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3-30 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认同是政治抉择的最终依据。没有认同作基础，利益输送、接触交流再多也没用。以往多认为扩大交流、扩大惠台将有助于转变台湾的认同，目前看来实际效果有其局限。两岸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并未拉近两岸的政治认同。大陆未来应该在惠台与交流政策之外，另求突破之道。 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成功连任，不少评论者认为，是“九二共识”打败了蔡英文。然而，从台湾的民调来看，超过7成的台湾民众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九二共识”。只是经过媒体不断的报道，民众看到大陆领导人一直强调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和谐的现状将会不保，他们知道“九二共识”是大陆所坚持的，台湾不接受的话，两岸又要重回对抗，经济会受到伤害。因此，严格说起来，“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没有共识”的共识，即agree disagreement。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持模糊，搁置争议。 两岸从1949年开始处于分治状态。冷战期间，两岸没有什么互动。从1993年“陆委会”所做的民意调查来看，台湾民众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有48.5%，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16.7%，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有32.7%。总共来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81.2%，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49.4%。但是，十几年后，2008年10月份《远见》杂志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95.9%，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6.6%；赞成终极走向统一的只有19.5%，赞成终极走向独立的过了半数，有50.6%。显然，两岸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高度的割裂现象。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因为这种认同受到了政治操弄。李登辉、陈水扁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透过“加入联合国”、“修宪”、“去中国化”、“两国论”、“一边一国”、“入联公投”等等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也变成一个属于禁忌的话题。 两岸这十几年来经贸交流越来越频繁，可是从政治上来看，台湾也逐渐发展出把大陆看成“异己关系”的认知。即使在马英九2008年5月接任大位之后，表象上来看是重新开启两岸的协商，经济往来也变得顺畅，但是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从马英九的教育、文化政策与“国家”整体方向战略规划中，也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换言之，马英九虽然赢得选举，但他也接收了李、陈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不统、不独、不武”做为两岸关系的基调。 李登辉和民进党掌权期间，更进一步透过民意调查来教育台湾民众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分裂而且对立，最终变成绝对互斥的选项，为两岸人民的情感埋下仇恨的因素，使得任何改善两岸关系的政策、作为和人士在台湾都被认定是“反台湾亲中国”的作法，十余年来在台湾成为主流的、制式的思考模式和认知系统。对两岸关系而言，台湾大众这种认同成为两岸关系真正改善的潜在杀手，为害至深。所以，从认同的角度入手探讨两岸关系可以说是直指核心的探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当前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看似一帆风顺，但由于没有认清认同的重要性，所以国民党就没有在认同的议题上建立自己的主体性，长期来看，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必然陷入困境。这种困境由于认同上的矛盾，将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因此，国民党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 相对于公开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而言，马英九胜选对于两岸稳定，或许是比较好的结果。但是马英九两次选举过程，已经强化“不统、不独、不武”的概念，他的“一中各表”已经在选举论述中逐步变为“两个中国”，这一路线已是马英九的保台政治主张，对两岸未来埋下不确定因素。 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接受“一中各表”，但他提出的是一个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已非过去两蒋时代的汉贼不两立路线的唯一中国合法政权，这个中华民国经过2000年到2008年的民进党执政与马英九四年执政，已经逐渐质变，落实论述为就是台湾，这是不同于民进党“台独”的另一种分裂中国的论述。 也就是说，马英九采取的是保持“两个中国”的策略，对外仍然是接受一个中国，实际论述却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让中华民国也成为另一种“台独”的保护色，由于北京方面容忍现在的两岸互不否认交互方式，却也意外让这种“两个中国”的模式，逐渐在台湾经由选举实践来巩固论述。 马英九隐藏的“两个中国”路线，比民进党的直接诉求台湾独立，自中国统一的领土中分裂出来，对北京更能有回旋的空间，加上马英九并不在国际间主张“两个中国”，对北京的威胁自然还在可容忍范围。 北京视国共内战期间败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作为过去曾经是中国政权的一段历史，仍在台湾这块分裂的领土上存在着。若是中华民国走向“台独”，自然两岸只有战争。但中华民国若持续如马英九主张的不统，持续保持分裂状态，虽非独立，却也不走向统一，北京就该如何自处？ 在两岸交流频密下，台湾人民与台湾的企业渴求经济安定，希望马英九的路线可以带来安定，这应是台湾绝大多数的基本共识。这就是说，在台湾有明显的“台独”路线以及马英九的“两个中国”路线，而回归祖国的统一路线却因为政治操弄，不只在论述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逐渐变成非主流。台湾人开始对于族群的认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虽无“台独”之名，却已是“台独”之实了。长期以降，最终必然走向仅靠政治手段已无法解决这种差异的悲剧之路。 马英九成功连任，两岸至少可以保持表面上的平稳，但是对于中国统一却仍然充满变局。马英九没有被戳破的“两个中国”路线，暂时维持台海和平，可是长久以往，台湾以为实行“两个中国”可以保持和平，那么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终将变成“台独”的外衣。 现在台湾蓝绿营都把两岸和平挂在嘴边，可是背地里却要极力推动和平分裂。北京的对台政策不能仅仅挟制“A型台独”而实际扶持“B型台独”，特别是当A型和B型两型“台独”逐步靠近有同流合污之势的时候，大陆的对台政策除了打击“台独”以外，还必须拥有防范永久偏安势力泛滥成灾的另一种功能。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3-30 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港英政府于1951年在两地边界的香港一侧设立了28平方公里的边界禁区，当时的目的是减缓日趋严重的非法入境问题。香港的普通居民，要进入边界禁区的人士也须获得香港警方签发的边界禁区通行证。时至今日，该地区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多为林地、农地、荒地，村落散布，人迹罕至，与边界另一侧的深圳市中心地区高楼林立，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块连绵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差不多等于整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比香港岛已开发地区面积还要大，而且紧贴着中国内地。但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一直未受到重视。近年来，社会上逐渐有开放边界禁区的呼声。港府决定，从2012年2月15日起，分阶段逐渐开放边界禁区。但是，目前港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战略价值，只是把它当做香港的远郊区来规划，开放一些土地给村民自建房屋（即“丁屋”），以及做一些低密度的“乡村式开发”。 建议实施特殊签证政策 然而从珠三角整体发展看，这块地区正好是港深都市圈的中心地区，又由于历史原因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随着“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央政府应该和特区政府协作，将此块具有特殊价值的区域定位为香港“边界特别发展区”，并在此特定区域内对内地居民实行特殊的出入境政策。 具体操作上，这个地区由香港特区政府管辖，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政策。即凡持有效内地居民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无须向相关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前办理赴港签注，但须在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的同时出示内地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即到即签，便可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内逗留不超过七天。申请“落地签注”的次数不限，但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有合理怀疑，可拒绝申请者入境。