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2-12-27 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公布之后，引起香港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涉及港澳事务的论述。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丰富“一国两制”内涵   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三份党代会报告均有提及。十六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五年，因此如此表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七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十年，当时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香港经济前景不太明朗，因此中央政府改用较为保守的语言强调“一国两制”：“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此中透出的信息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实现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相比之下，十八大报告对“一国两制”的阐述最为丰富和细腻：“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这段话有多层含义。一是强调香港和内地是互补关系。从经济层面来说，香港对内地的经济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对内地投资一度是内地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也是内地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香港对内地的经济贡献逐步从资金输入转向经验分享，此方面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内地也一直是香港的重要经济伙伴，特别是香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应对非典时期经济低迷时，内地与香港的伙伴关系越显重要。因此上述报告强调了双方的互惠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都将有宽广的道路。二是国家主权、安全等利益与香港自身利益的互相协调与尊重。“一国原则”和“两制差异”是并列的，而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权也是互补的。此报告特别强调两者不可偏废。 对于报告文本的理解，涉及内地思维与香港思维的文化差异。传统上来说，两个事物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补充；但部分港人却认为，两者必有优劣、高低之分，要么“一国”大于“两制”，要么“两制”大于“一国”。确实，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两者是有优先次序。但正如报告所强调，在正常情形下，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一国原则与地方自治、尊重两制是互为补充。 十八大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香港民主的表述。十六大报告未提及此事项，十七大报告则在提及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时，认为“要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十八大的表述是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可以看出，十八大的表述更加精确。就香港的民主而言，中央政府的立场是支持和肯定的。实施过程希望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 此中争议同样反映两地思维和制度发展的差异。部分港人认为“循序渐进”给中央政府一些斟酌空间，因此在特定情形下，中央政府可能会减少支持力度。其实，内地近年来许多重要公共政策都是由点到面、先试验再推广的“循序渐进”改革，目的是降低各种改革的震荡和负面效应。这套思路同样适用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应对外部势力干预 “港独”近期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议题。香港一些媒体认为中央也在强调“港独”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在谈及香港时较含蓄地回应了“港独”问题。也有论者认为，胡锦涛讲话“绵里藏针”，希望通过十八大报告给香港“去大陆化”画上句号。 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对“外部势力”的表述（见表一）：“积极支持香港、澳门开展对外交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则为“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对中共文件有些了解的人士可看出两者有一定区别。十七大报告强调的是香港与中国之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比如美国和英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十八大报告则表达两层含义：一是香港人要有大团结，也就是香港人内部要强调爱国爱港。此内容针对的是无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下的内部争议问题；二是要防范和遏制香港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十七大报告用词是“坚决反对”，表明的是一种态度；十八大报告用的是“防范和遏制”，更代表一种行动层面上的应对策略。 表一  党代会关于港澳议题的表述 与十七大报告不同，十八大报告透出的明确信息是，港人内部团结很重要。中央希望港人可以减少内部争议，集中精力发展民生及经济事项。 有必要指出的是，两地人思维习惯不同，对同样表达可能产生不同理解。比如“团结”在内地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目的是解决集体决策和行动的问题。受儒家传统及现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团结意味着在集体决策之中可以争议、争论，不过决策一旦做出，要一致行动以实现设定的目标。而香港社会中西兼容，对团结一词会有不同解释，有部分人士把团结理解为“被团结”，即强制下的“团结”。中央越提团结、和谐，部分人士越会认为这是强制要求港人服从一个声音。 