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7-13 中国要重视非洲资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解决好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各自社会发展道路上实现共赢的关系，制定出和世界其它国家在获得非洲资源上既斗争又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面向世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料和能源需求也更为迫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对资源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上往往引发战争。当今的南海问题，既是主权斗争，也是资源斗争。 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被消耗和环境严重遭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国所需的许多重要矿物资源长期处于短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对原料和能源的利用率相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中国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不但在价格上受国际垄断集团控制，而且在政治上也极不安全。这些问题日益尖锐突出，解决问题迫在眉睫。中国除了在地质勘探这一块要深化改革，调整政策，调动积极性，多找矿、找好矿以外，还必须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协作开发，闯出一条快捷又有效的路子。 世界各国竞逐非洲资源 非洲大陆苍苍茫茫，物产丰富，是一块极其富饶的土地，也是一块饱受殖民掠夺的土地。西方曾经带给非洲的是血和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海外殖民地搜刮来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才摆脱被西方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中国人民一直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友好的非洲国家全力支持的结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也为非洲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无私的援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免除了非洲几十个国家100亿美元的债务，充份体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在政治上有着良好的先天条件。 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对非洲资源的渴求也与日俱增。传统上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日本，如今改头换面，对非洲国家实施了种种新政策，施加着它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军事干涉、外交布局、智库谋划、资金调动、财经援助、舆论制造、市场组织、文化渗透、宗教宣传等许多方面。 由于非洲国家的政经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非洲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战，还处在战国阶段，排他性较强。人们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了利比亚战争。西方国家之所以推翻卡扎菲，除了政治因素外，利比亚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石二鸟是西方惯用的手法，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的投资，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顺便还可把中国挡在门外，法国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利比亚反对派把大量的重建合同交给它们。还有苏丹，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中国所进口的苏丹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7%。但是美国插手苏丹内战，造成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北苏丹，现在冲突不断，经济和社会动荡，战火蔓延，油田被毁。这就是美国对南苏丹“军事援助”的结果，这是又一起直接通过武力干涉、破坏中国非洲利益的事件。 中美在苏丹的博弈，是双方在非洲博弈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深入非洲，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开发和获取资源上会有竞争，而美国政界中对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6月出访赞比亚时，把中国称作是“新殖民者”。她就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发表看法时警告非洲国家“当心那些只与精英打交道的合作者”。她还告诫非洲国家，可以从亚洲政府那里学到许多支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但“中国并不能成为非洲国家政治上的榜样”。希拉里的话正好反映出美国当局的双重标准。难道美国扶植的南苏丹就是好的政治榜样吗？ 美国评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实际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并没有像“台湾问题”那样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双方要逐渐建立起互信，真正认识到保持非洲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非洲向世界提供广阔的原料和市场。 今年3月29日，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The 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海斯（Stephen Hayes）在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所做的听证发言《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和影响评价》，让我们有机会从中观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美国如何扩大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 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成员在非洲的投资占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总额的85%。2011年7月，该理事会组织邀请中国代表团访美，双方讨论非洲问题。2012年2月，该理事会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继续进行讨论。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除了美国企业的代表，还有该理事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迪格纳穆（Michael Dignam），以及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成员戴维•希恩（David Shinn）博士等。中国的对口机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Chinese Economic...

方文权 2012-07-10 正如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所言：“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们两国利益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敢问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在何方，就在落实这种战略共识的前进脚步之下！  中美关系四十年：一个旷世奇迹 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的经济腾飞的奇迹相媲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四十年中美两国共同创造的中美关系更属一个旷世奇迹。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当他走下飞机时，亲自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动情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举世公认，那次握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四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副主席出访美国前，回答《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同样的太平洋，同样的两个国家，四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经贸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而四十年后的今天，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之初的25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467亿美元；1972年时，中美两国几无人员交往，特殊情况下的访问不得不绕道第三国，而现在，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迅猛发展，实在找不出第二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对维护区域稳定与国际安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来回溯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吧：1977年1月，重视中美关系的卡特入主白宫，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这两个“左膀右臂”协助他展开同中国谈判。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遗愿，同美国展开建交谈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4日，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卡特回忆，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即作出访美决定，让他很惊讶。 邓小平选择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启程访美。大年初二，卡特总统在白宫致欢迎词时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在此之前，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也当面对小平表示过，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的过程并非一马平川，建交后的中美关系也非一帆风顺。但邓小平访美开启的中美“首脑外交”，为接下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中美关系一度倒退，两国首脑互访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重启两国“首脑外交”。