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24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崛起的现实需要，还是从人类未来演进的理性选择来看，中国都有责任建构一种新型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反对极左和极右路线，主张坚持符合中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围绕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改革路径等方面的争论暂时划上休止符。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以朴实自信的就职演说，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的是，执政党将拒绝休克疗法，继续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针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政府会付诸行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不再流于形式，空喊口号；针对政改这类尚未形成共识的全球性问题，政府会未雨绸缪，促进沟通，开展理论准备工作，推动理论探讨与创新，从而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和十年后出现的下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软性”建设领域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视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为己任，而完成此使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重建中华民族软实力。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的成功遭到西方阵营和媒体的强烈排斥，中国运动员遭受无端歧视和莫须有指责，这让许多笃信奥运精神的国人极度失望甚至愤怒。从根本上来讲，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单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并未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 笔者反对中国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国家总体崛起的目标，反对中国完全以单方意志来获得其它民族的认同——德国和日本在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此路不通，也不完全认可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有关中国不会和平崛起的观点。如果中国要获得雄厚的软实力，就需要建构一种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弱点的更普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中国须建构新型普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在今年7月期《天大报告》的《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一文中，笔者认为，超越左右的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是中国和西方各自走出当前政经困局的可行方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具备最好的条件向这一中道治理模式过渡。该体制与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一脉相承，致力于追求发展、公平和正义，而该体制的社会基础其实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依靠力量——工人和农民，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他们变成了新型的工农阶层即中产阶层。 当前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迄今为止，西方仍未走出因利益集团肆意掠夺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主流学界和政界都没能预见的体系性崩溃让人们如梦初醒，开始质疑现行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呼唤新的意识形态文本。既有意识形态文本没有给予庞大中产阶级足够权益，却为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以及懒惰的无业人员获取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分配提供了合法性。中产阶级热切期望出现一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新生价值体系，但既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呼声。就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言，西方现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主程度和普世程度并不够高。 如果决意采纳新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构建新价值观来说服广大社会成员，以得到他们鼎力支持。作为一种彰显中产阶层利益并致力于钳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模式，市场化贡献主义必然需要更民主更普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支撑，它必须容纳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市场择优和按贡献来分配的社会原则，选择反利益集团和反特权的路线，并且崇尚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 把这些思想流派演绎成合乎逻辑的全新体系并非易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迁呼唤新的范式对其进行解释，而眼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境也需要新的范畴和理论来开出药方。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对中西方经典文本进行历时性研讨，将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移植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通过反思、明辨、筛选与过滤等方法，重构全新社会范式的范畴体系。以《周易》“体”“象”观审视中外文明 就中国的古典资源而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一个无法略去的原创范畴和理论体系。《周易》的主旨在于讲述独一的终极本体即“太极”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衍生出来世间万象的框架。《周易》除了给予历代思想家以丰富的启示外，它所蕴含的时位观更形成中国人务实灵活态度的源泉。 曾经有一位英国同事问笔者：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最积弱的时候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整体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外国接管主权？笔者解释道，这部分得益于《周易》所教导的时位观。我们的先辈接受了这种宝贵思想，在中华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之际，忍辱负重，让渡部分利益（包括屈节割让台湾、香港等地区），以空间换时间，从而有机会学习敌人的长处，发现敌人的软肋，在时遇变更后最终实现强弱互换、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历史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和突厥问题，近代国共合作反击日本侵略，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思路。 支承上述时位观的是《周易》独特的本体论，即“一体万象，诸象互动”。《周易》认为，天地万象同根同源，都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独一本体的展示。如果从“一体万象，诸象互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外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其后出现的“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学说，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华文明与源于古中东和北非文明的西方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不包括推行活人崇拜的邪灵组织）和信仰，都只是万千表象中的一段风景而已，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演绎和表现独一本体，自身都不可能具备本体属性。体用之说，即便是“中体西用”，即便是杜维明的“认同”和“适应”解读，都未能走出决定论的窠臼，无法摆脱经验生活中对中西知识强分高低的取向，事实上都误导了莘莘学子，结果造成中国崇洋媚外的文化痼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皆滥觞于此。 中国向西方学习，本应是与西方平等交往和沟通，到如今却成了顶礼膜拜，大多数高端技术都由西人创造，国人模仿；大多数行业都由西人制定规则，国人遵守；重要的全球事务都由西人领导，国人跟从。此弊不除，国家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中国立志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周易》的“体”“象”观，直接与终极本体“太极”沟通，以太极为师，以太极控万象，借助万象之相互转化来获取稀缺的资源。植根《周易》构建新价值体系 借助社会范式理论和框架理论，我们可以整理以周易为源头的国学资源，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一种以中产阶层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自春秋战国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农业文明的中产社会，而儒家和墨家都是服务于该中产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已有的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周易哲学所蕴含并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践的价值体系，包括中道开放精神、反代办的崇圣实学和经济与机会平等观念，恰恰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所缺乏的。1.中道开放精神 中道和开放的理念贯穿《周易》文本始终。中道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根据《周易》的思想，万象在中道为吉，但象毕竟为象，不是本体，其状态并不恒定，总是处于开放状态，而其发展和状态一旦突破中间的吉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反面。《周易》认为，极端情况不会稳定，在开放状态下，万象又会趋向中道或另一极端。 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容纳不同意见，不趋极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稳健务实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中西各自面临的困局，我们亟需发扬中道开放精神。在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盛行的排它性宗教信仰、左派政治、右派政治其实都不符合中道，因为它们都没有兼顾自己的对立面，不是一种适宜和恰当的表达与追求。 就政治而言，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社群提出政治观点，推出政策，实际上不太兼顾对立面的权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本来就是一种极端主义。左派和右派利益的平衡依靠政党轮流执政来实现，所以西方政治总是数年向左，数年向右，在这种轮换中，纳税人大量的财富被无端浪费。儒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特殊形式的政党。如果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里通过宪政实施儒家式一党直选制，让理性而务实的专业人士进入民主决策核心环节，任何政治观点和政策制定都兼顾所有社群，那么秩序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就能得以维持。 真正的普世必须做到开放与宽容，超越左右政见和宗教派别分歧。西方现有的普世价值特别是人权价值观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西方文明甚至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尚未惠及境内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更没有覆盖亚非拉广大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这诱发了西方少数民族中日益猖獗的极端主义思潮。《周易》的一体万象和万象平等的本体认识及其独特的中道开放精神，崇尚宽容价值，反对人对人的歧视，反对极端主义，应该成为新式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2.反代办的崇圣实学 现代代议制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贵族制约皇权的设计，下层民众只是这一贵族制度的间接受益者。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英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有其深刻历史原因，因为早在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自治传统就已成型，而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起到了为精英代议制“排毒”的作用，大量不满皇权与贵族的下层民众有空间远走他乡，拓殖海外，变成当地的“贵族”甚至奴隶主，从而使得新型的贵族制度不仅没有遭到下层反抗，反而成为下层在海外积极模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