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10-12 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 香港今年9月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出现以下情况，值得关注。一是反对派各政党发生内讧，在选举过程中不但不能像以往那样协调合作，反而是互相抹黑，席位争夺激烈，选后仍然互相攻击；二是建制派同样出现板块移动，不但内部各政党不和，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选举都出现内斗，连派系内选民也出现分化。这种政治板块的移动将对香港政治发展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既不利于政治安定发展，也会进一步冲击行政与立法关系。反对派内斗令民主党泡沫化 在区议会、立法会选举过程中，过去一直是由民主党来主导其他反对派政党的参选。尽管选前彼此之间会因争夺席位多少与选区分配而出现种种不快，但经过协调而有所决定后，仍能在选举工程上彼此呼应，还常见互相帮忙拉票的现象。即便公民党在成功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正式组党，也仍然奉民主党为盟主。但是，自“社民连”成立后，其以激进的立场，开始批判反对派在政改进程中废除功能组别选举与推动特首直选不力，并通过策划“五区补选”来冲击立法会选举制度。由于民主党认为此举不具建设性而拒绝参与，但公民党全程予以配合，于是反对派便出现以温和的民主党为一派、以激进的“社民连”和公民党为另一派的新格局，内部开始出现明显裂痕。“社民连”和公民党极力推动“五区补选”，民主党则表现较克制，即使被骂成“出卖民主”，仍然不为所动。在推动政改的立场上，两派也开始分道扬镳。“社民连”和公民党坚持反对2010政改方案，但民主党采取务实态度，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进行协商并在立法会投票中支持这一方案，避免了政改方案原地踏步。正是根据这一政改方案，本届立会选举议席增至七十席，其中增加五个地区直选议席和五个全港普选的“超级区议员议席”。 本届立会选举是2010政改方案通过后首次举行的立会选举。民主党被“社民连”、公民党视为“民主叛徒”，而由“社民连”分裂出去的、以黄毓民为首的“人民力量”，主张以更激烈的方式来破坏香港现有政制，对民主党的挞伐更是不遗余力。公民党虽在批判用词上较为含蓄，但其选举文宣更具煽动力，标榜自己抗共最坚决，同时配合反国民教育的群众运动，高调指斥国民教育为“洗脑”教育、“赤化”香港。面对如此选举文宣，民主党进退两难，于是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以为可以取得固有选民的理解与支持。可是选举结果却令民主党十分难堪，不仅只获得六个议席，跌到历史低谷，从而失去主导反对派的地位，而且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中竟有一区（新界西）全部落空，而该区在过去两届立会选举中还是该党的强区。 民主党之所以出现如此窘境，主因之一是公民党派出其主力余若薇由港岛转降新界西。该区原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的地盘，何本届转战超级区议员议席，留下该党弱势候选人坐镇。公民党正是看准这一点，以强对弱，打击民主党。结果，虽然余本人并未入闸，却成功令其爱徒郭家麒当选，也实现了挫败民主党之愿。在九龙西、港岛区、新界东等选区，也都出现了类似双方激烈交手的现象。 公民党此次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各得一席，加上功能组别一席，议席已与民主党看齐，再加上代表激进反对派的“人民力量”、“社民联”的议席和选票都出现明显增长，反对派内部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已然十分清晰。 综观今届立会选举，泛民一分为二，双方政治取态迥异，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民主党希望走“务实”路线，通过取得建制与反对两派政治共识来化解两派僵持的政局。公民党、“人民力量”等认为，通过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协商不可能保证会有“双普选”，而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取到他们想要的民主。因此，他们断然指责民主党太天真、太幼稚，一口咬定民主党“已上当”。他们的策略是通过立会选举挫败民主党，从而迫使其再度分裂，以致泡沫化。选后何俊仁已引咎辞去党主席一职，民主党内要推出一个能驾驭危机的能人，仍有待磨合。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会否趁机排挤务实一派而重夺民主党领导权，从而把民主党与公民党等重新整合。否则，民主党便只能坚持其“务实”路线，等待公民党、“人民力量”等激进反对派势力得不到务实选民的支持而出现挫败后，再伺机还击。建制派同现政治板块移动 本届立会选举之前，建制派政党主要由民建联与自由党所组成，再配以工联会及功能组别的个别议员，在区议会与立法会的选举中一直能够较好地进行协调。但是本届选举却出现了令人关注的板块移动。 首先是乡议局领导的乡事票出现游离情况，特别是在新界东的两大票仓上水和八乡。因为港府处理僭建问题失当，损害了原居民的利益，获得乡民支持的乡长纷纷出来声讨港府，还批评乡议局无法有效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上水的侯志强与八乡的梁福之公开带领乡民自行选举候选人，不再受乡议局的政见影响，再加上有乡村领袖自行参选，进一步分散了乡事票。选举结果显示，自由党的田北俊因为获得侯志强的公开支持而得到为数不下万票的乡事选民支持，成功当选。当区乡民偏离按照乡议局总体利益投票的传统，不但让自由党赢得该区一席，甚至连累民建联与其他建制派独立候选人如庞爱兰等败选，而激进反对派候选人在该区也最吃得开。新界西也出现类似情况，乡事票分散令建制派选情乏善可陈，而激进反对派却声势大增。传统建制派铁票被松动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自由党的表现，是令建制派政治板块出现移动而造成选情有异于往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该党一向被视为建制派，在今年特首选举过程中，该党合力支持的唐英年败选，因而与当选的梁振英不和，不仅选前公开反梁，选后亦然。在此次立会选举中，该党在文宣中公开表明，其在最关键的危险关头会凭良心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这与反对派宣布维护民主核心价值的政纲何其相似。选举结果显示，在地区直选部分自由党只有田北俊当选，而刘健仪在港岛虽败犹荣，在功能组别部分仍旧获取四席。 另外，在功能组别的选举中，建筑、测量与都市规划界和工程界两个组别出现建制派内斗的情况。上届两位建制派议员刘秀成和何钟泰不愿退场，遭到另外两名均属建制派的参选人挑战。选举结果揭晓，刘与何皆告败选，但相关界别的选民已现分裂。令人关切的是，功能界别的选民板块是否也出现偏离其一向紧贴港府与中央、守护建制的传统立场，今后立法会建制派的功能组别议席是否仍能为政府护航？政治板块移动的政治影响 上述政治板块移动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容轻视。