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October 8, 2012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0-08 政府在做任何一个决策之前，无论有多少“民意”支持，有多少网民在呼吁，都应该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 如果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顺应民意、从善如流的，恐怕连美国也不好意思提出异议。有网友粗略估计，过去五年里，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推出的服务民众的便民、利民措施，大概有85％以上是由网民率先在网络上呼吁，引起媒体舆论跟进，从而影响政府做出决定的。而且，政府各部门回应的速度越来越快，有时做到了雷厉风行。这些，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无法做到的。 就拿这次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实行的高速公路八座以下轿车免费使用的政策，就是部分网民在两三年前提出、去年和今年才“炒热”的。而当政府突然宣布实施这一措施，很多当初发起呼吁的网友都有些惊讶：政府真快啊。 确实是快的，高速公路造价昂贵，收费也不便宜，高速收费涉及巨大的利益链，假期更是私家小轿车出行的高峰期，政府做出这个决定，等于是厚待了有车一族的中产阶级。当然，这一政策的初衷还有防止放假期间高速拥堵。 之前虽然也有少数官员提到过减免高速收费，但正规媒体的报道几乎没有，更没有听说政府某研究机构或者民间智库做出了相关可行性的报告。这样重大的决定，总是有一些先期的研究工作要做的，并不是网民一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头脑一发热，一声令下就可以办好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次政府相关部门显然有一些问题没有考虑周全，使得假期减免高速收费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 例如，这次减免收费主要是顺应网络民意，尤其是假期能够开车出行的“中产白领”的意愿，这些中产也是网络的主要使用者，心比较齐，声音也比较响亮。可是，原本顺应他们而调整的免费政策后来造成了大面积拥堵，也造成了主要是来自他们的抱怨。假期本来就是出行的高峰期，这个时候用免费使用高速公路来治堵，是否合理？这一政策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假期出行？ 假期高速是否拥堵，和是否收费没有必然关系的。当然，高速拥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收费站”拥堵，车辆快速行驶，结果到了高速路口却不得不停下来取卡、交费，于是排起了长龙。可这次减免了高速收费，却没有减免司机取卡、交卡的手续。加上假期突然免费，一些为了贪点小便宜的私家车司机，原本不打算外出的，也急忙开上了高速。结果，一个便民的治堵措施，反而造成了拥堵现象。好在相关部门继续“从善如流”，当民众广泛在网络上反映这一不合理现象后，立即宣布，从10月4日开始，司机不用取卡、交卡了。 这本值得称赞，但这样的事情，不用等到全国塞车四天以后才修正吧？这原本是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者民间智库早在政策出台前就应该考虑到，并制订出对策的。 这次减免高速收费还引起了网民另外一些的议论。例如，规定减免收费的车以八座以下的私家轿车为主，八座以上的包括大中小客运车照样收费。而大家都知道，假期期间，乘坐这类高速公路公共运输工具的，绝大多数是收入较低的打工一族，包括上亿进城的农民工。由于这些车照样收费，所以他们的票价一分钱不降。对比降调私家车收费，是不是更应该减少出行中的低收入群体的收费？更何况，减免客车收费，可以鼓励客车公司多出车，缓解交通压力。 当然，任何一个政策，无论多么便民利民，总是会受到部分的议论甚至批评，政府相关部门不必有“动辄得咎”的感觉，顺应民意、从善如流的做法应该受到欢迎与鼓励。只不过，政府在做任何一个决策之前，无论有多少“民意”支持，有多少网民在呼吁，都应该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2-10-08 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编者按］台湾政治评论人张百达先生曾任职于台湾民主进步党民意调查中心、政策委员会及中国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两岸关系、台美中关系与国家安全相关议题。他认为，可从政党、议题、社团、机制四个层面入手来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北京须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之互动，两岸民间社团之间的交流也应进一步加强，两岸对话的范畴可含括更广泛、多元化的议题，而学界智库应强化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两岸关系如欲求进一步发展，在彼此仍存在着许多分歧、暂行搁置重大争议情况下，若能通过适当途径进一步深化双方互信基础，充实积累有关互信的实质内涵，不论是对于稳固当前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局势，或者进一步擘划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前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拟就如何增强两岸政治互信的路径选择，提出个人初步观察与思考。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除了经常讨论的政治关系外，实亦包含许多其他层面的关系。