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10-20 印度洋安全问题、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问题、边界问题、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的举动、中印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等是印度学者最为关注的双边问题，其中尤以印度洋安全问题最为突出。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50年后的今天，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但是围绕着中印之间的龙象斗，相关的讨论近年来却在国际间越来越炽热。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建设存在着哪些障碍？ 今年1月17日，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双方还尝试提出一套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方法，试图通过加强边界地区人员、机构的合作来维持边界现状，并尽可能淡化边界地区的敌对情绪，为今后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合作基础。但是，总体而言，印度对边界问题的立场是采取一切措施巩固自身的既占优势，同时尽量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局势。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印崛起态势的日益显现，双方的国家综合实力都将大幅上升，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将逐步缩小，这将使得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更为固化，妥协的空间也将日益缩小。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于9月2日至6日访问了印度，这是八年来中国防长首次访问印度，受到印度智库极大关注。印度三大知名智库“印度观察家基金会”（ORF）、“印度国防战略研究所”（IDSA）、“南亚分析集团”（SAAG）都发表文章解读了此访的战略意义，并由此来分析、展望中印战略互信未来的发展。印度智库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口，来分析建立中印战略互信的障碍。 整体而言，印度智库认为此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印军事交流，缓和了中印关系，有助于中印之间信任赤字的削减。而印度洋安全问题、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问题、边界问题、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的举动、中印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等是印度学者最为关注的双边问题，其中尤以印度洋安全问题最为突出。 印度智库对中国在印度洋相关海域的活动一直持极为警惕的态度。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服役传达出中国致力于发展强大海洋军事力量的强烈信号。而印度洋对于中国的能源通道安全等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海洋军事力量的强化将使中国未来具有在印度洋保护其国家利益的能力。此外，中国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往，努力强化其在印度洋周边海域的各种形式存在与印度抵制外来力量觊觎印度洋的战略考量相抵触，凸显出中印在海洋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困难。今后，中印应重点就如何加强中印海洋安全合作进行讨论。在双边层面，可先从印度洋联合搜救演习等基础海军演习着手，逐步扩大演习的规模、深度；建立中印海军军官交流机制，定期派遣军官交流学习；互派军舰进行访问，强化中印军事交流机制的持续性。在多边层面，可联合印度洋沿岸国家召开海洋安全合作会议、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尝试打造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合作论坛机制等。 随着美国撤军阿富汗日期的临近，阿富汗未来的安全局势引起了印度的极大关注。印度与美国、日本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协商力度不断加强，印度还提出美印中三边对话来讨论阿富汗问题，显示出印度希望借助外来力量削弱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传统影响力，扩大印度影响力的战略考虑。印度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极度警惕，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愈发扩大化。鉴于中巴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印美日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紧密合作，中国应重点强化与巴基斯坦的合作，而与印度的合作则应谨慎为之。 总体而言，对于中印战略互信的未来发展，印度智库并不乐观。中印战略利益区的重叠，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印相继崛起，双方在战略利益重叠区内的冲突仍将持续，并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化。因此，中印应尽早建立防控利益冲突的机制，尽量规避风险。  

天大研究院研究助理 何龙 2012-10-19 “江南style”不可争议的红了，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在不知不觉间让国际社会重新打量韩国的文化“软实力”。 人称“鸟叔”的韩国歌手朴载相凭借其新专辑《Psy 6甲》中的一首“江南style”不仅红遍大江南北，还赚得金银满钵。“江南style”上传到Youtube，不仅创造了Youtube上MV视屏点击率最快达到三亿大关的历史，还创造了点击率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突破五亿大关在即。此歌攻破了英国单曲排行榜的榜首，过去五周也一直蝉联美国音乐榜的第二位，并且绝对有上升至榜首的潜力。世界各地就出现了“江南style”的各种版本，包括“伦敦style”、“中国style”、“香港style”等等，布兰妮、罗宾·威廉姆斯等大牌明星在美国的《艾伦秀》上也跟着“鸟叔”学骑马舞，连最近取得中网男单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夺冠后也用骑马舞庆贺。 “江南style”何以能够如此爆红？有网友认为，“鸟叔”的走红得益于其低俗的搞笑成分。英国《卫报》的评论员将之归结于其对音乐“不严谨”的态度以及不在乎作品是否被别人模仿。而《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则表示，“江南style”用恶搞的方式讽刺韩国贫富差距拉大，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不管如何，“江南style”不可争议的红了，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在不知不觉间让国际社会重新打量韩国的文化“软实力”。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就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短短几十年时间已经成为了亚洲的旅游强国。本世纪初，韩剧风靡亚洲，影响所及，也带动了韩国旅游。“江南style”走红后即被韩国官方旅游机构韩国观光公社置于网站首页，成为政府推广旅游的又一“吉祥物”。韩国外交通商部公共外交大使马宁三表示：“虽然单靠一首歌曲无法打造韩国的文化品牌，但如果外国人对韩国歌手有更多的关注，渐渐地他们就会喜欢上韩国……如果他们喜欢韩国，他们就会购买更多的韩国商品。这就是我们试图推广的。” 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成功“申遗”到“江南style”走红，在显示韩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这对中国推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提升国际认同感有什么启示呢？ 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可借鉴韩国的“借势助推”法。韩国可将“江南style”用于助推旅游业，中国同样可以借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势头助推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鼓励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因为有外语版本的中国文学作品是获得世界读者认同中国文学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有获得更多国际荣誉的可能。 其次，要对文化创作更宽容、包容。“江南style”的成功，既是民间创作智慧的展现，同时也离不开韩国政府对创作的包容。尽管被指低俗，被指恶搞，讽刺韩国社会现状的讽刺，但是韩国政府并没有去打压“江南style”。《纽约客》一篇题为《为何中国缺少自己的“江南style”》的评论文章转述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韩研究专家鲁乐汉（John Delury）的分析。他指出：“韩国的喜剧作品中通常极具讽刺意味，拿政治、社会问题等开涮，颇为有趣。但在中国推广的大都是赞扬伟大的古典文化和经济发展，就显得不那么吸引人了。”的确如此，只有对文化创作持宽容、包容之心，在制度层面放宽对创作的管制，才能真正推动文化创新，中国的文化方可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经过审批筛选的文章失去了多元化，而人类的好奇心正是源于事物的多元。 再次，借鉴韩国和西方国家的做法，不仅继续弘扬传统文化，更注重按照现代传播的特性来提升文化软实力。西方的圣诞节和万圣节已经传遍世界，即使许多人不知这些节日的内在含义，但却因为这些节日的盛大仪式而印象深刻。在中国，除了过年的节日氛围比较浓厚外，其它节日似乎并未受到重视，更别说传播到海外。