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10-11 谢长廷此行虽不过是民共交流的一小步，其所产生的效应却可从三个党派做不同角度的观察，一则是否松动民进党派系阵营，再则是否拉动国民党两岸政策，三则是否促动共产党战略调整。 10月两岸政治新闻的焦点，无疑是谢长廷的登陆之旅。谢此行，从厦门参访到东山祭祖，再至北京访问，期间先后与台办主任王毅、国务委员戴秉国晤谈。谢虽然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之名，以参加国际调酒大会为由，踏上登陆之旅，但是作为民进党前主席、现任中常委，“天王级”的谢长廷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是政治，何况他是至今为止参访大陆级别最高的民进党人。 谢登陆之前，纵观两岸三地舆评，祝福有之，批评有之，但除了独派，普遍“乐观其成”；谢登陆归来，同样众声喧哗，有赞赏，有质疑，而“万箭穿心”之景却也未曾出现。民共加强互动，开展两岸新局，为两岸三地所喜见，由此可证两岸和解之大势已不可逆转。 对于谢长廷登陆之旅的启动，可从当下、过去、未来三个时间点加以审视。 近看2012年台湾大选。民进党输在“最后一里路”，选后检讨，两岸政策转型的呼声一度在民进党内高唱入云，谢长廷更是积极呼吁。尽管受党内基本教义派的牵扯，两岸政策转型在党主席选举中最终只听楼梯响，但是熟谙选举之道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深知，要重夺政权，始终绕不开两岸政策，否则执政只是“传说”。 回望2000年台湾大选。民进党首夺执政权，北京对当选的陈水扁“听其言、观其行”，民进党执政八年间曾刻意挑起两岸对立，两岸关系严重倒退甚至一度紧绷在战争的边缘。直至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京，国共关系破冰，随后2008年马英九当选，两岸关系在过去四年渐次和暖。而失去政权的民进党依然坚持“台独”纲领，两岸政策铁板一块，民共之间始终无法启动党际互动、交流，直至今日。 前瞻2016年台湾大选。连任成功后的马英九民望低迷不振，地方选举接连失利，上任不过数月，坊间“接班人”之议已四起。2012年大选，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得票差距相较2008年已经大大缩窄，2016年大选重夺执政权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国民党不可能永远是赢家，两党轮替执政成为常态。台湾一旦再次变天，民进党会如何处理之前国民党与北京达成的两岸协议？北京又将如何与执政的民进党交往？ 顺着这条时间脉络，审视过往种种得失，推演未来诸般可能，谢长廷的登陆之旅之所以启程，背后既有各方基于当下政治现实之考量，也不乏各方面对未来的战略思维之调整。 要言之，谢长廷此行虽不过是民共交流的一小步，其所产生的效应却可从三个党派做不同角度的观察，一则是否松动民进党派系阵营，再则是否拉动国民党两岸政策，三则是否促动共产党战略调整。 民进党方面，谢长廷登陆之旅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可给予党内的“知中派”以正能量，有助松动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高层的牵制，鼓励民进党内部有关两岸政策转型的讨论，对于“中国事务委员会”未来的运作也不无促进。两岸论述之战是否风云再起？谢长廷是否会就任“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这是下一阶段对民进党内部变化的观察点。 国民党方面，所拥有的与大陆官方对话交流的“专营权”已进入倒数时间。两岸关系过去四年取得长足发展，由易入难，由经而政，渐渐步入深水区，前行颇为不易。连任后声称“寻求历史定位”的马英九，似乎止步不前。但是，一旦民共开启对话并逐步热络，在两岸政策方面势必对国民党产生倒逼效应，促使国民党在两岸政策方面更有作为。马英九日前宣布通盘检讨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尽速推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这是谢长廷登陆之旅泛起的涟漪，还是国民党两岸政策迈开新步的信号？ 共产党方面，开启民共对话，有一子挪而全局皆活之效。一方面，与国民党、民进党同时交往，有益于保持台海局势、两岸关系未来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两岸合作之间的竞逐之势，从而赢得更多折冲尊俎的空间，以从容不迫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此举或对北京的战略思维调整产生更多的正面促动作用，即未来要更善于与政治理念不同的政治势力交往、互动。台湾事务如此，香港事务亦如是。与反对势力老死不相往来，固然坚守了原则，却无助于化解政局不稳，相反若能通过交往、互动，有效促动反对派走务实路线，不仅有助化解僵局，也能赢得更多的政治空间和战略纵深。外交事务层面，也应思索不再自我设限，而是更善于与邦交国的各方政治势力平衡交往。从政治的稳定性来思考，只有不为任何一方所挟持，避免陷入其内部政争，才能减缓一朝变天时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善于与不同理念的政治势力交往，本身更是一种大国自信心的展现。 超越现实政治，看未来大势。全球的权力重心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中华复兴之势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台海两岸的经济关联度越来越高，而和解既是两岸民众共同之望，也是大势所趋。不破除两岸政策的政治罩门，民进党就难有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对于大陆而言，开启与民进党的对话、交流，才是两岸全面的对话，毕竟民进党拥有着岛内45％的民意基础。而两岸政治互信的形成、巩固和稳定，才能对周边国家形成更具说服力的感召。面对民共积极务实，开展对话、互动，形成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气象，国民党是否又能把握历史契机而有所作为呢？
Day: October 11, 2012
——钓鱼岛危机后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10-11 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和先发制人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讲过，在每个世纪或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战略思想都自诸多事件本身带来的难题中吸取灵感。换言之，决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制定适当的战略，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通用法则。时代在变，若一味墨守陈规，恐无异于刻舟求剑。外部挑战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 据此来看待当前的钓鱼岛危机，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面临的主要外来挑战或威胁是什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一直以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为轴心，其依据在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尚未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而且中国的周边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整体来看，决策层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判断基本准确到位，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居功厥伟。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曾有“修理”中国的冲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更是赤裸裸的羞辱恐吓（该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大小小的周边国家由此相信侮辱中国不会遭到强烈反击），因此部分学者和军方人士开始批评“韬光养晦”战略，呼吁决策层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天佑中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启动反恐战争，对外战略改为先发制人（pre-emption），全球追杀“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在反恐旗号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由此幸运地获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总量一跃为全球第二位。不过，即使无暇顾及东亚，美国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打压，稳步构筑了戴旭所称的对华“C型包围圈”。中国决策层实际上部分接受了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批评，通过曝光一些杀手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战略的副作用。 当然，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持续不断地有声音号召政府推行反“遏制”战略，这些论者对国际形势的解读是美国正在设法遏制中国，而中国的周边安全正逐渐恶化。