香港内部的争议、香港和内地人士之间的争议，有政治制度、教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这些争议越来越多，就像人与人相处，友谊并不完全随着交往年份增长而增长。基于近年的事态发展，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也可以说，中央“含蓄”回应了香港和内地的矛盾，并要求港人保持内部团结。但是，笔者不认为这是对“港独”的正面回应。“港独”在香港的根基较浅，严正回应往往适得其反（可能出现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把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防范外部势力的表述理解为中央关注“港独”不见得是恰当的。对香港管治形势的启示 香港社会之所以对于十八大报告文本有较多不同的解释，除了两地制度、文化差异外，也反映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的贫富差距、房屋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上一届行政长官曾荫权回顾任内事务也承认在这方面有改进空间。民生政策的失败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生活无望的情形下，民众会变得更加不安和挑剔。 在经济优势逆转之下，奶粉和孕妇床位之争引发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目前房屋议题更激化两者矛盾。数据表明，香港大量房屋由没有居住需求的内地人购入。部分港人认为，内地人炒高了他们的住房价格，因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在陆港矛盾问题上，特区政府的作为值得反思。矛盾浮现之初，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举措，甚至连道德说教都没有。之前已有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上任政府的六千元现金计划更是在香港本地制造了香港永久居民和香港居民（大多数为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持工作签证的人士会发给一定期限的居留证件，而此证件是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澳门特区政府向民众派现金，尽管数额不同，体现贡献不一，却不会是永久居民有份，而非永久居民的份额为零。金额高低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居港人士在六千元计划中感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现任特区政府试图扭转此态势，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久前在立法会上关于香港和内地关系的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不过，要改变局势却有待时日。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今天，人们的经济处境常常易受外界影响。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机率更高，因此人们出现焦躁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当正常的民众诉求无法得到政府及时回应，民粹主义已逐步扎根，并影响到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令特区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24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崛起的现实需要，还是从人类未来演进的理性选择来看，中国都有责任建构一种新型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反对极左和极右路线，主张坚持符合中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围绕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改革路径等方面的争论暂时划上休止符。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以朴实自信的就职演说，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的是，执政党将拒绝休克疗法，继续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针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政府会付诸行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不再流于形式，空喊口号；针对政改这类尚未形成共识的全球性问题，政府会未雨绸缪，促进沟通，开展理论准备工作，推动理论探讨与创新，从而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和十年后出现的下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软性”建设领域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视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为己任，而完成此使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重建中华民族软实力。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的成功遭到西方阵营和媒体的强烈排斥，中国运动员遭受无端歧视和莫须有指责，这让许多笃信奥运精神的国人极度失望甚至愤怒。从根本上来讲，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单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并未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 笔者反对中国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国家总体崛起的目标，反对中国完全以单方意志来获得其它民族的认同——德国和日本在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此路不通，也不完全认可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有关中国不会和平崛起的观点。