内地居民如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以外的香港其他区域，则须办理正常手续的赴港签注。 有助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在充份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村民权益下，“边界特别发展区”可重点发展香港的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医疗、教育、仓储服务、零售消费等，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为香港提供自由行、CEPA以外的“一国两制”新合作模式，将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内地庞大的市场结合，有利香港开拓内地市场。 港澳自由行从2003年推出后，内地访港旅客激增。由于商务签注对企业的纳税额有较高限制，不少中小型企业人员都通过自由行方式进入香港。虽然有关方式已较过去方便，但是，来往频繁、要求及时会面的商务旅客受到自由行签注办理时间、停留限制等影响，未能充份利用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的优势。至于CEPA方面，只是让被承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可以在内地自由开展业务，但是内地有业务洽谈需求的人士及专业人士仍须办理签注才能进入香港。因此，CEPA只是促进了人流的单向流动，这大大局限了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机会。 另外，CEPA虽然为中港合作提供了实质的政策支持，扫除了部份香港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一些制度和法规上还存在限制。例如，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未及时出台、地方官员对新措施认识不足、两地专业服务行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有差异以致出现对接问题，以及申请手续繁复需时等，被人称为“大门开，小门未开”。同时，CEPA虽然认可部份香港的专业资格，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向内地扩张。 以医生为例，医生需要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以长期跟踪病人情况，建立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并不适合频繁往返中港两地。因此，一旦医生到内地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内地作为长期的固定工作场所，这意味着他们难以为香港直接服务。香港培养医生的成本十分昂贵，如果由香港纳税人出资培养的医生向内地流动，则会造成香港自身的人才流失。“边界特别发展区”正好为香港医生在继续服务香港居民的情况下发展内地市场。内地居民可以因应需要决定留港治疗时间，其家属也可以不用办理赴港签注陪同来港。 近期，由于内地大量孕妇来香港产子，造成香港医院产房紧缺，引起香港本地市民的一些不安。如果能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发展妇产科设施，可以让服务内地居民的妇产科服务和服务普通香港市民的妇产科服务相对分开，减少互相之间因资源争夺而引起的紧张关系。而且，“边界特别发展区”面积超过相当于30个铜锣湾，正好满足兴建医院、专科诊所、医生宿舍等大量的土地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港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协助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并支持了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但是，随着珠三角城市的迅速发展，不少港资厂商开始尝试将“店”和“厂”同时设置在珠三角地区。2009年，广东省积极推行“腾笼换鸟”的政策下，深圳前海发展的议题持续升温。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通过设立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的“边界特别发展区”，突破自由行和CEPA的局限，建立香港的“前海”，为香港经济创造新的动力。 改变城市功能布局失衡 与此同时，“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改变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失衡的状况。今日的香港，一提起金融活动，大家会即时想起中环；一提起购物热点，大家会即时想起铜锣湾、旺角；一提起文化设施，大家会即时想起尖沙咀、红墈；讽刺的是，一提起香港的伦常惨剧，大家会即时想到天水围、元朗。印象的强烈反差，与香港城市功能布局的失衡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将香港的商业、贸易、办公、文化娱乐的城市功能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南端。无论是香港的政府总部，表演场地如文化艺术中心、红墈体育馆，以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都分布在维港两岸。至于新界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和舒缓市区的人口压力，吸收英国政府建立新市镇的经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新界兴建了多个新市镇，包括荃湾、沙田、屯门、大埔、粉岭／上水、元朗、将军澳、天水围。按原先的设计理念，新市镇主要承担工业和居住功能。 新市镇吸引了不少市民搬离市区，对改善市区的居住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新市镇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予当地居民。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工业渐渐北移，新市镇的工业发展停滞，加上港英政府无意在新界建立城市副中心，在设立新市镇的同时并无将部份市中心的功能相应迁入，所以局限了新市镇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这令不少新市镇的居民需要跨区工作。2006年，新界高达41.0%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香港岛和九龙工作；九龙约有36.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香港岛工作；香港岛则只有21.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九龙工作。 跨区工作不止给上下班时间的维港两岸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挤塞问题，还给居民带来了更多车费支出、乘车时间和精神负担，减低工作意欲。更大问题是，全港十八区中，香港最北部的元朗区和北区的居民教育程度较低，区内单亲家庭、领取综援家庭、新来港人士较多，远离市区的客观因素更增添其寻找工作的难度。无论在失业率、无业家庭比例以至入息低于平均综援金额的家庭比例，两区的数字都居全港十八区的前列位置。当中元朗区天水围的自杀率更是全港最高，不时发生伦常惨剧，被指为“悲情城市”。 另外，香港可发展的平地不多，大多集中在新界的元朗、粉岭。回归前，港英政府为了持续发展维港两岸，大多以填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自1842年至现在，香港累计填海土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约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填海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一方面，维港两岸浅海地带的面积不断减少，填海成本上涨；另一方面，香港人的环保意识增强，保护海港协会成功在回归前推动立法局通过《保护海港条例》，更成为环保团体反对政府填海计划的利器。所以，填海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将香港的优势服务业与内地的庞大市场结合。长远而言，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边界特别发展区”成为香港城市副中心的意义在于根本地改变香港的城市功能布局，为新界注入更大的经济活力。更多中产人士因为参与城市副中心的经济活动而迁入，带动区内消费，为元朗区和北区的低学历和低技术的基层劳工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元朗区、北区以至新界的居民可以不用远赴香港岛和九龙工作，香港岛北端、九龙半岛南端的交通挤塞问题亦可得到舒缓。香港亦可在填海以外，开拓发展用地，应付经济发展需要。可以说，建立“边界特别发展区”作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不止为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有助舒缓新界的社会、民生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利 2012-03-30 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 近期香港发生的几件大事，包括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D&G时装店禁止港人拍照，每次都触动很多港人的情绪，部分人走上街头示威。这些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让人莫不感到忧心。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对于陈云这个所谓追求香港自治的主张，必须加以警愓。 “城邦论”三大危害 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观点，主要见于其撰写的《香港城邦论》一书。该书的大意是香港自清割让予英国后，便与中国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而中国最大的不幸是给中共统治，香港九七前还有英国人作缓冲，化解一些来自大陆的影响。但九七后特区政府已起不到缓冲作用，中共会利用单程证、个人游等政策吞噬香港。香港应该自我反省，团结起来，不与中国这一“外邦”为伍，才能保卫香港这个城邦。《香港城邦论》自去年十二月出版以来，短短三个月之内已经印刷两版。在网上，也有许多陈云的粉丝热情撰文支援，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综观陈云“香港自治城邦论”理论，有三大危害委实值得关注。 其一，不断丑化内地，间接阻挠香港与内地融合。