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崇义 2012-02-09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所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标志性事件。“阿拉伯之春”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使几个国家的政权易手；“占领华尔街”的浪潮则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震荡。因为事态仍在演变过程之中，对这两大事件盖棺定论为期尚早。但是，及时地探讨、分析事件的深层含义，无疑会给世人带来有益的启示。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阿拉伯之春”展现民主新潮 “阿拉伯之春”的称谓，由“布拉格之春”引申而来。之所以有这种引申，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顾名思义，“阿拉伯之春”与“布拉格之春”一样，都是世人公认的、以追求人权和民主为主调的民主运动。因为“阿拉伯之春”肇始于以茉莉花为国花的突尼斯，而且该国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变更政权的宪政转型，因而“阿拉伯之春”也被广泛地称为“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阿拉伯世界从此不复旧观。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未满而立之年的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城管警察的粗暴对待，自焚身亡。此举引起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引发了突尼斯人民对腐败专制政府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下台。已经柄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按惯例动用国民卫队镇压抗议民众，非但未能将民众压服，反而激发民众更大规模的抗议和国民卫队的不满，整个政局迅速失控。事发不到一个月，无奈的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黯然去国、飞往沙特避难。政治强人倒台之后，突尼斯人民迅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政府、建设自由民主新秩序，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轮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意外胜利惊动了世界，更给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带来示范和鼓舞。本•阿里倒台不出两周，埃及各大城市从2011年1月25日起爆发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卷入民众数以百万计，强烈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立即结束军事戒严，实现民主、自由和正义。特别是集中到埃及首都开罗胜利广场上集会示威的男女老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长期和军警对峙并迫使军方让步而做出不向民众动武的承诺。反政府抗议18天之后，在位30年而顿时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穆巴拉克总统于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军方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埃及的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事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最高委员会向世界庄严承诺，一俟按照民主程序产生的平民政府建立起来便立即移交权力，尽管在民主选举中居于优势的“穆斯林兄弟会”能否在埃及的宪政转型中实现自身的民主转型尚有待观察。 政权在民主运动中基本上和平易手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在2011年2月以后，也门连续不断的爆发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示威，以首都为中心并波及全国各地。萨利赫总统于4月23日接受民众的要求，同意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后来几经反复，直到11月23日晚，在总统职位上柄政长达33年之久的这位政治强人终于认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很不情愿地退出政坛、流亡异国。当“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帷幕之后，也门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也已拉开序幕。 利比亚的转型则经历代价惨重的内战。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天之后，夹在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浪潮，要求军事狂人卡扎菲下台。卡扎菲政府派出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将示威民众定罪为“卖国贼”进行残酷镇压，使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武装叛乱，并酿成政府军队和反对派武装的全面内战。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维护人权和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由欧盟牵头的十多个国家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使利比亚政府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陷入瘫痪。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反对派武装逐步占领全国并于10月20日俘虏、击毙卡扎菲。反对派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在筹办民主选举事宜。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诸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伊朗等，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民众反独裁、争民主游行示威，尽管没有导致政权易手。整个事态仍在发展过程之中，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军人倒戈而加入反对派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多，阿萨德政权恐难保全。伊朗的局势也非常微妙，反对派民众的抗议和欧美的制裁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会使操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的内贾德政权垮台。 “阿拉伯之春”为世人所始料未及，却清晰地体现着政治民主化这一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今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那些依然停留于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国家，也或明或暗、此起彼伏地涌动着追求宪政民主的大潮。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佛教以“众生平等”为根本教义，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不谋而合，从来不会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基督教在中世纪形成教会特权和神权统治，疯狂迫害异端思想，曾经是自由民主的劲敌，但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华丽转身，已经彻底转化为与现代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宗教和精神力量。唯独伊斯兰教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拒绝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顽固地抵制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文明，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阻碍。正因为如此，世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素来悲观。在阿拉伯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们都毫无例外地指责“西方的操纵”。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欧美各国进退失据、观望徘徊。欧美各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方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头号天敌而对世俗化独裁政权优容有加，宁可容忍甚至支持军事独裁政权而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民主化之机建立神权统治。“阿拉伯之春”再次表明，宪政民主绝不限于“西方文明”，阿拉伯世界的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绝不亚于其它文化圈中的民众，尽管自由民主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后胜利还要假以时日。 “占领华尔街”昭示政经困局 在2011年与“阿拉伯之春”相映成趣的是“美利坚之秋”。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集中到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游行示威，而且部分示威民众到附近的广场安营扎寨，以抗议华尔街金融界为富不仁、贪婪无度。