如果中国要获得雄厚的软实力，就需要建构一种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弱点的更普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中国须建构新型普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在今年7月期《天大报告》的《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一文中，笔者认为，超越左右的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是中国和西方各自走出当前政经困局的可行方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具备最好的条件向这一中道治理模式过渡。该体制与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一脉相承，致力于追求发展、公平和正义，而该体制的社会基础其实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依靠力量——工人和农民，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他们变成了新型的工农阶层即中产阶层。 当前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迄今为止，西方仍未走出因利益集团肆意掠夺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主流学界和政界都没能预见的体系性崩溃让人们如梦初醒，开始质疑现行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呼唤新的意识形态文本。既有意识形态文本没有给予庞大中产阶级足够权益，却为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以及懒惰的无业人员获取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分配提供了合法性。中产阶级热切期望出现一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新生价值体系，但既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呼声。就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言，西方现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主程度和普世程度并不够高。 如果决意采纳新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构建新价值观来说服广大社会成员，以得到他们鼎力支持。作为一种彰显中产阶层利益并致力于钳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模式，市场化贡献主义必然需要更民主更普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支撑，它必须容纳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市场择优和按贡献来分配的社会原则，选择反利益集团和反特权的路线，并且崇尚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 把这些思想流派演绎成合乎逻辑的全新体系并非易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迁呼唤新的范式对其进行解释，而眼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境也需要新的范畴和理论来开出药方。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对中西方经典文本进行历时性研讨，将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移植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通过反思、明辨、筛选与过滤等方法，重构全新社会范式的范畴体系。以《周易》“体”“象”观审视中外文明 就中国的古典资源而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一个无法略去的原创范畴和理论体系。《周易》的主旨在于讲述独一的终极本体即“太极”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衍生出来世间万象的框架。《周易》除了给予历代思想家以丰富的启示外，它所蕴含的时位观更形成中国人务实灵活态度的源泉。 曾经有一位英国同事问笔者：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最积弱的时候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整体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外国接管主权？笔者解释道，这部分得益于《周易》所教导的时位观。我们的先辈接受了这种宝贵思想，在中华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之际，忍辱负重，让渡部分利益（包括屈节割让台湾、香港等地区），以空间换时间，从而有机会学习敌人的长处，发现敌人的软肋，在时遇变更后最终实现强弱互换、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历史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和突厥问题，近代国共合作反击日本侵略，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思路。 支承上述时位观的是《周易》独特的本体论，即“一体万象，诸象互动”。《周易》认为，天地万象同根同源，都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独一本体的展示。如果从“一体万象，诸象互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外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其后出现的“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学说，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华文明与源于古中东和北非文明的西方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不包括推行活人崇拜的邪灵组织）和信仰，都只是万千表象中的一段风景而已，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演绎和表现独一本体，自身都不可能具备本体属性。体用之说，即便是“中体西用”，即便是杜维明的“认同”和“适应”解读，都未能走出决定论的窠臼，无法摆脱经验生活中对中西知识强分高低的取向，事实上都误导了莘莘学子，结果造成中国崇洋媚外的文化痼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皆滥觞于此。 