有公务员9,800多人，内政部有2.9万人，环境事务部有3.2万人，卫生和社会保障部9.5万人，就业部有5万人。美国联邦政府（包括国会）有公务员280万人，州和地方政府1,300多万人，合计1,6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5%，是世界上机构最庞大、人员最多的政府之一。[2] 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国家来看，也印证了这点。所谓“东亚模式”，本质上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之所以现代国家的政府规模普遍比过去要大，管的事要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运行更复杂，人们的权利和福利要求比过去更高。 中国自然也不能背离这一发展趋势，而且中国还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从历史看，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就奉行强政府的主张，尽管在古代，由于疆域的广阔和治理条件的限制，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对单一，强政府的主张在历史的多数时候并未变成现实的强控制；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则延续至今，并在计划时代，不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且也成为一种事实。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不可避免地又形成了发展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管理格局及其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所承袭和保留。 除此之外，中国面临的以下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个强政府，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一是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虽然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不高，排名靠后，中国要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必须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从而需要政府继续发挥相应作用。否则，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中，很难取胜。另一方面，在国内也存在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强化自身的职能和作用。 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压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着力不多，致使这方面的问题越积越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在需要把过去的欠账一并补偿，建立一个惠及全体国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从而无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政府强化这方面的职能。 三是中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还存在一个培育市场和强化管理的任务。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例如，网络的出现和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政府要应对这个新趋势就需要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 四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边界利益日益扩大，并更深地卷入全球事务，这也需要中国扩张这方面的政府职能。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分离势力的干扰，从而不得不加强这方面的功能与支出。 总之，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大，特别是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关法律和制度又不完善，这决定了我们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不能走小政府、弱政府之路，必须发挥政府强有力的作用。辩证看中国政府的强弱问题 解决了强政府的逻辑前提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现实中的中国政府是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假如是前者，就没有必要再来加强政府建设，要做的只是完善管理；假如是后者，则存在一个建设强政府的任务。...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09-03 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才实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长期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无从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民生安康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维稳的手段也应该根据形势与各地特点与时俱进。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多位领导提出了维稳的一些新思路，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与执法部门在维稳过程中，忽视了维稳的方式方法以及追求稳定的最终目标。这些维稳新思路，尤其来得及时和重要。 首先，要转变对“稳定”与“维稳”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广东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说：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沙漠地区是不需要“维稳”的。各级官员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是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不应该作为对当地官员评判的唯一标准。因此可以说，“一票否决制”也存在弊端。