单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的确在周边围堵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视中国为敌，对华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因为军事和安全问题必须服从于政治上对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而美国在经济领域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通过金融战从中国谋求暴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在滥用霸权时投鼠忌器，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若无重大事变，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将转向中国，我们的外来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华推行“全面接触”战略中的强势否定性政策，力图约束中国的力量扩张。美国会继续鼓励中国符合西方规范的行为，引导中国维护美国领导的体系，但更关键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侮辱、打压、排挤、孤立、削弱和管束中国，并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构建一种准“奴隶主—奴隶”生产协作关系，确保美国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不至于崩溃。条件允许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疑地施行解体中国的策略。美国长期对华封锁核心技术，打压中国民族品牌，抵制中国高端产品，通过合资收买和控制国企，并制定计划对华发动金融战争；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针对中国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寻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具体表现。 当前的钓鱼岛危机将成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滑向限制政策的标志。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钓鱼岛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争议和摩擦地区。此次日本野田政府趁中国内政有隙，狡猾地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从而在治权基础上更进一步，至少在名义上确认了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偷袭”钓鱼岛的行动，既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美共谋的产物。受制于战后秩序，日本尚未摆脱战败国地位，其军事和安全政策仍仰仗华盛顿。故此，我们可以说，今年的钓鱼岛危机只是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后对华新战略的试水。应采取“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学界的共识是决策层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在所难免，其重心无疑是中美和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中方不能冒进，必须承认目前中日实力持平，而美国的力量远超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推倒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要顺应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coercion)和先发制人（pre-emption）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战略概念。孙子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威慑战略的要义在于通过展示己方的力量，说服理性的对手，让其明白任何重大挑衅都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威慑战略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不同层级和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细化（比如分成总体威慑、局部威慑、军事威慑等）。威慑还可以和利诱(inducement)、劝阻(dissuasion)、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兼容。 威慑的效用取决于对手的配合，只有对手认可我方的威慑力量，理性地选择退让，威慑才会奏效，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威慑的对象。如果对手是像日本这样的非理性文化国家，那么威慑基本上是无效的。日本武士和穆斯林人肉炸弹都拒绝与人理性博弈，威慑不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小布什政府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打击“基地组织”的原因。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主要指向美国。我们要树立威慑美国能够成功的信心，将其视为今后与全球独霸的相处之道。由于冷战的经历，美国的决策系统崇尚理性，深谙威慑之道，是中国可以博弈的对象。中美核战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本身，所以在核武时代对美总体威慑是能够被美国和世界各国接受的，因为这一战略使中美双方都能够理性而有效地管控核武。 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影响对手的决策过程，这也与孙子“攻心为上”的原则相合。军事实力仅仅是总体威慑战略的部件之一，而成功地让对手在决策时意识到危险更为重要。中国必须让美方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信中国高层有先发制人、发动局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的决心；同时让美方相信如果他们放弃军事对抗，就一定会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得到奖励。 在军事威慑领域，中国军队要相应地建立分级灵活反应机制，在巩固二炮和陆军强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实力，提高指挥数据链质量，加强联合作战能力，细分军种功能，并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向美国政府表明解放军无惧总体战，擅长局部小规模战争和高科技条件下的特种战争。中国要继续适时亮出部分杀手锏装备，以防止美国对解放军战斗力产生不正确的预期。 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要瞄准美国的软肋。除了其债务经济，美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惧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已经显露无遗。中国可以借此化乱为兵，有放有收，增加反击美国军事威胁的筹码。 若要维护总体威慑的效能，中方在传播中就不能自我贬低，不能任由对手藐视自己的威慑力量，包括国家、军队和民族品牌的声誉，因为它们都是强大的威慑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取得国际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主导权，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对手也比较容易放弃他们的野心，毕竟依赖中国技术的高端武器或威慑物对中国的威胁会大打折扣。中国应加快构建对日优势 中国需要在“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大框架中来处理钓鱼岛危机后的中日关系，以对日劝阻、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来配合对美威慑。 源于日本的非理性文化，日本领导人更愿意赌博，并不太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福祉。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对日本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影响极其有限。日本政权频繁的更换更是加大了威慑战略影响其政治运作的难度。 中国不能从理性层面去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可以从“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断日本的政策走向。比如说，现在日本债务缠身，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援，可其政客依然挑起钓鱼岛争端。在理性的人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行为；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又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清楚地知道，在中日竞争中，时间不在日本一边，所以大量日本人倾向于铤而走险，支持政府在中国实力将起未起之时，最充分地扩大日本的利益且使其合法化，并积极寻求瓦解中国的办法。更何况，目前正是中国领导人代际交替的敏感时期，日本各方觉得有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