类似的抗议游行示威和占领行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及欧美各国各大都会，可谓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被媒体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有一些人将“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等量齐观，断言“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会演变成政治革命。 不可否认，“占领华尔街”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启迪和影响。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经由一个地方的示范作用而发生广泛的蝴蝶效应，并迅速越过国界向同类国家蔓延；两者都是以青年人群为主导的民众自发抗议行动；两者都是以当代全新的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为组织和动员手段，并以这些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向社会各界广泛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诉求。 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在深层原因、社会基础、政治诉求、社会后果等关键方面都迥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广大民众对政府的疏离和仇恨，加上自由民主理念借助新社会媒体的广泛传播使民众的人权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而“占领华尔街”的深层原因则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出现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困局；“阿拉伯之春”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而“占领华尔街”虽然号称“代表99%”的公民，但它只不过是“小众运动”，与西方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边缘人群所主导的诸多围绕族群平等、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而兴起的各色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一样，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没有劳工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撑，声势浩大而实际参加人数很少，公民社会领域的劳工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都没有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诉求，要求独裁统治者下台、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而“占领华尔街”除了抗议大公司、特别是金融界的贪婪，基本上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鲜明的政经诉求，更谈不上政治解决方案；“阿拉伯之春”有足够的力量经受政府的镇压、甚至于越镇压越强大，直到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占领华尔街”尽管表面上热闹非凡、有泄愤出气之效，但“占领”行动因为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而迅速冷却并销声匿迹。 由此可见，尽管由民生之困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也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甚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将“占领华尔街”当成一场政治革命的所谓“人民革命”、“华尔街革命”等等说辞，都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皮相之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占领华尔街”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言过其实，将一些暂时现象无限夸大。西方社会一些左派小团体、特别是托派组织，死死抱住那种将一切事务都化约为“根本矛盾”的一元化思维，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化约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每有风吹草动就兴高采烈地高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类话语和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当然，“占领华尔街”毕竟以一种相当喧嚣的方式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政经困境，而这一困境几乎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内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也不能小看。要透彻地理解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又得追溯到当代西方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各国的施政方针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端之间的拉锯战和钟摆（笔者特意采用“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概念而不采用更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历史上的New Liberalism别有所指，它要求扩大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和经济的权力和责任，以救助贫弱人群、维护社会公正，其运思方向及价值取向与Neo-liberalism大相径庭）。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既可称为“新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称为程度不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从阶级结构上说不再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垫底的金字塔形社会，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由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主导，中间偏左的政党相对偏向于劳工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右的政党则相对偏向于企业主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当贫富差距扩大造成劳工阶级强烈不满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向偏左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倾斜；而当企业竞争力不足、经济活力衰退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则向偏右政党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倾斜。倾斜也只是相对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妥协，偏左的政府再左也不会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偏右的政府再右也不能摧毁基本的社会福利。 顾名思义，社会民主主义是旨在将民主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正统，其基本价值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多有交叉重叠，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主权在民、理性至上等等，在欧洲本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享的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对自由主义的超越，却恰恰与自由主义存在传承和互补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和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有过曲折发展的历史。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曾主张全面的国有化。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温和，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主张，而是主张建立公私兼顾的混合所有制、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和福利国家（welfare-state）。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拥护议会道路和宪政民主，特别是坚决反对极权主义统治。 以1924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组阁执政为起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成为赢得多数选票而单独执政的执政党或与友党分享政权的执政党。成就最大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创造了连续执政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他们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诸多的乌托邦成分，教条主义地付诸实践只会事与愿违，因而逐步推延或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及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念。