中国向西方学习，本应是与西方平等交往和沟通，到如今却成了顶礼膜拜，大多数高端技术都由西人创造，国人模仿；大多数行业都由西人制定规则，国人遵守；重要的全球事务都由西人领导，国人跟从。此弊不除，国家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中国立志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周易》的“体”“象”观，直接与终极本体“太极”沟通，以太极为师，以太极控万象，借助万象之相互转化来获取稀缺的资源。植根《周易》构建新价值体系 借助社会范式理论和框架理论，我们可以整理以周易为源头的国学资源，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一种以中产阶层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自春秋战国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农业文明的中产社会，而儒家和墨家都是服务于该中产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已有的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周易哲学所蕴含并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践的价值体系，包括中道开放精神、反代办的崇圣实学和经济与机会平等观念，恰恰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所缺乏的。1.中道开放精神 中道和开放的理念贯穿《周易》文本始终。中道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根据《周易》的思想，万象在中道为吉，但象毕竟为象，不是本体，其状态并不恒定，总是处于开放状态，而其发展和状态一旦突破中间的吉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反面。《周易》认为，极端情况不会稳定，在开放状态下，万象又会趋向中道或另一极端。 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容纳不同意见，不趋极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稳健务实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中西各自面临的困局，我们亟需发扬中道开放精神。在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盛行的排它性宗教信仰、左派政治、右派政治其实都不符合中道，因为它们都没有兼顾自己的对立面，不是一种适宜和恰当的表达与追求。 就政治而言，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社群提出政治观点，推出政策，实际上不太兼顾对立面的权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本来就是一种极端主义。左派和右派利益的平衡依靠政党轮流执政来实现，所以西方政治总是数年向左，数年向右，在这种轮换中，纳税人大量的财富被无端浪费。儒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特殊形式的政党。如果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里通过宪政实施儒家式一党直选制，让理性而务实的专业人士进入民主决策核心环节，任何政治观点和政策制定都兼顾所有社群，那么秩序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就能得以维持。 真正的普世必须做到开放与宽容，超越左右政见和宗教派别分歧。西方现有的普世价值特别是人权价值观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西方文明甚至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尚未惠及境内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更没有覆盖亚非拉广大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这诱发了西方少数民族中日益猖獗的极端主义思潮。《周易》的一体万象和万象平等的本体认识及其独特的中道开放精神，崇尚宽容价值，反对人对人的歧视，反对极端主义，应该成为新式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2.反代办的崇圣实学 现代代议制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贵族制约皇权的设计，下层民众只是这一贵族制度的间接受益者。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英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有其深刻历史原因，因为早在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自治传统就已成型，而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起到了为精英代议制“排毒”的作用，大量不满皇权与贵族的下层民众有空间远走他乡，拓殖海外，变成当地的“贵族”甚至奴隶主，从而使得新型的贵族制度不仅没有遭到下层反抗，反而成为下层在海外积极模仿的对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山枫 2012-12-21 联合国气候大会结束一周来，碳市场对其反应却很冷淡，碳价仍在低位徘徊甚至继续下跌。单独看国际碳市场的走势，似乎完全看不出这次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任何影响，一如会前各方的预期。 原定12月7日结束的多哈气候大会，经过连夜的磋商谈判，仍未达成一致，直到当地时间8日晚间，在大家耐心快被耗尽之际，大会主席操作了一个有争议的表决程序，才最终草草通过了一揽子决议。 这些决议统称为“多哈气候之门”（Doha Climate Gateway）。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非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确定，这似乎是稳定目前处在崩溃边缘的国际碳市场的一针强心剂。然而，大会结束一周来，碳市场对其反应却很冷淡，碳价仍在低位徘徊甚至继续下跌。单独看国际碳市场的走势，似乎完全看不出这次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任何影响，一如会前各方的预期。 回顾本次大会的谈判历程，从一开始就不被各方看好，各国代表团在为期两周的会议中似乎都毫无雄心，一路拖延到最后，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各方阵营观点分歧巨大，在谈判过程中更多呈现的是各方轮流出场，秀出本方观点，很少有激烈争辩的正面交锋。