陈云不断在书中指责中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无时无刻都在想怎样才能摧毁香港的“自治”地位，又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给自足”的优势。同时，陈云也不断妖魔化内地人，指责他们“哑忍暴虐”，不推翻中共政权，可见大陆全民都有病。表面上，陈云是在批评内地政府和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暗中鼓吹港人不要与中国大陆融合。 其二，美化英国统治。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书里几乎完全回避了港英政府对港人的压迫，以及英殖时期的种种问题。譬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里，香港数以百万计的低层工人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赚着最微薄的工资，面对通胀加价而又几乎无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草根阶层过着艰困生活，然而在《城邦论》书里却对此只字不提。相反，陈云仅仅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良好印象，来称赞港英政府为香港带来了民主、法治、教育、经济增长、基础建设等等。 三，强调香港本地意识。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中指出，香港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全归因于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余年。他认为，香港本身经过英殖政府的培育，已经是人间乐土，她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欧式绿洲”。因此，香港必须建立本土意识，必须像一个“城邦”那样搞“自治”。这个自治就是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一个与中国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两地应只剩下一个“互助”的利害关系，一方面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维持香港的经济自主性。他声称，香港对大陆的贡献极大，是大陆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陆。 “隐性港独”等待时机 陈云通过上述三大被扭曲的观念，确立了“邪恶”的内地人与“善良”的香港人的族群对立。表面上，陈云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追求香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实质上，他只不过是借城邦和国家的分别来混淆视听，这一做法更容易吸引支持者。与以前支持“港独”人士不同，陈云的香港自治主张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支撑。 陈云深知，以香港目前条件没有独立的本钱，最多能发展出一种模糊的香港人身份和有限自主意识，故他刻意不追求独立，暂时只要求港人认识香港的光辉历史，建立一个全香港人自豪的港人身份共同体。陈云还提出多条具体的原则，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双普选、货币自主、保障本土资源等等。 然而陈云此举只是在等待时机。这种“隐性港独”的主张和“台独”极为类似。过去几年，台湾民进党也是先在岛内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待台湾人民形成“台湾人”身份后，再推动台湾脱离中国大陆而独立。 正面论述亟待加强 综观陈云所谓“香港自治城邦论”的很多论点，其理据支撑实际上并无说服力。他只是透过修辞的包装，放大一些固有的印象，并藉此鼓动人们的情绪，令港人接受他的观点。譬如，每个人口众多的地方都总会有人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随街大小便、为求暴利而不顾人命，内地有，香港也有，欧美国家也有。但是，凭此就说大陆人全都是混蛋，明显是以偏概全。更何况，把资源被分薄、楼价飙升、物价高涨、都市面貌变迁等任何“负面”东西都归咎于内地人，也是不正确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特区政府政策出了偏差。中央政府应针对这些误解，邀请知名学者在香港报章上加以分析，并力陈内地与香港两地融合的种种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及其支持者多为香港社会保守的右翼分子。香港社会主流舆论并不认同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即使如梁国雄这种反对派人士也不支持。有关部门可考虑，联合部分香港反对派团体，一起批判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是在挑拨群族矛盾。 当然，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主张受到某些港人欢迎，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在目前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与内地经济整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香港只要把握内地机遇，肯定会受惠于中国经济。不过，近年香港结合粤港优势，力求转型升级的同时，许多中央的惠港政策都不到位，无法让香港年轻人感受到不了好处，这才给了陈云一个丑化大陆、分化两地的空间。长远而言，两地政府应想方法解决香港年轻人出路问题。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港澳观察》2012年2月期  

——美国智库和媒体看习近平副主席访美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3-13 40年前，中美两国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展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访美之行是一次认识之旅、友好之旅、交流之旅。美方这次接待习近平的规格高于10年前胡锦涛接棒前的访美规格，显示出中国国力远大于当时。但是，美方表面上的客气，难掩骨子里妄图逼迫中国对许多关键问题让步，大有得寸进尺之势。这并非仅仅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政客们需要在中国问题上捞分。政治分析家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脸，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美国维持霸权的国策，这是金融帝国主义性质决定的。要不是反恐战争，小布什时代就发生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不是双方领导人互访可以完全解决的，美国的政治精英并不忌讳承认这一点。 美国政治网站（www.politico.com）2月14日发表了白宫记者乔希•格斯坦（Josh Gerstein）的文章《奥巴马利用习近平访问来称赞和敦促中国》。由于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其它智库的观点，所以颇具代表性。 文章说：“中国许多鹰派对奥巴马最近几个月的中国政策印象深刻，尤其是他测试北京军事力量的战略举措。批评家们指责奥巴马对中国的原先做法太心虚。他2009年11月访问北京是如此低调和避免争议，甚至推迟达赖喇嘛访问白宫，以免激怒中国”。 文章引用共和党任命的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拉里•沃策尔（Larry Wortzel）的话：“坦率地说，奥巴马政府做得非常策略，既在南海问题上尊重中国，又重新定位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投放军力。美军将会穿越这一有争议的南海海域，中国经常宣称那里属于中国领海。这是一个在适当时间推出的好策略，一个让朋友和盟国放心的创造性策略”。文章接着提到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艾里克•西瑟思（Aerek Scissors）的评论：“2009年，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业绩糟糕透顶。毫无疑问，政府到目前为止已做得相当好”。 文章还提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大西洋月刊》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他的观点“甚至走得更远”。他滔滔不绝地赞扬奥巴马战略的辉煌成就，已把与北京的关系置于“比多年来更好的基础上”。 詹姆斯说：“它（奥巴马战略）技巧地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激励和威胁、紧迫和耐心、再加上故意和有效的误导。该战略像孙子兵法一样，耐心追求其战略目标：重建美国的软硬实力，同时给中国一个‘我们欢迎你崛起’的笑脸”。 乔希认为：“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经作出了一些让步。北京已允许人民币轻微升值，就像在布什时代所做的那样，但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转向更强的国家控制的经济”。他又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指责奥巴马没有面对中国的贸易障碍和货币问题”。 他引述艾里克的话补充：“在贸易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得到来自中国的任何东西，真的。美国并没有取得大多数美国人关心的进展，如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 乔希在文章里提到：“关于人权，奥巴马政府甚至承认，其政策并没有促使中国改善做法。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同时继续镇压西藏和中国新疆穆斯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说：“虽然有报道说，美国官员没有计划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提出特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但白宫发言人周二表示，其实讨论过这类事例”。“‘在习近平白宫会议上我们提出过具体案例’。白宫会议发言人汤米（Tommy Vietor）如是说，但是他拒绝透露提及了哪些持不同政见者”。 乔希认为：“奥巴马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似乎已经在一个地区获得了回报：伊朗。