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就有人认为，崇拜公有制和敌视市场经济，是把手段与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与社会公正，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类，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手段。 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追求和推行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政策”体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厉行政府宏观调控来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施来创造“有效需求”，哪怕是实行“赤字财政”。现代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既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更反过来有力地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另一个方面是构建由累进所得税、劳工立法、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及培训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改善劳工大众的地位和生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并有效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末以来又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再次更新了社会民主主义，变得更加柔软灵活。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变得面目全非。普选权、劳工立法和种种社会政策使资本家的财富与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福利国家”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消灭了赤贫，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混合经济”和促进“产权社会化”的各种举措，使“有产阶级”越来越大而“无产阶级”越来越小；普选权、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的组合，其整体社会效果是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既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正统社会主义者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尽管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尽一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2-06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敌人是伊朗，但要有效地对付伊朗，必先制服叙利亚；叙利亚和伊朗都是俄罗斯的盟友，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的两个着力点，俄罗斯当然不会坐视盟友被改变成敌人。美俄之间围绕叙利亚的较量因而不可避免。 俄罗斯和中国双双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局势的决议案，对美国的中东战略是一大挫败，同时更阻碍了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步骤。对这一决议案，俄罗斯自始至终坚持强硬立场，使安理会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相互制衡格局。而中国给予俄罗斯的支持与配合，则强化了这种格局。 安理会决议案的内容在名义上是阿拉伯国家提出，但实质上却是由美国策划和主导。因此，安理会此次出现的激烈外交战，实际上是美俄之间的对决。在此过程中，美国拉拢了安理会13个成员国，俄罗斯只得到中国的呼应，显得寡不敌众。但俄罗斯有效利用了否决权的威慑力，反而使自己一直占据强势地位。 首先，在正式表决之前，俄罗斯迫使美国做出了重大退让，使之同意删除草案中关于要求巴沙尔总统交权、对叙利亚实施武器禁运这两大关键内容；接着，在表决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俄罗斯突然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决议案内容，要求删除关于叙利亚政府军必须从所有城镇撤回到军营的文字。美国始料不及，不愿再作让步，结果正中俄罗斯下怀，俄趁势投下否决票。 由此可以推断，俄罗斯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决议案的通过，似乎是早已决定的方案。它在投票之前的最后关头突然对决议案再提异议，只不过是故设圈套，让美国措手不及，中了埋伏。至于中国为何要加码否决，一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使然，二是中俄之间似乎已事先达成默契。 安理会的这场外交对决以俄罗斯胜利而告一段落，但这是暂时的局面。美国绝不会就此认输，它和俄罗斯之间更加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俄罗斯否决西方国家的决议案，意味着它主动担起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责任。换言之，俄罗斯既要确保巴沙尔政权不被推翻，又必须帮助叙利亚结束内战，恢复和平。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绝不会坐视俄罗斯轻易得手，势必会进行更大力度的干扰和阻挠，包括进一步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加固对叙利亚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 其二，巴沙尔政府能坚持多久目前是一大疑问。退一步说，即便内乱平息，政权得保，西方国家还是不会放弃促其下台的目标。这将使俄罗斯长期背负着保护巴沙尔的包袱。而保护巴沙尔，显然意味着俄罗斯继续与西方国家对抗。巴沙尔政权坚持多久，美国和俄罗斯的较量也将持续多久。 其三，俄罗斯总统大选即将举行，反普京示威活动再次爆发，西方国家有可乘之机。除了在叙利亚问题上丑化和孤立俄罗斯之外，美国势必会加紧怂恿和利用俄罗斯的反对派势力，搅乱大选前后的政局，使俄罗斯自己也陷入动乱之中。可以预料的是，在叙利亚和自己内部事务上，俄罗斯将受到西方国家的两面狙击。 美国为什么和巴沙尔过不去？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下台？笔者在下文简要分析一下原因。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美俄之间的较量为何不可避免。 首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敌人是伊朗，但要有效地对付伊朗，必先制服叙利亚。叙利亚和伊朗已被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完全孤立，只要其中一个政权崩溃，另一个将立即陷入唇亡齿寒的困境中。由于叙利亚政权比较虚弱，西方国家自然要先对叙利亚下手。只要把巴沙尔赶下台，对付伊朗时就事半功倍。如今，俄罗斯的否决票打乱了西方的战略步骤，美国岂能就此罢休？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叙利亚和伊朗都是俄罗斯的盟友，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的两个着力点。如果叙利亚现政权被推翻，俄罗斯在该地区就将失去半壁江山。假若伊朗也跟着改朝换代，变成美国的朋友，那么，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就将消失殆尽。俄罗斯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坐视自己的盟友被改变成自己的敌人。 把以上两点纳入思考之中，我们就更加明白，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推翻巴沙尔政府，为什么俄罗斯在安理会上动用了否决权。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2-02 一般来说，每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不管他出自哪个党，选举时都喜欢拿中国说事，上台以后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一次两党候选人都不是说说而已，每个候选人都想在中国问题上捞取政治资本。此次大选将会深刻影响中美关系。 虽因计票错误,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不再是艾奥瓦州党团会议预选赢家，但一月十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争夺战中，以较大优势胜出,终于扳回一城。一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南方保守派重镇南卡罗来纳州,他却以27.9%比40.4%落败于前众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首次出现连续三州各有不同参选人胜出的分裂局面。随着巴克曼、凯恩、洪博培、佩里的退出，目前还剩罗姆尼、金里奇、瑞克（Rick Santorum）、保罗（Ron Paul）四位参选人。这一态势使呼声较高的罗姆尼和金里奇之间的缠斗，更加白热化。 罗姆尼代表共和党保守派基本面 一月十二日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民调（Exit Poll）数据显示，罗姆尼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成功，归因于党内保守派、茶党甚至反堕胎者等派别的支持。他的得票率分布如下： 保守派党员 42% 较保守党员 48% 非常保守党员 33% 在堕胎和同性恋方面的保守党员 38% 回归茶党的党员 4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2-01 “九二共识”的政治效应很值得关注，不但马从这次选举得到鼓励而进一步大胆寻求两岸关系的更大突破，最有实质政治效果的是他会在今后四年去落实两岸“和平协议”的谈判，同时也会迫使民进党人检讨其对大陆高度拒绝的政治立场。 2012年台湾大选，马英九成功连任“总统”，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团队也再度取得“立法院”多数席位。观察今次的大选，可得到不少讯息。以下试论述之。 两党政治渐趋成熟 第一是两党政治在今次大选有巩固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自播迁台湾后，一直厉行一党专权，不容有反对党存在。蒋经国执政后期决定解除党禁，民进党因此成立，在2000年还壮大到扳倒国民党上台执政。2004年国民党再度失去政权，士气大挫，一时呈现失落与泡沫化之虞。