考核各地官员政绩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手里，有些官员眼睛和心思都在上面，这客观上造成一些官员一看到有“群体事件”发生，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了压制，压制了民众不说，还要去压制媒体，压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别让上级领导看到，更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只要对过去五年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做简单疏理就不难发现，凡是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存在当地官员压制群众与媒体的情况。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为了控制事态而去压制媒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令事态失控，让一件小冲突酿成大事件。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的稳定并不是靠“不出事”来维系的。正好相反，经济发展较快、社会转型明显以及官员更积极地参与了改革的地区，“出事率”反而相对较高。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出事”，只有这样，各地官员才能认真对待事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做到既不“乱扣帽子、加剧冲突”，也避免“丧失原则、一味妥协”。 第二，由权力维稳转向权利维稳。由出现事件就第一时间派出军警，使用权力确保“稳定”，到第一时间就追查不稳定的源头，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保护、不受侵害。 我们看到，在错误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当局一见到有疑似“群体事件”，就不问青红皂白，立马派出强力部门，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其实，很多“维稳”事件并不涉及政府与公权力，政府如果公正公平地介入，原本可以圆满收场，可是，却因为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太相信权力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权力，结果把事件闹大。例如前几年发生的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政府并不是利益一方，可常常因为“维稳”而在处理的过程中站在了民工对立的一边。其实，有民众因为拖欠工资而上街，政府部门不是要去对付这些上街的民工，而是应该去追查老板们为什么没有发工资；有民众的房子被拆迁，警察应该先调查一下是否有强拆情况存在、是否合法，而不是首先把被害者控制起来；有官员贪污腐败了而造成民怨沸腾，政府首先应该清查是否真有贪污腐败，而不是先把民众控制起来，把全部精力用在追查“谣言”，因为这样做会在客观上给民众一个印象：政府在对付他们。 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完成一份名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的报告明确提出：维权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政府自然就无须去维稳。而老百姓的权利靠谁来维护？当然主要是靠政府、靠国家。在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中，不排除有少数属于故意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事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又没有相关的渠道表达与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以“闹事”的方式谋求权利。如果各地领导干部能够认清发生在自己辖区群体事件的本质，则不难处理，更不会造成事态扩大。 第三，依法维稳、法治维稳。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公安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加重语气强调，各级公安干警要依法维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强调了执法部门要依法执法的观念。 维护稳定并不都是公安干警等执法部门的事，但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上过份依赖公安干警，给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领导与执法部门甚至为了快速平息事态，采取了有违法治甚至知法犯法的办法去维护稳定。我们知道，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后果往往比“群体事件”严重得多。 第四，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名为《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的社评指出，决策再也不能仅仅是“领导拍板”了，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必须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过场。一些老百姓上街，是因为不相信当地政府，不相信按正常渠道能解决问题。而什邡和启东的这两个项目这么轻率地下马，在暗示民间不信任是对的。政府必须从正确决策、加强与民众沟通做起，这是遇到抗议时敢于坚持的前提。 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但如何打破？是靠强力的压制还是靠制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维稳，就是要老百姓参与国家治理，利益诉求的法治渠道畅通，各级官员要对辖区民众负责，倾听民意，而不是唯上命是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那一年，克林顿竞选总统已胜券在握，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就在车辆驶近人群时，克林顿往那里看了一眼，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和夫人希拉里走下车，来到市民中间，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因为虽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他们中间却竖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的权力与权贵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 其实，中国的很多维稳事件，尤其是最近从什邡到启东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不那么傲慢，如果他们能够在做出决定前给民众“八分钟”倾听他们的意见，也许就不会酿出后来的“群体事件”。 