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2012-06-01 本文探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如何才能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 （2012年5月在波恩国际气候谈判“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的核心和支柱，也是全球长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指导原则，“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具体体现。“公约”3.1条强调了：“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3.4条也提出“各缔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全球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 发达国家过多挤占全球碳排放空间，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承担与其历史责任和科学的要求相符的大幅度减排责任是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发达国家人口仅占全球的20%，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累积的CO2排放已占全球的75%。按人均累积排放量测算，发达国家的排放早已超出其应有的份额，造成了全球大气环境容量使用的严重不公平。“公约”订立20年来，虽然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占全球的比重有所增长，但按人均累积排放量计算的各国历史责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人均排放水平仍将高于发展中国家，但过去和当前采取的减排行动和对未来的承诺力度严重不足，与其历史责任极不相称，与科学要求也有很大差距。这实质上是持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不断扩大和制造新的不公平，进一步挤占和压缩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空间，削弱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在当前和未来承担与其历史责任和科学的要求相符的大幅度减排责任，减少公平差距，是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进展的基础。 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的前提。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但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和灾害却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承担，发达国家不仅应率先深度减排，而且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这是其在“公约”下的义务，也是对其历史责任的后果和削弱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的一种补偿。当前资金和技术缺乏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瓶颈和关键。据UNDP估计，2030年前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和减缓的成本为2490～1371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仍远未到位，2013-2020年的中期资金没有作出安排，长期资金也企图推给市场和私人机构，更不落实，“公约”下的技术转让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据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贡献已经大于发达国家，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应对气候变化应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避免损害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当优先需要和努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互相依存。“公约”中特别指出：“应当以统筹兼顾的方式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协调起来，以免后者受到不利影响”，同时提出：“发展中国家为了迈向这一目标，其能源消耗将需要增长”。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初即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的发展，其后40年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仍继续有所增长或稳定在高位水平，多数发达国家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仍处于峰值平台水平而没有显著下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发达国家滞后几十年到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中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规律，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剥夺的“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当前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尚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的年份也将滞后发达国家相当长时期。回避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大幅度减排与充分的资金技术支持，一味地要求发展中国家过早和过快地达到峰值，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只会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损害发展中国家扶贫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努力。这种把减缓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立起来的做法，最终会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公约进程的支持和信任，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当前加强减缓努力的关键在于各国都应以2℃温控目标为指导，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国国情，做出各自积极的努力。 全面落实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权益，促进“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目前和今后的谈判要以公平原则为指导，全面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反映到谈判结果中，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制度保障，防止出现进一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的不公平。 “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是“公约”谈判中长期持续的实质性议题，应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在今年内和今后的谈判中要进一步加强研讨和交流，增进各方的理解和共识，以促进“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在本次会议结束后应建立相关的工作进程，在共同愿景的案文和今后更广泛的谈判中进一步定义“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5-31 整个民进党党主席的选举如果无法造成两岸政策转型的有利舞台，那民进党是否真能在两岸政策上达到转型成功的目标，答案可能是很令人失望的。 民进党五月份的党主席及中常会决策权力改组，多达五人登记参选党主席，其中只有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为中生代，其余都被认为是旧世代的人物。目前以苏贞昌实力最强，当选最有希望，其两岸政策的主张及理念，是否可以带动民进党转型，受到密切关注。但依现有情势看来，民进党要想到大陆政策上大幅修正，并不容易。 民进党中生代严重断层 依照民进党中央的登记情况，共有苏贞昌、许信良、苏焕智、蔡同荣和吴荣义登记参选，这样的登记人数创下民进党的先例，而登记人的年龄也显然偏高，这代表了几种意义。 首先，就是民进党内自2012年“总统”大选溃败之后，立即呈现群龙无首的情况，再无有实力的派系或者人物可以独揽全局，或者可以进行人选的协调，因此包括一些毫无希望的人选也都出来登记参选。 这部份尤其以“独派”的分裂最为明显，例如“台独”旗帜鲜明主张的蔡同荣，也无法获得其他独派人士的认同，于是由辜宽敏支持的吴荣义也参与选举。辜宽敏近几年以其庞大的财力，已然在民进党内培养了不少的人马，例如台北市议员简余晏、前民进党发言人罗致政等。 