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香港的政治安全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建制派与反对派所形成的两个对立阵营，过去仍能在现有立法与行政架构下运作，没有出现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去干扰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情况，因而令到政制尚能平稳运作，并未出现脱轨与失序的严重情况。但是，目前泛民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彼此不仅不能共事，还有意要斗倒对方，政局已然出现失序的危机。 尤其是激进反对派所采用激烈的政治手段，不惜推倒体制，以非常手段来瘫痪港府运作。公民党、“人民力量”与“社民联”已声言任何不经他们认可的立法和政策，他们都会用任何抗争的手段去反对。他们针对体制设计的漏洞，曾采用过“五区补选”与议会“拉布”的激烈抗争手段来冲击体制，打击港府有效执政，而在他们高调参与组织的群众运动也都出现更多更为激烈的手段。在近期发生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他们占领“政府总部”，以绝食手段煽动激情抗争，并在立会选后深入到各大专院校、中小学，开展“反洗脑”的黑丝带抗争运动，绝食行动也会在校园此起彼落，一波又一波展开。类似这种激烈的斗争手段正在不断升级与扩大，最近更扩展到“光复上水”等群众运动，更出现示威人士公开追打水客、抢夺水货的打斗事件。反对派以所谓“反赤化”、“反对卖港”为口号，来分化陆港两地民众的交流，埋下陆港两地民众仇视的种子。这种激烈的抗争行动，实有害于特区有效管治，长此下去不堪设想。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反对派四分五裂的同时，建制派又出现民建联与自由党无法协作的情况。一方面是激进反对派得势，另一方面是建制派无法团结一致，如此局面实难打造一个安定发展的政局，如此乱象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得以纠正。 政治板块移动所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制有效运作将可能受到冲击。 在建制派议员占立会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会在立法会为港府护航，保证政制有效运作。但是，目前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未来可能不断在立法会“拉布”，瘫痪、阻碍立法与通过重大提案。本来已不团结的建制派议员受到“拉布”折磨，再加上议会外不断出现的激烈群众抗争，能否为立法会把关成为大问题。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应对政治板块移动之策 根据当前这种政治力量板块的移动，需要调整策略，以避免政局失序。 第一，要加强建制派政党的整合。自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后，建制派政党已发展成为行政会议的执政同盟，也是维持香港政局稳定的主力。因此，整合建制派各党使其能合作无间，是最有效的防止板块无序移动的良方。 建制派整合的首要工作是让各党之间有清晰的分工。民建联与自由党过去各有一定的角色设定，前者重在发展基层与社区选举工作，后者强于工商界、地产界等的功能组别选举。由于功能组别选举可能被废弃，如何从功能组别向地区直选转型令自由党为之焦灼，并开始争夺建制派其他的选民“饼块”，与民建联之争尤为尖锐。要杜绝这种纷争，必须加强各党之间的协调，让大家清楚彼此的政治角色何在。自由党未来的发展，应继续扩大其在工商界等传统功能组别选民板块中的优势，以取得足够选票当选。 第二，要加强与温和反对派的沟通。从回归以来，历经三届政府，特首及其领导的行政会议始终无法和反对派各党派进行正常沟通。2010年政改方案之所以得以通过，与民主党坚持走务实路线有密切关系。港府应把握机会，鼓励民主党继续走务实路线，在政策成形前与该党进行咨商，让该党多参与众多公共机构的运作，甚至行政会议也要设法说服其加入。包括中央官员，也应打破与该党成员不会面的僵局。作为反对派最大的一个政党，只要民主党能壮大，其他激进反对派政党的发展自然相应受到制约。未来只要特区政府施政得法，选民将会决定他们的兴衰。...
Month: October 2012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10-11 谢长廷此行虽不过是民共交流的一小步，其所产生的效应却可从三个党派做不同角度的观察，一则是否松动民进党派系阵营，再则是否拉动国民党两岸政策，三则是否促动共产党战略调整。 10月两岸政治新闻的焦点，无疑是谢长廷的登陆之旅。谢此行，从厦门参访到东山祭祖，再至北京访问，期间先后与台办主任王毅、国务委员戴秉国晤谈。谢虽然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之名，以参加国际调酒大会为由，踏上登陆之旅，但是作为民进党前主席、现任中常委，“天王级”的谢长廷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是政治，何况他是至今为止参访大陆级别最高的民进党人。 谢登陆之前，纵观两岸三地舆评，祝福有之，批评有之，但除了独派，普遍“乐观其成”；谢登陆归来，同样众声喧哗，有赞赏，有质疑，而“万箭穿心”之景却也未曾出现。民共加强互动，开展两岸新局，为两岸三地所喜见，由此可证两岸和解之大势已不可逆转。 对于谢长廷登陆之旅的启动，可从当下、过去、未来三个时间点加以审视。 近看2012年台湾大选。民进党输在“最后一里路”，选后检讨，两岸政策转型的呼声一度在民进党内高唱入云，谢长廷更是积极呼吁。尽管受党内基本教义派的牵扯，两岸政策转型在党主席选举中最终只听楼梯响，但是熟谙选举之道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深知，要重夺政权，始终绕不开两岸政策，否则执政只是“传说”。 回望2000年台湾大选。民进党首夺执政权，北京对当选的陈水扁“听其言、观其行”，民进党执政八年间曾刻意挑起两岸对立，两岸关系严重倒退甚至一度紧绷在战争的边缘。直至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京，国共关系破冰，随后2008年马英九当选，两岸关系在过去四年渐次和暖。而失去政权的民进党依然坚持“台独”纲领，两岸政策铁板一块，民共之间始终无法启动党际互动、交流，直至今日。 前瞻2016年台湾大选。连任成功后的马英九民望低迷不振，地方选举接连失利，上任不过数月，坊间“接班人”之议已四起。2012年大选，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得票差距相较2008年已经大大缩窄，2016年大选重夺执政权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国民党不可能永远是赢家，两党轮替执政成为常态。台湾一旦再次变天，民进党会如何处理之前国民党与北京达成的两岸协议？北京又将如何与执政的民进党交往？ 顺着这条时间脉络，审视过往种种得失，推演未来诸般可能，谢长廷的登陆之旅之所以启程，背后既有各方基于当下政治现实之考量，也不乏各方面对未来的战略思维之调整。 要言之，谢长廷此行虽不过是民共交流的一小步，其所产生的效应却可从三个党派做不同角度的观察，一则是否松动民进党派系阵营，再则是否拉动国民党两岸政策，三则是否促动共产党战略调整。 民进党方面，谢长廷登陆之旅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可给予党内的“知中派”以正能量，有助松动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高层的牵制，鼓励民进党内部有关两岸政策转型的讨论，对于“中国事务委员会”未来的运作也不无促进。