到了2008年大选，国民党再度赢得大选回朝执政，这次却轮到民进党被陈水扁的贪腐所累而失去政权，全党难以面对舆论挞伐，一度也有泡沫化之忧。两党本身前途的不稳定性在解严后不断呈现，间中有不少党来去匆匆，更加深了政党命运难卜的观感。 可是经过了今次的大选，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输赢都扫除了以往的失落感、无助感。2000年大选前后，国民党内部严重分裂，连时任党主席李登辉也被揭发暗助民进党而被声讨离党，因为不满党的分裂，更有党员要退党另行组织新党和亲民党。今次大选不但全党稳定，更有重新收编亲新两党的强势。另一边厢，民进党吃了败仗之余，因为有南台湾政治板块得到巩固，立委选绩也有四成进账，四大天王因为有份辅选，胜败之责共负，也没有重大的分裂因素，选后也未见严重失落。两党的稳定性可说为两党制打下了里程碑。 这种两党制发展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有纾解政争从而稳定政局的功能；第二，有效促使两党互相观摩与互相吸纳政纲的作用，从而免除政纲各走极端的劣行；第三，有效促使参政者作出理性行为，奉行专业化与理性化的决策，从而把冲动与极端的政治运动边缘化以至于消失。 可以说，今次的大选已清楚看到民进党的选举行为已不再是过去那种草莽与激情行为，也因为这样，国民党也能坚持文明与干净的选举，好头也好尾。选举结果出来后，胜败双方都表现温文有礼，胜的称赞对手，败的也敦促好好实现诺言。这正是君子之争的体现。 两岸和谐政策奏效 第二个讯息是两岸的和谐政策奏效。 在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的两岸关系，从1992年的海协与海基两会所达成的“共识”逆转为大倒退与紧张关系。马英九上台后由2008年的三年多时间，重新回到“九二共识”的轨迹上运行，有关“三通”细则、经贸架构的ECFA、双边社会交往、教育互认、文化交流等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岸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发展。双边官方沟通也开始启动，由经贸、社会、文化的谈判累积下来的友好与谅解本钱，鼓励了更多的政治和解谈判空间。 也正是因为这种良性关系的成果，给了马英九及国民党“立委”在今次大选期间一个很强有力的政纲陈述与承诺，马团队指出他的竞选政纲“不统、不独、不武”已然在两岸创造了很大的和平安定与繁荣的成就，若再当选连任四年，他说会循这个成功的政策再走下去。在竞选过程中，马将两岸的和平关系列为当政首务。相反的是，民进党在蔡英文领导下，不断与马唱对台戏，她把“九二共识”说成卖台共识，把国际公认与肯定的ECFA说成是受大陆掌控的政策，还因此表明若当选执政会把ECFA交付全民公投，藉此以宣誓ECFA得不到台湾全民认可。连两岸教育联通，容许大陆学生到台升学这么中性的好事，也被说成是对台威胁的祸根。因为她对大陆的看法太负面，造成蔡在竞选时对台商在大陆的经商也很抗拒，视台商此举是空洞化台湾经贸的恶行。 马英九此次把大陆政策高调掺入选举言行中，到底选民支持哪一方的政策？在大选投票中得到了清晰的答案。若进一步评估，马胜出的80万票来自认同ECFA与台商利好看法的选民，有直接在大陆经商的30万选民，有间接的台商制造工业供应链产品的岛内中小企的不下10万选民，还有因大陆自由行旅客来台消费受惠的千家万户选民，这些选民在蔡的极度排斥大陆的政治文宣中，被推向投票支持马团队。他们加起来不下80万票，马胜算在此，而蔡的失败也在此。 这个大陆政策的政治效应很值得关注，不但马从这次选举得到鼓励而进一步大胆寻求两岸关系的更大突破，最有实质政治效果的是他会在今后四年去落实两岸“和平协议”的谈判，同时也会迫使民进党人检讨其对大陆高度拒绝的政治立场。在选举后的第一天，已然在民进党内见到了针对大陆政策要检讨的声音。虽然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循扁的强化“台独”路线，并论证说扁的“台独”路线不但不会在2004年大选失利，反而令他胜出，因为这样导致更多选民认同“台独”的立场。不管如何，正反的“台独”立场既然再度掀起民进党热议，但只要国共两党以两岸巨大政治资源作为两岸整合的方针，只要不断强化两岸的全方位关系发展，台湾选民认同良性两岸政策的人数将会不断扩大，这次马胜算正是这政策的功效，民进党不玩选举游戏则可，否则不能一味做鸵鸟，见不到选民的取向，而失去自己的选举。 大陆从今次看到的讯息，应是更有信心去推行其既定方针，推动两岸和解，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台湾寻求两岸共识。 台湾选民趋于理性 第三个讯息是选民对选举这个政治游戏，既很捧场，也趋向和平与有序方向发展。 长期观察台湾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竞选活动的人士都知道，开始时的选举失序现象真是多不胜数，各种贿选手法心思用尽，请客吃饭、送红包礼物、博感情投票、用乡里长地方势力绑“票”、用黑势力胁迫利诱、争选民大打出手、在选票上做手脚、在宣传上造谣抹黑，竞选奥步花招百出，如此这般的选举黑幕笼罩着历次大小选举。大家都知道，经过了2004年两颗子弹风波之后，2010年“五都选举”连胜文险被杀害的惊险场面竟然在造势大会上发生，而这次的大选也因为选举暗杀危机四伏而令到全世界对台湾选举提心吊胆。 还好这次大选不但没有枪击事件，连选举奥步、抹黑造谣、做假民调、打群架、语言暴力也都明显少见。其他失序现象也都有持续改善的情况。倒是多了政纲政策的辩论，在动辄出现二三十万人的竞选造势大会上双方候选与辅选人员的演讲也一扫过去谩骂煽情的场面，代之而来的是讲诉求、讲愿景、讲民生、讲福利。蔡英文的竞选口号主轴是“用你这一票去决定你的未来”，马英九的宣传主调是“台湾加油”，完全没有过去那种要卡住对方死掐的宣传腔调。而群众的反应不但不因为理性平和的演讲而告冷场，反而更能唤起台上台下的一问一答的声浪。当台上问：“要和平的两岸关系！好不好？”台下即刻报以：“马英九当选！”最常见到的是台上大呼候选人的名字时，台下众口一声：“当选！当选！当选！”如此轮番由不同的辅选人讲才能、论政绩，台下一波又一波地“当选”“当选”声浪，把气氛不断推高。一旦宣告散场时，哪怕有一二十万人的群众，也能不慌不忙、井井有条地分道散去，让人觉得既安全又有秩序。如果实地观察过往累积下来的印象，这次的平和造势成就也非一蹴而就，是在经过失序、失利的教训下，让政党与选民知所反省后的改进。 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无疑已为台湾争取到赞许，在2004年的两颗子弹事件后，计票结果虽有胜败，但国际道贺却三缄其口，这次却在计票结束后，国际道贺接踵而来，而且舆论也不乏称许是台湾民主选举趋向成熟的表现。 这样的讯息对大陆应是好事一桩。台湾选举由民意来定夺谁执政，有了民意多数决便会有安定的基础，而与一个能安内的政府打交道，一切都能以理性盘算去运筹帷幄。加上大陆主打经济牌去打造两岸经贸文化社会整合基础，在未来美欧经济走下坡的同时又出现了亚洲兴起的大局。台湾的民心向背问题已然在今次大选看出了端倪，即人心已感受到两岸经贸成长带来的福利令他们无法支持蔡英文上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胡慈贯 2012-01-12 2012年的两岸关系将受台湾大选结果牵动。如果马英九胜选，大家可以期待两岸关系将在既有轨道上持续往前发展；但如果民进党获胜，两岸关系将会进入一段相当长的不稳定、不可预知甚至倒退的时期。选后，台湾内政更将面临许多的困境。 2011年的两岸关系，基本上由于中国大陆持续性的展现善意，以及马英九“亲美、友日、和中”，“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思维，两岸互动持续往良性的方向发展，关系不断改善。双方的民间与社会交流不断扩大，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增加，而海基、海协两会继续进行会谈，总共达成十七项协议，双方的经济活动也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安排下不断深化，继去年的V型反转之后，今年虽受欧债冲击，但整体表现仍然优于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 同样的，马英九采取两岸外交休兵的政策，两岸当局确实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台湾仍然维持23个“邦交国”；前“副总统”连战第四度代表马英九出席2011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所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年底美国同意售台武器，北京虽然不满，但也并未惹出太大风波；在国际活动空间方面，台北争取到了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的主办权，而124个国家同意给予“中华民国”护照持有人免签证的待遇，更凸显出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些都应该给予肯定。 台湾选举影响两岸关系 2012年1月14日，台湾将进行“总统”大选及“中央民意代表”改选，所以2011年下半年以后，台湾开始进入政治旺季。由于马英九仍然坚持其一贯的两岸政策，主张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两岸关系，台湾有智库人士认为，若将其第一任期称为两岸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应可归纳成为两岸巩固和平。这种定位和说法有很深的政治意涵，各界不宜轻忽，其中将有许多的可能和想象空间。此之所以马英九会在“黄金十年”的记者会中提到两岸和平协议问题。 谈到马英九所提的两岸和平协议，就战略面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想法，但若就战术面来说，由于此一问题相当复杂，难在选前用简单的话语让一般民众理解，所以此提议一出就遭民进党强力抨击，马英九的民调也因而下挫。结果迫使马英九不断修正说法，加上许多前提和条件，这是相对让人较为遗憾的发展。其实，所有熟知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人都知道，两岸目前尚未进入政治对话的阶段，更遑论要透过政治谈判，讨论和平协议等高阶政治问题。 相对于马英九的明确立场，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则主张透过世界前进中国。她否认“九二共识”，多次表明执政后也不会废除ECFA，强调要用“台湾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愿和北京当局进行对等交涉，所以两岸关系只会进步，不会停滞倒退等等，但是由于其政策主张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北京当局则一再透过高层谈话，表明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必然生变，甚或倒退。台湾选举显然成了影响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如果不是主要）因素。 客观来看，台湾选举结果将会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国大陆的战略发展机遇，甚至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包括中国大陆的相关各方对此感到关切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其实北京当局的立场相当明确，大陆并非针对特定的政党与个人，或对谁有所好恶，而是由两岸大局出发。