《天大报告》2012年8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2-08-29 中国这次密集的导弹试射，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这可能不仅仅意味中国战略安全的巨大进步，也显示中国将有能力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核博弈。 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近来密集试射弹道导弹，分别于7月24日和8月20日从山西五寨导弹试验基地试射了一枚“东风－41”弹道导弹和一枚“东风－5A”弹道导弹，于8月16日从渤海海域试射了一枚“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中国这次密集的导弹试射，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这可能不仅仅意味中国战略安全的巨大进步，也显示中国将有能力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核博弈。 根据《简氏防务周刊》的分析，“东风－41”和“巨浪－2”型导弹是中国新一代战略武器，采用固态推进剂，可携带多枚分弹头。根据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副总裁、中国军事事务专家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的分析，此次试射的“东风－5”型弹道导弹可能是可携带多弹头的改进型。对于中国弹道导弹是否具备了“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技术的讨论是美国高度关注此次导弹试射的主要原因。这项技术可有效地降低核弹头在重返阶段的被拦截机率，几乎是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必备技术。虽然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但是拥有此项技术，无疑能够更积极地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 目前美海军第七舰队已有六艘装备由“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标准－3”导弹构成的海基导弹拦截系统的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已有四艘“金刚”级驱逐舰具备该反导能力。美海军还计划在六年内将具备此能力的战舰从26艘增加至36艘，其中六成可能部署在亚太地区。而与此相匹配的X波段雷达，美军已在日本北部青森县设立了一座，目前正计划在日本南部某个岛屿上设置第二座，同时还在评估于菲律宾设置第三座。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导弹防御系统的雷达监视扇形和拦截弧形正在逐渐完成。 若中国实现MIRV技术，这将大幅增加日美两国导弹防御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对拦截系统数量的要求，这或可迫使日美重新进行战略选择。日本目前拦截系统数量将无法保证其安全，而大量增加拦截系统既不符合其经济利益，也不能保证导弹防御的“投入产出比”。在日本重新考虑其战略处境的同时，东南亚诸国必然对美国推销的导弹防御系统产生后顾之忧。对于美国而言，如果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进程遭到破坏，同样由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设计的针对中国的“海空一体战”计划也将随之难以实现。一旦美军无法保护其在地区内各国驻地的安全，此计划中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突袭方案也就无法实施。因此，美国也必须重新考虑对中国开战的可行性。 中国正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核博弈之中，在利用战略武器威慑可能针对中国的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可以遏制地区军力的不平衡发展，有效地阻止地区内的军备竞赛。而“094晋”级核潜艇装备的“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若使用MIRV技术，则可以保证中国在“第二次核打击”中有能力同敌对国家实施“互相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政策。这种能力将从根本上改变美俄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深远地影响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最终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2-08-29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即将在2016年5月结束。但是，围绕着马英九的接班人问题，势必群雄竞起，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一场激烈竞争。国民党至今已经有十三年没有这样的竞争了。早在1999年，宋楚瑜、连战为了争取2000年大选资格展开了党内之争。当年的连宋之争，加上李登辉似有若无地暗助民进党，不仅让国民党政权垮台，也让国民党内部分裂、元气大伤。此后，民进党执政八年，下野后的国民党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竞争，一直由马英九一人独揽风骚。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吴敦义占得先机 “副总统”吴敦义在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后，一时意气风发，各方都视他为争取参选2016年大选的头号威胁。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的负面新闻不断，许多并非来自敌营，而是自家阵营内部刻意操作的结果，用意在于杀其威风。 吴敦义在2012年大选胜选后，与支持者的会面很多，就任“副总统”之后，也密集安排许多走访基层的行程，展现了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吴敦义出席活动太多，让马英九都“自愧弗如”。吴敦义随即调整姿态，放低身段，将活动缩小规模，以低调为最高原则，以免掠马之美。 吴敦义爱憎分明，因为吃过民进党大亏，不会刻意讨好民进党支持者。台北政坛惯称吴敦义是“孤鸟”，形容吴敦义不与人拉党结派，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支持者。他在政坛上没有派系，但在基层民间友人不少。吴敦义夫妻两人都利用各种方式与时间，保持与基层民间的紧密互动。 从政数十年，吴敦义很少卷入绯闻与弊案。高雄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假录音带让他连任失利，但仅短短两年，吴敦义又回南投参选，重返政治舞台，韧性十足。 “林益世贪渎案”近期爆发后，吴敦义无端被影射为“X先生”。这件事情虽然已经逐渐厘清，与吴敦义无关，但是吴敦义自认对自己声望造成重大伤害。毕竟目前仍是2012年，吴敦义尚有足够的休整时间。 