政府应该善于从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中汲取资源，并以类似“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令人喜闻乐见的风格进行传播，让前来中国的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10-19 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在美国“重返亚洲”和中日就钓鱼岛主权的斗争升级的情况下，如何在周边地区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困境与挑战 与东盟的关系是中国外交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经营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亚洲一些国家结成了各种联盟关系。较之中国，美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更高。冷战给中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留下的遗产是负面的，一些国家甚至对中国抱有很深的疑虑。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互相调适的阶段。东盟各国采取现实主义的务实外交政策，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机会，调整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把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心放在经贸关系上，以由浅及深、先经后政的方式逐步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正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这种互相调适，双方关系才获得了快速的进展，并通过各种区域的和国际的、双边的和多边的途径使得双方关系趋于制度化。这一点显著表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其它种种10+1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巩固，东盟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仍受到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美国加快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自美国宣告结束伊拉克战争后，逐步把战略重心移至亚洲。它除了加强军事影响力，如与亚洲传统盟友日本、韩国等进行军事演习外，还逐步扩大其经济影响力。2011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美国便向各成员积极倡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藉此巩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并制衡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影响力。这些举动都令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可能对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以至企业“走出去”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存有一定戒心。2011年，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领土问题上出现颇大争议。虽然各国都从大局着想，尽力化解政治分歧，但是有关事件再次突显了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存在的困难。影响所及，一些经贸关系，例如以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有企业身份参与的投资项目，都容易引起争议。香港可作为与东盟关系的战略基点 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一个制度化的战略交往平台，是每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与越南毗邻，在边贸发展上有一定优势，但这个平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边贸以外，广西与东盟中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经贸往来有限。加之广西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东盟中的不少国家大致处于同一阶段，竞争关系多于互补关系。因此，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历史上，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移居东南亚的华人都与香港保持密切联系，如部分亲人仍在港定居，或利用香港作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介地等。长期以来，香港政局和商业环境稳定，也成为东南亚居民融资、贸易、旅游等的重要选择地之一。而香港有一批较早进入东南亚地区发展的政商人士，其知识、经验等对内地商界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不仅如此，与东南亚当地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华人巨贾和财团，比如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陈有庆、新加坡的黄志祥，都和香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可以成为联系东盟国家政商界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平台。 同时，香港的经济结构，尤其在金融、法律、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令香港经济与除新加坡之外的其它东盟国家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东盟各国也非常愿意以香港作为企业融资、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平台。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在一国前提下，其制度又与国际接轨，因此由香港注册的企业牵头的项目较易让东盟成员国接受。另外，中国内地可凭借香港的服务业以大展拳脚，加快推动内地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进程。五项措施加强香港战略角色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考虑进一步加强香港在东盟事务上的角色。就近期而言，可以迅速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议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商务部等与特区政府协商，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此举可创造“三赢”的局面：中国大陆的企业可借助香港的东南亚网络，减少进入东盟时遇到的各种障碍；东盟的企业也可借助香港对内地市场的熟悉，开拓内地的庞大市场；对香港而言，虽然香港大部份制造业北移，短期而言获益可能有限，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加深，香港的服务业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二，不少内地企业家进入东南亚地区投资，都面对着不熟悉当地行业、劳工、制度、社会状况等困境。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利用香港各界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以及其香港工商界人士对该地区的知识、经验等，鼓励香港各界如行业协会牵头组织考察团、培训团等，加强内地商界对东南亚地区的了解。 第三，香港有不少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学，中央政府可鼓励这些大学与东南亚地区的大学合办研讨会、课程、交换生计划等，让香港以至内地的学生可以加深了解东南亚各国的制度、风俗、语言等，为国家培育更多精通东南亚地区的人才。 第四，利用香港的名义加大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建议中央政府及国有企业加强利用香港平台，例如设立香港注册公司，以增加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此举有助减少有关投资可能引发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反弹，有利加快落实国家的“走出去”战略。 第五，签证政策上做出便利化安排。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对东南亚部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签证较为严格。建议外交部与特区政府讨论和研究，定期评估东盟成员国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的状况，进一步简化东盟成员国的国民申办来港签证的办法，最终达至免签证待遇。 《港澳观察》2012年9月期相关链接：香港在国家东亚战略中的作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0-17 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在利用最后的时间推介经济政策、承诺更多的工作机会，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毫无疑问，经济是今年总统选举的主题。 再过几周时间就是11月6日，美国人民将在这一天用选票决定他们的新总统。追求连任的奥巴马总统发现自已面临着一个十分艰难的竞选环境。