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2-10-31 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 日本政府以购买的方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透过产权影射主权，以至于对同样提出主权主张的北京与台北，就构成了侵犯，酿成今天的僵局。现在日本政府拒绝采取“去国有化”的弥补措施，担心如此会影射放弃主权，进而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因此问题似乎不能化解。但试问，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 因此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宜兰县购买钓鱼岛产权？ 立即而明显的答案是，基于日台亲善的背景，由台湾出面购买较为合适，因为钓鱼台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且钓鱼台在历史上属于琉球南岛归属台湾辖区。台湾购买的好处因而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对渔民的一种合理照顾，且不直接涉及中日之间反帝民族主义与右翼军国主义的对抗。但是，台北向东京买地的行为，有可能被台北解释成是东京承认台湾的主权，而东京也必有挑拨于两岸之间的心理，则是台湾出面买地的坏处。 准此，为避免“台独”利用机会继续制造东海争议，破坏两岸和解，则台湾买地之举可进一步修正为宜兰县政府买地。此为更合理之买主，不但是因为县政府仍为公法人，故可以容许各方自说自话为某种影射主权的行为，但其为地方政府之地位至明，便又不至于被扩大成是台湾的独立主权含意。由宜兰县政府透过日本设在台湾的交流协会转达并安排，允为适当之买主。 但是，日本政府目前不可能放弃产权，似又是日本政治的常识，则所谓购地，只能是购买部分产权，或极小部分产权，亦即属于象征性购买，如同所谓共有公寓般，公寓之土地产权可归于个别公寓主之集合所共有。设若日本政府出售十分之一产权，即形同进行“减国有化”的某种步骤，但仍然是最大地主，因此在观感上或法律上，东京没有推翻自我宣称的主权主张。如此，宜兰县政府拥有部分产权，台北可以藉此影射分享主权，而北京也可透过“九二共识”藉以影射主权。 最后，日本政府既然自认拥有全部产权，为什么要同意出售其中部分，来容许外界进行与日本主权宣告相反的诠释？这点确实为较大难题，因为涉及的是日本人的政治文化与近代史。盖自“马关条约”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还不曾有和平让出过其所巧取豪夺的任何非传统土地。故要能和平共享钓鱼台产权，因而有赖掌握日本政治文化，并能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而在东亚范围内，能体会甚至内化日本政治文化最深的，莫过于台湾人。中日政治文化之异同 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旦成为台面人物，就会丧失让步的心智慧力，这也限制了其政府在钓鱼台问题上让步。因此，每回日本政府派出代表，绝不可能是要讨论如何解除“国有化”，而只是希望取得对方谅解。假如日本诚意再强一点的话，就是向对方表达忏悔，说是造成对方的困扰。一旦表达了忏悔，无非是在追求能维系好双方关系，请对方务必同意不追究，渡过目前危机，但也将因而形同双方仍同属一个更大群体的情感，则日本方面便欠对方一个重大恩情。 在中国文化里，缺乏可以了解这种日本式妥协文化的基础。对中国人而言，在台面上谈国家民族之类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时，必须名正言顺，因此只有一种应然的秩序。如果不能恢复这样的秩序，就必须有人被牺牲。权力强大的时候，就牺牲对方，比如惩越战争的目的，只是惩罚对方以正名，而不是占地；权力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人，比如八国联军时，先斩杀反战朝臣后才匆匆逃去。断断不能说因为对方表达了忏悔，就让错误的秩序继续存在下去，而宁可玉石俱焚。 但中国政治文化的弹性在于，只要能得到名份，就什么都可以谈了。故一旦钓鱼台的名份归属于中国，其他所有的好处可以退让而不计较。换言之，日本必须要进行某种“去国有化”的过程，如此中国必然可以容忍日本继续实质控制钓鱼台。但如果日本不能采取某种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去国有化”政策，中国唯有不断派遣船舰出没钓鱼台附近海面。矛盾的是，日本的代表请求谅解，与中国方面的不能谅解，同样是要恢复两国同属东亚的群性。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 如果以日本的文化还治日本，会是如何？试想北京明白告诉日本的代表，甚至派代表到东京，表示中国已经决定要取回钓鱼台的主权，且会不惜采取任何方法，包括战争，也不惜耗费多少岁月，请日本见谅，并对因此而可能带来的伤害，向日方先行表达歉意。如果日方愿意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改弦更张，而进行钓鱼台的“去国有化”，中国势必会对因此而给日方带来的诸多不方便，表达十三亿总谢恩，会是如何？ 十三亿七千万的总谢恩，重量远远超过一亿三千万的总忏悔，因此日本就有了“去国有化”的正当理由。但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没有这种谢恩／忏悔文化。毕竟这是日本式的语言，也是日本式的决裂，不是中国式的，纵使能真正给日本带来震撼，并给东京有所改弦更张的下台阶，北京也不可能会这么做。 不过，台湾有这样的日本文化，而且民进党最是经典的保留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民进党人一旦做了决定，不论其政治层次之高低，从不在乎党内如何反对。这般的一意孤行者众多，常见各级民进党人自己闷着头做了痛苦的决定后，采取以忏悔来逼迫对手让步的风格，如蔡英文请托苏贞昌，完全是日本式的忏悔；但在被人请托时，则常采取中国式的那种绝不谅解的玉石俱焚风格，如苏贞昌拒绝蔡英文。 则台北何不以日治日、以中化中？如果台北向北京表达在“九二共识”下，透过宜兰县在钓鱼台让日本“去国有化”，则不违反北京的大是大非；然后由宜兰县派代表向东京请求谅解，说县府已经决定与东京合购钓鱼台，请东京务必同意。严重一点，还可以表示宜兰已经不能退让，非买不可，不然渔民将继续抗争，或过去对日本赈灾的钱要退回，若因此造成东京困扰，一定自我忏悔云云。如此迫使东京在情感上要选择是否要与台湾决裂，或是要让台湾欠恩。 迫使日本政府在情感上接受宜兰县合购钓鱼台，不但可以让三方根据自己的法理化解问题，在事实上也犹如日中台主权共享，完成两岸都主张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愿望。台北若藉此学习到以化解争议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想要回避大陆，对未来两岸关系更是正面意义。至于东京，拒绝十三亿七千万总谢恩的后果严重，而将台湾从日本亲善的范围切除也对日本人是重大情感打击，且看东京如何调整。 《台湾观察》2012年10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