经过美国多年的恳求，北京与德黑兰的关系已因伊朗的核计划而变冷”。他引用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上周说过的话：“坦率地说，我们与中国对话的开启，给了伊朗政府非常强大的国际压力”。乔希还引用西瑟思的观点指出，在美国的敦促下，中国已经“从支持伊朗政权的立场后撤。如果你想给奥巴马政府信用分，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一些”。 文章指出：“但是，美国政府很失望，中国本月与俄罗斯一起否决了制裁叙利亚政府的联合国决议，该政府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叛军”。文章最后引述罗兹的话指出：“我们将继续对中国施压”。 以上言论，表现出华盛顿对北京有着无穷无尽的愿望。当美国政治精英算计着对华的外交成就时，绝不会忘记为美国政府加固包围中国的壁垒而献计建言。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2月1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3-13 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马英九在今年一月的台湾大选中以近80万票的差距赢得胜利，获选连任，同时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仍然掌握113席中64席的过半席次。大选之后，大家关切的议题包括，马连任后的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吗？未来四年会怎样推动两岸关系？轻重缓急的次序如何？台湾的主流民意与“立法院”的非绝对多数地位会怎样制约马当局？对于台湾选后的政局变化，大陆方面又应该如何因应，才能真正造福两岸苍生？北京是否应该继续以经促统，继续让利？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两岸关系发展面对种种局限 在两岸关系方面，选后有人认为马英九既无连任的压力，为了追求他自己的历史定位，马英九应会加大处理两岸关系的力度与速度，但也有人担心他会太过亲中，损及台湾的主权，台湾的民主恐将成为“鸟笼民主”，北京对台湾的发展与未来将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各种不同的思路固然反映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事实，但也可看出目前台湾各界对此并无共识，大家都在盖各言尔志的自行解读，莫衷一是。 于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大家都在拼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未来即使主观上马英九想要加快两岸互动的过程，但还要看客观的条件是否具备，事前的功课、准备与研究是否下足了功夫，为双方进一步的互动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者或媒体可以天马行空地胡扯一通，但凡是在两岸政府内部服务过的人都知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一定的步骤和轨迹可循，官员与智库要将利弊得失做出全面的评估，然后才能提出可行方案和具体建议。 依据笔者对事情的了解，北京方面对马英九政府第二任期的两岸政策究竟能走多快、多远心中应该早有理解，这里面既牵涉到台湾的内政发展、国际局势的限制，也与马英九个人的心态与政策优先有关。即或将来北京还会提出一些期望或要求，主张两岸尽早进入政治谈判或触及高阶的政治问题，但大陆当局基本上仍会相当务实、理性的处理彼此关系，因为揠苗助长只会坏事。 具体来说，第一，短期之内，马英九得先把心力用来处理内部问题，以及因为欧猪五国所惹出的金融风暴。选后民进党在“立法院”中掌握了更多的席次，再加上亲民党和台联都已跨过百分之五的门槛，能够组成党团参与政治协商，这两个政党本来就对国民党政府深怀不满，今后将会和更加强势的民进党合纵连横、分进合击。他们已先后放话，将强力监督马政府的两岸政策，马英九将会受到很大的牵制。 第二，虽然北京对台和平发展大政方针不会有变，但中国大陆在今年下半年就将进入高层换届的政治异动时期，习近平、李克强两人即将接班，而且要到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会议后才能正式完成所有程序，习、李二人掌权之后，多少还要花费一些时间掌握全盘情势，再有一些技术性调整，形成自己的政策，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要期望中国大陆会有太大的动作，或有对台新政策出台也许有点不切实际。 第三，没错，马英九已无连任压力，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或许会想要放开步伐，大开大阖地做些大事，但他既要考虑岛内政治局面，面对民进党的制肘，也要顾及国际因素，还要理解大陆的政局变化，如果大家再把马英九个人相对谦和、不太强势的个性，再加上选举期间他对台湾民意支持的感受，誓死要捍卫台湾利益的发言考虑进去，坦白地说，他会、能或要走多远，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四，如果连任后一年半载的主客观环境都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大幅、快速发展有所制约，再想想他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即使不面临跛脚的问题，马英九好歹也要让出更大的舞台，让其继任人选（不管是吴敦义或朱立伦）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让他们有更大的机会赢得2016年的选举。换而言之，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突破性发展的时间点或应落在明年下半年以后至2015年中以前。 第五，更进一步来看，即使两岸关系要有进一步的突破，好歹双方也要先进入政治对话，再由对话走向政治谈判，然后才会有和平协议的可能。另外，在讨论和平协议之前，双方对结束敌对状态、建立互信机制这些问题也都要有个规划。要实现这些目标总要得个过程，事先有个蓝图，不切实际的期望与骤然碰触这些高阶的政治问题只会治丝愈棻，双方不但都得不到好处，反而坏事，更会增加部分台湾民众及某些外国的疑虑。 第六，当然，台湾内部就像中国大陆一样，即使国民党内部也有所谓的温和派与保守派之别，另外还有庞大的本土力量，大家对于处理两岸关系究竟是应该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不妨毕其功于一役的即时先行处理和平协议，然后再扩及其他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也有人主张像堆积木一样的先把基础打好，然后逐级往上发展。两者看法各有利弊与支持者，最后恐将由高层批准定案，试图在一中架构之下找寻解决两岸定位之道。 总的来看，笔者研判，未来短期内，大陆方面未必会对马英九施加更大的压力，马也未必会以大动作来拓展两岸关系。此之所以他在选后的记者会上要说，过去两岸关系由简而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发展模式不错，将要加以延续。两岸关系将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深化双方已有的协议，并尝试推动其他的可能议题，同时透过二轨或其他方式，对与高阶政治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理解彼此的政策底线、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找出妥协、突破的办法，这才是理性和最可能的作法。 北京应该鼓励民进党转型 在政策建议方面，如果说大陆当局上下确实是以大局为重，看远不看近，重视中国发展与追求两岸统一的宏观战略，不以一时的得失为目标，认识到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对大陆弥足珍贵，北京真的没有吃掉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充分体认台湾政党轮替终将成常态，国民党迟早还是要交出政权，北京并不特别在意任何特定政党的是否能够持续执政，要把希望寄托在台湾民众的身上，那么答案就已相当明显，相关作法至少已经呼之欲出。 对国民党的问题不大。北京只要把握当前政策，继续深化、广化双方的交流，互惠让利，让两岸关系从量变往质变的发向发展，期望在未来四年内，让双边关系由马英九所说的从拨乱反正到脱胎换骨，由创造和平走向巩固和平，双方本着“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前提，善用创造性的模糊，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原则下，继续摸着石头过河，除了经济的协议之外也能在文化、媒体、教育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让两岸的关系制度化，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 对民进党的工作则相对艰巨一些。其实，即使只是出于统战的考虑，北京当局也应把握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分析敌我、利用矛盾，争取同盟，即使这种同盟军是不可靠、暂时的也要尝试加以转化。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至于面对台湾整体，如何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可能是北京终将面对的严肃问题。台湾民众对于国家认同与定位或有不同看法，但就目前看来中华民国仍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马英九要求北京正视此事反映了台湾民众的感受与坚持，意味着北京不可斜视、鄙视中华民国，但他并未强人所难的要求北京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政治问题，大陆当局允宜深思，并有所规划。至于如何承认、欣赏、肯定台湾的政经发展经验及民主成就当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情有利就必然有弊，福祸相倚古有明训。从正面出发，如果台湾发展成一个意志统一、不带悲情的理性社会，当然有其正面的效果，这将有助于两岸双方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如果从斗争的角度切入，肯定民主的台湾可能会给北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冲击，而且这还会减少北京分化离间的机会。万一届时中国大陆将面对一个朝野立场一致、团结对外（中国大陆）的台湾，得失之间恐怕还要好深思量。 最后，政治是一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台湾内政与两岸之间的变化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任何可能。有时歪打正着，有时明明正确的决策却因对手的误解、误判造成失误。