自四年前入主白宫以来，一直与共和党保守派缠斗不休，未免身心疲惫，而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和高失业率，以及医疗改革计划的受挫，使他的支持率逐渐下降，他的对手却更加自信。挑战者罗姆尼则有他自己的问题，在和选民的沟通和政策宣传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他把47%的美国人算成不交税的占便宜人口，让许多美国人对他的代表性和立场深感疑虑。两位候选人现在的民调支持率呈现出胶着状态，双方都需要更加清楚地说明各自的政策，以获取民意支持。聚焦经济 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在利用最后的时间推介经济政策、承诺更多的工作机会，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毫无疑问，经济是今年总统选举的主题。 现在看来，两人减少债务的计划都很雄心勃勃，关键还是谁的计划可行和可信。奥巴马承诺10年里削减四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为达目标，他要求国会提高资本收益税，对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增税，对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至少30％的税。罗姆尼承诺到2016年从联邦预算中每年削减5000亿美元，到2020年平衡预算。但是，除了还要增加军费开支和减税以外，他的减债计划缺乏重要的细节。 比较而言，奥巴马的计划较为具体实在，对富人增税也理所当然。罗姆尼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要到2016年才能兑现。又要减税，又要增加军费，不知钱从何来。尽管经济是他的长处，但是，他的政策显然有利于金融和军火寡头集团，不利于大多数普通美国人。 然而，形势正在起变化。最新的皮尤民调显示，民主党曾经在妇女和年轻人中大幅领先的地位已发生动摇，原来18%的领先已被抹平。许多选民认为，奥巴马对扭转经济衰退缺少办法，而罗姆尼则是个有新思想的候选人。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虽然罗姆尼答应的比他能做到的多得多，但估计共和党在就业和经济方面会做得较好。因为虽然罗姆尼讲得多，但奥巴马却不知道怎么做。这种印象任其发酵，对奥巴马可能是致命的。其实，奥巴马不是没主意，但大多数想法都是他上任初的想法，他的理由是需要时间来见效，但是“再给我四年！”的口号远不如“是的，我们能！”更令人激动。也有不少选民认为，奥巴马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不可能在一个任期内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们仍然会选择奥巴马。这在美国历史上不乏先例。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第一任做下来，经济仍无起色，他的政策也倍受诘难，很多人都想把他选掉，好在他能连任，终于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萧条，成为美国史上最有成就的总统之一。 奥巴马面临的现实危险在于，他必须面对失望和失去耐心的选民。但是他的挑战者罗姆尼提供了新思路，向选民作出了许多承诺，这令其占据某些优势。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第一场辩论，表现也不如罗姆尼，后面两场辩论奥巴马的胜算还很难说。奥巴马懂得这一点，他在最近的竞选演说中列出了其任内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结束伊拉克战争，杀死本·拉登，挽救汽车工业。他还特别向选民指出，罗姆尼的计划没有新东西，只不过是共和党的老调重弹，势必造成经济崩溃并拖累美国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奥巴马指责罗姆尼的想法不可信，在他为富不仁的嘴脸后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计划。 由于这是经济决定一切的一届总统选举，所有有关经济的消息都很敏感。这些天，不仅仅是联邦政府的劳工部对美国经济发出令人惊讶的好消息，许多其它的金融机构和统计部门都给经济指数以正面的评价。对奥巴马显然是利好。 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罗伯特·布鲁斯卡说：“如果总分是10分的话，现在的经济状况可以稳拿6分，可能还要继续上涨”。面对全球经济放缓、联邦政府被迫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彭博社的经济指数却表明：美国经济的增长正在创造就业机会。10月5日劳工统计局的报告显示：9月份的失业率从8月份的8.1％降至7.8％，是奥巴马2009年1月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彭博社访问过的88位经济学家，原来普遍预计失业率将上升至8.2％。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9月的就业职位增加了114,000个，8月的工人就业人数经修正后为142,000。9月份的就业职位增长基本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 通过比较真实情况与分析人员的预测，彭博经济意外指数显示，越来越多的数据都超出了预期。7月底的彭博经济意外指数是负的0.42，到10月中已攀升至负0.06。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报道，二手房的销售在8月上涨了7.8％，达到两年来的新高。据Ward汽车集团报告，9月份的汽车销售达到1490万辆的销售年率，是2008年以来成长最快的。 这些指标已经超过了分析人士对消费信心、汽车销售和购买现房的预期。好于预期的经济消息以及股市收益是近来消费者信心大增的动力。 美国进步中心政治学家鲁伊·特谢拉预测，美国中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群体和年轻人选票会增加，白人工薪阶层选票会减少。如果少数民族的投票份额再增加，并且奥巴马在少数族裔选民中能保持他的知名度，那么即使超过五分之三的白人选民拒绝奥巴马，奥巴马还是会赢。 不过，黑人社区的经济压力远没有消退。经济衰退使美国黑人的日子特别艰难。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2009年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比黑人家庭高出20倍。这是联邦政府自1984年追踪不同种族财富数据以来最大的差距。在过去的四年里，黑人家庭的平均财富下降了53％，而同样的白人家庭只下降了16％；2011年8月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6.7％，2012年8月降为14.1％，仍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8.1％。去年夏天，美国黑人曾在白宫前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奥巴马不要漠视他们的痛苦，所以，严重的黑人失业问题以及对奥巴马的不满，可能会导致一些黑人选民留在家里放弃投票。总的来说，今年的选举缺乏2008年那种大众站在奥巴马一边的惯性。黑人选民在2008年的投票率高于以往任何一届，并和过去二十年的增长一致。但是，2010年少数民族群体和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变得较低，而白人、保守派和退休人员的投票率则较高。这种转变，对奥巴马来说并非好事。 罗姆尼经济计划的核心是一个减税五万亿美元的方案。他骄傲地承诺，他的减税计划包括1％最富有的美国人。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指出，这个数字不靠谱。罗姆尼的这一减税计划意味着两种情况，要么赤字高企，要么对中产阶级家庭加税，两种情况都是毒药。如果说罗姆尼的计划不会增加赤字，那么就只有一个选择——向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开刀：扣除他们购买房子、抚养孩子或者送孩子上大学的钱。选情紧凑 目前，双方民调结果非常接近。如果数据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解释为：选民们认为罗姆尼撒谎的成分多一些，至少他太善变，但还是觉得他更能胜任那些挽救经济的工作。在这里，实用主义占上风，而价值观正在消退。 善变是罗姆尼的政治特色。奥巴马指责他的对手为了赢得初选，不惜对自已的立场进行彻底的“改头换面”。罗姆尼现在尽量设法疏远自己过去的立场，转移减税和医疗保健等问题的注意力，因为他的想法已被多数选民拒绝。奥巴马对迈阿密大学的学生说：一年多来，罗姆尼称自己是极端保守派，现在他试图说服你，他是极端地开玩笑，罗姆尼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人。 访问美国基督教布道者比利·格雷厄姆、山顶静修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渴望提高福音派选民支持的标准程序，罗姆尼上周就是这么做的。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赫卡比、一位很受欢迎的福音派牧师全程陪同罗姆尼。在会见结束时，罗姆尼在记者的众目睽睽下对比利·格雷厄姆说：“对我最有帮助的事是你能为我做祷告”。93岁的比利·格雷厄姆随即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赞罗姆尼的“价值观和强烈的道德信念”。这次罗姆尼的表演同以往一样精彩，他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似是而非地也“改头换面”了一番。因为他信仰的摩门教一直遭到福音派基督徒不同程度的审视和怀疑，一些人认为它是一个非基督教的邪教。 利用突发事件获取政治利益是罗姆尼的又一特长。最近，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当地一派武装力量冲击使馆时因吸入浓烟而窒息死亡。罗姆尼指责总统奥巴马处理此事不力，他说：“这是一个问题！33年来第一次美国大使被暗杀！”罗姆尼此时此刻的爱国主义是假，拉选票是真。他若上台，会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增加军费开支；增强军队实力，包括增加军人和军舰的数量；在2016年，五角大楼的预算将增加近1000亿美元。 10月11日公布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罗姆尼缩小了和奥巴马的差距。选民可能是受到两人10月3日辩论的影响。 佛罗里达州有29票，这是所有州里最多的，同时还是摇摆州之一。奥巴马在佛罗里达州只有1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48％对罗姆尼的47％。