两岸论述之战是否风云再起？谢长廷是否会就任“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这是下一阶段对民进党内部变化的观察点。 国民党方面，所拥有的与大陆官方对话交流的“专营权”已进入倒数时间。两岸关系过去四年取得长足发展，由易入难，由经而政，渐渐步入深水区，前行颇为不易。连任后声称“寻求历史定位”的马英九，似乎止步不前。但是，一旦民共开启对话并逐步热络，在两岸政策方面势必对国民党产生倒逼效应，促使国民党在两岸政策方面更有作为。马英九日前宣布通盘检讨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尽速推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这是谢长廷登陆之旅泛起的涟漪，还是国民党两岸政策迈开新步的信号？ 共产党方面，开启民共对话，有一子挪而全局皆活之效。一方面，与国民党、民进党同时交往，有益于保持台海局势、两岸关系未来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两岸合作之间的竞逐之势，从而赢得更多折冲尊俎的空间，以从容不迫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此举或对北京的战略思维调整产生更多的正面促动作用，即未来要更善于与政治理念不同的政治势力交往、互动。台湾事务如此，香港事务亦如是。与反对势力老死不相往来，固然坚守了原则，却无助于化解政局不稳，相反若能通过交往、互动，有效促动反对派走务实路线，不仅有助化解僵局，也能赢得更多的政治空间和战略纵深。外交事务层面，也应思索不再自我设限，而是更善于与邦交国的各方政治势力平衡交往。从政治的稳定性来思考，只有不为任何一方所挟持，避免陷入其内部政争，才能减缓一朝变天时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善于与不同理念的政治势力交往，本身更是一种大国自信心的展现。 超越现实政治，看未来大势。全球的权力重心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中华复兴之势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台海两岸的经济关联度越来越高，而和解既是两岸民众共同之望，也是大势所趋。不破除两岸政策的政治罩门，民进党就难有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对于大陆而言，开启与民进党的对话、交流，才是两岸全面的对话，毕竟民进党拥有着岛内45％的民意基础。而两岸政治互信的形成、巩固和稳定，才能对周边国家形成更具说服力的感召。面对民共积极务实，开展对话、互动，形成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气象，国民党是否又能把握历史契机而有所作为呢？
——钓鱼岛危机后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10-11 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和先发制人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讲过，在每个世纪或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战略思想都自诸多事件本身带来的难题中吸取灵感。换言之，决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制定适当的战略，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通用法则。时代在变，若一味墨守陈规，恐无异于刻舟求剑。外部挑战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 据此来看待当前的钓鱼岛危机，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面临的主要外来挑战或威胁是什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一直以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为轴心，其依据在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尚未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而且中国的周边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整体来看，决策层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判断基本准确到位，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居功厥伟。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曾有“修理”中国的冲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更是赤裸裸的羞辱恐吓（该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大小小的周边国家由此相信侮辱中国不会遭到强烈反击），因此部分学者和军方人士开始批评“韬光养晦”战略，呼吁决策层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天佑中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启动反恐战争，对外战略改为先发制人（pre-emption），全球追杀“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在反恐旗号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由此幸运地获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总量一跃为全球第二位。不过，即使无暇顾及东亚，美国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打压，稳步构筑了戴旭所称的对华“C型包围圈”。中国决策层实际上部分接受了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批评，通过曝光一些杀手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战略的副作用。 当然，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持续不断地有声音号召政府推行反“遏制”战略，这些论者对国际形势的解读是美国正在设法遏制中国，而中国的周边安全正逐渐恶化。