于今之计，最好的作法仍是暂时排除高层政治决策与非常理所能够处理的变数，凡事回到事物的基本面，以正常的思维和作法，透过学者先行做好研究，经由二轨沟通打下基础，营造气氛、创造条件同时并进，当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大家再诚恳地来尝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资深研究员 刘兆佳 2012-03-08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1. 未来国际格局变化呈现将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六个特点：第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阴霾下，金融和贸易全球化倒退，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第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东移动，特别是向东亚地区移动。第三，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经济活动在区域内进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持续不断。第四，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且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第五，基于历史、文化、民族等原因，东亚区域合作存在着不少的困难。一些困难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利益矛盾和纷争会不时爆发，干扰区域合作进程。第六，绝不会让中国主导东亚事务的美国越来越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是通过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另一方面则不断引发和激化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争端，鼓励个别国家与中国争夺利益，力图扩大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质言之，美国就是不单要遏制中国崛起，同时要为中国制造内部不稳定因素，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促使中国“和平演变”。 2. 这些复杂深刻的矛盾相互交织无疑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构成重大挑战。而中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如何在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构建更多利益共同点，借以减少彼此的矛盾所造成的伤害，以对冲美国的分化战略，进一步增加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使东亚的发展更能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服务。 3. 香港位处东亚地区的战略要冲，和东亚国家有着密切的金融、贸易、交通、运输、文化、社会、家族和人脉联系。更重要的是香港与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的关系十分紧密。随着东亚地区内部经贸往来的急速增长，彼此之间的交往会更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对香港印象良好，没有什么疑虑，普遍盼望跟香港建立更密切的来往。 4.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概括而言，香港可以在以下12个方面有助于国家。一是国家可以借助香港与东亚国家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合作、可以通过香港让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货币之一，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整合；二是让香港成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三是利用香港在东亚的枢纽地位加快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四是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对东亚地区投资、购买自然资源或并购外国企业；五是内地企业与香港企业联手对东亚地区“走出去”；六是通过香港促进内地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非官方组织的互动和合作；七是强化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从而增加东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八是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在东亚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弘扬中华文化；九是以香港为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各种合作机构的基地；十是争取一些大型东亚企业以香港为地区总部开展与内地的业务往来；十一是国家与香港一起开展一些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比如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慈善公益、扶贫纾困、教育文化）的活动；十二是借助一些有能力的港人向东亚国家的人民宣扬中国，为国家说好话。 5. 为了让香港更好地为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服务，中央政府应该大力协助香港以某种身份加入东亚地区的多边组织。目前尤其重要的是东盟+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可以考虑给予香港某种参与的机会。中央也可以更多地在香港举办一些涉及到东亚地区的国际会议。 6. 当然，要更好地发挥配合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策略的独特作用，香港尤其是特区政府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香港社会各方面要充分认识东亚地区在香港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要适度改变过去“重西轻亚”的心态，加强对东亚地区的认识和研究，大力培训和引进熟悉东亚地区的人才和组织。香港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侨界组织和在东亚地区有影响力的人士需要增加同东亚地区的联系；香港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和专业培训机构可以加强向东亚地区招生；香港的证券交易所应该更好地作为东亚地区企业的融资平台。 7. 就特区政府而言，香港与东亚国家的官方交往必须增强。政府应在这些国家多派驻办事处和人员。高层政府官员可多率领经贸和文化代表团到这些国家访问，同时多邀请一些东亚国家的官员和有影响力人士到香港参观访问。驻港的东亚国家外交人员与港府的联系应该更加密切。政府也可以成立一些促进香港与东亚国家民间合作的委员会和机构以促进合作的制度化和经常化。政府有需要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支持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加强与东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交往。 《港澳观察》2012年1月期  相关链接： 提升香港在国家东南亚战略中的价值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子熙 2012-02-15 美国财团大举投资澳门，客观上肯定也会对澳门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影响。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澳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规范各方势力，以及落实产业多元化，借此限制博彩业对政治影响。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十二周年。从宏观的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回归后澳门其中一大转变，就是对外关系由以前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变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澳门问题也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影响中国的一个筹码。探讨及了解美国政府对澳门关注的动向，不但可以预估美国对澳门的影响，也可间接看出美国对华外交动向。 澳美贸易风波的背后 回归前，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本身并无外交权，西方国家如美国也甚少利用澳门问题与中国打交道。严格来说，只有回归前夕的澳美纺织制衣业贸易纠纷，或多或少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外交斗争。 澳门的纺织制衣业自二次大战后兴起，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澳门依靠配额的出口加工业的发展模式却屡屡受到挑战，尤其是1998年美国海关对澳门输美的成衣突然实施新的产地来源证规定，顿时令澳门的纺织制衣业出口失去竞争优势。此事对澳门震动很大。经过澳门政府与美方近一个月的接触与谈判，双方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澳门政府作出让步，配合美方来澳门检查工厂，澳美贸易风波才告一段落。 澳门输美的纺织品长期以来确实存在将内地工厂生产的货品当成澳门制造的产品来出口的现象，这点澳门与美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所谓非法转运的问题，在其它许多地方如香港、台湾和越南等地都存在。澳门输往美国的纺织品只占美国成衣进口比例的少数，对美国成衣市场来说，影响实在太小。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向澳门开刀，一方面因为当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府意图向国内作出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对当时即将举行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施加影响。