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认为延续京都第二承诺期是一切后续谈判的前提；而发达国家则急于抛开“京都议定书”的束缚，试图将重点放在德班平台下新的国际约束机制的讨论上，该机制明确要求将所有国家包括在内，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最后通过的一揽子决议中，虽然承诺力度打了大大的折扣，但京都第二承诺期最终被确定下来；至于德班平台下新的国际协议，虽然没有实质的内容进展，但也给出了在2015年达成新的涉及所有国家有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协议的最后期限。尽管各方对最终达成的这一揽子协议似乎都不满意，但这大概也是在目前如此巨大分歧之下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妥协了。因此，除了表示退出京都二期的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以及一直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之外，欧盟、77国集团加中国、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等主要集团先后发言表示接受“并不满意”的大会案文。 “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延续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为止。然而进一步看，目前承诺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国家只有欧盟、澳大利亚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总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这显然无法解决目前碳市场亟待解决的需求不足问题。由于前东欧国家经济下滑所带来的“热空气”（hot air）问题，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碳配额潜在买方都在修正案的政治声明中明确表示不会再购买第一承诺期结转的配量单位，这更加剧了碳市场竞相抛售的恐慌，导致碳价在目前几见谷底的情况下仍在不断下探。 放眼全球，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碳市场的低迷并不奇怪。各国都在忙于应对本国的经济危机，全球碳市场很有可能会逐渐分化成以国家和地区为主的区域市场，而发达国家也会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碳信用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国应该看到，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七年里中国所参与的其实仅仅只是国际碳市场的一小部分——“京都议定书”三种灵活机制之一的清洁发展机制（CDM）。CDM作为碳市场的供应链前端，即使项目业主的主动性再高，也难以形成真正的碳市场，因为需求端的建立至关重要。CDM执行理事会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段茂盛在此次多哈谈判一次边会中强调，目前CDM的问题并不在于供应过度，而在需求不足。 短期来看，京都第二承诺期的确定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CDM项目有一定的利好，但是长远来看，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势必行不通。尤其在德班平台确立的未来新的国际协议下，中国很难再避免承担减排义务，因此在现有的过渡阶段，在国内开展的一些自愿市场试点应当是有益的尝试。在多哈会议期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等国内几大环境气候交易所也都参与了很多相关边会的讨论，按照中国政府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大有跃跃一试的雄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艰难的国际谈判仍将继续，尤其在2015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对参与碳市场的各方是一段极具挑战的不确定期。如何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市场以及刚刚起步的国内市场中找到平衡，则是在未来碳市场保有立足之地的关键。（作者为联合国气候大会NGO观察员） 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二 相关链接：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一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三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四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14 朝鲜射星事件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恐怕更为深远，东亚局势为之一变，各国新政府不得不展开危机外交，并酝酿战略回应和调整，而美国也将被迫重新审视其亚洲“再平衡”战略。 朝鲜在12月12日使用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轰动国际社会，东亚局势亦为之一变，美国无疑成为最大输家。 朝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发射时间完全出乎美、日、韩等国意料之外。朝鲜本来宣布将于12月10日至22日期间发射卫星，但在10日突然表示行动推迟。就在火箭升空前几个小时，还有美国官员坚称朝鲜遇到技术难题，非数周不能解决。韩国军方在11日仍声称，卫星资料显示朝方已从发射台上拆卸火箭。在12日记者会上，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更是坦承政府基于不实情报作出误判。美、日、韩在朝鲜射星事件中反应迟钝，再次凸显其情报工作质量低下，而之前美方更是屡屡错算中国歼20隐形机、歼31隐形机、歼15舰载机、“辽宁号”航母、东风-41导弹等装备的发展进度，其情报人员的无能或者骄狂昭然若揭。 平壤不顾外界压力，执意发射卫星，其主观动机还是源自内政考量。除了纪念金正日辞世一周年之外，年轻领袖金正恩力图以此来树立威信，打造自己的民族英雄形象，在军队中培植自己的团队。对权威体制而言，领袖的个人魅力有利于其合法性的建构，有利于获得官僚和公民的认同甚至忠诚，以及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 然而，客观上朝鲜射星事件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恐怕更为深远，无疑会诱发和衍生东亚的不稳定因素。