吴敦义至今对2016大选没有公开显露任何期待，他对近身幕僚透露，成功不必在我，如果对方真的比他好，他不会坚持参选。但是也对近身幕僚提到：如果有人是出来搅局，参选不是为国家好，不是为人民福祉，也不会赢，他就会考虑参选。   朱立伦谋定后动 在吴敦义之外，新北市长朱立伦、“立法院长”王金平，都被党内视为具有实力挑战2016年大选。吴敦义对朱、王都保持友善，不采取敌对态度。但吴敦义不经意透露，当时安排朱立伦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是要让朱有“中央部会”经历，培养朱立伦的从政经验。而当时的“院长”就是吴敦义。吴敦义显然视朱立伦为他的后辈，若朱、吴相争，吴必有不服。 马英九与王金平一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吴敦义长期夹在当中，私下频频帮王金平喊冤。吴敦义认为，国民党需要一位多面手，而王金平是党内少数有这方面能耐的人，国民党应该珍惜王金平。与同朱立伦合作相比，吴敦义若与王金平合作，未来可能会争取到更大的政治空间。 当然，如果考虑省籍、南北区域的平衡，朱立伦出身北部、外省籍，似乎更合适搭档。不过，这都要看往后的情势发展，朱立伦很可能根本不参与2016年“总统”大选。 国民党内可以观察到朱立伦从“总统”大选到目前，始终是一个不太积极的角色。据党内权威人士分析，朱立伦无非是看到马英九的声望持续下滑，如果太靠近马英九，恐被拖累，甚至若投入2016年选举，也可能因为选民对国民党执政失望，被国民党的不良政绩拖累。朱立伦可能将参选时间延后到2020年，打一场比较有把握的仗。在2014年地方首长大选，朱立伦会继续固守新北市，稳固自己的政治地盘。 但是马英九声望低，台湾经济不佳会先冲击影响2014年选情，若地方选举国民党失利，对于2016年大选就会更艰困。如果朱立伦只为顾全自己，则可能面临地盘越来越小的困境。 朱立伦曾担任桃园“立委”、两任桃园县长，现在又占有新北市长，对于台湾北部人口稠密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若要挑战2016年大选，就要面临是否连任市长的难题。 朱立伦目前在新北市努力经营，过去的班底开始分布在新北市打桩，毕竟他与蔡英文竞选时，领先幅度并不太大。朱立伦重用陈水扁心腹侯友宜，后者在陈水扁2004年的“3•19枪击案”当中，假借侦办调查，实则协助陈水扁脱出被外界质疑枪击案造假的困局。朱立伦重用陈水扁人马，动机不言而喻，手法与马英九拉拢民进党一样，都是要扩大自己基本盘，试图裂解对手。 朱立伦曾在“维基解密”档案中被曝光想要拉拢王金平搭档。这个组合，在省籍、南北地域平衡，都很合适。但是未来能否成形，仍有许多变数。 朱立伦出身桃园，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对朱也是推崇有加，朱立伦举行客家活动，吴伯雄就半开玩笑说，朱立伦可超越马英九。虽然吴伯雄指的是朱立伦的客家话讲得比马英九好。可是在旁人眼里，却是吴伯雄在自己儿子吴志扬之外，对朱立伦未来政坛的可能发展，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王金平机会微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8-27 在南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大本营，如果再因腐败失去民心，并引发由南至北的效应，那民进党仅剩的根据地也跟着沦陷，再想收回全岛执政的失土则难上加难。 民进党在各派系角力下，已完成新决策核心的改选。选举结果揭晓，“新潮流系”拿下三席，可说是最大的赢家；谢长廷、游锡堃系统各占两席；党主席苏贞昌人马一席，加上苏本人，也是两席常委的实力，与谢、游系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 这一选举结果，外界形容未来是派系共治的民进党，但其实这并非重点。因为长久以来，民进党就是一个派系共治的政党，即使当时强势如陈水扁者，他主导了一切 政策和人事，但他也必须尊重各派系的实力，各方面都要考虑派系平衡的问题。派系共治一直是民进党的特色和传统，也是政治现实，任谁都无法撼动这种铁律，只 是各派系实力如今各有消长。例如，过去居于最大势力的扁系，如今随着陈水扁的式微而成为过去式，这次选举里，不再有扁系这个名词出现。 分析这次民进党权力改组最重要的一点，反而是由高雄市长陈菊推出来的“中常委”李清福及其引发的民进党南部执政危机。 当李清福出现在民进党“中常委”当选名单之中时，很多采访民进党中央的媒体，都在问这个人是谁？背景如何？为何可以成为中常委的黑马人选？当得知李清福的 背景和当选原因之后，很多媒体人都不能不产生强烈的质疑。一个从扁案之后极力撇清贪腐美名的政党，竟然在“中常会”安排了因贪污行贿已将定案的地方人士， 这样毫不避嫌的作法，历来已经少见，更何况是2008年后力图抢回执政权的民进党？外界对于民进党党中央和陈菊势力非常不以为然。“李清福事件”引发民进党内讧 就在外界的质疑声中，曾任陈菊高雄市长办公室主任的洪智坤首先对外爆料。他没有派系势力，却以十七票当选“中执委”。他直指李清福当选是陈菊放纵黑道势力的结果。洪智坤并对外透露黑道如何参与菊系“中执委”和“中常委”的协商过程等等，令外界为之哗然。 这次“中常委”部分，高雄市的常委名单一变再变，先有前高雄县长、前“内政部长”余政宪，又传出陈菊的副市长刘世芳，再传屏东的立法委员邱议莹等，结果却 是名不见经传的李清福当选。民进党党内人士分析，高雄陈菊势力在操作上显然是失控的，陈菊无法贯彻自己的人马意志并有效地执行计划。 陈菊这样失控的表现，已经惹怒余政宪和邱议莹，尤其是余政宪据说在当时已经气到不知所以。余政宪是高雄“黑派”的代表人物，在地方上仍具有实力，但因为当 年与陈水扁夫人吴淑珍关系过于密切，牵涉扁案中的“南港展览馆弊案”，这几年十分沈潜，这次与陈菊合作，再度计划进入“中常会”，不排除在政治上有东山再 起的雄心壮志，未来也可能伺机参选高雄市长。 但这次“中常委”事件，他却与陈菊闹得不欢而散。民进党在南部高雄县市的势力，是否因此分裂，进而影响了2014年高雄市长的选举，是非常值得观察的重点 之一。余家班与陈菊的纷扰可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陈菊未能适时安抚，本来可以轻松到手的高雄市长提名权，明后年就将面临余家班的挑战。 余家班的势力近几年的确有下滑趋势，但成事也许不足，却可能败事有余，余家跟陈菊势力的竞合关系，将影响民进党南部执政的发展。 民进党决策核心的炸弹 “李清福事件”的第二个大冲击，就是民进党切割黑金的清廉度再度受到冲击。尤其是在南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大本营，如果再因腐败失去民心，并引发由南至北的效应，那民进党仅剩的根据地也跟着沦陷，再想收回全岛执政的失土则难上加难。 李清福背后有没有黑道势力向陈菊施压，固然是另一个重点，但李清福本人这样的经历竟然能够跻身民进党决策核心，已对民进党造成极大的伤害。...

