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6-21 对民进党这样一个长期由基本教义派占据的政党，中共方面应该了解其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深入了解其想法，以及其与基层党员的落差何在。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结果5月27日揭晓，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以5万多票赢得党魁宝座。他的胜出本是意料中事，但其得票刚刚过半，以50.47%的得票率创下民进党党主席直选以来的历史新低。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贞昌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权威掌握全局，带动民进党冲出败选后的困局，带动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 党主席选举为何平淡无奇 从透露参选党主席的意向以来，苏贞昌一直是被看好的党主席候选人，这是民进党内外一致的看法，但这次选举如此平静，没有火花、风浪，则是出乎意料的。尤其是向来擅长提出两岸政治新论述、曾担任两届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在竞选过程中并无如外界期待得那样提升民进党两岸转型辩论会的表现。在三次辩论会上，他的两岸主张说得四平八稳，论述并无新意，丝毫点不燃民进党激辩之火。 许信良熄火不仅让民进党三场辩论会顿失颜色，也令民进党未来是否可能在两岸政策上转型招致质疑。 一来，一个刚从大选中败选的政党，遇到党内权力高层的更迭选举，却完全忽视败选的原因，装做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挫折一般，包括苏贞昌、许信良在内的五位候选人皆是如此。民进党内为了求团结和谐的表象，全都噤声。即使像许信良和蔡同荣、吴荣义在两岸政策上南辕北辙，但辩论会中完全显现不出两方的差距，也让人摸不清楚民进党内两岸政策转型的方向。 二来，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党内气氛已趋于保守，就如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所形容的“已经官僚化”，对于主张和论辩接近“无行为能力者”。如果在权力争夺下，都无法刺激引爆，那在未来两年新的党主席任期内，可能更无任何的转型动力。也就是说，蔡英文所提到民进党需要新的思想运动，可说是遥遥无期，尤其在2014年“七合一选举”之前各派系忙于选举，更别提了。 剩下最可能的时间就在于2014到2016年“总统”大选的期间。但这种匆促之间的转型和调整，很难不被选民挑剔是为了选举而做的改变，并非真心诚意，届时也无法取信于选民，以致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又将选票投向了两岸关系上一直保持稳定开放的国民党，再次重演2012年的结果。 许信良“熄火”背后的政治信息 在这次党主席选举中，许信良的策略和得到的支持率值得注意，这也是观察民进党未来两岸转型的可能性参考。 许信良此次选举只获得2,000多票，而他这次最奇特的竞选策略是将自己与救扁、赦扁的基本教义派绑在一起，期待自己既可以得到基本教义派的支持，也可以因为自己过去在两岸政策上大胆西进的形象而得到党内两岸政策开放派的支持。简单地说，想要左右逢源。但是，一个多月来的选情显示，许信良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不仅无法左右逢源，却让其选票左支右绌，既拿不到基本教义派的票，也让其开放派的选票流光。 台湾《新新闻》周刊所做的民调显示，分别询问民众，五位参选党主席的人选苏贞昌、苏焕智、许信良、蔡同荣及吴荣义之中，谁最能够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施政。其中，苏贞昌得票高居54.6%，其次是苏焕智9.1%，许信良为7.5%，蔡同荣为3.8%，吴荣义的3.5%最低。 这个调查题目之所没有问谁最有可能当选，而询问谁最能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主要是考虑一般的选民容易把当选机率和自己期待作连结。因此，这个问题除了仍然询问出当选的机会外，还代表着受访民众对于候选人的印象分数。 在五位候选人之中，苏贞昌居冠是意料之中的，但许信良略输苏焕智则令人有些讶异。因为苏焕智虽是这次党主席中生代的代表人，但他平日拙于口才，充其量只是民进党内一方地方诸候，同时政绩并不太好，常被取笑。如果不是因为在台南县，受到陈水扁祖荫的庇护，他甚至无法连任。但几次辩论会下来，苏焕智表现务实，言之有物，把自己过去在全岛政治舞台欠缺的表现，硬是补救回来，使他即使无法得到胜选的支持，却得到若干党员的认同。 相对之下，许信良的竞选策略最矛盾也最诡异。他放弃外界认为对他最有实力的两岸政策攻势而打出救扁的主张，同时和蔡同荣不约而同地质疑苏贞昌人格特质过于公私分明，不适合作为团结民进党的党主席人选。 许信良还举出苏贞昌在“省议员”期间的往事，指其不让时任“省主席”的李登辉请假回家探视病重的儿子李宪文，是过于不讲人情。此事遭到苏贞昌及李登辉办公室的否认，但许信良和蔡同荣仍在第三场辩论会继续追击。苏贞昌一度被迫发动党中央和“立院”党团发表声明，呼吁同志之间不要作人身攻击，并且在辩论会中极力为自己辩护，并祭出软性诉求，会自我反省、调整作风。 从民调看，许信良的作法并没有得到基层党员认同和外界的共鸣。在政党倾向是民进党的受访者之中，60.4%的人认为苏贞昌比较能够带领民进党走向监督政府之路，其次是苏焕智（14.8%），吴荣义占5.8%，蔡同荣占4.9%，许信良仅3.3%。 在整体受访者排名第三的许信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却排名最末，显示着民进党的支持者与外界的看法存在着显著落差，在基本教义派这部分差距更大。 这些在在显示许信良此次选举策略是大大的失败：大打赦扁牌并未得到党员的认同，反而令他无法再次展现在两岸政策上大胆开放的形象，无法吸纳比较开放或者中间立场的党员，亦即无法从苏贞昌的票源挖到票。如果这只是许信良个人策略的错误，确实没有什么可令人担心的，但是打着赦扁主张的许信良，在党内外支持度落差如此之大，其实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民进党想要在两岸政策上转型，将遭遇基层党员相当大的阻力。 这五位候选人之所以不肯在党内选举里谈大陆政策转型，因为他们深知，具有投票资格的党员并不喜欢这个议题，所以他们远远避之，宁愿忍受外界对他们没有政策主张的质疑，也不愿得罪选票在手的党员。 一位南部的民进党立委曾经估计，所谓基本教义派的党员，可能只占有民进党三成左右，但这三成却是最有发声能量及意愿的人。未来这三成的基本教派仍然会是左右民进党的走向。...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6-20 [摘要]：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然后就在此时，欧盟单方面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将正式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本文分析了EU ETS对中国民航国际航线造成减排压力的实质目的，首先，中国民航减排压力逐年增大，直接束缚中国民航国际航线发展；其次，欧盟将不公平的无差别减排方式合法化；第三，欧盟以民航行业减排为突破口，进一步在全球其他行业复制无差别减排。最后，本文提出了应对这一减排压力的策略。 关键词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航空 温室气体 1.背景1.1 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 2010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192.97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63.02亿吨公里，增长48.5%；完成旅客运输量0.19亿人次，比上年增 加0.05亿人次，增长31.1%；完成货邮运输量192.6万吨，比上年增加66.5万吨，增长52.8%。