目前亚太多国正值高层权力重组之际，美国奥巴马新近获得连任，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刚刚履新，而日本和韩国即将大选。强调“先军政治”的朝鲜在战略武器上获得重大突破，各国新政府不得不展开危机外交，并酝酿战略回应和调整。 美国外交富于弹性，重视区分轻重缓急，及时处理切身威胁。就中美博弈而言，双方此番交手，美国被击中要害，明显处于下风。华盛顿不愿与北京正面冲突，唆使仆从国骚扰中国颇有时日，而今战场侧翼遭受打击，自然被迫重新审视其亚洲“再平衡”战略。南海和东海的冲突关乎全球格局，但并不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现在风云突变，华盛顿侧身发现，朝鲜的确有潜力迅速获得以核武攻击北美大陆的手段。 朝鲜目前使用液态燃料火箭，也似乎尚未掌握核武小型化和精确制导技术，但问题在于美、日、韩情报部门频频出错，他们也不能确定朝鲜到底有无实战用弹道导弹与核武能力。2011年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到，军方担心朝鲜五年内能以洲际导弹打击北美大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美国决策者应对本土安全风险的常态思维。 美国乐见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侵蚀中方利益，然其底线是东亚乱而不战，毕竟美国在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美元国际储备和结算地位、美元国债、生产制造、国际贸易等方面迫切需要中国的奥援。鉴于中美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也基于保卫本土的需要，美国权衡利弊，将被迫与中国台下交易，可能选择不支持菲越南海领土主张并在钓鱼岛问题上约束日本的政策。 美国的噩梦还在于朝鲜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朝鲜不仅有意志与华盛顿直接针锋相对，而且更有决心培养和支持其它反美力量，特别是中东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从而借此分散来自美国的压力。伊朗与朝鲜过去在导弹技术上的合作就是典型注脚。 为防止事态恶化，美国将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中国。朝鲜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不会事事听从中方的指挥，但环顾宇内，由于地缘、体制和价值观的因素，唯有中国能强烈影响平壤的外交和安全决策过程。 有论者认为，朝鲜发射卫星的技术危及中国利益。只是从逻辑上来讲，它根本用不着挥舞洲际导弹来讹诈中国。相信中国决策者自能把握中美博弈的大局，不被美、日、韩情报部门和西方媒体所离间。还有观点认为，朝鲜此举会刺激日本公开推翻战后体制，组建国防军。但此论忽视的现实在于，即使朝鲜不发射卫星，日本也会寻找借口扩充其军事力量。短期看来，美国尚无勇气放虎归山，估计会安抚日本，深化美日军事合作，共同发展更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迫于情势，在东亚自我克制，这将为中国在南海收复失土提供机会。一旦中东出现重大事变，比如叙利亚爆发国际性战争，美国和以色列深度卷入，解放军就可以乘机在南海动手，不容美国抽身介入，速战速决。届时周边小国经济依赖中国而安全仰仗美国的迷思，可以休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06 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蒙古靠近美国和西欧列强，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正符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教导。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中，被分裂主义势力绑架的外蒙勾结沙俄及其后的苏联，由自治而逐步走向建国独立，并于1946年1月获得中华民国的正式承认。这段历史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心中永远的伤痛。基于此背景，有论者对蒙古国日前加入欧安会的举动过分解读，属情理之中，但实有杯弓蛇影之嫌。 欧安会是冷战的产物，其初衷在于为东西两大阵营提供一个加强沟通的平台。不同于北约组织，欧安会只是一个军事和政治协商机构，不受任何军事协定约束，称欧安会为一家来去自由的俱乐部并不为过。即便如此，由于蒙古孤悬东北亚，入会一事也颇费周折。 作为欧安会重要成员，俄罗斯对蒙古投靠欧安会早有异议。该国代表指出，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地理上只针对北美和东至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地区，以及原属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国家。除此而外，欧安会现有军控协议也并不覆盖东北亚。蒙古入会，倘其它小国争相效尤，最初的赫尔辛基协议框架恐不堪重负。试想若同处欧亚大陆的阿富汗或伊拉克提出申请，欧安会当何以处之？ 目前看来，蒙古成为欧安组织成员乃各取所需。不属国际博弈主力的欧安会可借此收人望，拓疆土，彰显了自身的价值，在全球外交舞台的地位大为提升，也更淡化了跨大西洋的色彩，终于坐实其欧亚组织的身份。蒙古则欣见其“第三邻国”外交谋划再下一城，让中俄日美刮目相看，加大其国际运作的砝码。 欧安会秉持功能主义政策，这无疑有助于蒙古政府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长期以来，欧安会成员国在边界管理、军控、反恐、警察、移民、教育、选举等领域相互交流与合作，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专门知识。对蒙古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低成本的学习管道。 这一外交动作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小国的利益计算。蒙古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蒙古靠近美国和西欧列强，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正符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教导。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以承天应民为旗号，席卷全球各地，颇有顺之者昌、逆之则亡的声势。大国企图以此减小全球治理的成本，而小国则冀望借此约束大国，故而推波助澜，乐见其成。欧洲小国成为最早的弄潮儿，积极推广国际规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拓展外交空间，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权益。那些在西方受训的蒙古政客们自然清楚其间奥妙，有意狐假虎威，借力打力，以小博大，升级为指点中俄的玩家。