穆 骏 2012-08-22 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 《天大报告》今年5月期发表了萧功秦教授《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一文。萧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凸显，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激进主义又重新活跃起来。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萧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设想，作为今后中国发展的路线草图。 萧教授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日前在大陆出版发行。在这本书里，萧教授延续自己的思考，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中国改革中期遇到的困境：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级分化的困境；高额税收造成的的国富民穷困境；“国有病”以及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困境带来危机。萧教授指出中国目前面临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激进的左派平均主义（主张回到过去甚至回到文革）以及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萧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上三种挑战（思维）都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正如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过的那样。萧教授主张中国改革要“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既要避免走回头路的极左思潮，也要避免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国当今最重要的是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听萧教授讲“超越左右”，让我想起了整整二十年前的1992年。当时一位老人，从北京经过上海，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南方，发表了一篇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谈话。那个老人就是邓小平，他的“南巡讲话”是要求大家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继续改革开放，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些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当时竟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实事求是的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及时提出超越“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不可能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二十年前，要求分清“姓资姓社”的呼声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在紧要关头，小平主张不争论，让争论者闭上嘴巴，同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在经济发展上做到了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在这个时候，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时候，和二十年前一样，极左与极右的思潮涌起，在政治体制领域发出了和二十年前在经济领域发起的相同声调。难怪有网民呼吁，中国需要再来一次“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 就在邓小平诞辰周年的当下，听着萧功秦教授的演讲，让笔者浮想联翩。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年前邓小平以绝对的权威，以“不争论”的方式让我们超越了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而今天萧教授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像萧功秦教授这样的学者关心、思考的问题。正如一部西方电影所言，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改变。当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影响中国向何处去。这可能就是萧功秦教授强调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08-16 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之下，检视此次香港保钓行动带来的启示，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公共外交维权作用以及香港特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更值得各界深思与珍视。 2012年8月15日，在这个抗战胜利六十七周年纪念日，香港保钓人士突破日方的拦截，成功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无不为之一振。 香港民间保钓行动一直备受各界瞩目，而此次行动过程之中颇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与过往被阻止出海不同，“启丰二号”在稍受阻滞后顺利驶出公海。其次，特首梁振英随后公开表示关注该船船员的安全，此举甚至被媒体解读为“祝福”。再次，保钓人士被日方扣留后，梁当晚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表示“极度关注”，特区政府入境处人员也准备赶赴日本，以协助保钓人士。特区政府一系列高调的举措，被视为“香港民间保钓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次保钓人士成功登岛，以及特区政府高调、积极的取态，无疑会获得民意支持和媒体的掌声。对于港府此次的表现，媒体有着诸多猜测与分析，至于香港的保钓运动是否走到了转折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之下，检视此次香港保钓行动带来的启示，其中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公共外交维权作用以及香港特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值得各界深思与珍视。 如识者所指出，日本在国内政局不稳和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特别是先后受到俄罗斯和韩国在北方四岛和独岛问题上强硬举措带来的政治和民意挤迫，今年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不断，从买岛行动到所谓“国有化”，再到美国媒体刊登广告等等。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始终比较克制，但显得应对办法不多，周旋空间有限。值得思考的是，在买岛问题上，日本官方与民间眉来眼去，彼此呼应，形成对华施压的合力，而中方却依旧保持着对民间保钓行动的控制。