综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美国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也是美国首次利用澳门问题向中国施压。 澳门在1999年回归祖国后，由于经济转型，许多制造业都转移去了劳工成本廉宜的珠三角地区，曾经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制衣业，重要性也日益下降，难以再成为中美之间的外交事件。反而，随着澳门2001年开放赌权，美国和澳门的经贸关系变得极为重要，博彩行业开始成为中美外交的新焦点。 美国对澳影响日深 据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今年5月20日出席美国商会一个公开活动时透露，目前美国在澳门直接投资近100亿美元，在外来投资者当中，仅次于香港。美国商会澳门分会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则有4000多人。通过这些简单的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得出三点看法。 第一，美国政府对澳门的兴趣越来越大。首先，美国一向关心国民在海外的利益。澳门引进美资集团后，许多美国人到澳门打工。既然现时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较澳门回归前激增了两倍至4000多人，美国政府加大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实属正常。这情况和英国相若。目前大约有1000名英国居民在澳门，英国外交官员每个月大概要去澳门两次，定期和居住在当地的英国公民交流，了解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再向澳门政府反映。其次，美国商会的澳门分会发展迅速，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当中的金沙和永利集团均是美国上市公司，对美国社会有一定影响力，这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关注澳门事务。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香港的美领馆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前去澳门，与澳门政府及商界人士会面。对澳工作一直由在香港的总领事馆负责，但美国政府早前也曾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澳门设立领事馆。 第二，美国势力对澳门的影响越来越大。澳门自然资源贫乏、内部市场狭小，这些因素制约着澳门经济的发展，也导致澳门经济对外依赖性极高。目前澳门博彩业已形成美国资本和本地资本两分天下。在新批出的六块赌牌中，有两块半是属于美国资本。美资企业为上万澳门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但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方说，美资博企的员工大幅度上升。在2008年上半年，外资赌场雇用的员工人数占澳门博彩业从业人员总数的60%。在金融风暴袭击下，目前美资博企员工仍然约占一半，对澳门的就业市场影响极大。 第三，美国势力开始影响澳门事务。澳门有不少人对美国资本的进入忧心忡忡，担心美国财团实力雄厚，将来会操纵澳门的赌业市场，甚至进一步影响澳门的政治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甚至影响澳门“一国两制”的实施。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以古巴为例，古巴在1959年革命前，美国资本和黑帮操控夏湾拿的博彩与旅游业，结果便是古巴的政治主导权逐渐被侵蚀。近年美资博企在澳门发展迅速，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必然会提高话语权。如《亚洲时报》2009年报道，美资永利集团曾不惜以拖延投资，向澳门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澳门制定和修改几项法律，其中一项是修改赌场借贷条例，为“赌场借贷”立法，使赌场借贷合法化。此举实质上就是干预澳门政府内部施政。 维护美国在澳利益 自回归祖国后，澳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中央政府已决定根据澳门的独特角色，把澳门建成一个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汇的平台。换言之，澳门在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角色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澳门成为中外尤其是中美外交博弈战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美国借澳门汇业银行涉嫌朝鲜洗黑钱活动，对中国经济领域方面进行了一次声誉威胁，澳门几乎出现一场金融危机。这一次试探性的行动，也让中国有机会认识美国影响澳门的新变化。所以，了解美国关注澳门哪些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十分重要。 目前澳门发展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基于回归后的“一国两制”政治架构。美国政府则根据2001年美国国会颁布的《美国澳门政策法案》，承认澳门在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领域有高度的自主权；美国政府有责任支持澳门的持续经济繁荣，以及支持和维护美国在澳门的经济利益。 不难想象，基于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对澳门事务的最大关注仍是希望与澳门政府确保所有外国投资得到公平、透明的对待。2010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曾多次到澳门与三家美资博彩企业高层会面，并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会面，就“赌场设施的建造和赌场营运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展开对话。杨苏棣认为，因为美国公司在澳门有巨大投资，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澳门政府必须保障美资博彩企业赌场酒店及管理赌场酒店的人力资源，必须解决澳门劳工政策的某些问题。杨苏棣这番言论，是要澳门政府看到美国政府坚定支持美国在澳门的博彩企业。我们可以大胆预测，美国政府未来仍会继续就保证投资者权利的议题向澳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施压，以维持美国博彩企业在澳门的利益。 其次，作为世界上的民主大国，美国一直十分关注澳门的民主发展。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在2009年和2010年的外交电文中，都有提及澳门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容民主在澳门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早年美国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也曾对澳门特区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价，指责澳门“最明显的是限制公民改变政府现状的能力”。种种迹象，都反映出澳门的政制发展议题一向是美国政府的另一项关注重点。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今年11月公布新年度施政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是否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的行政长官、立法会产生办法，将是明年施政重点之一。紧随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已收到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释法信函，12月或会有答案。换言之，澳门特区的政制改革将有望于明年“起锚”。澳门政制如何向前走、如何加大民主成份，将成为未来一年澳门社会的争论点。估计美国政府也会对这议题加倍留意并在适当时候“发声”。 值得注意地是，澳门将于2013年举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2009年美资博企遭遇金融海啸，无暇参与立法会选举。然而，2013年立法会选举正值博彩经营权即将到期，美资博企极有可能参与选举，以提高其在澳门政坛的影响力，进而提高对澳门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和确保他们在澳门的利益。即使美资不派人参选立法会，也有可能资助一些人参选，届时同样可以在立法会发挥影响力。这样美资集团就可以提高对澳门政府的“叫价能力”。 关注澳门社会事务 除了上述两大议题，我们还应注意到，美国对澳门一些社会事务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主要包括遏制金融犯罪和打击贩卖人口。...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2-14 伊朗这个6000万人口的中东石油大国政权的“生与死”，涉及世界地缘政治演变的方向，中国注定将被卷进去。美欧同伊朗的摊牌，终将转化为美欧同中俄的摊牌。 2011年1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伊朗有核野心后，美国以此作为干涉伊朗的借口，联合以色列、欧盟、土耳其以及波斯湾地区各个阿拉伯君主国，在政治、外交、军事、金融等各方面孤立和制裁伊朗。美国派出三艘航母到波斯湾，冻结伊朗在美财产；欧盟将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并支持美国对伊朗制裁；那些阿拉伯君主国则负责增加石油产量，配合美国。戏台已经搭好，就等着现代版的“十字军东征”粉墨登场，只是这一次不是以耶路撒冷之名，而是以核扩散之名。 制裁旨在推翻伊朗政权 面对国际制裁，伊朗的反应是陆、海军军演，并扬言在必要时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原油出口必须通过阿曼和伊朗之间四英里宽的这条海峡航道，并对那些把领土用作武装侵犯德黑兰跳板的任何国家也会加以反击。伊朗核问题的交锋已接近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而中东和北非动荡的局面已把油价推高到每桶100美元以上。 2006年以来，尽管经历了联合国四轮制裁，并接受联合国核查和调查，伊朗一直拒绝停止浓缩铀活动，声称有权和平利用核能。