而据NBC新闻/《华尔街日报》/Marist学院的调查，奥巴马在9月还有5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10月4日至10日盖洛普民调每日跟踪显示，奥巴马的民众支持率是47％，罗姆尼是48％，误差是2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目前略有起色，对现任总统奥巴马，只是一个微弱的领先优势。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所有的承诺都是那么令选民兴奋，演讲将毫不吝啬修辞，也毫不缺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但不管是什么主义，美国人都同时抱着强烈的宗教情怀，差不多每个立场、每种观点都许以上帝的名义。这次是实力非常接近的较量，也是全体美国人之间的较量，因为美国人的分歧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黑白分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2-10-17 2016年台湾大选前最重要与最有指标意义的选战，就是2014年的县市长与五都市长选举。而这一地方选举势必触发国民党内部政治版图的连串调整。 2016年台湾大选前最重要与最有指标意义的选战，就是2014年的县市长与五都市长选举。而这一地方选举势必触发国民党内部政治版图的连串调整。有些人必须思考连任与否，譬如新北市长朱立伦一旦连任新北市长，可能就与2016年大选绝缘；有些必须思考是否参选，以抬高行情，如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必然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竞逐战中浮现“胡郝现象” 台北市长郝龙斌最近主动提出支持陈水扁保外就医的意见，虽然郝龙斌否认与是否参选2016年大选有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有意透过跨越蓝绿，寻求扩大支持面向的用意是存在的，这种用意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16年大选。 无独有偶，台中市长胡志强也暗中鼓动亲信向他劝进参选国民党主席，希望借着党主席职权，推动“立委”在立法院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公债法等。不过，胡志强明知现在的国民党主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仍然假戏真做，邀集“立委”到台中开会，讨论“财划法“。胡志强参选党主席的姿态，无非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因为健康因素，他参加2016年大选的机会也许不太高，但并不能因此失去政治上的主动。 其实，在国民党内参加2016年大选的可能人选当中，郝、胡两人被视为实力较弱的两位，但他们却不约而同采取了主动作为。郝龙斌两任市长即将任满，如果他不主动寻求下一阶发展的可能，不论是自己参选或是担任他人副手的机会都会减少。胡志强到2014年已经在台中执政12年，尽管有褒有贬，但是要继续参选台中市长，对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发展毫无意义，因此他也必须寻求下一阶段的可能。 郝龙斌挑战马英九对于扁案依法行政的论述，起因于私心，要凸显自己的政治主动。郝龙斌因为成功打赢两场台北市长选战，已经有“政治大头症”。他与学者、监委的私人聚会中，对于马英九力推“行政院”副院长江宜桦参选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表现出轻蔑态度。地方势力争相跃跃欲试 胡郝现象其实反映出马英九在第二任期初始就已经爆发领导危机。尽管马英九早早释放出信息，表明非国民党籍的江宜桦会代表国民党参选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但是基层却有不同声音，他们认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这股声势在马英九阵营刻意释放连胜文民调不敌蔡英文的消息后，仍然未能影响连胜文的声势，显示出基层对于马英九执政的不满情绪。 国民党内部分小股势力正在不同的反马旗帜下往前集结，争取政治上主动。连胜文则静观其变，暂不表态，保持与民间良好互动，维持动能与进退空间，等待对手出招。连胜文目前虽不具实力挑战2016年大选，但是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当中，若是在他的旗帜下，结合相当蓝营支持者力量，展现一定政治实力，参选与否都会有助他往上发展，甚至成为党内有意参选2016年大选人士的重要支持者。2014年这场选战对连胜文而言，操作盘面甚大，只要操作得宜，不须硬攻，就可攫取较多政治资源。 另外，嘉义市长黄敏惠、彰化县长卓伯源都将在2014年任满。卓伯源出身中台湾，黄敏惠则出身南台湾，又是女性政治人物，对于任何有意挑战2016年大选的蓝营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卓伯源虽在彰化，但是任内除积极建设彰化以外，也懂得将媒体公关重点转移到台北，向主流媒体直接宣传他的地方政绩与建设，同时保持低调，避开有争议的政治议题。他还与各方保持一定友善，即使李登辉到中部访视，他也会出面予以宴请，由此即可看出其用心之深。 在2012年初的嘉义市“立委”选举中，国民党败给民进党，黄敏惠虽无直接关系，但这种政治情势的转变，对黄非常不利。虽然嘉义县已经由民进党执政多年，但嘉义市仅有一席的“立委”却是近几年来第一次被民进党抢下，显示国民党在嘉义地区的力量有节节败退的危机。 一般预料，黄、卓任满，都有可能到国民党中央工作，会成为任何布局2016年大选都必须要考虑结合的实力人士。朱立伦力拼地方政绩 新北市长朱立伦去年因为维基解密所揭露的许多秘辛，在国民党内受创严重，事后努力求取地位的稳定。他担任新北市长采取多做少说的保守策略，作风与昔日桃园县长任内力争全岛曝光截然不同。朱立伦在2014年同样面临是否连任的抉择，但是与郝、胡几乎已经没有转圜余裕空间不同，他仍有空间与余地，可以稍事拖延。 朱立伦曾在桃园县任内深耕八年，被评选为五星县长，这一光环让他的政治声望快速窜起。但新北市人口是桃园的近两倍，朱立伦才刚接手，升格后的新北市府与地方各种势力还在磨合，朱立伦并无全面主控力量，甚至还有受制于人的窘况。客观条件没有桃园当年的优势，但是外界对朱立伦的期待，却远远超过他在县长任内。 朱立伦现在不谈四年后的大选，也不明确表态2014年是否争取连任，力拚政绩是当前重点，这明显是采取保守策略。如此经营地方，至少在考虑未来前途必须摊牌之前，能够证明他的执政能力。朱立伦正推动重建福隆这个台湾北部海滨观光胜地，如果重建计划成功，即可为新北市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新北市府缺乏经费征收土地，朱提出新构想，与地主协商，由地主提供土地兴建公共设施，而原本被列为农业区的土地将可改变用途。这一构想一旦推动成功，新北市府、地主与地方将出现三赢，朱可写下亮丽政绩。总之，朱立伦如果发挥创意，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展现执政能力，类似的政绩如能逐步落实，2016年仍有可为。 但是，2014这场选战朱立伦如果脱身，他就必须思考剩下两年要如何在党内攻守。一方面，该拼连任却放弃，要重回失去的舞台，困难度会高。另一方面，一旦争取连任成功，而又要弃市长抢攻2016年大选，就必须向支持者提出论述，否则会在党内与地方遭到质疑。吴敦义测试未来水温 相较于朱立伦远离政争，力拚市政建设，副总统吴敦义因为进入“总统府”，虽然位高权不重，但是动见观瞻，动辄得咎。吴敦义选后全台谢票和夫人地方服务都被以放大镜解读，连林益世爆发弊案，吴敦义也成为民进党重炮攻击对象，被解读2016年大选提前开打。 吴敦义担任过台北市议员、高雄市长、南投县长、立法委员，熟悉地方生态，2014年大选对没有政务压力的吴敦义而言，其实大有发挥辅选实力的空间。同时，经过在地方的操兵，也可以测试他是否有机会角逐2016年大选的水温。 “副总统”一职让吴敦义成为在野党头号假想敌。他历练完整,从南到北，从地方到权力核心，从党部到政府，经验都有，国民党内少有人出其右。吴敦义任“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备询时，民进党“立委”丝毫占不到便宜，反映出他对各项业务均着力甚深。虽然吴敦义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时才首度接触大陆事务，但后来已有步骤地充实他的两岸实务经验。在今年“520”就任前他参加博鳌论坛，更成为两岸高层接触的主角。不久前，吴敦义代表马英九出访并过境美国，他一路细心了解到访国的政经发展，全力补强他过去比较少接触的国际外交能力。 2014年全台五都，加上其他本岛与外岛县市首长都要改选，吴敦义投入辅选站台，有相当大的舞台施展。若事前规划得宜，各地的后援会可借机发展雏形，只待2016年大选前的党内初选，就可以发挥功效。所以这场县市长选战，对于吴敦义的政治生涯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大的作用。 《台湾观察》2012年9月期

天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0-16 中国人民要善于掌握历史的脉络，重视民族的历史，用清晰的历史观，洞察世界大局，以此选择国家的方向。 最近以来，日本通过卑劣的手段导演了一出“购买”和“国有化”中国钓鱼岛的闹剧，美国接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勾结，只是挑衅中国的损招之一，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们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分裂和肢解中国。日本妄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 钓鱼岛问题并非一个孤立的岛屿那么简单。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只是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实际上这既是美国战略阴谋的一个套，也是日本右翼妄图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反扑，更是对中国国家精神和意志的一场考验。 美国在反恐战争结束后，高喊着重返亚洲，利用日本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一些东盟国家，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挑起领土纠纷。美国的智库以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觉得利用亚洲盟邦进一步遏制中国是个好办法，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确保国际水域的畅通。