航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99亿元，比 2009年增长40%，利润总额351亿元，比2009年增加294亿元。全行业国际航线运输收入水平3.45元/吨公里，比2009年增加0.16元 /吨公里。其中全行业国际航线客公里收入水平0.59元/客公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客公里；全行业国际航线货邮运收入水平为1.77元/吨公 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吨公里。 在中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份额中，中欧航线无论从运力投入还是盈利状况衡量，均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民航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国际航线。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对于我国执飞欧盟航空公司的影响将决定中国民航未来的发展。1.2 欧盟将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概况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通过规定排放“上限”与进行配额“交易”实现欧盟减排目标的市场措施。该体系通过各成员国国家分配计划（NAP）执行，并依靠“监测、 报告和核证”（MRV）制度进行监督。二氧化碳排放实体每年都须监测和报告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上缴规定的免费排放配额，该上缴的配额数量需与其分配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等，否则将面临每吨100欧元的罚款。 2005年1月1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第一阶段交易期自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涵盖了欧盟所有成员国近12000个能源...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6-19 越来越多的非白人福音派和年轻基督徒的立场改变，可能重塑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并对总统大选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依旧认为，福音派只是单纯依靠宗教理由来决定其投票意向，那么他可能将会损失8,000万张选票。 到过美国的人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且维持得相当好，到了周末，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而且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更有很多青少年，构成一幕具有美国特色的景象。 宗教影响美国社会至深 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美国是由欧洲的新教徒在十七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建立的。第一批新教徒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帆船到达美洲大陆，正值严寒的冬天，由于环境的艰苦，他们中有100多人没能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但这批开拓者最终还是在这片全世界最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建立起一个年轻的国家，通过几百年的规划和发展，开疆拓土，摆脱宗主国英国而独立，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从历史来看，大多数美国人对上帝的感恩是虔诚的。 作为一个宗教大国，美国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信教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全国大约有335,000个宗教团体，300,000多个新教和其它基督教教堂，以及22,000个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美国的非基督教宗教团体估计有12,000个。美国教堂数量的增长也是惊人的，新的教堂建筑同住房建筑齐头并进，全国教堂加起来足以容纳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根据盖洛普的研究，约40％的美国人（近1.18亿人）在周末参加教堂活动。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是罗马天主教会，2005年时会员就达6,700万人；南浸信会是最大的新教教派(属福音派)，拥有1,600万会员；联合卫理公会是第二大的新教教派(也属福音派)，有800万会员；摩门教教会则拥有550万会员。 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上的多。每年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次约十几倍于观看体育比赛的人次，而美国人贡献给宗教事业的金钱也十几倍于体育的花费。甚至连美元上也忘不了感恩“上帝”——所有的美元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足见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力之大。 基督教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教，基督教文化也演变成了美国的主流文化。在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系统中，文化系统是以基督教文化精神为核心的，在今天仍然影响主流社会。《圣经》始终是美国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年销量高达900万册左右。 在美国的华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增长很快。华人教会已从五十年前的66所，增加到现在的1,000多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美国华人加入了基督教会，总人数已达100多万之多。 但另一方面，美国又非常世俗，金钱第一，物欲横流，好莱坞就是个例子。因此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正不断受到物欲的强力冲击。美国的普通学校并不教授神学，教科书也没有把上帝写进去，美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正副总统必须要有一个是基督徒。美国宪法对正副总统的选举只有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移民后的人都不算，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才算）；二是年满三十五岁；三是在美国居住最少十四年。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谁都有资格参选。但是，一位没有信仰的人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也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的宗教除了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巨大外，事实上它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也关系甚大，因为不同信仰的人对美国各级选举投票的结果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态。