其次，这次党主席由这些人出场登记，也代表民进党中生代暂时无法接班。尽管外界要求世代交替的声音很大，也要民进党换个新面孔来领导，但是民进党的中生代实力太弱，中生代严重断层。 去年“总统”大选，本来被看好的中生代是“副总统”候选人苏嘉全，但因为在选举中表现太差，处理农舍等问题荒腔走板，很多人把败选的重大原因指向苏嘉全，以致苏嘉全选后即仿佛退出政坛，更别提在民进党接班顺序里占上一席之地。据了解，苏嘉全现在避居台中，意图借着2014年的“五都选举”，再次投身台中市长选举，复出政坛，但是否成功，仍无定数。 除了苏嘉全之外，其他很多中生代“立委”如陈其迈、林佳龙等，虽是被看好的政治明星，但却没有服众的魅力，更没有领导力，由胸襟和气度来看，短期之内，看不到接班的可能性。 最后，这么多人登记参选，明知苏贞昌已经稳操胜算，独尊天下，但仍然有那么多人想要与之力拚一场，企图“卡苏”，显见苏贞昌在党内的人和有所缺失。这也许不会影响这次选举的结果，但却埋下日后反苏的种子。 尤其这次许信良出来参选，以保卫蔡英文2016年参选“总统”之名，已经隐含了日后反苏势力集结的讯号。未来只要号角一吹响，苏贞昌领导的党中央，可能就要面临强大的反制力量，让苏贞昌有跛脚的感觉，党内的权力无法因为新主席上任而得到平稳的结果。 侯选人两岸政策均无新意 但民进党党内权力如何演变，毕竟与外界关联性较小，外界关注的是，这样的权力演变会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起什么作用？是良性作用还是不良的走向，这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目前五位党主席候选人还没有进行辩论会，也看不出来具体的辩论主张，但由现有的状况来看，五位候选人都没有在两岸政策上提出太多的新主张。 苏贞昌认为民进党大陆政策有问题的不是政策和原则本身，而是执行的灵活度。苏贞昌提出，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原则不变，方法要灵活”，要积极搜集中国的一切资料，认真研究并加以讨论，未来在党主席任内，会恢复中国事务部，甚至在中国事务部之上，成立“中国政策委员会”，延揽党内重要的干部学者专家，持续不断地讨论，但不会举行你死我活的辩论。 苏贞昌也为目前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进行辩护。他认为民进党并非没有中国政策，也不是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民进党要调整的是，对中国政策的态度和方法，而非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例如，不要让人有逢中必反的印象，否则等到选举时，对手一耳光打过来，就等于宣告民进党死刑了。 苏焕智也是认为确保台湾主权是民进党的基本立场，不能轻易动摇，否则将面临泡沫化的危机。他认为一定要捍卫台湾主权，维持现状。苏焕智还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九二共识”才是改变现状。 “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蔡同荣对于两岸政策，依然旧调重提：他一旦当选党主席，还是会在全台各基层举办“顾主权”的说明会，并且会每年上千场不厌其烦地宣导，务必教育人民“九二共识”会让台湾没有退路，要让人民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另一位也被视为“独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吴荣义则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台独”党纲符合事实，不必修正。他与苏贞昌一样，都认为是执行与态度的问题。吴荣义认为，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要以台湾为主体性，做法可以有弹性，包括两岸要坐下来谈、协商都可以，但不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 吴荣义主张发起二次创党运动，找回创党精神，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台湾主体性，《台湾前途决议文》即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要改变现状必要透过公投。 吴荣义曾任民进党时期的行政院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谢长廷。不过，吴荣义这次出马参选，外界不认为他是代表谢长廷，而是代表颇有财力的辜宽敏势力。至于他与蔡同荣，究竟会不会协调出一人，其实已经不重要，因为即使协调出一人，在党内的实力都无法与苏贞昌相比；即使吴荣义是学者出身，现在也是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但他在两岸的论述上，并没有特殊之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5-25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外界有不少人担心香港在回归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首先要稳住香港的商界和公务员队伍。回归近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成功实施，香港继续得以保持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维护商界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还需要一个有魄力的特区政府领导团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妥善处理香港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2012年4月，胡锦涛在接见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时候，特别指出梁振英的“稳中求变”的竞选政纲和政策主张符合香港大多数人的期望。温家宝在近年也多次指出，香港要切实解决深层次矛盾。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明，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解决香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矛盾。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改变“西方国家经济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的被动局面。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支持。 善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香港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价格不断上涨，以致社会上对“地产霸权”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这个矛盾的根子是香港政府过往缺乏长远和清晰的土地供应和房屋政策。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土地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 香港政府过去也做过不少努力，试图让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对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很不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更愿意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主要面对大陆游客的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同时，住房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品和投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的民生需求。一旦这种基本的民生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很容易激发很多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对香港大多数市民来说，住房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这也成为划分他们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随着房屋价格快速上涨，住房很容易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香港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能力购房置业，他们就无法享受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好处，反而成为高房价的受害者。尤其是“八十后”无力置业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转变为反政府的行动，并容易在政治上为香港反对派政治团体说利用。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保证加快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经济适用房）的兴建所需要的土地之外，还必须保证私人楼宇市场的土地的稳定供应。而在人多地少的香港要解决好土地的长期供应问题，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香港有限的土地资源。 