西方认为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可以抓住伊朗的命脉，但俄罗斯和中国已在联合国阻止了对伊朗不利的决议。 石油禁运只是西方对付伊朗的一个选项，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选项，有的已经做了，有的将要去做。比如利用计算机病毒攻击伊朗重要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培养反对派，制造颜色革命，派出间谍，实施暗杀（伊朗有五位重要的核科学家已被暗杀）、轰炸等等。其实撇开核问题不谈，自从亲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下台后，几十年来美伊关系一直都很紧张。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向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供应化学武器（为国际条约所禁止，这是美国所谓的“人权”最典型的例子），对付的就是伊朗。这一次民主牌用不上了，而石油禁运、经济制裁和先发制人式打击则是西方对付伊朗的主要策略。然而，西方的政治目标还不仅于此，推翻伊朗现政权才是西方的终极目标。 中国早就警告，西方围绕伊朗核僵局的“充满激情的行动”会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也警告，“紧张的螺旋已起动”，并指出制裁会破坏与伊朗合作的机会和努力。但是，针对美国的战争冲动而言，这些警告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国家打击伊拉克时曾栽过一会赃，这次对伊朗也照样拿不出明证。如果真要计较的话，对伊朗和对以色列应一视同仁。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而伊朗就不可以有核电呢？在伊朗核问题背后最起劲的国家是以色列。在西方的庇护下，以色列不承认、不否认拥有核武。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够公正的话，为什么就不到以色列去查一查呢？如果以色列真有核武器，那为什么伊朗就没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呢？伊朗人的问题，同理也应该成为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有没有权力拥有核武？以色列人应该不应该拥有核武？以色列的核问题为何不需要搞清楚？没必要搞清楚？甚至不许搞清楚？ 西方挤压中国战略空间 伊朗不但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国，而且它跟巴基斯坦接壤。一个友好的伊朗与本来就和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可以确保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还可以依靠陆上管道获得中东和北非的战略物资。当然，这还远不是全部意义之所在。 在西方国家预谋打击伊朗时，它们不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它们既不会考虑中国因此会油气短缺，也不会顾虑中国进口石油的成本上涨，更不会担心中国在伊朗的商业投资损失。恰恰相反，在打击伊朗的同时，西方可以同时打击中国的利益、俄国的利益，这也是西方一直算计和追求的。很明显，伊朗的事不仅仅是伊朗的，也是中俄的事。西方既是对着伊朗来的，也是对着中俄来的。 等到西方通过主权干涉，各个击破所有看不上眼的国家，包括和中国关系过得去的国家，如果中国届时无所作为，那么丢非洲、失中东，中国的战略空间将彻底丧失，最后就轮到中国遭受今天伊朗受胁迫的事了。因为西方会看到中国软弱可欺，友好国家会看到中国的不可靠，谁还愿意做中国的朋友呢？ 更重要的是，在穆斯林国家深受西方势力打压，处于危难之际，如果中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出手相助，世界大多数受欺压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会是正面的，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也将会发生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一个贫资源国，同时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国家，眼看着别的国家集团为了自身的私利，以强凌弱，步步紧逼，难道还要在外交上继续向西方国家示弱吗？那些以遏制中国为能事的反华势力必须知道，中国是有底线的。它要全力打压中国，那是要付代价的。它想在中东称霸，没有那么容易。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茨（Richard Weitz）12月12日在《中美焦点》（China-US Focus）发表的文章正好显示了西方国家的强盗逻辑，也折射出中国的软弱形象。 文章这样写道： ——“中国还不忘利用西方和伊朗的紧张关系，以极小的代价为自己谋取战略和商业利益”。 ——“伊朗像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受到孤立的国家一样，成为中国获取能源的极好目标。其孤立地位增强了中国作为潜在商业伙伴的地位。虽然伊朗如同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伙伴，但北京不会冒战争风险捍卫伊朗”。 ——“制裁有望增加中国投资伊朗的成本，打击中国机构的盈利信心”。 以上这些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看法：第一，西方抢占道德高地，把中国形容为谋利的小人；第二，蔑视中国的魄力和决心，认为中国不敢反对它们；第三，用制裁中国来威胁中国。这种言论说明，中国就是借更多的钱给西方，向西方买更多的飞机，也不可能换回感谢和尊重。...

天大研究院 编译 2012-02-14 全世界正注视着中国新领导人，看他是如何亮出对内对外的一系列组合拳，告诉世界中国的决心、中国的意见、中国的底线、中国的行动。 2011年《时代》杂志所挑选的世界上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中包括两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梁光烈。实际上，中共十七大以来的四年点多时间，外电有关习近平的深入报道并不多，这与习近平淳厚、稳重、不事张扬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评述文章中说：“冷战期间，学者通过分析俄罗斯新领导人的细微末节，来揭示他们可能采取的政治制度。如他们喜欢爵士音乐和苏格兰酒，就有可能被视为亲西方的改革者。猜谜游戏现已转移到中国和习近平，他57岁，将有可能在2012年被委任为中共总书记”。文章分析认为：“可以相信，习近平有改革派的冲动。他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同志，三起三落。像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是一个工程师，但他也有法律学位和广泛的知识，而他的很多同事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的妻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他的女儿在哈佛”。作者还说：“限制因素不在于他的意图，而是他的权力。40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则有所下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再胡锦涛，每个掌门人都比他前任的权力小。无论习近平的观点是什么，他可能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 英国《卫报》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北京前夕，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人”的报道中说：“傻子才会去预测谁将在未来10年入主唐宁街10号或白宫，如果谁敢冒大胆地去预测，那他就真该查查头脑是否正常。但中国则不同，除非时局大逆转，否则直到2022年，这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主要国家，其未来的领导人已经落定。从2012年起的10年时间，中南海，这个中国领导人群体的驻地，为首的将是一个57岁的敦实的老党员，他来自那群50多岁、被称为‘太子党’的人士，他们的父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习近平妻子是一个流行歌手。他自2007年以来按部就班成为2012年的接班人，届时现任主席胡锦涛将结束10年任期”。以上评论表明，西方因习近平的接班，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不抱多少希望。文章也对中国政治运作充满好奇：“习近平上升到最高层，过程显然是不透明的。他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为负责中国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意味着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担任三项最高级的工作：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事负责人。中国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党的领导在政府之上。他善于调解矛盾，能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因此有很高的威望。” 文章又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意味着他的接班过程顺利。在2007年的党代会上，他被选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排在被视为胡锦涛的钦定接班人李克强前面。然后，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而李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新形势下接班人产生的新模式：“精英阶层努力寻找一种领导人产生的方法来避免一党制国家的缺陷，而一切都是那么理想。接班人的问题往往能导致竞争对手间的战争，尤其在毛泽东逝世后。但是，我们对习近平的当选几乎没有任何认识。显然，他是被最广泛接受的中国第五代新领导人，不仅对于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会来说，而且包括大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和前党总书记江泽民。这个空前一致的领导人产生模式是在胡锦涛的治下发展出来的，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主义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文章对习近平的家世和成长经历不惜笔墨加以描述：“他1953年6月生于中国西北部的贫困地区陕西省。