此前乌兰巴托市长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即是明证之一。 迄今为止，俄罗斯新闻界的反应比较尴尬，许多论者把矛头指向美国。俄罗斯之声中文网指出：“华盛顿曾对蒙古的申请大搞院外活动，为了欧安组织成员国能够尽快审视其申请，美国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蒙古是上合组织观察员，俄罗斯是否会视其为美国在上合的特洛伊木马呢？ 鉴于奥巴马所谓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自然明白美国的算盘，但并未就此与其正面冲突。漠北曾是中国历朝百战之地，那里的风吹草动都难逃解放军的法眼。只不过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北京自有足够的信心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化解蒙古的躁动。 当年的元朝，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原因在于蒙古民族缺乏软实力，容易受到外来价值观的左右。蒙古加入欧安会传递的最强烈信号是，当今的中国软实力已处于谷底，对曾经的附属国毫无吸引力。长此以往，周边小国恐怕会完全拥抱所谓的“国际规范”，配合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政策，挟西规以令中华，执政党将不胜其扰。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2-06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问题，但如果深究每一个问题，都同“腐败”分不开。反腐败已经成为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肩上最重的担子。 在中国大陆一些研究机构与媒体的民意测验与测评中，反腐几乎都是广大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历届中国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党的会议，反腐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可见，反腐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从1992年到2012年的二十年间，“腐败可能引致亡党亡国”的类似语句，反复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与讲话中。无论从语气上还是出现频率上，都可看出，反腐早就成为中国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我们也看到，虽然中国执政者反腐决心与日俱增，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腐败势头依然没有扭转，在某些领域，权力寻租反而愈演愈烈。有研究人员从国际各大媒体与Google 搜索数据发现，过去二十年，因腐败而被查出与依法惩办的中国高级官员数量超过了全球所有国家加起来被惩处的腐败官员数量总和。每隔几年，就会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因自己或家属的贪污腐败而落马。更令人担忧的是，腐败已经渐渐“常态化”与“制度化”，一种堪称“腐败文化”的腐朽没落的东西逐步成形。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中，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再次提到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认为，腐败所造成的更严重恶果，恐怕是对社会的危害，对国民人心的侵蚀，对人性的扭曲。这种危害恐怕持续更久，造成的破坏也更加难以恢复。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腐败不除，不但难以抵达目的地，很可能让经济发展前功尽弃，中国再次回到原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以后的二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不但是世界各国都承认并羡慕的，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然而，为何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开放的异议声不断？相当数量民众的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社会焦虑有增无减，移民浪潮有增无减？群众包括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忧心忡忡，缺乏自信呢？笔者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而隐藏在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背后的始作俑者，却是腐败。 中国并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相比香港地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也相对较小。更何况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有其地理、人口与历史的客观原因。然而，由于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日益普遍并常态化，扩大了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使得民众越来越坚信，特权、权力寻租与贪污腐败是贫富差距的最大甚至唯一的原因。 从长远来讲，中国今后出现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被相当一部分民众转移到对贪污腐败的不满与愤怒上来，这是对和谐社会最大的潜在威胁。回看近年来中国各地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小规模突发事件，几乎全部由地方官员与利益集团的腐败而引发。仅仅由此，我们几乎就可以得出结论：维稳的关键在于遏制贪污腐败的蔓延，防止腐败对老百姓的侵害。当贪污腐败得到有效遏制，中国民众也才能理性地看待由于历史与现实而造成的贫富差距。 社会不公背后的那只最大“黑手”，同样是腐败。笔者曾在与亲朋好友及网友交谈中，多次貌似随意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和人打官司，你首先要去做的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是，问了二十位，几乎都回答：“赶紧找人啊！”没有“人”该怎么办？通过关系或者熟人去找“人”——这个“人”就是公检法内部的人，或者能够影响公检法的那些有点权势的人。