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国务卿，都直言不讳地挑动亚洲国家和中国的纠纷，散布诋毁中国的言论。现在的形势其实和一年前类似，只是美国支持的日本跳到了前台，钓鱼岛是他们投石问路、试探中国决心的一块石子。日本和中国关系越紧张，就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日两败俱伤，美国求之不得。 引爆钓鱼岛的领土纠纷也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首先，它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真正接受二战无条件投降的结果。日本的野心是通过岛礁之争，利用紧张局势，渐进地挣脱二战以来“和平宪法”和国际条约对日本发展军力的约束，翻二战的案，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其次，日本妄想通过“以点带面”，侵占中国的岛屿，为日本争夺更大的海洋权益。日本意识到如果今天失去了钓鱼岛，日后就会失去整个琉球群岛（日本叫冲绳县）。再者，日本需要转移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注意力，同时遏制中国超过日本的势头。钓鱼岛周边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它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 日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做所谓的“正常国家”，把二战以来栓在头上的各种枷锁去掉，将“和平宪法”、不能有航母、不能有核武、不能有正规军的约束统统去掉，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强国，最终还要摆脱美国对日本的管制。因此，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在玩火，美国没有吸取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日本现在联美抗中，最后必然抗掉美国。美国的当权者切记！谨记！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钓鱼岛是属于琉球群岛的附属岛屿，琉球王国原本就是中国的属国。整个琉球群岛后来都被日本在一系列侵华战争和二战中非法占领。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战胜国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所签署的多个国际公约，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认真履行。美国不仅没有督促日本履行国际公约，反而单方面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行政管辖权交予日本。 二战后，根据时任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1946年2月2日发布的声明，日本政府的行政区域以北纬30度为限。因此，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不属于日本。同年11月，美国要求联合国将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并在1947年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接受。美日之间1971年签订《美日返还冲绳协定》，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9条、83条和85条规定，托管领土管辖权的变更和相关条款的修改必须获得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的批准。因此，美日之间这一协定违反了国际法，是无效的。 钓鱼岛问题实质上是日本侵华战争与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集团未予公正处理的遗留问题。西方国家要负起历史责任，敦促日本信守投降诺言，帮助中国来一起处理好钓鱼岛这个二战遗留问题。深化改革强化自身优势 钓鱼岛危机的初期，中国显然准备不充分，尤其是军事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足，除了外交部的抗议外，坐失反击先机，而不作为的结果是使日本人更加嚣张。现在，中国政府打出组合拳，顺应了中国的民意，从国家层面显示了坚定捍卫领土和主权的决心，给予日本右翼势力当头棒喝，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钓鱼岛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通过这次对钓鱼岛危机的应对，中国政府还是有许多方面可以总结。 “攘外必先安内”，为了更好地保卫中国的海洋资源，中国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把国内的力量调动起来。政府做到有效、有信、有决，官员做到能干、能想、能自律，百姓做到安居、安享、安康，则小康社会成矣，外患就不怕了。如果贪污腐败之风刹不住，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誉和能力就会出问题，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对外斗争。所以，中国的改革要继续、要深化，要攻坚。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内部环境，全国人民才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此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由于国土辽阔，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甚多，中国政府和许多邻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划分的工作十分复杂，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领土问题上对社会的透明度不够，在领土谈判中往往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代替一切，赔钱赔物赔土地，打了胜仗反而让出大量土地。另外，中国对国土的掌控没有达到一个成熟国家应该达到的水平，海岛家底留有许多死角和隐患，尤其是对远洋岛屿缺乏管理，以至于给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以可乘之机。此其二。 日本敢于欺侮中国，主要靠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当年北洋水师的舰船尽管和日本海军实力相差不大，却被对方在家门口和港口里打败。今天，中国仍然没有一支足够维护国家海洋主权的舰队，去保证中国的领海和岛屿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抢夺，航道不被封锁。中国的海军应该是深蓝色的，中国的海洋意识也应该是深蓝色的，唯有此，中国才能威慑顽敌，冲出第一岛链的封锁。此其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青少年一代对日本动漫、电视剧、名星和歌曲非常熟悉，而对抗日战争和日本侵华罪行了解甚少，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青年需要充分了解中国近代史，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的伤害，还要让中国青年了解日本至今没有真正地悔罪。据统计，中国国民对日本反感的比例竟然远远低于日本国民对中国国民反感的比例，这也是很不正常的事。所以中国青年亟需补上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他们不能成为不知耻辱的人。此其四。 外交策略需要与时俱进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外交策略。当时有对国内外形势方面的考虑：国内文革的破坏，中国需要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搞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式微，中国不需要输出意识形态；中国需要和缓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加强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学习它们先进的管理和科技，进行改革开放。这个政策在当时是适合的，但是任何策略都有其时间局限性，都有其所依据的内外条件，都有其原则和底线——这就是不能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是调整“韬光养晦”策略的时候了，何况这个策略早就“泄密”了，造成许多国家乘机侵占中国的岛屿和海洋资源。中国新的外交战略应该更有大国气派、不卑不亢、国家利益至上、顺势而为、游刃有余。此其五。 “和谐”是个好理念，但一味地强调“和谐”无疑也是有害的。在国际斗争中，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亮剑，敌对势力总是欺软怕硬，兔子或绵羊只有被宰割的份。钓鱼岛纷纷扰扰闹了近一年，中国如果第一时间给日本一个明确的态度，给美国一个明确的态度，何至于弄到今天这个局面。明确的态度并不是几句不痛不痒的抗议，而需要付诸立即的、具体的、有效的行动。这样的行动离不开深谋远虑、实力和决心。和谐与稳定不是一厢情愿可以获得的，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和谐与稳定也不是用来束缚自己手脚让别人勒死我们的绳索。国际斗争错综复杂，树欲静而风不止，哪是用“和谐”可以求得的？！老祖宗有句话说得不错：“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信奉它才能为中华民族带来正义、公道与和平，才能在今天的世界赢得尊重。此其六。 外交没有对错，只有强弱。中国应紧紧盯牢日本，牢牢地将日本定位为中国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中国要全面检讨对日的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不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不让日本人用中国的资源制造尖端武器，再来杀害中国人。要全面查找和日本的差距，实事求是承认落后，还要有赶超的具体措施，取日本之长，才能超越日本。此其七。