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一个老共产党员，1959年到1962年任副总理，但是在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在毛泽东、红卫兵、四人帮手中，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因父亲的‘罪孽’，习近平被‘下放’到农村，还被拒绝加入共产党。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赢得权力斗争，习家命运随之好转。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国南部广东省省长，1978年年底在广东率先推行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习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一个靠近香港边境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制造中心。他的亲信里有胡锦涛。在其晚年，这位老共产党员表明了他独立的见解，如，对扩大改革的争论、对1989年镇压六四抗议活动的批评。习仲勋的这些自由言论没有阻碍他儿子的崛起。在1974年终于成为党员后，习近平进入一所北京的顶尖大学，在那里他毕业于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主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在学习了化学工程课程后，他到国务院（相当于政府）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党内不断提升，他在中国中部、继而在东部沿海的福建省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从那里他转到邻省浙江工作。浙江省民营制造企业密布，他支持工商业发展，并赢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声誉。2007年，在原上海市委一件重大的政治腐败丑闻被揭露后，他升任特大城市上海的党委书记”。 习近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是在上海工作以后。文章指出：“习近平在2007年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搬到了北京。他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督导香港以及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该校是共产党培训官员的最高学府。作为即将接班的下任主席，他已经访问了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美洲。根据遇见他的人回忆，习近平温文尔雅、兴致勃勃、和蔼可亲。然而，在墨西哥访问时，他抨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情绪显示出他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骄傲，以及对政府拿出1.2万亿英镑救援方案保持经济增长10％而感到骄傲”。 文章这样断言：“新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努力克服其余的大问题，如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生态破坏、根本上的政治问题腐败。这些都关系到共产党是否可以保持其权力，或者，如果中国要发挥其潜力，是否必须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鲜为人知的是，习近平会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他和其他‘太子党’一般都与沿海高增长地区和大企业有联系。在西方，他们可能会同情呼吁政治和法律改革，但现在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由于担心经济自由化将导致政治自由化，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特权，可能倾向于自我防卫的保守主义。如果习近平是这一阶层的代言人，他没有准备松开缰绳的迹象。去年，他在党内主管取缔任何异端包括网站的工作。今年5月，他告诉官员和学生，他们应该学习党的理论和避免‘空话’，因为‘不健康’的写作会损害效率”。 文章最后说：“如果不怀疑习近平2012年的继位，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使用权力。中国式协商一致的领导，可能意味着谁是党的最高领导都没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早已逝去。该国是由试图应付变化世界巨大挑战的管理者经营。习近平是中国未来十年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习近平与人说起他7年的流放生活时，曾平淡地讲过：“我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里说：“从广泛的采访和中国官方出版物来看习先生的过去，他的崛起结合了政治敏锐性、家庭关系和灵巧的思想。就像他将运行的国家一样，他会更加灵活地保持共产党的首要地位，同时使经济增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该报还认为：“习先生可能比胡先生有更广泛的党内支持，可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尝试新的思路。与此同时，不确定的是他怎么在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系统里保持权威。习先生也比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先生在掌舵时，与军方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主持中国最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试验，其中包括吸引外资、私人公司中党组织的发展和扩大政府对优秀创业家的支持。这给了习先生那种政治和经济经验，这是胡先生登上高位后所缺乏的”。文章还说：“他比胡先生少了僵硬的话语，……与呆板的胡先生不同的是，习近平在最近几次发言中对西方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攻讦，他曾经警告对中国崛起的批评：‘停止对我们指手划脚’，但他的女儿化名就读于哈佛。习先生的上位，是通过建立高干的支持，特别是江泽民集团的支持，同时培养谦逊和自力更生的形象，尽管他有显赫的家庭关系”。 《纽约时报》的文章以习近平处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力项目的方式为例，推崇他为务实作风的集中代表。文章写道：2002年，在他还是一个沿海省份福建的省长时，美国柏克德公司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已投入近7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因与规划官员的纠纷，在失败的边缘摇摇欲坠。在回避外企高管要求会见的一再请求后，习先生同意于省长官邸就这个项目和美国商业顾问一起谈谈。这位美国商业顾问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就结识了习先生的父亲。习先生解释说，他不能为争议而干涉其他官员的权力。但他表明，他密切关注和支持该项目，并承诺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满足投资者的要求。这达成了一个妥协，允许电厂开始运作。顾问希尼•小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Jr.）说：“我想，这个人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该报还提到，习近平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许多务实的思想扎根于那时，而且还对我产生永久的影响”。他对西方的看法仍然难以猜测。根据“维基解密”得到的外交电报，他曾经在晚餐时告诉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喜欢好莱坞关于二战的电影，因为有正义感。他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讨论别的问题时，意想不到地批评一些中国电影制片人忽视了他们应该促进的价值体系。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他在海外华人听众面前，捍卫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成绩。他表示，他不耐烦外国人担心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新力量。”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兼职高级研究员潘文（John Pomfret）说，对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小的担心，两年前他在墨西哥的一些评论，相当民族主义和大气。“……美国人为什么要窃听我们呢？看看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我们是你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你们的老师。”另一位专家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说，如果公众的压力足够大，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可能更适合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善，但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争取民主变革的压力已从底层发起。贫富的巨大差距“正在促使巨大的不满蔓延，有些领导人将不得不肩负更多重任，而不仅是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 西方对习近平接班以及接班后的中国政治走向，颇费猜测。《华盛顿邮报》的基思（Keith B. Richburg）写道：中国领导人在等待一个著名革命家的儿子习近平接班，他成长中经历的痛苦比特权多得多。……问题是，习近平一旦上台，是否会选择效仿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治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