笔者并不认为公检法真的如此腐败，也不认为“找人”真能影响中国所有地方的司法公正。可是，这种调查得出的结果几乎都是如此一致，不能不让人心寒，让人痛心。民众对权、钱侵蚀法律，法律面前不能做到人人平等的愤恨，使得他们毫不犹豫地甚至不顾事实地一致认为，腐败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也是唯一原因。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腐败不除，公正谈何容易？ 腐败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最主要原因，腐败也正在侵蚀中国社会与人心。常常有人对比中外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或者高铁），权力寻租与腐败造成的高成本与质量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尤其是高成本而造成的质量问题。但相比于这类腐败案件对整个社会规则与道德水准的破坏，恐怕还算是可以控制，也不那么严重。 例如，中美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都需要招标公司承建。美国按照达标标准选择，中国可能按照哪位与领导关系亲近、哪位请客送礼到位来选择。从结果来看，两条高速公路可能都能够如期建好，如果那位请客送礼的中国承包商不是那么贪得无厌，甚至还有一定“良心”与“责任心”，不去偷工减料，中美两条高速公路很可能一样好用与耐用。可见问题不一定出在经济发展与发展质量问题上，而是这种腐败模式对人心与人性的腐蚀，对中国整体道德观念与法治的侵害。有权有势者的腐败，让民众不再认为遵纪守法与勤奋努力是发财致富的条件，而是靠歪门邪道、溜须拍马、走后门，大家都去走邪路，这个社会能好吗？这个国家能好吗？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问题，但如果深究每一个问题，都同“腐败”分不开。当越来越多的民众说到上法庭就要找关系，想起经济发展就联想到裙带关系与不正之风，谈起贫富不均就想到利益集团与贪污腐败，法治一定会遭到侵蚀，社会规则一定会遭到破坏，道德水平注定会滑落，社会公正自然就成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一定要靠发展与坚持不懈地改革开放来解决，但如果对腐败问题掉以轻心，以为单单靠发展就能解决腐败问题，那就可能出现前后三任总书记所警示的，腐败最终导致亡党亡国。 反腐败已经成为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肩上最重的担子。那么，如何反腐败？习总书记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笔者认为是一针见血的。 如果说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腐败，那么要消除腐败只能在执政者自己身上找根源。制度反腐是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从近期传出的“表哥”干部到动辄几十套房产、上亿财产来历不明的党政干部来看，本届政府尽快实施“阳光法案”将会大幅消除干部腐败，重新树立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公务人员财产“阳光法案”，是反腐败利器。政府公务人员在就任前公示个人财产状况，已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是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2007年1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伊始即公布自己和夫人的财产状况，成为第一位根据联合国相关规定对外界公布财产状况的联合国秘书长。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了“阳光法案”。 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秘书长王汉斌提出：“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这是现存文字纪录中最早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1988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是，直到1995年，财产申报制度才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后来一直到2006年，各种有关财产申报制度仍在完善之中。这些制度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直在试点之中，顾虑较多；二是实行层级较低，没有从高层入手，而是由高层负责督促中低层执行；三是基本处于内部进行中，没有对外公开，缺乏外部监督与制约。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失去了整整二十年实施“阳光法案”的机会。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党政官员收入大幅增加，其中灰色收入也相应增加。客观地说，现在实行“阳光法案”要比二十年前困难更大，阻力更多。纵观各国实行“阳光法案”的历史，也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应该是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等待。今天实行“阳光法案”要比五年后、十年后容易很多。相比而言，如何实施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的“阳光法案”并不是很难决定的，难的是高层下定决心，一定要实行“阳光法案”，遏制腐败蔓延。 毫无疑问，“阳光法案”实施的最大困难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扰。不过，从最近包括俞正声、汪洋、张春贤等多位执政党高级官员公开对“阳光法案”表态来看，已经讨论多年并在内部实行了申报制，民众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的“阳光法案”有可能被提上全面实行的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88年，现任总书记习近平还在任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时就告诫干部：“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习近平上任后强调“打铁还须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更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广度充满期待。民众对新任总书记与领导班子的期待，足以让他们克服利益集团设置的任何障碍。可见，目前推行“阳光法案”可谓天时地利，利益集团恐怕也无法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