同样的，北京的喜好从来不应、也不会是台湾上下关切的重点，但台湾如何趋吉避凶，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才应该是台湾民众未来投下神圣一票时的最大考量。 两岸关系未来欲好不易 如今台湾选情胶着，蓝绿民调互有高下，再加上宋楚瑜参选的变数，猜测谁输谁赢并无太大意义。展望明年，如果马英九一如预期获选连任，两岸关系将会在既定的轨道上，按步就班、循序渐进地往前发展，外界可以有很多的合理期待；如果蔡英文赢得选举，这也是台湾民众所做的最新选择，虽然两岸关系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可预测性，但情况应不致失控。不过，在北京明年底领导人换届前后，两岸关系很难有改善的空间和可能，则可断言。 进一步来看，马英九获胜的话，以笔者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北京或许间或会提出一些说法和要求，主张早日进入政治对话或谈判，讨论高阶性的政治问题，但是大陆应该已然理解，即使马英九获胜，相对于四年前的大胜，这次他必然只能小胜，“国会”也不会再是绝对多数的优势，一个相对弱势的总统，而且只有三年的时间，此后他就将进入后马英九的跛脚时期。马政府虽然有创造个人历史记录的压力和期望，但他究竟能走多远、可走多快，而不受台湾内部政治局势牵制还是个疑问。 如果蔡英文获得胜利，两岸关系停滞、倒退、恶化三步曲恐怕一时难以避免，但也可预见蔡英文及其团队在上任之前及执政初期，一定会展现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策略，在没有“九二共识”的前提，北京不接受“台湾共识”的前提下，试图找出新的说法，来尝试缓解两岸局势，争取外国的同情和理解。当局势初步稳定之后，有理由相信，民进党还是会利用执政的优势和行政权力，在执行面上给两岸关系增加各种麻烦，凸显两岸“一边一国”的“台独”理念。 只要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的理念和作法，虽然民进党在客观上也会认清中国大陆成长茁壮的事实，知道台湾必须倚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台湾终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不敢、无意与中国大陆直接发生冲突，但是过去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太多的例子显示，只要时机、条件、议题许可，民进党还是会拿出其逢中必反的核心价值来和北京进行斗争。两岸关系欲好不易。 关于大陆方面，北京的政策一经制定就有某种程度的延续性。即或明年下半年中共要进行高层人事改组与换届，习近平等人主政之后，虽然在细节及执行方面会可能有部分渐进式的调整，但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思想和政策主轴应该不会有变。台湾目前有人说，如果蔡英文当选，大陆内部可能以此为借口，对北京当前惠台政策提出质疑，挑战高层决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台湾百姓做的错误选择，与北京对台政策无涉。笔者较倾向于接受后面的说法。 谈到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相关国家对台湾这次选举所采取的立场，表面上大家都说这是台湾的内政问题，理当由台湾人民做出最后的选择，但是至少根据笔者与相关国家学者、政府官员、外交代表接触所得，大家都期望台海局势能够维持目前这种和缓改善、紧张降低的局面，这既合乎两岸，也与区域内外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关。换而言之，排除外交用语之后，相关国家支持马连任的倾向性已然相当明显。美国选前同意让台湾列入免签候选名单就是一种间接讯号。 选举牵动岛内政局变迁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选后台湾政情的可能变化。如果马英九获胜，国民党应可维持当前表面和谐的气氛，但由于这已是马英九的第二任期，有意角逐大位的下一梯队迟早要进行卡位竞争。连战、吴伯雄、萧万长等大老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弱化，王金平将继续在立法院外发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马、王关系未来的发展耐人寻味。和其他中生代表较起来，由于吴敦义已抢居较佳战略优势地位，他和郝龙斌、胡志强及朱立伦之间的互动将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在民进党方面，如果蔡英文胜选，陈水扁案在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之后，颇有获得特赦可能。吕秀莲、游锡坤可以不论，但谢长廷及苏贞昌是否从此再无二志，仍然让人好奇。虽说蔡英文已表明竞选团队并不就是执政团队，但蔡究竟能够抵挡多少大老及派系压力还是让人怀疑，民间多半相信，民进党好勇斗狠的特质仍将再度出现。民进党享受过权力，又失去权力，如今再度夺回政权，外界应可预见，民进党这回恐将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清除政府内部的异己份子，以确保能够长期执政。 反过来看，不论马、蔡谁输，国民党、民进党内部立刻都将会面临检讨批评、追究责任的声浪，从而引发新一回合的党内权力角逐迨可断言。以马的个性而言，其失业裸退，辞去党主席的可能最大，至少绝不会像李登辉、陈水扁、宋楚瑜一样，还想继续发光发热，或在幕后影响台湾政局的发展。以民进党勇于内斗的特性而言，败选的蔡英文理所当然必须辞去党主席，届时多半又是派系大老进行角逐，静待热带气旋，志在大位、想要重新出发的苏贞昌恐怕绝对不会缺席。 简单地说，2011年两岸关系发展平顺，值得肯定，但随着台湾大选的逼近，很多事情都缓了下来。2012年的两岸关系将受台湾大选结果牵动。如果马英九胜选，大家可以期待两岸关系将在既有轨道上持续往前发展，未来中期或有很多的可能和合理的期望；但如果民进党获胜，两岸关系将会进入一段相当长的不稳定、不可预知甚至倒退的时期。选后，台湾内政更将面临许多的困境，若再加上大陆高层换届，还要有一段休养生息、摸索学习的时期，短期内要两岸关系有重大突破的机率委实不大。 《台湾观察》2011年12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致 2012-01-11 美国对东亚格局的战略设计，当然不可能会去符合大陆的战略利益，但是双方目前也没有真正冲突的准备与实力，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当下存在着的共同利益，继续维持现状，维持稳定是必须的。 美国对于台湾的影响力巨大，是无庸置疑的，每每在台湾“总统”大选之际，到底美国会支持朝野那一个阵营，成为研判选战最后胜负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此次“总统”大选也不例外。 美国态度历来引人关注 台湾问题向来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早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采行以蒋家政权箝制共产党，以“台独”制蒋，扶持“台独”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固然随着国际局势与岛内政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都仅是微调，核心手段依旧还是以“台独”来箝制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学界一般研判，美国会支持“台独”的民进党。 但因为马英九与美国关系深厚，甚至是曾一度成为美国人，加上中国国民党逐步“台湾化”、“在地化”，当今的核心领导人对于中国的认同也愈来愈淡，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其实差别不大，只是一线之隔，一般称之为“B型台独”。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北政坛不少人认为，美国这一次应该会支持马英九，毕竟是“自己人”，相互了解好沟通，甚至更愿意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部署。 到底美国这一次会支持那一阵营，在国民党马英九与民进党蔡英文支持度呈现胶着状态的当下，更显得重要。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决定“重返亚洲”(当然，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很重要的一颗棋子，如何选定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与美国战略部署势必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是以，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美国的动向格外引起关注。 朝鲜变局影响美国布局 就在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2月19日，朝鲜宣布金正日去世，也同时正式确立了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成为新领导人的地位。但是，因为金正恩年纪尚轻，政治历练稍嫌不足，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朝鲜政局能否稳定下来，而朝鲜又拥有核武，一旦政局出现不稳，对于亚洲局势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一个稳定的朝鲜才是符合各方的利益。就现实的态势来看，中国的支持是朝鲜稳定局势的最大保障。 在美国重新掌控亚洲的战略部署中，出现了金正日逝世这个大变数，肯定会影响其布局。未来一两年内有六七个东亚和环太平洋国家都要更换领导人，而且都可能是新人上台，充满变数。但台湾领导人选举变数尤大，如果出现主张“台独”的蔡英文上台，以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陈水扁经验来分析，美国不可能也不敢完全把“宝”押在蔡身上，和大陆对抗。 更何况，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不是2008年之前陈水扁执政八年期间所能比拟，美国经济又受困于本身的金融困境，欧债问题所引发的欧洲金融风暴方兴未艾，同时美国明年11月也要举行总统换届选举，欧巴马自己的选情也是摇摇欲坠，“维稳”可能是当前美国亚洲战略布局的硬道理。对美国而言，变动越少则变数越小，外部格局也越好掌握。是以，对于台湾，由现任的马英九继续连任，让两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是较为合理的推断。 宣布免签具有政治考量 耐人寻味的是，在朝鲜官方正式宣布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消息数日后，12月22日，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马怡瑞（Eric H. Madison）正式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将台湾列为免签证计划的候选国，并表示倘若一切顺利，则明年下半年起，持中华民国护照者，将得以享有免签证进入美国的优惠。 