哪个政党能争取到主流宗教团体的支持，就较易赢得总统大选。 福音派历来较为支持共和党 福音派基督徒这一名词曾用来泛指基督教新教的各宗派，现在指的是相对于新教“进步自由派”而言、坚持保守教义以及照字面解释《圣经》的新教信徒。大部分福音派人士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 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国人数最多、活动力最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同“重生”，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的中南部地区，这也是美国人口出生率较高地区。 美国福音派绝大多数人反对同性婚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往往比非福音派更反对用额外款项资助公众教育、救济失业和援助穷人。2010年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一项民调显示，在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其中一半赞成递解非法入境者出境。以福音派基督徒为主的宗教保守派是共和党最可靠的支持者，他们的党性最坚定，即使福音派教会上层接连发生同性恋和征募娈童的丑闻也没有动摇他们的立场。当年小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的最大成就，便是以宗教和“道德价值”为号召，牢牢抓住了这一“贫穷、未受良好教育、易于引导”的重大票源。福音派基督徒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福音派强调个人意愿、选择耶稣和追求道德生活。他们曾受欧洲国家和国家教会的迫害，并在美国早期艰困的开拓生活中形成了警惕政府和自力更生的特质，强调要站在政府的外面“对权力说真话”。当出现腐败、社会不公、政府越权时，他们会像其他民间社会团体一样扮演着批评政府的角色。第一次“大觉醒运动”（1730年代和1740年代的“福音复兴”）便是一场美国反独裁的精神运动。在19世纪，出现过相当激进的福音民粹主义，其主张往往是反政府、反银行家和反地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基督教福音派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最早的批评者之一。福音派曾三次推选其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96年、1900年和1908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福音派依然不愿直接介入政治。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像许多美国人一样，福音派信徒看到了社会上充斥着“自我放纵”的嬉皮士、“没骨气”的反越南战争示威者、公民权利的“施舍”者和实施扶贫计划的民主党人，他们第一次加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中，认为要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国家。 虽然40年来福音派一直是共和党的堡垒，但福音派曾极力避免被视为与任何政党结盟。而过去十年，随着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福音派不时与共和党的政策发生冲突。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Evangelicals，NAE）为反对小布什政府，颁布了“禁止酷刑基督教宣言”。在2010-2011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NAE抗议共和党削减预算方案，并在2011年年底再次提出抗议。南浸信会公约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兰德（Richard...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今后三十年就应该以民生建设与培育公民社会为中心，到了第三个三十年，就是发展成熟的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时期。 五、走向新的改革 从中道立场上重建改革共识 当然，以上有关转型危机状态下出现极左翼、极右翼以及国家主义的三种前景的预测，只是对特定危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趋势的一种理论逻辑推衍。这种推衍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警惕极端思潮的危害性，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困境，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至（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上世纪初期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都经历过贫富两极分化、垄断性利益集团、权钱勾结、弥散性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等各种不良症象。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的本身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的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笔者在一次讨论会上听到的一位企业家的朴素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急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现在中国“沉默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虽然，在面对转型中期的发展困境时，左右激进主义派往往把上述这些发展综合症简单地纳入到左右激进教条中来解读。左派要发动底层再来一次文革，右翼的自由激进派则认为移入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者认为，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困境，持之以恒，中国可以就在国家之外，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也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共产党内部先改起，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要持之以恒，走小走、走稳步、不停步，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使出现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也并不可怕。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保守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从分田到户到厂长负责制，都有着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或抵制。