单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的确在周边围堵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视中国为敌，对华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因为军事和安全问题必须服从于政治上对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而美国在经济领域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通过金融战从中国谋求暴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在滥用霸权时投鼠忌器，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若无重大事变，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将转向中国，我们的外来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华推行“全面接触”战略中的强势否定性政策，力图约束中国的力量扩张。美国会继续鼓励中国符合西方规范的行为，引导中国维护美国领导的体系，但更关键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侮辱、打压、排挤、孤立、削弱和管束中国，并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构建一种准“奴隶主—奴隶”生产协作关系，确保美国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不至于崩溃。条件允许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疑地施行解体中国的策略。美国长期对华封锁核心技术，打压中国民族品牌，抵制中国高端产品，通过合资收买和控制国企，并制定计划对华发动金融战争；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针对中国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寻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具体表现。 当前的钓鱼岛危机将成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滑向限制政策的标志。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钓鱼岛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争议和摩擦地区。此次日本野田政府趁中国内政有隙，狡猾地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从而在治权基础上更进一步，至少在名义上确认了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偷袭”钓鱼岛的行动，既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美共谋的产物。受制于战后秩序，日本尚未摆脱战败国地位，其军事和安全政策仍仰仗华盛顿。故此，我们可以说，今年的钓鱼岛危机只是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后对华新战略的试水。应采取“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学界的共识是决策层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在所难免，其重心无疑是中美和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中方不能冒进，必须承认目前中日实力持平，而美国的力量远超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推倒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要顺应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coercion)和先发制人（pre-emption）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战略概念。孙子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威慑战略的要义在于通过展示己方的力量，说服理性的对手，让其明白任何重大挑衅都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威慑战略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不同层级和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细化（比如分成总体威慑、局部威慑、军事威慑等）。威慑还可以和利诱(inducement)、劝阻(dissuasion)、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兼容。 威慑的效用取决于对手的配合，只有对手认可我方的威慑力量，理性地选择退让，威慑才会奏效，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威慑的对象。如果对手是像日本这样的非理性文化国家，那么威慑基本上是无效的。日本武士和穆斯林人肉炸弹都拒绝与人理性博弈，威慑不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小布什政府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打击“基地组织”的原因。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主要指向美国。我们要树立威慑美国能够成功的信心，将其视为今后与全球独霸的相处之道。由于冷战的经历，美国的决策系统崇尚理性，深谙威慑之道，是中国可以博弈的对象。中美核战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本身，所以在核武时代对美总体威慑是能够被美国和世界各国接受的，因为这一战略使中美双方都能够理性而有效地管控核武。 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影响对手的决策过程，这也与孙子“攻心为上”的原则相合。军事实力仅仅是总体威慑战略的部件之一，而成功地让对手在决策时意识到危险更为重要。中国必须让美方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信中国高层有先发制人、发动局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的决心；同时让美方相信如果他们放弃军事对抗，就一定会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得到奖励。 在军事威慑领域，中国军队要相应地建立分级灵活反应机制，在巩固二炮和陆军强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实力，提高指挥数据链质量，加强联合作战能力，细分军种功能，并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向美国政府表明解放军无惧总体战，擅长局部小规模战争和高科技条件下的特种战争。中国要继续适时亮出部分杀手锏装备，以防止美国对解放军战斗力产生不正确的预期。 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要瞄准美国的软肋。除了其债务经济，美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惧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已经显露无遗。