马怡瑞这一宣布的时间点，离2012年1月14日“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三周的时间。他还担心台湾人民不够“理解”，在宣布美国国务院此决定时，一开场就特别强调说：“这是台湾人民长久以来引颈期盼的”。他似乎要提醒台湾民众，既是台湾人民长久期盼的事，民进党政府没做到，马英九政府做到了，而哪一个政党是比较得到美国政府支持与信赖的，也呼之欲出。 “行政院”新闻局长杨永明也刻意突显美国对于马政府的支持。他表示：“此行动再次显现国际社会对台湾社会与人民的肯定，台美关系有密切与互信的发展。”“外交部”藉此再度感谢过程中府院之指导及台美双方政府各部门发挥团队合作精神所投注之努力、配合与协调，一样是在强调马政府得到美方的支持与台美关系的“合作无间”。“外交部长”杨进添甚至意有所指地说：“这是很好的圣诞礼物吧。”这无疑是对马政府现行的外交政策一个强力背书。 虽然美国信誓旦旦对外表示，关于台湾的“总统”大选，美国的立场是中立的，宣布准备给予台湾免签的时间点，绝对与选举无关，完全是作业的时间。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此项决定到底有没有政治考量，美国肯定不会给答案的；然而美国不会不知道，此一举动必然产生强大的政治效应，对台湾总统大选带来巨大的影响。 由于台湾与美国关系密切，每年有大批台湾民众前往美国，对于赴美国能够免签可说是念兹在兹，陈水扁政府时代就开始极力争取，也按照美国免签条件操作，到了马英九上台后，基本上条件已大致符合。据了解，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2011年夏天访美之际，美方已先透露此一情况。当时蔡英文就一再要求美方官员，希望能将宣布时机改在“总统”大选后，以免冲击到民进党的选情。 中间选民取态至为关键 “总统”大选在即，“双英”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呈现胶着状态。台湾历次“总统”大选中，选前民调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从各机构所公布的民调来看，蓝绿双方的铁杆支持群基本上都已表态，两边阵营谁可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谁就能胜出。 所谓中间选民，就是对于蓝绿两阵营都没有特别的喜好度。如果细分，他们应该为三类：一是年轻族群，其中“首投族”(第一次拥投票权者)为主，再者是知识分子与都市中产，另外就是农村中年纪较大的民众。“首投族”与知识分子、都市中产主观性强，但却又普遍亲美；而农村长者则政治意识较低，资讯取得能力弱，受人际网络影响大。...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1-05 西方正在利用“阿拉伯之春”，转移以色列肩上的压力，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向叙利亚和伊朗问题转移。一个混乱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美国，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中国。 2011年注定是非常动荡的一年。先是“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兴起，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权更替。接着又发生了伦敦暴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大罢工、利比亚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方兴未艾，席卷全球八十多个国家、近千座城市。所有这些后续运动，实际上折射出“阿拉伯之春”的深远影响，虽然形成的内外部条件各有差别，但它们有着相似的共性。 所有的动乱都是双刃剑。利比亚尘埃落定，卡扎菲政权终被推翻。他是“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下台的第三个国家领导人，他实际上是被外部力量推翻的。现在利比亚的反对派开始掌权，他们或许可以告诉世界，民主、自由会不会带给利比亚人民那些他们造反之前的承诺。 发生在中东和西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来势汹汹，使人容易联想到上世纪50-60年代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着实使西方国家紧张了一阵子，因为运动针对的大都是亲西方的贪腐政权及其统治者。突尼斯和埃及的统治者迅速被人民推翻，其他君主制国家政府也面临着极大的改革压力。这一压力来自本国民众的抗议，而非美国对民主的推广。 对此，美国的心情很复杂。如果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政治盟友、影响力、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美国为改变被动局面，有区别地对待这些动乱国家，并拉北约一起高调介入，显示了圆熟的应变能力。对沙特派兵帮助巴林平息暴乱，美国保持缄默，因为巴林是美国的友邦，美国第五舰队基地就在巴林，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也是美国武器的大买家；对埃及，美国赶快向新政权送上美援，免除债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对也门，虽然示威者和政府发生流血冲突，但美国能保则保，只到最近也门亲美领导人才不得不下野；对叙利亚则保持高压，美国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现政权必欲推翻而后快；对利比亚，美国利用中俄在联合国有关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的议案投了弃权票，通过北约，出动飞机26,000多架次，轰炸利比亚9,000多次，除掉了已经弃核和归顺西方的卡扎菲。这是一步险棋。说它险，是因为一旦曾是非洲最富国家的利比亚有了民主、没了民生，那么，不管今天的说辞多么崇高，民意还是会变的。到那时，美国的政治信誉会变得更差。前有伊拉克的萨达姆，后有本•拉登，现有卡扎菲，他们都曾和美国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对照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后谁还会相信美国呢？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4年访问利比亚时称卡扎菲为“反恐战争”的合作伙伴，赖斯是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美国国务卿。有时候，戏演得太快，真使人目不暇接。 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掩盖美国和一大批阿拉伯贪腐政权有关系的形象，扩大美国在非洲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还有其长远的战略考虑。历史上，美、英、法对非洲贩奴、殖民和剥削，行为很不光彩，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的推广者，你不能不佩服其厚颜和精明。权衡了废除卡扎菲的得失，尤其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中俄利益的折损率后，西方毫不犹豫地借助“阿拉伯之春”推翻卡扎菲，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所以，“阿拉伯之春”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恐的新视角，可以看出美国所谓的反恐早就被偷梁换柱了。卡扎菲关押了许多基地组织分子，利比亚反对派里也有大量的基地组织分子，其它国家如叙利亚也一样，反政府组织里也有大量基地组织分子。但是，和美国要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相比，基地组织分子或者说反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海外驻军，扩建军事基地，增加军费，推翻不喜欢的政权，维持绝对霸权，都需要借口。反恐有时是个不错的借口，民主也是个好借口，美国交替使用这些借口进行军事干涉。中俄在叙利亚设禁飞区问题上有了警惕，投了反对票，表达了大国的鲜明态度，美国不能用利比亚模式对付叙利亚。否则，我们将会听到从叙利亚方向传来隆隆的轰炸声。而这之后，又将是哪些不听话的国家挨炸呢？那样的话，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投资就所剩不多了。西方的这一手，中国要认清。 “阿拉伯之春”为何会发生在今年呢？如果说它是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自焚引发的偶然事件，那么它一定具备星火燎原的条件。中东和北非辽阔的阿拉伯世界，近几百年来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和肢解。近半个多世纪来，虽然这些阿拉伯国家取得了独立，但政体往往落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重滞后，由于受到敌对力量的长期包围，普通民众有着较深的无助感。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国家转型成功了，一些国家被淘汰，沦为失败的国家。在这些阿拉伯国家里，中下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因缺乏经济机会并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特别地感到无望。所以“阿拉伯之春”成了力求革新的群众运动，但它并不是1999年西雅图会议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重演。广大参与者有着非常朴素和直接的政治诉求，改革呼声甚为高涨。他们的不满，除了直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政经体制外，还包括国家领导人、议会和政党。 现在西方和东方都不会忽略“阿拉伯之春”的影响。这些动乱正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探究和博弈。连人口稀少、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也一样存在着有备而来的外部势力渗透、国家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人口资源的巨大压力。青年失业，社会治理不力，批评意见受压制，福利保障无序，动乱所涉及的问题严重到可以扼杀在这些国家还没有开始的政经改革。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可以飞快流动，在一夜之间夺走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外汇储蓄。流言也可在几秒之间改变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在文化水平低下、民智未启的地区和国家，特别容易引起动荡。动乱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几乎所有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其人口都呈爆炸性增长，自1950年以来增长了4至6倍，到2050年将再翻一番。