然而，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不但会起来造执政党的反，而且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改革的关键：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 正如本文前文所指出的，中国转型期五大困境的产生原因，关键还是与“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有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强势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缺位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威权体制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官员更为有恃无恐。朋党化、自利化倾向更为膨胀，腐败更为不受约束，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与社会创新力退化等现象均与此有关。“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在面对社会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大维稳”模式又进一步抑制社会自主组织的正常发展。 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实施协商与监督功能，可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同时要发展地方自治，让地方在探索宏观社会发展路径上，有更大的自主试错的自由。 大一统体制的危险在于，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抑制社会地方与民间的自主性，使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无法在社会上存在。缺乏多元整合，一旦陷入危机而要改革时，国家就会面临“上作而下不应”的处境。发展社会内部的多元试错，是克服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中央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以及深圳、珠海多种超前性试验，还有之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沈阳防爆器材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等等，局部地区的尝试与探索，均可以看作小规模的多元试错的成功例子。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政治。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 要心平气和地、理性地看中国当下现实。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现代化逻辑的。执政党人现在所做的，正是后发展民族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令世界赞誉的成绩，也有着百年转型的阵痛。中国成功地与全球化接轨，实现的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未完成的富强事业，三十年的成就，从百年的长焦距来看，即使从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比较来看，并不比当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做得差。 做得不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是后发优势，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已经形成的高水平生产力，本来就等在中国的“家门口”，可以被直接引接过来。中国只要对外开放，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就意味着让整个国家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涓滴效应”的实惠。长期贫困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能迅速把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竞争的潮流中来。...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2-06-19 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尚未上台，但近月来已遭遇诸多考验，当前最受关注的是他为筹组治港班子而提出的政府架构重组建议，备受反对派质疑及阻扰。“一叶知秋”，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未来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未来面对四大挑战 香港近年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研究显示，若以全港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穷线，香港的整体贫穷率高达18.1%。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中，贫穷率更达到20.1%。对此，香港社会早已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怨气。在早前的特首选举中，民意之所以倾向梁振英，其实就是希望改变贫富悬殊、高房价生活压力的现状。 换言之，如何改善贫富悬殊问题，促进民生，将成为梁振英政府未来五年最大的考验，也是新一届特区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在今次特首选举中，反对派代表何俊仁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居三位候选人之尾，但他提出的“反对地产／金融霸权”口号，却引起不少港人共鸣。如果下届特区政府继续坐视不理贫富悬殊这个深层次矛盾，到2017年普选特首时，多数港人恐怕未必会投票给建制派候选人，而会倾向支持一个似乎可以解决民生深层次问题的反对派代表人物，这并不利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 说起贫富悬殊情况，又不能不谈相关的财团垄断香港经济的老问题。特区政府一向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结果造成香港经济长期以来由少数财团垄断的格局。以香港主要的公用服务业为例，除了嘉道理家族控股的中电控股外，其余公司大多由地产巨头控制。 财团垄断香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虽然社会富裕了，但却趋向两极化，基层甚至是中产未必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怨气日深。与此同时，财团与执政者又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关系变得牢不可破的话，很容易产生流弊，包括影响政府施政。 大财团属意的唐英年在今次特首选举落败后，中电公司摆出强硬姿态，向港府提出加价，便被外界解读是香港大财团向信誓旦旦要为基层市民做事的梁振英示威。可以预见，如何处理好金融、地产等大型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分配，对未来的梁班子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经济转型步履滞缓，是梁振英政府上台后即将会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平心而论，香港政府过往并非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回归后董建华执政期间曾力图解决，积极发展高新产业，惟因经验未足及缺乏广泛支持以致后劲不继。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海啸，港府明白到不可以完全依赖金融发展经济，于是在稳定金融业之余，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以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可惜时隔四年，有关产业发展的进度依然相当缓慢。 