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0-15 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日本当局都要对这次钓鱼岛危机负全责。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来不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建中日关系时开始，中国政府就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为了不加重日本国民的负担，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在恢复两国邦交的时候，并没有强迫日本做出当时尚无法做出的道歉与承诺；更有甚者，1992年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天皇访问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中首个发出这一邀请的，无论对中日关系、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地区和平都有重要的作用。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从1895年1月被窃取开始，其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日本手里（1945年-1972年被美国非法控制）。以往日本右翼虽然也常常借钓鱼岛搞事，试图复活军国主义，但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直接支持。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过去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开发钓鱼岛，也不允许日本国民登岛、护岛。但是这两年，日本政府频频使出小动作，终至今日出现了购岛、“国有化”的闹剧，引发钓鱼岛危机与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当局在南海问题一波未平、美国宣称重返亚洲的关键时刻挑起钓鱼岛危机，美日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欲以钓鱼岛事件为契机，挑起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引起中国内部的盲动，以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长期爱好和平，其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和平的环境，中国愿意在一些涉及领土的敏感问题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协商。可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出牌”，以及不顾历史事实、枉顾国际法等等，几乎把中国政府逼到除了战争就无路可走的地步。诚如很多识者所指出的，日本正是看到中国爱好和平，不愿意同邻国为领土问题兵戎相见的“缺点”，担心在国际上失去这些年凝聚的信誉，才如此肆无忌惮。因此，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其实别无选择，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收手，一味妄为，中国只有做好军事准备，不惜一战。也只有这样的意志与决断力，才能迫使日本知难而退。 日本挑起钓鱼岛危机，越过双方长期以来默认的立场底线，显然是低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保卫钓鱼岛的决心与意志。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做法合理合法，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理解，也得到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的反日保钓大游行，向日本与国际社会传达了更加清晰的信息：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一致，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强，不可动摇。 钓鱼岛危机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钓鱼岛问题却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冲击全球的新时期，在信息瞬间广传的网络时代，外交与内政高度关联，深层互动，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第一，在钓鱼岛危机引发举国上下对日本的一片抗议声中，著名学者萧功秦发表《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一文，呼吁各方理性看待中日关系，避免重演八十年前中日关系“硬硬互动”最终走向战争的历史。 萧教授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右翼从来就对“和平宪法”不满，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一直叫嚣要重新武装日本，但苦于亚太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作为记忆犹新而难有作为。如果能够借钓鱼岛危机逼中国出手，日本不是没有可能撕碎“和平宪法”，重新武装自己，至少也可以让“美日安保条约”落到实处，这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都是利好消息。如果中国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采取非理智的行为，恐怕也不无可能陷入这一陷阱。 第二，严防于国于民有害无益的极端民族主义蔓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同时也要避免拿民族主义来贬低甚至诋毁爱国主义热情。网络上有部分意见领袖对于年轻人被日本挑起事端所激起的爱国情绪不以为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归结为民族主义。需要认识到的是，民族主义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曾经扮演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在当今全球化与民主化并存的世界里，民族主义更多的成了负面的词意，但爱国主义永远不会过时，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爱国不需要理由”。尤其是这次民间保钓游行是以“八零后”、“九零后”为主的，说明中国青年一代并不象一些网络上所言，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道德底线。青年人的爱国热情是需要政府与社会珍惜、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地打压与嘲讽。 第三，爱国不需要理由，但爱国需要理智，理性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在近期的反日保钓爱国游行中，大多数活动能够理性有序地进行，但也有地方出现了非理性甚至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 我们必须分清理性爱国与不理智的爱国，分清需要大力提倡的爱国主义与警惕给人类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与社会各界人士，要分清爱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与游行中出现的打、砸、破坏等违纪乱法行为。不能因为游行中出现了打、砸行为，就完全否定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与诉诸年轻人行使权利、走上街头的行为。 面对领土纠纷与外患，目前已经拥有相当言论空间的中国各界各抒己见，不但可以理解，也应该得到政府与大众的支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能让不同的意见割裂中华民族，不同的意见应该尊重，但在大是大非上则应该一致对外。要避免出现有些意见领袖早前所警告过的现象：钓鱼岛还没有收回，我们却因为钓鱼岛危机而更加分裂。 第四，针对游行中出现的不理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有网络意见领袖指责中国人的素质低，给了游行示威的权利，却被糟蹋了，连爱国也不会爱。 我们应该认识到，反日游行中出现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以民众素质低或者政府不作为一概而论。中国人的反日爱国怒火是被日本点燃的，中国政府本着一忍再忍的原则，实际上对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是有一定的抑制甚至打压的。而中国大陆由于维稳的需要，民众基本上没有上街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反日保钓大游行突然爆发，很多民众是带着复杂的诉求参与其中的，有些过激的行为也是难免的。更何况，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游行示威，例如不久前席卷西方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多多少少出现过类似的过激行为。要知道，公民的素质——例如在游行示威中理智表现的素质，也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纵观西方国家与香港特区的游行，几乎都是有“组织”、有发起人的，其组织者与发起人多为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他们负责向警方提出游行申请，事先与政府、警方沟通游行线路、时间等，游行时与警察协商秩序，甚至会主动清除游行队伍中的不遵守规则者。对比香港与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与大陆的反日保钓，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是避免游行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中国大陆长期不允许这类组织存在，使得冲上街头游行示威的民众与政府之间缺少了一个健康的阶层，缺少了一个有效实施社会管理的渠道。 第五，钓鱼岛危机给中国政府的教训是，战争离我们并不远。无论和平的环境持续多久，无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多么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都必须随时准备在政治、外交、经济与军事层面应对危机，不能掉以轻心。 在对日外交方面，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相比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元首外交”与“公共外交”，中日之间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和缺位。待到危机爆发后，中日两国缺乏善意友善的沟通，最终完成“公共外交”的却是那些上街游行的中国民众与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日本各界人士。 钓鱼岛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多层面外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经济、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固然是我们在国际上维护中国利益、捍卫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但顺应民意、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社会与文化层面的交往以及对国际媒体的掌握与引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也是必不可少的。实力是后盾、是保障，而文化与价值理念则在文明社会更容易达致目的。中国未来的外交，只有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 《天大报告》2012年9月期 钓鱼岛危机专题相关链接：应对钓鱼岛危机的观察与思考中日钓鱼岛之争新态势与前景分析对美顺应与威慑 对日摩擦与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