中国可以借此化乱为兵，有放有收，增加反击美国军事威胁的筹码。 若要维护总体威慑的效能，中方在传播中就不能自我贬低，不能任由对手藐视自己的威慑力量，包括国家、军队和民族品牌的声誉，因为它们都是强大的威慑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取得国际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主导权，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对手也比较容易放弃他们的野心，毕竟依赖中国技术的高端武器或威慑物对中国的威胁会大打折扣。中国应加快构建对日优势 中国需要在“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大框架中来处理钓鱼岛危机后的中日关系，以对日劝阻、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来配合对美威慑。 源于日本的非理性文化，日本领导人更愿意赌博，并不太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福祉。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对日本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影响极其有限。日本政权频繁的更换更是加大了威慑战略影响其政治运作的难度。 中国不能从理性层面去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可以从“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断日本的政策走向。比如说，现在日本债务缠身，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援，可其政客依然挑起钓鱼岛争端。在理性的人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行为；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又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清楚地知道，在中日竞争中，时间不在日本一边，所以大量日本人倾向于铤而走险，支持政府在中国实力将起未起之时，最充分地扩大日本的利益且使其合法化，并积极寻求瓦解中国的办法。更何况，目前正是中国领导人代际交替的敏感时期，日本各方觉得有机可乘。...
2012-10-10 2012年9月20日，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与捐赠协议签订仪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 2012 年9月20日，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与捐赠协议签订仪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清华大学教育基金 会副理事长谢维和教授，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签署了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的合作与捐赠协议。 方文权先生在致辞时表示，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标志着双方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层次。能够为国家做些 有意义的事情，深感荣幸，这也体现了天大“关心社会，共同发展”的企业宗旨。方总强调，建设世界一流的思想库，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唯有不断探索，不 懈努力，孜孜以求，不达目标，绝不罢休。 陈吉宁校长指出，双方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是一次理想、价值、人格、心与心的合作。“国家战略研究院”将为国家、为清华提供新视角、新动力、新平台。十年后再回首，一定会结下丰硕成果。 “国家战略研究院”将开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战略性研究，创建跨学科的“国家战略学”，举办“世界和平论坛”，设立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培养高层次 战略型人才，以及开展其它公益活动，推动清华大学“大文科”建设发展，推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发展提供战略建言，为国家的文明昌盛、长治久 安作出贡献。 为此，天大集团和方文权先生无偿捐赠三亿元港币作为“国家战略研究院”的经费基金。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教授（前排中），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谢维和教授（前排左），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前排右）签署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的合作与捐赠协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江永 2012-10-10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 钓鱼岛之争作为四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搁置的这一不正常部分，迟早要发作。野田内阁“购岛”只不过使其提前发作而已。中日这场大较量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前景值得关注。多事之秋的日本政局与钓鱼岛问题 野田佳彦重新改组内阁后，保留了外务、防卫、国土交通大臣等原班人马，预示着其不会改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做法，有可能在10月下旬通过临时国会追加预算，完成“购岛”计划。野田启用田中真纪子任文部科学大臣，也有保持对华沟通渠道之意，但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 一、野田改组内阁后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能更强硬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钓鱼岛问题已成为未来大选的重要议题；日本右翼在日本影响上升；对华强硬派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也会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强，与民主党“争出风头”。 9月26日安倍晋三重新当选自民党总裁，为赢得未来的大选，正与大阪市市长桥下徹为首的“第三势力”联手。目前，桥下徹为首的新党“日本维新之会”则准备单独推举候选人参与大选角逐。日本大选最早可能在今年内举行，最迟不超过明年8月末。