在此情况之下，香港经济结构单薄问题始终未有解决，后遗症也一一浮现，这包括：香港正逐步滑向边缘化，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正加速赶超香港，拥有多年的全球货柜第一港桂冠旁落，GDP被新加坡超过且很快会被穗深超越。香港的区内国际中心龙头地位随之日渐损蚀。 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后，面对的第四个重大考验是如何处理好两地民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近年两地民众却经常出现矛盾及冲突，如香港孕妇多次上街游行反对内地孕妇涌港产子、内地人在港铁进食引发骂战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港人对内地人赴港抢资源愈发忧虑，另一方面也与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有关。回归之前，香港享有亚洲四小龙的美誉，香港的生活模式也为许多内地民众所崇拜。但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自身竞争力不进而退，其领头羊的角色已渐渐没落。相比之下，近年中国大陆经济却高速发展，GDP跃升世界第二位，富裕阶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变化之下，无疑加快促进了港人出现身份与角色的危机感，内地人一有赴港抢资源或者涉嫌侮辱港人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刺激到部分心灵弱小的港人，令两地民众冲突日益增加。长期下去，将会阻碍香港同内地交流与合作，以及港人的民心回归。 转变理念破解难题 综上所述，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首先，大部分服务业需要大学毕业程度并有专业资格的员工，要搞创意经济及知识经济，对人才的要求更高。然而，回归后，香港始终无法搞好教育改革。对此，新一届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大教育方面的资源，鼓励港人增值。内地在这方面大可以加以配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去年访港时，已宣布容许港生以文凭试成绩报读内地大学，每年学费最高9000多元，相当于香港本地大学学费约两成。但问题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内地食宿等生活开支日益增加，港生回内地升学的成本其实已与香港相差无几。内地政府应积极考虑向港生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奖学金，鼓励更多港生回内地升学，以全面推动香港走向知识经济，并加深港人对祖国认识，以获一举两得之效。 其次，为避免激化社会矛盾，顾及香港的长远利益，未来的香港利益格局势必重塑，政治免费午餐必须终结。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可以鼓励更多内地资金及企业南来，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在南下香港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为内地企业资金找寻出路，还可以在香港创造出更坚定的爱国财团阵营，以及增加内地企业在香港政治经济方面的发言权。 再次，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香港在本地发展新兴产业时，经常面临着包括土地方面成本太高等方面的难题。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两地，在这方面其实是可以发挥互补作用。总而言之，香港具备科研条件，又在管理、推广方面拥有优势，而内地则有土地及人力资源低廉之优势。换言之，内地政府可以推出相关的优惠政策措施，如提供税费、用地等优惠，支持香港高科技企业前来设点，结合内地作为生产基地，连手进行“产学研”合作，互补长短，亦令香港具有优势的专业服务得以在内地开拓市场，同时也可配合广东省以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 此外，香港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近年受惠内地经济发展，但许多中小企业却因为营商成本日渐高企，高租金经济环境而发展难以为继。然而，中小企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不少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维持香港经济稳定增长有着相当贡献。对此，内地政府在协助香港打造成为海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香港中小企的扶助力度。内地政府尤其是广东省相关部门，应与特区政府加强联系，协助港商就拓展内销市场进行宣传工作，为港商和内地企业竞争提供一个更公开、公平和有效率的环境。 最后，如上所述，港人“仇内”情绪渐增，并非全无道理。如内地孕妇涌港产子令香港孕妇床位不足，未来又势令小学学位紧张；内地人来港买楼助推高楼价；钟表店、珠宝店等高档商店在旺区高价抢铺位，变相挤走日常消费的港人。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紧张，令不少港人不安加深。 对于这些两地民众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特区政府责无旁贷，须主动积极采取行动，缓解两地民众抢占公共资源的矛盾。内地在香港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成立专门的网络小组，恒常到香港热门网络讨论区了解香港社会民情，再向中央政府汇报，以尽早发现问题，尽早平息两地之间的矛盾。而内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应提醒赴港的内地旅客要注意言行举止，令港人减少对内地同胞的厌恶感。 《港澳观察》2012年5月期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8 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四、民粹主义崛起后的三种前景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是强势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起到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的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个人呈同质化的、游离状态，由于社会缺乏把人们纳入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这种网络组织可以起到使人们的行为与趋向受到约束与规范的作用），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英文中称之为MASS SOCIETY。法国、德国，尤其是中国、俄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如一窝蜂一样，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受到的是同样的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彼此之间如同马铃薯一样。