因此，不仅政治层面需要互信，其他包括经济事务、安全领域乃至两岸民间日常互动，都需要逐步建立互信，巩固互信，进一步深化累积双方的互信基础。否则，若只谈政治互信，而其他层面的互信则不断遭受侵蚀与损耗，如此不仅导致政治互信难以深化，甚至将随之动摇。也就是说，政治互信固然有其优位性，但若无其他各类互信基础加以支撑填实，政治互信终将难以稳固立足。 在思考如何增进两岸互信时，除了涉及谁跟谁的互信，也就是交往互动的对象外，建构不同互信关系的先后顺序及路径选择，均可能在彼此间造成不等的相互作用。至于两岸如何建立一个具建设性的互信发展动态体系，除了必须寻找有助于系统发展的正向因子外，亦必须从结构上检视并修补目前存在的重要缺陷。民共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岸利益 首先，在政党层次，应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的互动。 两岸关系为力求长期稳定发展，应设法跳脱台湾内部定期选举所造成的周期性影响，并设法早日寻求与台湾各主要方面关系的突破。具体言之，就是应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唯有如此，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在有历史夙怨的国共两党如今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如何与在台湾具一定政治版图势力的民进党（及其背后的支持群众）建构起正常交往的互动关系，这并不是政治施舍或恩惠，更不是谁对谁让步或示弱，而是符合谋求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共同战略利益与需要。 两岸未能在曾经提出“未来一中”、两岸统合论述，以及“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恢复协商的陈水扁“总统”任期内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不论对民共两党或两岸关系而言，未尝不是战略机遇的错失。即使如此，如何尽早共同寻求民共两党关系的正常化，终究是追求两岸关系平稳发展过程中所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 即使民共两党现阶段因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仍无党际交往，但通过智库对智库或其他学术交流形式，仍可作为某种功能上的弥补。但在重要议题上若未能及时形成有效沟通，双方仍可能产生严重战略误判，进而影响缓解政策的推动。 其次，在议题层次方面，应朝向多元化、全方位开展。 两岸不应仅是推进政治对话或经济事务的协商，更应同时就包括安全、战略，乃至范围更广的“人类安全”等其他领域重要议题展开多层次对话，藉以增进相互理解，降低误判可能，并从中探寻彼此可以务实展开的合作空间。 蔡英文在竞选2012年“总统”所发表的“十年政纲”中提出：“双方应在对等、互惠的原则下，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就多层次、多面向的议题，交换意见，寻求解决两岸相关问题的路径，建立机制。”现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其竞选党主席声明中亦表示：“我们要积极自信的与中国交往互动”，以及“我们要用对话代替对抗，用互动追求互利互惠，促成共存共荣。”蔡苏两者均未限制对话范畴。 由于不同议题彼此间亦可能造成相互影响，除了秉持“先易后难”，在“先经后政”的政经之间，实不存在一条绝对、清晰的分界，更非“只经不政”之意。然而，当两岸在政治议题的原则立场出现分歧时，应区辨究竟是单纯出于对基本原则立场的歧异，或是出于双方对未来两岸政治定位缺乏清楚图像或共同语言？强化学界对两岸关系的前瞻研究 第三，社会层次方面，在党政之外更应加强民间社团的交流互动。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包涵许多层面，除了早期前往中国大陆经营发展的台商台干，存在于党政高层以及两岸事务专家学者间的互动，乃至两岸目前民间所进行的教育、文化、宗教、农渔产品采购以及观光旅游等各种交流往来，若与廿年前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上述有些交流活动或流于形式，或局限于部分特定领域的菁英阶层。即便以陆客来台而论，尽管近年来陆客来台人数持续增加，但在压低成本、追求利润等经济考虑下，目前一般旅行社的活动安排是否真正有助于增进两岸民间相互了解，恐怕有待斟酌。 除了前述各种交流形式，台湾民间存在许多“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或可作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场域。举凡像是生态保育、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与职场安全、上班族白领阶级权益以及小区发展等等各种存在于两岸庶民社会的共同议题，均可透过增进双方交流以分享彼此经验与成果。而带有公民意识及进步价值的两岸民间交流，将比诉诸传统民族、血缘关系，或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两岸经济活动，更有助于发展建构两岸民间的社会联系。 第四，在机制层次，应强化学界智库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学界与民间智库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政治性，即使彼此出现分歧，也不至对政治场域造成立即直接的冲击。另方面，两岸政治部门在其所共同面临的各项议题时，也可以透过鼓励、支持前者展开具有前瞻性的前期研究或共同探讨，以寻求解决方案或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