时移势易，中美建交时两国共同的“麻烦制造者”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当时的中美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与“和平演变”的阴影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经贸纠纷继“最惠国待遇”问题后依然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额的上升，有增无减；台湾李登辉在美国的默许下试踩“红线”，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人权成为首要问题……在当时情形下，江泽民继承邓小平遗志，展现政治家的胆略与智慧，把中美关系重新拉回到合作互利的轨道上，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2年，中国两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同一年内都访问了华盛顿，完成了中国第三、第四代领导人在对美外交政策领域的传承交接，中美关系得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从此，中美关系进入美国一心反恐、中国一心发展的新时期，两国之间虽然不时仍有磨擦，但对话大于对抗，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冲突。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19日与奥巴马总统联合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承诺加强中美关系、促进高层交往、共同应对地区与全球挑战、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扩展人文交流，并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领域里加强合作。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是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江泽民同美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之后，最重要的一份文件。胡对美国成功进行的国事访问和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创了中美伙伴合作新局面。这次访问被称为中美关系新十年的“定调之旅”。 在北京欢迎美国客人并参与庆贺中美交往四十周年活动之后，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习近平副主席应邀正式访美，他表示：此访旨在进一步落实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与各项协议。习近平此访受到美国朝野的热诚欢迎与周到安排，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透过这次访问，特别是透过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访问过程中对中美关系四十年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盘点，全世界都看到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现状：当代世界之幸 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美两个大国，其双边关系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国与国关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虽然合作、互利与共同发展是主流，但经贸磨擦、亚太周边、人权、环境、台湾、宗教、涉藏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两国。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崛起势头日益强劲以后，“冷战思维”又在中美关系中死灰复燃。 基辛格博士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美国，一些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政策追求两个长期目标：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力量，以及将亚洲巩固成为一个顺从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集团；而在中国，则有部分人士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决心挫败任何挑战者崛起的受伤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无悬念的挑战者。无论中国多么迫切地想寻求合作，华盛顿的固定目标将是通过武力部署和条约承诺包围一个崛起的中国，从而阻止其扮演“中央王国”的历史角色。1 虽然持上述“冷战思维”的人士远非多数，也没有成为中美两国的主流思潮，但这种思维还是渗透到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华盛顿少数“鹰派”人士认为，中美之间迟早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必有一战”；他们主张调整对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主张结成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迫使中国走上“正途”。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似乎中美关系只能是零和游戏。他们认为中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还把中国等同于前苏联，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之设计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所谓“历史经验”出发，把崛起的中国等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过列强之间的争斗，尤其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崛起大国同衰落大国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与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必定会在全球体系中寻求更多的权力，分享更多的资源，这无疑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对美国的战略安全构成挑战，而正在走向衰弱的美国，决不会不战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以上看法、说法颇能迷惑一批人，但中国并不是前苏联，更不是纳粹德国。中国与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很不一样，中国没有兴趣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没有强制要求邻国顺从，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颠覆别国政权；此外中国也没有传播危险的意识形态，而是自始至终办好自己的事情，关注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中国同前苏联划等号的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就是要挑战美国、称霸世界。这源于他们对中国发展理念的不甚了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众所周知，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一度同前苏联走得比较近，但在执政理念与外交思想上却同前苏联保持了相当距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外交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立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的执政理念和外交方针，并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和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外交政策。 中国和纳粹德国更无任何相同之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并强调要以此教育中国的子孙后代。不称霸盖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近百年遭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中国人深知侵略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前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与外国友人交流时一再强调：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2 而美国则不同。尚武精神是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在美国，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士依然相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只有不忌惮使用武力，才可以达到目的。冷战结束后，国力和军力达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点的美国，突然发现失去了敌人，这是美国二百三十多年历史上所没有的。巨人拔剑四顾茫然，于是开始到处寻找敌人。从南斯拉夫到非洲，从伊拉克到伊朗，从北朝鲜到委内瑞拉，这就是美国寻找敌人的轨迹。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美国单极霸权“一国独大”，为了保持这个优势，防范中国坐大成为反美的大国，自然成为一部分美国人主张的战略目标。他们更愿意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把美国的失业高企和经济不景气等一概归咎于中国这个“敌人”。 其实，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充其量还只是经济的崛起，是政治影响力的崛起，在军事上，中国的力量同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严重不对称的。至于军事透明，正如习近平访问五角大楼时所讲，军事透明包括军事能力和军事意图这两方面，中国的军事意图是透明的，那就是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领土完整、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个愿意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框架下力促和平发展与改革，而不想当世界老大的中国，与一个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立与维护者，而不甘心做世界老二的美国，同处于一个地球之上，实在是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发生冲突的，更遑论“必有一战”。这乃是当今世界之大幸啊！难道不也是美国之大幸吗？！...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7-09 摘要：2012年1月1日起，欧盟正式将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试图通过“上限—交易”的模式来限制航空温室气体排放。本文详细解读了欧盟这一法律和政策，包括原理、排放上限设定与分配方法论、实施时间和罚则规定，指出欧盟将国际航空纳入EU ETS本质目的是单边行动的行业减排模式推动形成国际环境霸权、巩固欧盟碳交易市场以建设欧元货币霸权，最终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由此可能引发法律冲突、对国际航空运输发展造成制约，并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提出挑战。 