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November 1, 2012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11-01 “特惠长者津贴”这一德政的触礁,警示港府即使占据道德高地,也必须尊重制度、规则,讲究政治技巧,在民生政策方面加强政策咨询,特别是与持份者协商,通过一个个政策的咨询、磋商,不断累积互信,逐步建立执政联盟的良性互动。 2012年10月31日晚,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委会就长者生活津贴计划(“特惠长者津贴”)的拨款申请加开了两节特别会议,但经过逾四个小时的讨论后,未能进入投票程序。财委会主席张宇人宣布下次会议将11月16日举行,这意味着最快要到16日才能再次审议相关拨款申请。 “特惠长者津贴”拨款申请,是新成立的立会和新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政策,并非争议较大的政治议题,而是令香港长者普遍受惠的德政,却为何一样在立法会触礁? 这次交锋,没有胜者。主责推行“特惠长者津贴”方案的港府官员表示失望,而议员则对港府的手法颇多诟病,批评政府预留给议员的审议时间太少、议案尚在审议当中即播出推销议案的电视广告等等。另外,有议员和舆论批评港府官员态度强硬,在政策上毫无调整协商空间,也没有准备预备方案。 港府在这个议题上的强硬,有迹可循。百日施政几无蜜月期可言,新政府当下急于扭转民望低迷之势。树威立望,由民生问题切入是明智的选择。第一,解决民生问题能够占领道德高地,社会争议小,获得立法会通过的几率高。第二,梁之所以在本届特首选举成功当选,与社会期望他能改变香港贫富差距加剧情况是息息相关的。解决民生问题,即是竞选承诺的兑现。第三,从大势看,香港社会向左转的迹象非常清晰,整体舆论更强调公平、关怀弱势,过去几年对“地产霸权”的批评尤其高唱入云。 但是,恰恰因为整个社会普遍向左转,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更需要在民生方面得分,争取利益。如是,行政与立法之间形成争夺民意之势。此中的政治博弈,看似简单,其实复杂。虽然双方立场一致,只在政策细节上讨价还价,容易达成共识、妥协,但恰恰在细节上,更讲究政治技巧。 在此次“特惠长者津贴”的政策博弈中,令人瞩目的是建制派议员对港策的批评。港府在立法会需要建制派的保驾护航,但建制派议员须直接面对民意,否则将在下次立法会选举中被选票所惩罚。民意与政策之间的张力,即呈现于港府与建制派议员之间。倘若港府政策缺乏对民意的及时回应,缺乏回旋余地,势必对建制派议员形成压力。 香港行政、立法关系结构性紧张,非一日之寒。“特惠长者津贴”这一德政的触礁,警示港府不能挟民意而强为,即使占据道德高地,也必须尊重制度、规则,讲究政治技巧。港府应从事件中汲取教训,在民生政策方面加强政策咨询,特别是与持份者协商,通过一个个政策的咨询、磋商,不断累积互信,逐步建立执政联盟的良性互动。 (天大研究院研究助理何龙对此文亦有贡献)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1-01 在最后一次大选辩论中,尽管中国议题成为焦点,但奥巴马和罗姆尼都是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各种规则。这次大选,是冷战结束后,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最彻底淡出的一次。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举世瞩目的两个大国,连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大前后都相差不到两天时间。两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世界的大趋势是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国家的规模相对缩小,但大国与强国之中,中美两国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国家总的趋势不是分裂变小,而是越来越大。拿人口数量来说,在世界上经济实力排前几十位的国家的总人口几乎都在下降,唯独中美两国不降反升。 两国最大的相同之处则是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称之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人坚持认为自己的国家具有独特的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突出的政策与宗教体制,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在中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能够把世界其他国家反复证明了的水火不容的玩艺弄在一起,还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绩。笔者到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很少发现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与民众会在讲话与交谈中,动不动就像中美两国人那样认为自己与其他国家不同。从这个角度审视,未来的世界格局将由中美两国引导与主导,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美两国合则双赢,且对世界也是利好消息。但不排除这两国在未来发生冲突。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不但关系到两国关系本身与中国周边安全,而是对世界局势都至关重要的。要知道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首先要搞清楚中美关系从何处来。梳理中美关系四十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关系虽然起伏跌宕,但合作、发展是主线。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屡次导致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少数民族与周边领土纠纷等问题,最深层的原因都在于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之争。至于经济等表面看上去纷纷扰扰的诸多问题,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虽无法彻底解决,但也不会恶化到影响两国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地步。 