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能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精英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而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万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得以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销，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但在集权官僚体制组织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收到的信息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大体雷同。遇到同样刺激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第一种危机：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迫使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自由民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不同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大众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单地解释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这种优势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将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的民主宪政改革，来挽回在受治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人们的迫切要求。即使“革命”成功以后，无政府化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反动，并导致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者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进行筹备立宪，没有料到立宪运动把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激活并释放出来。于是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并建立起根本上难以有效操作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北洋军阀混战分裂时代。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激进革命失败的例子。第二种危机：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 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失利群众。由于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中有原教旨的极左反改革派，中层有旨在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失利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挑战现存秩序。 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改革开放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专制帝国出现社会革命情绪，决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专制帝国的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甚至比变革前更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第三种危机：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 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中国作为一个有百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而又在近年来富强起来的大国，如果一旦又陷入经济危机，或与国际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某些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由情绪化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中屈辱的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外向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一个方便的发泄口，这时就特别容易受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的吸引。众所周知，德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它们的发展受到挫折以后，都走上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北一辉这样的人物，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他们的思想受到经济危机中底层大众的支持，并形成冲击现存秩序的强大力量。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现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过去正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充满强烈的国家主义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有人提出，“如果美国干预台湾，我们宁愿西安以东地区在核大战中毁灭，也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有人提出，“中国如果不能做超级大国，就只有死路一条”；有人提出，“看南海上某个地区是不是中国领土，不是看国际法，而是看历史上是不是中国领土”等等。人们还不难发现，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当年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存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有你无我”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与对立面的敌对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教育，缺乏人性关怀，缺乏公民文化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相关链接：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二）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白希桐 2012-06-16 尽管当下立法会选举政治形势出现上述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难以转投对方。因此，双方都会积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今年9月9日，香港将举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与回归后历届立法会选举不同，本届立法会选举首次与行政长官选举同年举行。是次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将会影响新一届特区政府未来四年施政的顺畅程度。