回归前，港英政府采取以维港的港岛、九龙两侧填海为核心的土地开发策略，主要基于两项地缘政治的考虑：一、维港两岸才是“自己”割让得来的土地，九龙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只是防范北方来客的缓冲区；二、维港填海所得是“处女地”，任由处置，毋须陷入在新界收地时的利益纠葛。但在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的今天，在维港两岸填海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新一届政府必须思考新的土地来源。 与港岛和九龙市区高密度的发展不同，新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就低了很多。港英政府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界实施“丁屋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可申请一次在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3层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目前丁屋用地占据了约2000 公顷的乡郊居住地的相当部分。“丁屋政策”保护了香港“原居民”的利益，但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来说，这样低密度、缺乏规划的丁屋发展模式，对新界土地的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浪费。 另外新界还有大量半开发、半废弃的农地，即所谓的“棕土”地带。其中约655 公顷，是获城规会临时许可的露天货柜堆场、危险品存放场或货车停放场，再加上约125 公顷的非法堆放区，已使新界不少地区变成环境恶劣、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的废料场。 新界“丁屋”和“棕土”的发展模式，与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同，对香港宝贵的土地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但与此同时，新界“原居民”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这也是在《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因此，可以考虑把允许新界原居民兴建丁屋的模式，改为给予他们“丁权”，即授予他们特定的购房证券，凭此证券可以取得政府兴建的房屋或用于购买私人市场的楼宇。政府可以逐步收回丁屋的土地，重新规划发展。同时，政府可以收购“棕土”地带，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开发。 必须注意到，新界“原居民”与特区政府之间一直存有一些矛盾，而新界“原居民”又是传统的爱国力量，中央政府也很重视他们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特区政府和新界“原居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轻易达成双方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中央政府必须居中协调，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达成大家都接受、又有利于香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开拓本地消费型服务业 国家这些年给予了香港很多支持政策，包括自由行、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EPA）、将香港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等等。这些政策对香港经济的促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政策相对来说，对香港商界的帮助比较大，而普通香港市民则未必能非常直接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而且由于特区政府没有做好相应规划，由自由行和内地孕妇来港产子而引起的一些社会矛盾，对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香港市民都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香港方面在发展经济之外，还应同样正视分配问题。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病疫以至全球金融海啸等危机，但是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仍然有显著的发展。根据统计处的资料，由1997年至201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8.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5-12 黄岩岛对峙事件，是中国破解美国亚洲战略的最佳着力点，必须善加利用，借此来扭转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被动和守势处境。 中菲黄岩岛对峙已经整整一个月，中方态度转向实质性强硬，外交和经济施压开始加码，但主要策略依然是营造气势，手段比较节制。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特点，那就是凡事留有余地，有理也让三分，不像美国那样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这两种风格各有优劣，关键要看结果。笔者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动用手段，那就不要轻易收手、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菲律宾服输为止。 对此次中菲对峙事件，中国既要顾及眼前，更要看到长远；既要顾及局部，更要看到全局，因此不能含糊，斗则必赢，借此来扭转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被动和守势处境。 笔者提出三点看法，抛砖引玉。 第一，菲律宾本届政府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反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交和国防决策被亲美势力所掌控。因此，中国的斗争目标应该锁定阿基诺政府中的亲美分子。一是要做好持久对峙的准备，通过压倒性的海上优势，消耗菲律宾的斗志和毅力，让阿基诺政府最终认识到亲美势力和亲美政策是失败的，从而使亲美势力陷入无计可施的被动和孤立境地；二是逐步加大经济制裁，让菲律宾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后院起火，打乱其对抗中国的政策和策略，最终目的是要让菲律宾的亲美势力背上经济受损和外交失败的责任。 第二，从地缘政治考虑，这场对峙不只是中国与菲律宾的较量，而更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反华势力的较量。打击菲律宾的反华势力，可以震慑其他国家的反华势力。中国与菲律宾较量的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发出这样的信息：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实行反华政策，中国都不会容忍；中国对付菲律宾的态度和手段，就是对待其他国家反华势力的态度和手段。 第三，从更大的战略来考虑，黄岩岛海域的对峙是中国应对和破解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绝佳机会。菲律宾在本地区与美国里应外合，无视中国的存在，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中国应不失时机，痛打出头鸟，以此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发出警告：谁要挑头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谁就得付出惨重代价。最近两年里，某些国家看到美国气势汹汹地“重返亚洲”，心中窃喜，并且或明或暗地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一直没有适当反击的机会和决心。此时，没有自知之明的菲律宾自动送上门来，中国正好可以拿它开刀，迫其缩头，借此杀一儆百。 总之，黄岩岛对峙事件，是中国破解美国亚洲战略的最佳着力点，必须善加利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2-05-11 加强中日金融合作，对推进双方经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中日两国可继续推进多边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加强两国货币金融政策协调、深化两国金融市场的合作、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真正实现互利双赢。 [内容提要]  加强中日金融合作，对推进双方经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中日金融合作在东盟“10+3”等多边区域合作的框架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深化中日金融合作应把握“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创新思路，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三大基本原则。具体看来，中日两国可继续推进多边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加强两国货币金融政策协调、深化两国金融市场的合作、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真正实现互利双赢。 [关 键 词]  中日两国；金融合作；基本原则；合作模式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经济总量前两位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在经贸领域，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在金融领域，两国目前的合作还相对滞后。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待深化，国际金融危机动荡不断，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加强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扩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深化合作内容，对于两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 一、中日金融合作的意义 金融合作是当前中日两国整体经济合作的短板。加强中日金融合作，对推进双方经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1.促进两国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合作是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推进中日金融合作，扩大金融合作领域，对以通过带动和扩大双边投资贸易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加强，2011年双边贸易额由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约10亿美元提高到近300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都带有一定的出口导向性质，金融合作可有效提升双边投资贸易的便利度，降低双边投资贸易过程中的金融成本和风险，为两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欧美经济疲软的态势预计将维持相对较长的时期，在这样背景下，以金融合作促进中日两国实体经济发展是两国应对外需放缓对经济影响的突破口之一。 2.维护两国金融稳定 中日两国由于各自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政策方面的阶段或特点，包括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的升值预期和日元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下的套利空间，使得中日两国近年来均成为国际短期资本冲击的目标地，在不同程度上，两国均面临国际短期资本冲击的风险。 短期性资本的频繁流动，对两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是物价和金融市场波动难以控制的外部因素。中日两国加强金融合作，共同应对短期资本的冲击，对维护两国金融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中日通过金融合作，加强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分享与政策合作，也将对两国维护金融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3.深化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 中日两国的经济总量分别位列亚洲前茅，同时中日两国又是“东盟10+3”和东盟“10+6”等区域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既包括两国之间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各种区域合作框架之下的合作。中日加强金融合作，创新合作模式，深化合作内容，既是亚洲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推力。 总体而言，亚洲现有的经济金融合作模式还相对松散，经济金融合作的潜力还有待挖掘。作为经济总量位列亚洲前两位国家，中日两国以金融合作推动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是两国的理性选择。 4.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动力...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2-05-09 随着中国银行业步入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中外资银行竞争将会集中于高端客户领域，私人银行业务必然成为竞争的焦点。 【摘要】  私人银行业务是指以财富管理为核心，面向高净资产客户所提供的顶级专业化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和广泛的金融服务。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及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加快金融创新的需要，也是应对外资私人银行竞争的需要。随着中国银行业步入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中外资银行竞争将会集中于高端客户领域，私人银行业务必然成为竞争的焦点。当前中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面临着众多的制约因素，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促进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 关 键 词  私人银行  发展现状  瓶颈突破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状况 1.私人银行的含义与缘起 私人银行最早起源于瑞士，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行业，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非常盛行。私人银行并非是指银行组织的私有产权属性，而是指以财富管理为核心，面向社会富裕人士所提供的一种个性化的高端金融服务。 关于私人银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美国众议院有关法律的规定，私人银行是指向拥有高净资产（HNW－High Net Worth）的私人客户个别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中国银监会认为：“私人银行服务是指商业银行与特定客户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合同，客户全权委托商业银行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计划、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式，代理客户进行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操作的综合委托投资服务。” 这是国内首次正式提出私人银行的概念。 显而易见，所谓私人银行就是指以财富管理为核心，面向高净资产客户所提供的顶级专业化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和广泛的金融服务。可以说，私人银行是金融机构中为最高端的理财服务，是专门为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富裕阶层服务的。其显著特点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服务涉及广泛领域，由专职财富管理顾问提供一对一服务，产品组合个性化、服务态度人性化、投资水平专业化。近年来，私人银行业务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已成为驱动银行国际化、占领全球银行业制高点的动力。私人银行业务在国外经过了许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完整的产品和服务体系。 2.金融机构抢滩私人银行业务 2007年，中国银行率先在中国国内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此后，私人银行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从外资金融机构到国内金融机构，从大型国有银行到股份制银行、从城市商业银行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各类金融机构都在争先恐后地进入这一市场。 2010年年底，已经有16家外资银行机构在中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其中包括汇丰银行、花旗银行、JP摩根、瑞银集团、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和法兴银行等。 2010年年底，在中国私人银行市场上，有113家银行机构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其中包括5大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9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据中国银监会统计，中国银行业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的资产规模，已从2005年末的2000亿元人民币，猛增至2010年末的1.7万亿元人民币。从各家商业银行披露的情况来看，都在竭尽全力拓展私人银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