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希望美方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中美过去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今天，如果出现美军帮助日本拒不执行这些公约而对付中国的局面，也只能说明美国自己否定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习近平副主席这次对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清楚地表达了以上观点，以史为鉴，高屋建瓴，说得非常好。历史的硝烟不会掩盖《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的光芒，它们将继续照亮人类反法西斯的道路。所以，中国人民要善于掌握历史的脉络，重视民族的历史，用清晰的历史观，洞察世界大局，以此选择国家的方向。此其八。 分化中俄关系对于美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和人力资源丰饶，有广阔的市场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并且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军工体系，对美国霸权具有真正的挑战潜力。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访阿富汗、日本、蒙古、越南等九国，其矛头指向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但是，同时打击中国和俄罗斯，等于让中俄走得更近。中国应该和俄罗斯加强技术和资金等领域的合作，以突破美国的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中俄走得越近，美国越会约束日本。此其九。...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0-15 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日本当局都要对这次钓鱼岛危机负全责。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来不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建中日关系时开始，中国政府就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为了不加重日本国民的负担，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在恢复两国邦交的时候，并没有强迫日本做出当时尚无法做出的道歉与承诺；更有甚者，1992年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天皇访问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中首个发出这一邀请的，无论对中日关系、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地区和平都有重要的作用。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从1895年1月被窃取开始，其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日本手里（1945年-1972年被美国非法控制）。以往日本右翼虽然也常常借钓鱼岛搞事，试图复活军国主义，但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直接支持。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过去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开发钓鱼岛，也不允许日本国民登岛、护岛。但是这两年，日本政府频频使出小动作，终至今日出现了购岛、“国有化”的闹剧，引发钓鱼岛危机与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当局在南海问题一波未平、美国宣称重返亚洲的关键时刻挑起钓鱼岛危机，美日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欲以钓鱼岛事件为契机，挑起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引起中国内部的盲动，以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长期爱好和平，其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和平的环境，中国愿意在一些涉及领土的敏感问题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协商。可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出牌”，以及不顾历史事实、枉顾国际法等等，几乎把中国政府逼到除了战争就无路可走的地步。诚如很多识者所指出的，日本正是看到中国爱好和平，不愿意同邻国为领土问题兵戎相见的“缺点”，担心在国际上失去这些年凝聚的信誉，才如此肆无忌惮。因此，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其实别无选择，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收手，一味妄为，中国只有做好军事准备，不惜一战。也只有这样的意志与决断力，才能迫使日本知难而退。 日本挑起钓鱼岛危机，越过双方长期以来默认的立场底线，显然是低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保卫钓鱼岛的决心与意志。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做法合理合法，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理解，也得到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的反日保钓大游行，向日本与国际社会传达了更加清晰的信息：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一致，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强，不可动摇。 钓鱼岛危机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钓鱼岛问题却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冲击全球的新时期，在信息瞬间广传的网络时代，外交与内政高度关联，深层互动，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第一，在钓鱼岛危机引发举国上下对日本的一片抗议声中，著名学者萧功秦发表《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一文，呼吁各方理性看待中日关系，避免重演八十年前中日关系“硬硬互动”最终走向战争的历史。 萧教授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右翼从来就对“和平宪法”不满，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一直叫嚣要重新武装日本，但苦于亚太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作为记忆犹新而难有作为。如果能够借钓鱼岛危机逼中国出手，日本不是没有可能撕碎“和平宪法”，重新武装自己，至少也可以让“美日安保条约”落到实处，这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都是利好消息。如果中国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采取非理智的行为，恐怕也不无可能陷入这一陷阱。 第二，严防于国于民有害无益的极端民族主义蔓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同时也要避免拿民族主义来贬低甚至诋毁爱国主义热情。网络上有部分意见领袖对于年轻人被日本挑起事端所激起的爱国情绪不以为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归结为民族主义。需要认识到的是，民族主义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曾经扮演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在当今全球化与民主化并存的世界里，民族主义更多的成了负面的词意，但爱国主义永远不会过时，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爱国不需要理由”。尤其是这次民间保钓游行是以“八零后”、“九零后”为主的，说明中国青年一代并不象一些网络上所言，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道德底线。青年人的爱国热情是需要政府与社会珍惜、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地打压与嘲讽。 第三，爱国不需要理由，但爱国需要理智，理性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在近期的反日保钓爱国游行中，大多数活动能够理性有序地进行，但也有地方出现了非理性甚至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 我们必须分清理性爱国与不理智的爱国，分清需要大力提倡的爱国主义与警惕给人类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与社会各界人士，要分清爱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与游行中出现的打、砸、破坏等违纪乱法行为。不能因为游行中出现了打、砸行为，就完全否定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与诉诸年轻人行使权利、走上街头的行为。 面对领土纠纷与外患，目前已经拥有相当言论空间的中国各界各抒己见，不但可以理解，也应该得到政府与大众的支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能让不同的意见割裂中华民族，不同的意见应该尊重，但在大是大非上则应该一致对外。要避免出现有些意见领袖早前所警告过的现象：钓鱼岛还没有收回，我们却因为钓鱼岛危机而更加分裂。 第四，针对游行中出现的不理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有网络意见领袖指责中国人的素质低，给了游行示威的权利，却被糟蹋了，连爱国也不会爱。 