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水和耕地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经济增长率和多样化远低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不能为他们提供就业的“经济体”，即使不计腐败、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除少数富油国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外，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仍旧十分低下。据201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世界概况的数据：伊朗第104位，突尼斯第113位，阿尔及利亚第127位，埃及第137位，约旦第143位，摩洛哥第150位，叙利亚第152位，伊拉克第159位，巴勒斯坦第169位，也门第172位。除了黎巴嫩第81位，基本都在100名之外。这表明了当今阿拉伯经济的整体贫困非常严重，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利比亚虽是第52，但在动荡开始前人口贫困率也约有30％。西方舆论认为贫困和政治动荡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显然是占不住脚的。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设施、教育和管理方面的重大改进，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的进步。目前，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增长已减缓，但趋势已成，突出的青年就业问题至少会持续十年。所以解决得不好，动荡会继续多年。 从“阿拉伯之春”可以看出，创造就业机会不会是解决动乱的单一药方，但就业仍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工作岗位要能实在地解决就业者养家活口的负担。创造工作机会，增加就业要综合平衡，不要因破坏了环境而造成更多的失业。教育除了保障机会均等，还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民众的生产技能。政府尤其要加大教育的资源投入，其比例要和国民生产总值相匹配。廉租房、社会服务和城市通勤能力，会给年轻就业者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政府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腐败被视为一种官僚特权，使社会缺乏公正和机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贿赂和贪污，任人唯亲，令社会矛盾激化。它已成为贯穿社会生活的乱源，所以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注意不让发展的机会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失败的媒体审查，使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社交网络或小道新闻交流信息，这会加剧对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正确的新闻引导和透明的发言人制度可以杜绝谣言和别有用心的煽动。这些经验无疑对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有参考意义的。 反思“阿拉伯之春”，有过一个好建议：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与较穷的阿拉伯国家一起创造一个阿拉伯的“马歇尔计划”。但是目前还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的左、中、右走到一起共商大计的可能。国际环境也不会认同此设想，因为这样做对以色列不利。要实现这个不错的主意，并不简单。阿拉伯世界需要有一批开放者和政治家，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可惜人们还看不到出现这样的英雄。中东和北非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如果他们不能自己救自己，那么谁也救不了他们。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七成用于道路、学校、政府设施等建设，美国对非投资有七成用于对抗艾滋病等。从2009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0年，中非贸易总额达1,270亿美元，超过美非贸易额。美国担心中国的投资较美国的更易赢得民心，同时认为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的影响，包括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影响。2006年11月，48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史无前例地齐聚北京，震动美国朝野。美国参院非洲小组委员会于2008年和2011年就中国在非投资及其对美国的政策影响举行专门的听证会。《华盛顿邮报》称，美国议员们的忧虑，与美国决策层担忧中国作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崛起后挑战美国全球主导权一脉相承。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员、民主党二把手杜宾将提交一份旨在10年内使美国对非出口量翻三番的草案；建议组建新的“白宫非洲战略协调机构”，协助美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美国著名战略预测公司分析称，美国应避开与中国直接交锋，采取“曲线”方式提高在非洲的影响力，最终占据该地区的有利环境。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恩道尔指出，“美国的终极目标就是将非洲及中东资源纳入其军事控制之下，抑制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增长，进而控制整个欧亚”。这就是西方的思路，美国及其北约当然要利用和影响“阿拉伯之春”，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和中东、非洲都曾被西方侵略和奴役，西方曾给中东和非洲大陆带来血和火。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是无条件的。对于不同民族特点和国情的中东和非洲国家，西方以推行所谓民主和人权之名，行颠覆政权之实，利用“带路党”分裂这些国家，延缓这些国家的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国特别要警惕西方搅局。中国要把自己的建设经验与那些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分享，要强调国情和分阶段的发展。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是帮助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包括政治人才。中国要加强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中东和非洲事务的关切和影响力。在重大问题上，一要顶得住压力，二要敢于说话，三要及时和有关国家沟通，四要主动，不要被动，五要设定底线，六要让典型成为榜样。 西方正在利用“阿拉伯之春”，转移以色列肩上的压力，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向叙利亚和伊朗问题转移。一个混乱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美国，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有利于中国。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策略，应从以色列这条主线入手分析，民主只是其手段，而非其真实目的。西方正在中东和北非重构地域政治的版图，这也配合了美国战略东移亚洲，遏制中国的发展。西方用舆论开道，用武力作后盾，今后舆论会更加一律，在有条件的地方将会采取动用武力的利比亚模式。西方两手交替使用，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在“阿拉伯之春”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既然如此，就要勇敢地迎上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马建波 2012-01-05 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港府管治弱势现象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以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治方针政策，香港成为中国重要的行政特区。即：在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主权范围内，实行两种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国大陆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香港作为中国的行政特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设计框架内，主权与治权应是高度和有机统一的整体，治权从属于主权。这从香港领土主权回归后的国家驻军安排就可理解。因此，对香港特区而言，“一国”是实行“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重要前提，只有尊重和维护一个中国的主权意识和中心地位，才能更好地实施“两制”和“港人治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即是体现中国行政特区的特殊行政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赋予回归后的港人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利，港人将以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真正实现对香港特区的行政管理，实施以“行政主导”为原则的社会、经济与民生的管理。 港府管治弱势之因 然而遗憾的是，香港回归近15年来，虽然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顺利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真正实现了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回归。