从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选择了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访问美国,戴上牛仔帽刮起了“邓旋风”,赢得美国人一片好评,到今年初习近平访美取得成功,我们看到了两者访美的相似之处,也看出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虽有起伏,偶有冲突,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美国方面看呢,如果拿美国大选中候选人挑起的中国议题来做一些比较,就不难发现美国对华政策也具有连续性,而且,在经过不少弯路后,又在向小平开创的中美之路回归。 1992年,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美国大选,是对中国指责最严厉的一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猛烈攻击老布什总统“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他扬言要“打败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暴君”。老布什成为三十多年来唯一没有连任的美国总统,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克林顿上台伊始,也算是很强硬了一阵子,尤其是2006年台海危机,中美两国差点擦枪走火,但到了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克林顿“突然”同北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不清不楚的“战略伙伴”被小布什抓住了把柄,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是“战略竞争者”。小布什击败克林顿的副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入主白宫,也算是为父亲只当了一任总统而“报仇雪耻”了。 小布什上台后对中国摆出了一副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但这一切都被“911恐怖袭击”改变,接下来他主导的中美两国关系比克林顿时期走得更近,导致2008年大选黑马奥巴马在竞选中也多次拿中国人权状况说事,并暗中组织了一班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智囊班子。从对中国强硬来说,年轻气盛的奥巴马一度超过了当年克林顿的架势,2009年到中国大谈自由与民主,他的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冷战后少有的对华强硬派人物。但他上台伊始,美国持续遭受金融危机的袭击,他如果想连任,在国际上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合作与帮助。 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这次大选中虽然动不动就提到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次大选辩论中,尽管中国议题成为焦点,但他们都是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各种规则。这次大选,是冷战结束后,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最彻底淡出的一次。北京值得为此高兴。 从1992年到2012年,几经折腾,美国的政客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敌人是恐怖分子与贪婪的华尔街,以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而不是在反恐上站在他们一边、在金融危机中到世界各地救火的北京。美国总统们更是心照不宣:能在任内改变中国,自然会名垂千古,但如果改变不了中国,却又同北京结下了梁子,他们可能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住处——无法连任而不得不从白宫搬家。 从北京方面来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教训与经验。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增强是保证中美关系正常的关键;你有钱有势,局势又稳定,美国不会找麻烦,可一旦你出现了问题,第一个站出来——不是出手相救而是出脚相踩的一定是美国。所以,与其寻求美国人的支持,不如把自己的民生安顿好。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主要来说,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与改革,而不是取决于美国人。 其次,处理好自己的内政,才能保证外交顺利。台湾问题曾经是中美之间的头号麻烦,但胡温这届改弦易辙,从“促统”转到“反独”,明显加速了两岸的整合。目前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之间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手里也失去了一个筹码。中国领导人见到外国人就表扬或者恳求人家“坚持一个中国”的做法应该收起来了,那是中国内政,没必要见到外国人就拿出台湾问题给对方当成外交筹码。其实,总结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模式,完全可以用来处理好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甚至中国周边的问题。 最后还不得不再老生常谈,中国有一个高山没有翻过,那就是没有克服自身制度与体制的弊端。中国据说是唯一没有被打断过的古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多时候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一次一次都因为政治制度与体制问题被打回原形,恶性循环至今。现在是中国翻过这座大山最好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且不要把逐渐理顺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不思改革与进取的借口,中国的制度变革与体制改革不是做给外国人看的,更不应在西方的压力下进行,中国政治改革是顺应时代,也是顺应中国大多数人意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