我们应该认识到，反日游行中出现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以民众素质低或者政府不作为一概而论。中国人的反日爱国怒火是被日本点燃的，中国政府本着一忍再忍的原则，实际上对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是有一定的抑制甚至打压的。而中国大陆由于维稳的需要，民众基本上没有上街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反日保钓大游行突然爆发，很多民众是带着复杂的诉求参与其中的，有些过激的行为也是难免的。更何况，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游行示威，例如不久前席卷西方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多多少少出现过类似的过激行为。要知道，公民的素质——例如在游行示威中理智表现的素质，也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纵观西方国家与香港特区的游行，几乎都是有“组织”、有发起人的，其组织者与发起人多为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他们负责向警方提出游行申请，事先与政府、警方沟通游行线路、时间等，游行时与警察协商秩序，甚至会主动清除游行队伍中的不遵守规则者。对比香港与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与大陆的反日保钓，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是避免游行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中国大陆长期不允许这类组织存在，使得冲上街头游行示威的民众与政府之间缺少了一个健康的阶层，缺少了一个有效实施社会管理的渠道。 第五，钓鱼岛危机给中国政府的教训是，战争离我们并不远。无论和平的环境持续多久，无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多么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都必须随时准备在政治、外交、经济与军事层面应对危机，不能掉以轻心。 在对日外交方面，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相比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元首外交”与“公共外交”，中日之间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和缺位。待到危机爆发后，中日两国缺乏善意友善的沟通，最终完成“公共外交”的却是那些上街游行的中国民众与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日本各界人士。 钓鱼岛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多层面外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经济、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固然是我们在国际上维护中国利益、捍卫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但顺应民意、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社会与文化层面的交往以及对国际媒体的掌握与引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也是必不可少的。实力是后盾、是保障，而文化与价值理念则在文明社会更容易达致目的。中国未来的外交，只有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 《天大报告》2012年9月期 钓鱼岛危机专题相关链接：应对钓鱼岛危机的观察与思考中日钓鱼岛之争新态势与前景分析对美顺应与威慑 对日摩擦与争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10-12 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 香港今年9月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出现以下情况，值得关注。一是反对派各政党发生内讧，在选举过程中不但不能像以往那样协调合作，反而是互相抹黑，席位争夺激烈，选后仍然互相攻击；二是建制派同样出现板块移动，不但内部各政党不和，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选举都出现内斗，连派系内选民也出现分化。这种政治板块的移动将对香港政治发展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既不利于政治安定发展，也会进一步冲击行政与立法关系。反对派内斗令民主党泡沫化 在区议会、立法会选举过程中，过去一直是由民主党来主导其他反对派政党的参选。尽管选前彼此之间会因争夺席位多少与选区分配而出现种种不快，但经过协调而有所决定后，仍能在选举工程上彼此呼应，还常见互相帮忙拉票的现象。即便公民党在成功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正式组党，也仍然奉民主党为盟主。但是，自“社民连”成立后，其以激进的立场，开始批判反对派在政改进程中废除功能组别选举与推动特首直选不力，并通过策划“五区补选”来冲击立法会选举制度。由于民主党认为此举不具建设性而拒绝参与，但公民党全程予以配合，于是反对派便出现以温和的民主党为一派、以激进的“社民连”和公民党为另一派的新格局，内部开始出现明显裂痕。“社民连”和公民党极力推动“五区补选”，民主党则表现较克制，即使被骂成“出卖民主”，仍然不为所动。在推动政改的立场上，两派也开始分道扬镳。“社民连”和公民党坚持反对2010政改方案，但民主党采取务实态度，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进行协商并在立法会投票中支持这一方案，避免了政改方案原地踏步。正是根据这一政改方案，本届立会选举议席增至七十席，其中增加五个地区直选议席和五个全港普选的“超级区议员议席”。 本届立会选举是2010政改方案通过后首次举行的立会选举。民主党被“社民连”、公民党视为“民主叛徒”，而由“社民连”分裂出去的、以黄毓民为首的“人民力量”，主张以更激烈的方式来破坏香港现有政制，对民主党的挞伐更是不遗余力。公民党虽在批判用词上较为含蓄，但其选举文宣更具煽动力，标榜自己抗共最坚决，同时配合反国民教育的群众运动，高调指斥国民教育为“洗脑”教育、“赤化”香港。面对如此选举文宣，民主党进退两难，于是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以为可以取得固有选民的理解与支持。可是选举结果却令民主党十分难堪，不仅只获得六个议席，跌到历史低谷，从而失去主导反对派的地位，而且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中竟有一区（新界西）全部落空，而该区在过去两届立会选举中还是该党的强区。 民主党之所以出现如此窘境，主因之一是公民党派出其主力余若薇由港岛转降新界西。该区原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的地盘，何本届转战超级区议员议席，留下该党弱势候选人坐镇。公民党正是看准这一点，以强对弱，打击民主党。结果，虽然余本人并未入闸，却成功令其爱徒郭家麒当选，也实现了挫败民主党之愿。在九龙西、港岛区、新界东等选区，也都出现了类似双方激烈交手的现象。 公民党此次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各得一席，加上功能组别一席，议席已与民主党看齐，再加上代表激进反对派的“人民力量”、“社民联”的议席和选票都出现明显增长，反对派内部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已然十分清晰。 综观今届立会选举，泛民一分为二，双方政治取态迥异，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民主党希望走“务实”路线，通过取得建制与反对两派政治共识来化解两派僵持的政局。公民党、“人民力量”等认为，通过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协商不可能保证会有“双普选”，而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取到他们想要的民主。因此，他们断然指责民主党太天真、太幼稚，一口咬定民主党“已上当”。他们的策略是通过立会选举挫败民主党，从而迫使其再度分裂，以致泡沫化。选后何俊仁已引咎辞去党主席一职，民主党内要推出一个能驾驭危机的能人，仍有待磨合。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会否趁机排挤务实一派而重夺民主党领导权，从而把民主党与公民党等重新整合。否则，民主党便只能坚持其“务实”路线，等待公民党、“人民力量”等激进反对派势力得不到务实选民的支持而出现挫败后，再伺机还击。建制派同现政治板块移动 本届立会选举之前，建制派政党主要由民建联与自由党所组成，再配以工联会及功能组别的个别议员，在区议会与立法会的选举中一直能够较好地进行协调。但是本届选举却出现了令人关注的板块移动。 首先是乡议局领导的乡事票出现游离情况，特别是在新界东的两大票仓上水和八乡。因为港府处理僭建问题失当，损害了原居民的利益，获得乡民支持的乡长纷纷出来声讨港府，还批评乡议局无法有效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上水的侯志强与八乡的梁福之公开带领乡民自行选举候选人，不再受乡议局的政见影响，再加上有乡村领袖自行参选，进一步分散了乡事票。选举结果显示，自由党的田北俊因为获得侯志强的公开支持而得到为数不下万票的乡事选民支持，成功当选。当区乡民偏离按照乡议局总体利益投票的传统，不但让自由党赢得该区一席，甚至连累民建联与其他建制派独立候选人如庞爱兰等败选，而激进反对派候选人在该区也最吃得开。新界西也出现类似情况，乡事票分散令建制派选情乏善可陈，而激进反对派却声势大增。传统建制派铁票被松动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自由党的表现，是令建制派政治板块出现移动而造成选情有异于往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该党一向被视为建制派，在今年特首选举过程中，该党合力支持的唐英年败选，因而与当选的梁振英不和，不仅选前公开反梁，选后亦然。在此次立会选举中，该党在文宣中公开表明，其在最关键的危险关头会凭良心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这与反对派宣布维护民主核心价值的政纲何其相似。选举结果显示，在地区直选部分自由党只有田北俊当选，而刘健仪在港岛虽败犹荣，在功能组别部分仍旧获取四席。 另外，在功能组别的选举中，建筑、测量与都市规划界和工程界两个组别出现建制派内斗的情况。上届两位建制派议员刘秀成和何钟泰不愿退场，遭到另外两名均属建制派的参选人挑战。