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中国掀起一股公共外交热，专家学者纷纷呼吁国家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以笔者之浅见，当下初兴的公共外交还有不少局限有待突破：一者，多由政府主导，或是政府对他国民间的，或是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对他国民间的，而民间自发的公共外交未见规模；二者，多以维稳为主，多从拓展中国软实力、建立国家形象着眼，强调的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参与维权绝无仅有。 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极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已经和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并给各国发展和国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中国的外交策略势必需要对于这种改变作出回应与调整。今年7月7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指出：“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有专家就此分析指出，“维权是基础，维稳是条件。把维权放在基础位置，这是今后中国外交必须的抉择”。 如果说，中国外交正从过度追求维稳转为适度维权，那么正确认识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层面的作用，也显得颇为迫切。在过去外交事务中的维稳方面，中国善于借助民间机构的力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未来适度维权的外交策略中，也不能缺少民间力量的参与。 首先，应该认识到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合理性，特别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要学会倾听民间力量的诉求表达，正确评估这种民间机构参与外交维权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麻烦制造者，不能一味地漠视甚至打压。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众能够通过大众传媒、智库、利益集团等平台和渠道表达意愿和诉求，参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订。 其次，要尊重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角色。民间的外交维权诉求，往往在外交事务中能够补政府之不足，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能言政府之想言、为政府之愿为，从而对相关国家形成外交压力，为国家营造更多的外交空间，甚至策应国家的外交行动。 再次，要重视香港在国家外交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从国家的宏观战略着眼，不仅要与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也应该多与香港的民间机构、社会组织多交流，加强对香港社会资源和网络的研究和认识，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潜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2-08-16 轻型护卫舰更适用于近海防御，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轻型护卫舰也比其他海军舰艇更游刃有余。 近来各界对中国海军的关注都集中在“瓦良格”航母的频频试航，而056这型轻型护卫舰的下水反而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型舰艇的服役意味着中国海上力量的结构性改变，代表着中国新的海洋战略思想在海军装备中的落实，战略意义不容轻视。 056型轻型护卫舰的首次披露是2010年11月驻港部队副司令员王郡里少将赠送给香港大学的模型。经过一年多的猜测和期待，首艘该型舰已于今年5月23日在上海沪东船厂下水，第二艘也已于6月3日在广州黄埔船厂下水。根据2012年吉隆坡亚洲防务展上公布的信息，该型舰舷长89米，满载排水量1300吨，最高航速25节，续航能力2000公里（18节），舰员60人。该舰装备1门76毫米舰炮，2门30毫米遥控舰炮，1座8联装FL-3000N近程防御系统，4枚YJ-83反舰导弹，364搜索雷达和347G火控雷达。她是中国发展的第一种轻型护卫舰，虽然不是大型作战舰只，但却填补了中国海军在这类舰艇中的空白。 轻型护卫舰（Corvettes），是近来世界海军的重要发展潮流之一，主要满足海岸线较短的国家的防御需要。虽然中国的海岸线长，但是领海由黄海、渤海、东海、北部湾、以及南中国海共同组成的，周边临海国家较多，且领海构成复杂，争议海域多，日常摩擦也多。大型军舰在这些海域的部署，往往会因为打击能力过剩造成国家间的猜忌，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因此在部分领海中的防御任务由轻型护卫舰来担任最为合适。轻型护卫舰的采用说明中国海军近海战略思想更为成熟。 原本中国近海巡逻与防御的主要力量是037型导弹艇，而远海岛礁的经济区和领海的巡逻任务只能依靠各级大型护卫舰、驱逐舰来承担。目前南海舰队的南海巡逻任务基本由6艘053H1G型护卫舰来担任，今年在半月礁搁浅的560舰“东莞号”是其中一艘。轻型护卫舰能把大型护卫舰从近海巡逻任务中解放出来，而释放出来的作战力量则能投入到远洋海军的编设，使海军的主要任务从近海防御向远洋进攻转型。因此，056型也是中国蓝水海军战略思想日趋成熟的产物。 从056型的整体设计思路来看，舰艇功能的分工化已经在每一型中国海军舰艇上体现出来，绝不仅仅只存在于052C、054A那样的远洋作战舰艇当中。在近海作战的轻型护卫舰能够依托岸防反舰、防空力量，节省空间可以加大续航力和海上自持力，甚至是对岛礁的补给能力。同时，可以配合大量的022型导弹快艇形成一支“短小精悍”的近海防御舰队，作为后卫力量应对近海军事威胁。 中国领海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今年的“黄岩岛”纠纷，频频发生的渔船被扣事件。在各类海事部门的船舶执法的背后，也需要一支轻型海军作为后盾，既能实施有效吓阻，也不至于因为军事力量投入过大反令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为局部冲突。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轻型护卫舰比其他海军舰艇更游刃有余。 在近海巡逻任务中，无论在日常维护方面，还是战时损耗方面，轻型护卫舰都比大型作战舰艇具有更为优良的经济适用性。另外，056型的国产化程度也是近年来中国军舰中最高的，因此出口限制少，性价比更高。在装备中国海军的同时，发展海外用户也可以大幅降低设计与生产的边际成本。在日益扩大的国际轻型护卫舰市场中，056型必将有一席之地。 056型将首先装备香港也说明中国海军对香港国际航运地位的清楚认识。正在更加积极参与到国际联合海上行动中的中国海军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开放的平台向世界表达维护和平的意愿与能力。在保护香港乃至南中国海国际航道的同时，利用香港为基地，维护中国领海的安全，解决领海纠纷，使香港发挥其与生俱来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