但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真正回归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有学者表示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约需25年的时间）。 今天的香港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殖民意识毒化深远，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活动猖狂，香港社会反对势力快速发展，民众意识分化严重，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立法会成员龙蛇混杂，议会政治凌驾于政府施政之上，违背“行政主导”的施政管理原则，有一股巨大的“反社会、反经济”的阻滞能量严重阻碍特区政府的施政管理，并束缚政府高官或政务官的手脚，畏首畏尾，缺乏突破创新意识和长远打算，普遍持有“打好这份工”的消极心态，对香港政制、经济、社会、民生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极为不利。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西方反华势力布局深远。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行政架构设置“软肋”，迅速发展强化“立会”对政府的施政决策影响，鼓动发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街头暴力民主。制度安排也预设许多伏笔和掣肘，如：在基本法谈判中利用主权大局掩盖关键的政制管理细节，“公务员薪酬机制、居港权问题、联汇制度、最低工资制、终审法院安排”等等都留下制度缺口，形成对政府施政和相关立法的制约。同时，在政府行政、公务员架构和社会各层级广布间谍眼线，极力培植代言反对势力，并持续施加政治和社会影响。例如早前“维基解密”披露有香港政客、议员秘密接触美国领馆官员，出卖内部情报，并获美国领馆点名“重点保护”。无独有偶，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巨额政治献金文件经Foxy软件外泄，掀起“黑金风云”。根据泄密资料显示：黎智英在过去6年中，一直与香港反对派过往甚密，并向民主党、公民党等组织和个人捐出政治献金高达6000万港元。更令人关注的是，各社团组织获得政治献金均高达数百万之巨，其中民主党受款达1369万港币；香港天主教区前主教陈日君受款更高达2000万港币，并大量资助予内地的地下教会，其反中乱港政治图谋欲盖弥彰；而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亦获得130万港币的政治捐款，助其竞选立法会议员。黎的身后也有西方活跃的影子，他也许只扮演了一个马前卒的角色。在是次“黑金风云”中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壹传媒动画有限公司商务总监Mark Simon，被揭露是美国政界在香港的“代理人”之一。其身为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多年来代表黎智英向香港的反对派，以至美国政治组织持续捐出“政治献金”，反映黎智英与美国政界过从甚密，加上早前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外交机密电文中，力证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港版四人帮”，挟洋势力在香港掀风搞雨，显示是次“黑金风云”绝非“空穴来风”。可见，回归后民主党、社民联、公民党、人民力量等香港反对派迅速滋生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黑金支援、操纵和影响有关。他们广纳专业人士和“80后”、“90后”精英，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二是，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思维局限束缚，内地政府秉持坚决不干预态度，忽视“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的继续培育和发展。回归后，一些重要的“爱国爱港社团组织”（如香港特区筹委会、港事顾问、区事顾问委员会等组织，约1000多社会各界精英）完成历史使命，被迫解散。且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预介入香港事务，也不宜公开谈论香港管治问题。爱国爱港力量的日渐削弱与反对势力的逐渐做大形成鲜明对比，建制派“民建联”虽发展为最大社团组织，但失去社会和民间“爱国爱港”协同支持力量的依靠，已成孤军之旅，还留下“保皇派”的骂名，难以对港府施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三是，英国政府对港英当局公务员管治团队和行政架构的设计，绸缪颇深，层级严谨，全面控制要职及核心部门。香港回归前，香港主要行政管治力量公务员团队由英政府委派港督统领，行政架构等级森严，且有严谨高效的特征。当时行政架构内各层级主要负责官员和要害职能部门长官或政务官，均由英政府在英国本土或海外训练委派。而香港本土公务员均被屏蔽于核心管理职权或职能之外，尽管香港也有训练竞升的机制和阶梯，但港人公务员也很难触及重要职位。例如：回归过渡期公务员高官陈方安生、曾荫权等都不能涉足要害职能部门和机密档案。他们与其说是“政务官”，不如说是英国人培养的“事务官”和“执行者”，真正下命令的还是英国人。因此，香港事务官们难以进行真正、系统的施政管治历练，打工者的心态根深蒂固。 四是，回归前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极为重视，因为这关乎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凡派到香港任职的公务员高官或政务官都经过海外长期系统的培训历练。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仅上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培养的全球政务官精英达3000多人，派往香港任职的有50多人。且这些到港履新的政务官在到任之前不仅在英国经受了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而且还被外放到英国在非洲等地的海外殖民政府履职历练长达10至15年之久，所以具有较强的专业管治能力和丰富的管治经验。他们在极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平衡服务殖民地的利益，逐渐渗透殖民文化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香港回归后出现特首和政务官很难真正进入角色，习惯于执行命令，缺乏长远规划、大胆创新和强势施政的主导意识，出现管治能力薄弱等现象。 五是，受僵化思维局限，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到港发展的经济管理人才或参政议政人才难以落地生根，真正融入香港社区、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难以迅速发展壮大。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原在港居住或外派超过7年的中资企业干部或工作人员，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在香港回归后，内地有关管理机构调整了管理政策，外派香港中资企业（机构）连续超过7年的公务人员，不得在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多在港多年已成为各界精英和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政策的调整，不仅影响了内地管理人才在香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巩固爱国建港、治港力量，也影响了企业业务发展的连续与稳定，还限制了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及推动香港政制循序健康发展等正面支持力量的发展壮大。 全方位壮大建港力量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的影响，港府管治弱势现象难以根本改观。随着香港反对力量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影响，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反高铁”，“立会补选”，“反预算案”，“港珠澳大桥环评”，冲撞特首、警员和中联办保安，及近期的“外佣居港权复核案”等等事件，都显示有西方势力和反对派刻意煽动破坏，带来许多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已给香港的管治力量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首先，要积极部署发展、壮大香港社会的“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要恢复和发展“港事顾问、区事顾问、政经顾问”等民间社团组织，广泛吸纳各界精英和基层力量。 第二，中央政府要重视加强对香港政府管治力量的培养，应拓展思维，将“港人治港”逐渐深化为“国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能违背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她既是特殊社会制度的安排，更是要促进两地经济的全面融合。建议中央政府在内地建立香港政务官和公务员训练机制，加强对香港管治团队和高官的全面系统训练。 第三，要全面推进香港教育体制改革，深化国民教育、国情教育。香港国民教育不仅应在学校全面推广，更应从公务员开始，通过开展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国情、发展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培养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视角，凝聚爱国爱港热情，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 第四，建议中央政府要因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有关外派人员管理政策，培养香港社会中资精英，壮大我方选举力量。随着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临近，港府正面支持力量的选票瓶颈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建议有关方面改进外派管理政策，不要搞一刀切。对于在港连续外派工作超过7年的专业精英，应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和审批机制，让他们可申请办理永久居港权，以巩固发展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 《港澳观察》2011年1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