选举结果揭晓，刘与何皆告败选，但相关界别的选民已现分裂。令人关切的是，功能界别的选民板块是否也出现偏离其一向紧贴港府与中央、守护建制的传统立场，今后立法会建制派的功能组别议席是否仍能为政府护航？政治板块移动的政治影响 上述政治板块移动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容轻视。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香港的政治安全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建制派与反对派所形成的两个对立阵营，过去仍能在现有立法与行政架构下运作，没有出现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去干扰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情况，因而令到政制尚能平稳运作，并未出现脱轨与失序的严重情况。但是，目前泛民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彼此不仅不能共事，还有意要斗倒对方，政局已然出现失序的危机。 尤其是激进反对派所采用激烈的政治手段，不惜推倒体制，以非常手段来瘫痪港府运作。公民党、“人民力量”与“社民联”已声言任何不经他们认可的立法和政策，他们都会用任何抗争的手段去反对。他们针对体制设计的漏洞，曾采用过“五区补选”与议会“拉布”的激烈抗争手段来冲击体制，打击港府有效执政，而在他们高调参与组织的群众运动也都出现更多更为激烈的手段。在近期发生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他们占领“政府总部”，以绝食手段煽动激情抗争，并在立会选后深入到各大专院校、中小学，开展“反洗脑”的黑丝带抗争运动，绝食行动也会在校园此起彼落，一波又一波展开。类似这种激烈的斗争手段正在不断升级与扩大，最近更扩展到“光复上水”等群众运动，更出现示威人士公开追打水客、抢夺水货的打斗事件。反对派以所谓“反赤化”、“反对卖港”为口号，来分化陆港两地民众的交流，埋下陆港两地民众仇视的种子。这种激烈的抗争行动，实有害于特区有效管治，长此下去不堪设想。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反对派四分五裂的同时，建制派又出现民建联与自由党无法协作的情况。一方面是激进反对派得势，另一方面是建制派无法团结一致，如此局面实难打造一个安定发展的政局，如此乱象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得以纠正。 政治板块移动所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制有效运作将可能受到冲击。 在建制派议员占立会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会在立法会为港府护航，保证政制有效运作。但是，目前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未来可能不断在立法会“拉布”，瘫痪、阻碍立法与通过重大提案。本来已不团结的建制派议员受到“拉布”折磨，再加上议会外不断出现的激烈群众抗争，能否为立法会把关成为大问题。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应对政治板块移动之策 根据当前这种政治力量板块的移动，需要调整策略，以避免政局失序。 第一，要加强建制派政党的整合。自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后，建制派政党已发展成为行政会议的执政同盟，也是维持香港政局稳定的主力。因此，整合建制派各党使其能合作无间，是最有效的防止板块无序移动的良方。 建制派整合的首要工作是让各党之间有清晰的分工。民建联与自由党过去各有一定的角色设定，前者重在发展基层与社区选举工作，后者强于工商界、地产界等的功能组别选举。由于功能组别选举可能被废弃，如何从功能组别向地区直选转型令自由党为之焦灼，并开始争夺建制派其他的选民“饼块”，与民建联之争尤为尖锐。要杜绝这种纷争，必须加强各党之间的协调，让大家清楚彼此的政治角色何在。自由党未来的发展，应继续扩大其在工商界等传统功能组别选民板块中的优势，以取得足够选票当选。 第二，要加强与温和反对派的沟通。从回归以来，历经三届政府，特首及其领导的行政会议始终无法和反对派各党派进行正常沟通。2010年政改方案之所以得以通过，与民主党坚持走务实路线有密切关系。港府应把握机会，鼓励民主党继续走务实路线，在政策成形前与该党进行咨商，让该党多参与众多公共机构的运作，甚至行政会议也要设法说服其加入。包括中央官员，也应打破与该党成员不会面的僵局。作为反对派最大的一个政党，只要民主党能壮大，其他激进反对派政党的发展自然相应受到制约。未来只要特区政府施政得法，选民将会决定他们的兴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10-11 谢长廷此行虽不过是民共交流的一小步，其所产生的效应却可从三个党派做不同角度的观察，一则是否松动民进党派系阵营，再则是否拉动国民党两岸政策，三则是否促动共产党战略调整。 10月两岸政治新闻的焦点，无疑是谢长廷的登陆之旅。谢此行，从厦门参访到东山祭祖，再至北京访问，期间先后与台办主任王毅、国务委员戴秉国晤谈。谢虽然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之名，以参加国际调酒大会为由，踏上登陆之旅，但是作为民进党前主席、现任中常委，“天王级”的谢长廷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是政治，何况他是至今为止参访大陆级别最高的民进党人。 谢登陆之前，纵观两岸三地舆评，祝福有之，批评有之，但除了独派，普遍“乐观其成”；谢登陆归来，同样众声喧哗，有赞赏，有质疑，而“万箭穿心”之景却也未曾出现。民共加强互动，开展两岸新局，为两岸三地所喜见，由此可证两岸和解之大势已不可逆转。 对于谢长廷登陆之旅的启动，可从当下、过去、未来三个时间点加以审视。 近看2012年台湾大选。民进党输在“最后一里路”，选后检讨，两岸政策转型的呼声一度在民进党内高唱入云，谢长廷更是积极呼吁。尽管受党内基本教义派的牵扯，两岸政策转型在党主席选举中最终只听楼梯响，但是熟谙选举之道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深知，要重夺政权，始终绕不开两岸政策，否则执政只是“传说”。 回望2000年台湾大选。民进党首夺执政权，北京对当选的陈水扁“听其言、观其行”，民进党执政八年间曾刻意挑起两岸对立，两岸关系严重倒退甚至一度紧绷在战争的边缘。直至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京，国共关系破冰，随后2008年马英九当选，两岸关系在过去四年渐次和暖。而失去政权的民进党依然坚持“台独”纲领，两岸政策铁板一块，民共之间始终无法启动党际互动、交流，直至今日。 前瞻2016年台湾大选。连任成功后的马英九民望低迷不振，地方选举接连失利，上任不过数月，坊间“接班人”之议已四起。2012年大选，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得票差距相较2008年已经大大缩窄，2016年大选重夺执政权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国民党不可能永远是赢家，两党轮替执政成为常态。台湾一旦再次变天，民进党会如何处理之前国民党与北京达成的两岸协议？北京又将如何与执政的民进党交往？ 顺着这条时间脉络，审视过往种种得失，推演未来诸般可能，谢长廷的登陆之旅之所以启程，背后既有各方基于当下政治现实之考量，也不乏各方面对未来的战略思维之调整。 要言之，谢长廷此行虽不过是民共交流的一小步，其所产生的效应却可从三个党派做不同角度的观察，一则是否松动民进党派系阵营，再则是否拉动国民党两岸政策，三则是否促动共产党战略调整。 民进党方面，谢长廷登陆之旅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可给予党内的“知中派”以正能量，有助松动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高层的牵制，鼓励民进党内部有关两岸政策转型的讨论，对于“中国事务委员会”未来的运作也不无促进。两岸论述之战是否风云再起？谢长廷是否会就任“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这是下一阶段对民进党内部变化的观察点。 国民党方面，所拥有的与大陆官方对话交流的“专营权”已进入倒数时间。两岸关系过去四年取得长足发展，由易入难，由经而政，渐渐步入深水区，前行颇为不易。连任后声称“寻求历史定位”的马英九，似乎止步不前。但是，一旦民共开启对话并逐步热络，在两岸政策方面势必对国民党产生倒逼效应，促使国民党在两岸政策方面更有作为。马英九日前宣布通盘检讨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尽速推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这是谢长廷登陆之旅泛起的涟漪，还是国民党两岸政策迈开新步的信号？ 共产党方面，开启民共对话，有一子挪而全局皆活之效。一方面，与国民党、民进党同时交往，有益于保持台海局势、两岸关系未来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两岸合作之间的竞逐之势，从而赢得更多折冲尊俎的空间，以从容不迫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此举或对北京的战略思维调整产生更多的正面促动作用，即未来要更善于与政治理念不同的政治势力交往、互动。台湾事务如此，香港事务亦如是。与反对势力老死不相往来，固然坚守了原则，却无助于化解政局不稳，相反若能通过交往、互动，有效促动反对派走务实路线，不仅有助化解僵局，也能赢得更多的政治空间和战略纵深。外交事务层面，也应思索不再自我设限，而是更善于与邦交国的各方政治势力平衡交往。从政治的稳定性来思考，只有不为任何一方所挟持，避免陷入其内部政争，才能减缓一朝变天时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善于与不同理念的政治势力交往，本身更是一种大国自信心的展现。 超越现实政治，看未来大势。全球的权力重心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中华复兴之势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台海两岸的经济关联度越来越高，而和解既是两岸民众共同之望，也是大势所趋。不破除两岸政策的政治罩门，民进党就难有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对于大陆而言，开启与民进党的对话、交流，才是两岸全面的对话，毕竟民进党拥有着岛内45％的民意基础。而两岸政治互信的形成、巩固和稳定，才能对周边国家形成更具说服力的感召。面对民共积极务实，开展对话、互动，形成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气象，国民党是否又能把握历史契机而有所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