估计未来日本大选可能出现“三足鼎立”局面，大选后的日本政坛将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安倍晋三为降低国会修宪门槛，将把修改日本宪法第96条（修宪程序）作为竞选议题。他启用前外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为自民党副总裁，也有着眼未来同中国修复关系的考虑。 在未来的大选中，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将受到选民的关注，各党候选人可能对华示强。日本一些政客竞选时与当选后、说的与做的、对内与对外、执政前期与后期，对华态度未必一致。在经济领域与安全保障领域的对华政策两面性会更加突出。 明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将全面登上日本政治舞台。即便自民党取代民主党重新上台，也难以建立一党单独执政的稳定政权，而保守势力仍将垄断包括朝野在内的日本政坛。今后无论日本政局如何演变，中日关系均不容乐观，要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继续抬头。 二、钓鱼岛问题面临的新形势 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张采取所有强硬手段一举压服日方的“速胜论”行不通；认为领土问题无解、事不关己的“无奈论”更不可要；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针锋相对地展开一场“持久战”。 第一，日本政府“购岛”后的所谓“平稳管理”意在永久占岛。其实质是为利用“时效取得领土原则”（简称“时效原则”）永久占岛做铺垫，是变非法为“合法”的花招。国际法上所谓“时效原则”的客体不是固有领土，也不是以先占原则占领的无主地，而是指别国领土；取得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地方政府。如果一国政府对别国领土，通过和平、稳定、有效而不间断的占领和管辖，而50年未遇有效反对，在国际法上它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就很充分。可以认为，野田内阁实现“国有化”的所谓“和平稳定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将来通过所谓“时效原则”永久占岛，而这是石原慎太郎根本办不到的。 第二，野田内阁不可能改变“购岛”的错误做法，甚至会变本加厉。即便能迫使其放弃钓鱼岛“国有化”，但日方仍会坚持在本国主权下私人拥有土地的性质。既然敦促野田内阁改正错误已无望，中国就只能接过野田内阁发出的“请柬”，坚持到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并使其永久化，从而彻底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单方面“实际管控”，从一开始就终结日本利用“购岛”实现所谓“稳定平稳管理”钓鱼岛，防止未来日本借所谓“时效原则”永久霸占钓鱼岛。 第三，中国单方面恪守“搁置争议”已不现实，只能与时俱进。1971年佐藤荣作内阁曾强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否认存在领土争议。如今，野田首相否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和中日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说明其政策已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的立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日方已改变“搁置”立场，回到“搁置”状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只有针锋相对地做斗争，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最近，日本开始在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张予以反击。这在客观上反而使世界各国都了解到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确实存在。中国也必须继续坚持有理有据的法斗文争。未来如果日方仍坚持所谓不存在领土争议的主张，必要时中方也可宣布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以便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日本政府“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新时期 日本政府“购岛”，揭开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之争历史新时期的序幕。从明朝倭寇来袭，到清末日本吞并琉球、甲午之战，中日关系波澜起伏，惊心动魄。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中国明朝与古代琉球王国建立关系640周年；是丰臣秀吉结束国内“战国时代”并统一日本后发动入侵朝鲜战争420周年；是日本以武力把琉球国变为琉球蕃140周年；是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120周年。 与钓鱼岛相关的中日关系史，从1895年1月14日明治政府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窃取中国钓鱼岛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1895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于1896年授权古贺家族殖民开拓钓鱼岛。第二时期：1945年至1972年，钓鱼岛摆脱日本控制，在国际法上已归还中国，日本殖民开拓时期的所有权利作废，但中日邦交处于不正常状态，钓鱼岛被美国非法控制27年。第三时期：1972年至1992年，美国归还冲绳给日本时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引起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与共识。第四时期：1992年至2012年，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出现政治右倾化。日本政府于1996年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开始以岛圈海，否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否认双方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从而成为相关问题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来自美国“一超”的战略压力必然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两件大事，即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野田内阁“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目前中日之间的某些现象，与1894年甲午战争前十年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1885年日本调查后已知钓鱼岛是中国命名的岛屿，没敢轻举妄动，但于1887年制定了为期5年的作战计划——“征讨清国策”，1892年完成该计划，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并于1895年1月14日战争中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于2010年末公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为期5年的军事装备计划，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日本防务省将官还提出多种应对“尖阁列岛”（钓鱼岛）和中国海洋战略的军事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内乱先行军事占据钓鱼岛。 