若然建制派在选举里大胜，将有助于形成行政与立法的管治联盟，让港府在立法会有足够的支持票，以顺利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有利下一届特首梁振英落实其竞选承诺，推动香港“稳中有变”。 昔日的立法会选举，其投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根据市民对现任政府和行政长官的满意度，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满意度等作一预测。若然选举前夕市民对行政长官、社会状况等不满意度较高，投票时自然会较倾向反对派，以加强立法会里反对派制衡政府的能力。 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刚于今年3月底结束，梁振英将于7月1日正式上任，两个月后便是立法会选举。由于行政长官即将换人，市民对曾荫权的施政，对香港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的满意度情况，未必有助判断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情况，令立法会选举增添变数，政党的选举部署也增添了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梁振英没有往绩的负担，可在候任期间和上任后以政策和行动来争取民意，有利建制派的选情。但是，一旦在选举前夕施政出现失误，与市民对新一届政府的普遍期望出现较大落差，也必然会影响到建制派选情。 政治板块出现移动 本届立法会选举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建制派还是反对派，内部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中，建制派推出唐英年和梁振英两位候选人。在选举中尤其是选举中后期，选情日趋激烈，两阵营的支持者、支持媒体等互相攻伐，甚至两位候选人在电视辩论里互相质问。此外，竞选期间，多名建制派有声望的人士如范徐丽泰、曾钰成、叶刘淑仪等曾积极部署参选，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正式参选，但是都曾公开互相批评，令公众关注建制派内部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建制派内部矛盾公开化，特首选举结束后的“大和解”才令人关注。 建制派当中，自由党的走向尤其值得关注。在此次特首选举中，自由党的大多数选委提名唐英年，至投票前夕，该党党员大会决定不支持梁振英。尽管该党在梁当选后愿意与其会面，但是它是否愿意配合新一届政府施政仍是未知之数。另外，据报导，自由党在是次立法会地区直选中，无论是新界东、香港岛等都部署派员参选，按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经验，其参选势必分薄建制派的票源。建制派之间如何相互协调，也是影响建制派总体议席数目的其中一个关键。 另一方面，反对派的内部撕裂加剧，形成壁垒分明的激进反对派与温和反对派。2010年，反对派中的“社民连”和公民党发起立法会“五区补选”，而民主党不仅并未参与，更派员与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协商，在立法会支持政改建议方案。此役令反对派内部进一步决裂，形成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反对派与以“社民连”为首的激进反对派。 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里，反对派内部撕裂进一步加剧。“社民连”的黄毓民和陈伟业出走成立“人民力量”，并在区议会选举里发起“票债票偿”运动，狙击民主党和民协等。结果，多个选区出现民主党与“人民力量”对撼，一改以往多为反对派与建制派对决的情况。选举揭晓，民主党议席数目仅轻微下跌，“人民力量”却只有一名候选人当选，显示“票债票偿”运动失败。由于民主党和民协受到猛烈攻击，其支持者对“人民力量”等极为反感，已表明与“人民力量”割席，这加大了反对派内部协调的难度。 相较反对派，建制派的协调能力较强，可以尽量避免出现相互抢夺票源的情况。在新增议席的情况下，更多反对派成员希望抢得议席，各派系之间协调的难度增加，例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候选人同时抢夺激进票源，最终可能双双坠马。 积极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尽管当下立法会选举政治形势出现上述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难以转投对方。因此，双方都会积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而中间选民会否出来投票以及如何选择投票方向，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立法会是否需要更多制衡力量。 可以预见，如果港府出现施政失误，反对派可有更多藉口批评政府，更指责建制派在行政长官选举里盲目投票，中间选民或会倾向投票支持反对派；如果港府施政畅顺，反对派则难以寻找其他口实来鼓动中间选民投票支持他们。 在本次行政长官选举中，作为建制派核心力量的民建联和工联会，态度鲜明地支持梁振英。即使两大政团刻意与港府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任何突发事件拖累其选情，但是港府的施政表现始终会对两大政团的选情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新一届特区政府领导班子就职的施政表现将是此次选举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激进反对派方面，经历立法会“五区补选”等事件之后，部分中间选民担心激进反对派势力壮大，要投票将其赶出立法会。尤其近期的立法会“拉布”事件，令不少中间选民认为激进反对派浪费时间和公帑，影响施政。这批中间选民可能愿意投票予政治色彩较弱、愿意协助推动施政，实干而不是胡乱搅事的政团或候选人。这种思潮若然可以成为立法会选举的议题，将有利建制派选情。 基于以上的观察，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策略应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 首先必须加快整合建制派内部力量，在重大问题上配合新政府，务求令其施政更为顺畅。若然梁振英与建制派连内部力量都未能整合，只会进一步削弱立法会选举中建制派的力量。 其次，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不仅特首应继续积极深入各区，支持民意支持，其施政团队也应如是。反对派常常自称能够反映民意，若然港府能够处处做到急市民所急，凝聚社会共识，自会削弱反对派的部分支持力量，减弱反对派利用“七一游行”作动员的威力。在特首选举期间，梁振英全方位地积极争取市民支持，包括探访社区、致电电台、出席论坛、网上论政、发表文章等，向市民解释其立场和政策，社会整体反映不错。 三是新政府成立后应即时公布重大有利民生的政策。特首每年十月份发表《施政报告》，宣布各项重大政策。但是梁振英不能等至十月份，而应尽量在立法会选举前宣布有利民生的政策，以争取市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还要让市民知道，立法会选举对建制派有利，才能可望尽快推动有利民生的政策。在众多政策范畴中，内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和房屋问题是首要处理的议题。 四是可适当争取温和反对派的支持。新一届特区政府的“组班”结果可以说是梁振英提交的第一张成绩单，其成员是否具社会代表性，是各方关注的重点。我们必须看到，经历多次选举，反对派在社会上是有其支持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也壁垒分明。我们可充分考虑这一特点，在港府新班子的构成中适当吸纳温和反对派，不仅有助改变市民对新一届港府过于集中个别建制派政团的印象，以塑造其获得跨阵营支持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会降低中间选民投票予反对派来监察港府施政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