关键字：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航空；温室气体 1.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包括航空器飞行在内的人类活动日益成为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动因。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航空器排出的气体和颗粒改变颗粒和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进而引起凝结尾流的形成并可增加云量，所有这些都会促成气候变化；1992 年在由所有人类活动造成的总辐射强迫中，来源于航空器的所导致造成的大约占3.5%（不包括卷云云量增长），这一比值预计还会增长；尽管航空器和发动机技术的改进和空中交通管理效率不断提高，但仍不能完全抵消持续航空排放增加产生的影响。在2007年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降低了对凝结尾流气候影响的估计，指出2005 年在所有人类活动引起的总辐射强迫中，航空器造成影响下降为3%的；航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的2%；预测航空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以每年3%至4%增长；航空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中期减缓将源于燃油效率的提高，但这种改进将只会部分地抵消航空排放的增长。 与此同时，航空又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行业。航空业每年运输22 亿乘客，支持3,200 万个就业机会，占全球GDP 总值的8%（约3.2 万亿美元），而且是旅游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因素。二战以后，世界航空交通运输量呈现急剧的增长趋势。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的航空客运周转量平均每年都以接近9%的速度增长，相当于同时段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4倍。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会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的报告，预计2006年至2036年的旅客运输年增长率为4.8％，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航空器排放总量还将继续增长。2006年全球燃油消耗1.87亿吨（其中国内航空运输占38%、国际航空运输占62%）；根据不同情景计算的结果表明：到2036年，燃油消耗总量上升至4.61亿吨—5.41亿吨。假设用每吨燃油燃烧产生3.16吨二氧化碳，则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值为5.91亿吨，203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值则为14.50—17.10亿吨。因此，民航业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国际社会承认逐渐认识到减少和限制航空排放温室气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欧盟依据其经济地位、社会诉求来争夺道义制高点以达到主宰气候外交全球领导权、谋求新的发展机遇、摆脱对外能源依存等动因，积极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民航领域，欧委会于2005年开始，试图把航空的减排纳入其现有的立法系统，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航班均按照排放系统所规定的机制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2005年9月27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意向性政策文件，提议航空排放应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2006年12月20日，欧委会通过了将国际民用航空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立法建议（Proposal of Directive），该立法建议通过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审批后，进入正式立法程序。2008年7月8日，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立法指令（Directive2008/101/EC），正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把所有抵离欧盟境内机场的航空公司全程飞行产生的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框架之内。根据该指令，在欧盟30国（欧盟27国加挪威、冰岛以及列支敦士登）境内起降的欧盟及非欧盟航空公司将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通过分配配额形式履行减排任务。 2....

穆骏 2012-07-04 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近年来，专家学者、智囊人员和媒体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专家指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格局。 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多数地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队伍素质也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不少地方仍然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来推动工作，工作中所造成血腥的事件，既引起国内群众不满，也招致国外舆论压力。 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与普通网民已经多有议论，笔者谨从国家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有效控制了人口，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促进世界人口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人口红利”功不可没。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社会老龄化也日益突出，第一代“计划”出生的80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这些“独生子女”将会面对照顾上一辈多位老人的困境，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第二，计划生育具体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对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不利，其中一些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例如相对高素质的人员如城市居民、政府工作人员被严格要求遵照“一胎政策”，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个别农村地区则放开二胎并政策执行相对较松，造成农村地区经济能力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负责抚养更多子女的怪现状。这种做法，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挑战。同时，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留下一些社会与伦理的后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险。在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还在靠“养儿防老”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是难以推行的。城市人口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担心受到“开除”的惩罚外，较有保障的福利与养老保障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从这方面来说，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第三，目前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俄罗斯等都面临人口锐减的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国家要走出困境，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必会相应调整人口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移民输出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的移民趋势，中国的留学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从这一层面出发，中国的人口优势不但在国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总有一天在国际上，中国也可能会收获我们迄今还无法完全清楚的“人口红利”。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间接造成了当今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调，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仅仅男女比例失调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结果。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是继续还是调整，都需要慎重对待。除了诸多必须考虑进去的因素外，笔者认为以上四点应该予以重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大庆 2012-07-04 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中长期发展要求的治港理念，不仅是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也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所需。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香港经历了诸多挑战和考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行得通的。 香港正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政制发展开始向普选过渡；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尚存重大隐忧的情况下，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内在要求日趋迫切。与过去十五年相比，香港未来内在结构性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将更为突出。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形势中，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已经成为现实的挑战。这涉及环境改善、制度变革和经济规划等中长期问题，特别是政经的协调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对香港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深入的认识。   