其二，1885年北洋水师从英国、德国订造的战舰陆续下水。日本视北洋水师为最大威胁，并开始针对中国加强日本海军。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引起日本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及其海上活动，戒心越来越强，担心中国潜艇进入太平洋深海，超越日本的监控范围。因此，日本在财源匮乏的情况下，仍决定购置美国40多架F-35新一代战机，加紧制造大型驱逐舰和潜水艇，在冲绳部署美国鱼鹰作战运输机。 其三，1886年北洋水师军舰出访长崎，发生水兵与日本警民械斗的“长崎事件”。在北洋水师炮口下，日本被迫放回被扣的中国水兵，但激起举国反华情绪。明治天皇曾动员全国捐款，官员减薪10%，以打造日本海军，准备对华开战。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右翼势力大搞反华活动，日本民众对华态度变冷。今年以来，石原慎太郎动员全国捐款“购岛”，煽动反华情绪；日本公务员也减薪10%以上，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
MU Jun 2012-10-08 No matter how much “public support” there is or how many netizens are appeal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plete early stage research...
ZHANG Xudong 2012-10-08 Even though Romney won 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help him get elected. He still needs to do...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0-08 政府在做任何一个决策之前，无论有多少“民意”支持，有多少网民在呼吁，都应该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 如果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顺应民意、从善如流的，恐怕连美国也不好意思提出异议。有网友粗略估计，过去五年里，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推出的服务民众的便民、利民措施，大概有85％以上是由网民率先在网络上呼吁，引起媒体舆论跟进，从而影响政府做出决定的。而且，政府各部门回应的速度越来越快，有时做到了雷厉风行。这些，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无法做到的。 就拿这次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实行的高速公路八座以下轿车免费使用的政策，就是部分网民在两三年前提出、去年和今年才“炒热”的。而当政府突然宣布实施这一措施，很多当初发起呼吁的网友都有些惊讶：政府真快啊。 确实是快的，高速公路造价昂贵，收费也不便宜，高速收费涉及巨大的利益链，假期更是私家小轿车出行的高峰期，政府做出这个决定，等于是厚待了有车一族的中产阶级。当然，这一政策的初衷还有防止放假期间高速拥堵。 之前虽然也有少数官员提到过减免高速收费，但正规媒体的报道几乎没有，更没有听说政府某研究机构或者民间智库做出了相关可行性的报告。这样重大的决定，总是有一些先期的研究工作要做的，并不是网民一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头脑一发热，一声令下就可以办好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次政府相关部门显然有一些问题没有考虑周全，使得假期减免高速收费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 例如，这次减免收费主要是顺应网络民意，尤其是假期能够开车出行的“中产白领”的意愿，这些中产也是网络的主要使用者，心比较齐，声音也比较响亮。可是，原本顺应他们而调整的免费政策后来造成了大面积拥堵，也造成了主要是来自他们的抱怨。假期本来就是出行的高峰期，这个时候用免费使用高速公路来治堵，是否合理？这一政策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假期出行？ 假期高速是否拥堵，和是否收费没有必然关系的。当然，高速拥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收费站”拥堵，车辆快速行驶，结果到了高速路口却不得不停下来取卡、交费，于是排起了长龙。可这次减免了高速收费，却没有减免司机取卡、交卡的手续。加上假期突然免费，一些为了贪点小便宜的私家车司机，原本不打算外出的，也急忙开上了高速。结果，一个便民的治堵措施，反而造成了拥堵现象。好在相关部门继续“从善如流”，当民众广泛在网络上反映这一不合理现象后，立即宣布，从10月4日开始，司机不用取卡、交卡了。 这本值得称赞，但这样的事情，不用等到全国塞车四天以后才修正吧？这原本是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者民间智库早在政策出台前就应该考虑到，并制订出对策的。 这次减免高速收费还引起了网民另外一些的议论。例如，规定减免收费的车以八座以下的私家轿车为主，八座以上的包括大中小客运车照样收费。而大家都知道，假期期间，乘坐这类高速公路公共运输工具的，绝大多数是收入较低的打工一族，包括上亿进城的农民工。由于这些车照样收费，所以他们的票价一分钱不降。对比降调私家车收费，是不是更应该减少出行中的低收入群体的收费？更何况，减免客车收费，可以鼓励客车公司多出车，缓解交通压力。 当然，任何一个政策，无论多么便民利民，总是会受到部分的议论甚至批评，政府相关部门不必有“动辄得咎”的感觉，顺应民意、从善如流的做法应该受到欢迎与鼓励。只不过，政府在做任何一个决策之前，无论有多少“民意”支持，有多少网民在呼吁，都应该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2-10-08 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编者按］台湾政治评论人张百达先生曾任职于台湾民主进步党民意调查中心、政策委员会及中国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两岸关系、台美中关系与国家安全相关议题。