一、外部环境变化及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的经济体，香港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很高，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香港经济循环和周期具有显著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资金“外逃”；回归当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SARS冲击波；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的实证性范例。如果说这些“事件”仅具有“波动性”的影响，那么一些趋势性变化对香港的影响将是深远的。1.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近期的调整 三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文革后的恢复性发展、改革开放的“起飞”及成熟期调整的不同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时，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的中段，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仍处于第二与第三集团之间。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处在一个量级。自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的后段，并逐步转入成熟发展时期。如果说在新世纪初外界还只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力的话，而十年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发展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显著提高了其综合实力，也改变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之间的地位。 随着加入WTO，中国不仅成为这个组织新成员，而且积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强有力的引擎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逐渐从世界经济的“供给者”向“供需平衡者”转化。近年来，中国不仅致力于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展内需，而且积极扩大了进口，并罕见地出现了贸易逆差。外贸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出口加工企业的急剧衰落。资源型产业、高端加工业、环境产业和服务业成为未来可持续经济发展唯一的选择。通货膨胀、债务、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是上一轮发展的代价，也是下一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反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使全球化受到挫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导致经济结构在国家和区域间的再次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加工业从主要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再次转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加工业开始迅速向主要“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导致资讯产业和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的兴起，而且主导了全球资源的流向。“金砖四国”的崛起，既得益于本国经济的内在发展，也得益于这次产业转移。 但传统“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并没有相应得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正确回应，相反，以华尔街为源头的金融创新运动，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空前挑战。同样，欧洲货币体系因为没有协调一致的财政原则和体系而导致了债务危机。美元和欧元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毋宁说反映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缺陷。3.区域性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危机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重心的转移和多极化趋势，令版块摩擦加剧。大国之间在东亚、中东和北非间的博弈造成了区域性的动荡和全球的不安。传统强国对新兴国家再度崛起的压抑和围堵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经济利益的冲突正在演变为大国地缘政治的对抗和冲突。任何国家在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更加顾忌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甚至必须优先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本国（地区）的影响。毕竟，在未来世界新的秩序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4.制度选择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对各国和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发展策略适应这种变化吗？新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几乎所有具备主导世界发展趋势能力的国家都在反思和调整自身的政策，甚至包括制度性的调整。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甚至是分歧的。发达国家在为过度金融化、证券化（虚拟经济的主要表现）付出代价后，选择了通过“贸易保护”的方式抵消和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巩固发展成果的努力，甚至摒弃“比较优势”原则，开始了振兴本国（地区）实体经济的努力。危机表明，资产“市值”所获得的“红利”，远不如实体经济的“利润”来得可靠。毕竟传统产业对于弥补债务和就业缺口来得更为直接和可持续。而危机给了传统强国进行“贸易保护”最好的“理由”和机遇。长期作为世界贸易中“卖家”的新兴国家可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增长构建“动力模式”。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分析，由于在可见的将来，并不会出现足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革命和进步，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可能主要来自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言，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取得更为有利的贸易和金融地位，也将成为经济强大的推动力。5.环境变化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经济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香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为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又具备在相当程度上对上述影响进行对冲的可能。这种对冲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国版块在资本市场上的稳定性，而且表现为对香港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拉动和弥补。 中国内地经济调整带来的增速放缓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放缓并不必然会使发达经济体在所谓“贸易平衡”中受益，从而给香港带来“反向对冲”的好处。当然，中国进口的增加有可能给香港带来一些机会，但这并不确定，就像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张并不一定给香港带来同样的机会一样。 今天，离开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对于香港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这不仅是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对香港的未来影响深远。无论如何，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一个强大且极具成长性的力量，无论她今天如何的不成熟。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当香港谋求更加长期稳定的繁荣时，加深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这似乎存在阻碍和分歧，并未形成香港社会的共识。 应该看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参与内地经济的程度在下降，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在国家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香港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甚至规划）中的定位和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其原有“中心”地位的不变，需要有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多领域的合作；在香港方面，则主动多方面调整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走出某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改变过于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既包括制度安排方面，也包括发展战略的契合。 二、香港基本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与国家主体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是香港过去十五年发展变化的主轴，也是未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现状似乎并不如人意。 不论从历史变迁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一国两制”都是一个制度的创新。1997年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新的基本社会制度。虽然香港仍然保持资本主义不变，但这个“不变”是以“一国两制”为保障的。离开“一国两制”，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就失去了宪制基础。所以，香港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制度，不是旧制度。“一国两制”有些像“国家资本主义”，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依据，相容共存，互相支援。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实行两种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制度，更不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充满对立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