他认为，可从政党、议题、社团、机制四个层面入手来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北京须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之互动，两岸民间社团之间的交流也应进一步加强，两岸对话的范畴可含括更广泛、多元化的议题，而学界智库应强化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两岸关系如欲求进一步发展，在彼此仍存在着许多分歧、暂行搁置重大争议情况下，若能通过适当途径进一步深化双方互信基础，充实积累有关互信的实质内涵，不论是对于稳固当前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局势，或者进一步擘划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前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拟就如何增强两岸政治互信的路径选择，提出个人初步观察与思考。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除了经常讨论的政治关系外，实亦包含许多其他层面的关系。因此，不仅政治层面需要互信，其他包括经济事务、安全领域乃至两岸民间日常互动，都需要逐步建立互信，巩固互信，进一步深化累积双方的互信基础。否则，若只谈政治互信，而其他层面的互信则不断遭受侵蚀与损耗，如此不仅导致政治互信难以深化，甚至将随之动摇。也就是说，政治互信固然有其优位性，但若无其他各类互信基础加以支撑填实，政治互信终将难以稳固立足。 在思考如何增进两岸互信时，除了涉及谁跟谁的互信，也就是交往互动的对象外，建构不同互信关系的先后顺序及路径选择，均可能在彼此间造成不等的相互作用。至于两岸如何建立一个具建设性的互信发展动态体系，除了必须寻找有助于系统发展的正向因子外，亦必须从结构上检视并修补目前存在的重要缺陷。民共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岸利益 首先，在政党层次，应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的互动。 两岸关系为力求长期稳定发展，应设法跳脱台湾内部定期选举所造成的周期性影响，并设法早日寻求与台湾各主要方面关系的突破。具体言之，就是应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唯有如此，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在有历史夙怨的国共两党如今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如何与在台湾具一定政治版图势力的民进党（及其背后的支持群众）建构起正常交往的互动关系，这并不是政治施舍或恩惠，更不是谁对谁让步或示弱，而是符合谋求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共同战略利益与需要。 两岸未能在曾经提出“未来一中”、两岸统合论述，以及“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恢复协商的陈水扁“总统”任期内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不论对民共两党或两岸关系而言，未尝不是战略机遇的错失。即使如此，如何尽早共同寻求民共两党关系的正常化，终究是追求两岸关系平稳发展过程中所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 即使民共两党现阶段因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仍无党际交往，但通过智库对智库或其他学术交流形式，仍可作为某种功能上的弥补。但在重要议题上若未能及时形成有效沟通，双方仍可能产生严重战略误判，进而影响缓解政策的推动。 其次，在议题层次方面，应朝向多元化、全方位开展。 两岸不应仅是推进政治对话或经济事务的协商，更应同时就包括安全、战略，乃至范围更广的“人类安全”等其他领域重要议题展开多层次对话，藉以增进相互理解，降低误判可能，并从中探寻彼此可以务实展开的合作空间。 蔡英文在竞选2012年“总统”所发表的“十年政纲”中提出：“双方应在对等、互惠的原则下，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就多层次、多面向的议题，交换意见，寻求解决两岸相关问题的路径，建立机制。”现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其竞选党主席声明中亦表示：“我们要积极自信的与中国交往互动”，以及“我们要用对话代替对抗，用互动追求互利互惠，促成共存共荣。”蔡苏两者均未限制对话范畴。 由于不同议题彼此间亦可能造成相互影响，除了秉持“先易后难”，在“先经后政”的政经之间，实不存在一条绝对、清晰的分界，更非“只经不政”之意。然而，当两岸在政治议题的原则立场出现分歧时，应区辨究竟是单纯出于对基本原则立场的歧异，或是出于双方对未来两岸政治定位缺乏清楚图像或共同语言？强化学界对两岸关系的前瞻研究 第三，社会层次方面，在党政之外更应加强民间社团的交流互动。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包涵许多层面，除了早期前往中国大陆经营发展的台商台干，存在于党政高层以及两岸事务专家学者间的互动，乃至两岸目前民间所进行的教育、文化、宗教、农渔产品采购以及观光旅游等各种交流往来，若与廿年前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上述有些交流活动或流于形式，或局限于部分特定领域的菁英阶层。即便以陆客来台而论，尽管近年来陆客来台人数持续增加，但在压低成本、追求利润等经济考虑下，目前一般旅行社的活动安排是否真正有助于增进两岸民间相互了解，恐怕有待斟酌。 除了前述各种交流形式，台湾民间存在许多“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或可作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场域。举凡像是生态保育、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与职场安全、上班族白领阶级权益以及小区发展等等各种存在于两岸庶民社会的共同议题，均可透过增进双方交流以分享彼此经验与成果。而带有公民意识及进步价值的两岸民间交流，将比诉诸传统民族、血缘关系，或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两岸经济活动，更有助于发展建构两岸民间的社会联系。 第四，在机制层次，应强化学界智库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学界与民间智库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政治性，即使彼此出现分歧，也不至对政治场域造成立即直接的冲击。另方面，两岸政治部门在其所共同面临的各项议题时，也可以透过鼓励、支持前者展开具有前瞻性的前期研究或共同探讨，以寻求解决方案或提供政策建议。...
GUO Zheng 2012-10-06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geopolitics and oceanic strategies, China’s pres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is inevitable, which is a 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