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September 3,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 念 2012-09-03 中不正式建交对不丹有利，但由于印度对不丹拥有强大影响力，中不边界问题也牵涉到印度的战略利益，受到种种因素制约，中不要在短期内正式建交并不乐观。 今年6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会见了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Jigme Thinley）。温总理表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不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早日划定两国边界。中不政府首脑这次会晤以及关于建交的言论 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印度的密切关注。 笔者认为，中不正式建交对不丹有利，但由于印度对不丹拥有强大影响力，中不边界问题也牵涉到印度的战略利益，受到种种因素制约，中不要在短期内正式建交并不乐观。中不正式建交对不丹有利 从经济、贸易及国际影响力三个方面来看，中不建交都对不丹有利。首先，中不正式建交将会加速中国在不丹投资，助力不丹的经济改革。事实上，近年来不丹国内 的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启动，不丹急需外国的投资与技术来推动本国的经济改革。不丹“研究与分析所”（Research & Analysis House）研究员古皮拉尔·阿查里雅（Gopilal Acharya）认为，一些不丹人看到了经济机会，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一些不丹人甚至还说不丹也应该像亚洲、非洲那些国家一样，从中国 崛起中获益。其次，中不建交可进一步推动中不贸易，惠及两国国民。不丹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对笔者表示，因为目前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都要经过加尔各答港，增 加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中不建交势必会改变这一情况。再次，不丹近年来一直试图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不丹希望成为 2013至2014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在这一点上，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显然有能力帮助不丹来努力实现这一愿望。印度在不丹具压倒性影响力 但是，由于不丹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中不建交不可能不受到印度因素的制约。 由于不丹地缘战略地位特殊，印度一直将其看成自己的门户，也是最紧密的盟友。印度在不丹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向不丹提供防务支持，不丹则要接受印度的外交 指导。印度在不丹北部部分地区仍保留军队，应对中国的可能威胁。目前，印度的不丹政策是以往互惠主义方式与现在“软实力”方式的不均匀混合。互惠主义方式 强调不丹对于印度国防安全的敏感性，“软实力”方式更加强调文化交流，如尼赫鲁—旺楚克文化中心的建立以及每年的印度—不丹‘山回声’文化节等等。事实 上，印度的这些转变间接增强了印不之间的联系。 不丹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其与印度的关系是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不丹不允许其媒体批评印度及其政局，关于印度与不丹关系的新闻和评论更为敏感。不丹作出任何有关加强中不关系的举动事实上都不得不考虑印度的感受，尤其是在中印政治互信不足的背景下。印度关注中不边界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2-09-03 做强政府不是回到过去全能政府的形态，而是在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来强化政府的能力建设。政府应给予社会组织必要的培育、扶持和规范，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在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改革与创新将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应是中国政府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现在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中国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理论界提出了四种模式：强政府与弱社会、强政府与强社会、弱政府与强社会，以及弱政府与弱社会。西方国家一般是弱政府与强社会，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弱政府与弱社会，中国则被认为是强政府与弱社会。其中，最不好的是弱政府与弱社会，而弱政府与强社会则是学者们最为认可的模式，也是很多人力主中国应该实行的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而概括出来的，但就中国当下的情形而言，却未必适合。要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是强政府与弱社会，也不是弱政府与强社会，而只能是强政府与强社会。理论上讲，它也是最优的社会管理模式。强政府是大国的历史选择 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做大做强社会是普遍共识，而且从各国实践来看，唯有社会强大，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完善，公民意识发达，公民参与积极，才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也对政府是一个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问题在于，在社会管理中如何看待政府的作用，把政府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换言之，我们需要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建立一个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在本文，大和强、小和弱的意思一样）。许多学者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基础，主张中国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建立一个小政府，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少就能让社会的自治机制发展起来。弱政府和强社会的组合，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 不过，以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小政府或弱政府，信守亚当·斯密的小政府主张，恐怕亦不符合历史。诚然，西方的主流思想，包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在多数时候不主张大政府，反对政府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市场，严守政府的边界。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尽管政府作用的范围受到严格约束，其职能和边界还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日益扩大和扩张，大国尤其如此。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比亚当·斯密时期管的事情以及介入经济的程度要多和深。 事实或许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被西方学者奉为经典的“小政府、大社会”构想，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现过。这是因为在中小企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的盲目性和周期性的危机并不明显，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垄断的加强，市场的盲目性才带来了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垄断资本把持公共资源，水、电、煤等公共产品价格暴涨，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十分强烈。在这一形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成立专职机构，增加国家投资，控制公共产品的价格。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前，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政府由于管理的事务少，规模一直不大，从而呈现出“大国小政府”格局。 但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改变了这一格局。“罗斯福新政”及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凯恩斯经济主张，加大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和干预作用，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政府部门普遍增加，“大国大政府”的格局于是基本形成。这种情况直到七、八十年代政府财政支出过大，经济发展缓慢再次出现时，美国等国才重新走向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减少国家的干预和调控，重新评估市场的作用和价值。[1] 但以减少政府管制和再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酿成了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又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收紧对金融的监管。 当前这场已经发生了四年仍看不到结束迹象的危机充分说明，政府的过度退出和能力削弱并不能自发创造出一个运行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只能导致市场的无序运转。其实，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西方国家政府的功能和作用虽有所收缩，但规模并未缩小，普遍加强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西方国家，凡属于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都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例如英国的外交部有公务员9,800多人，内政部有2.9万人，环境事务部有3.2万人，卫生和社会保障部9.5万人，就业部有5万人。美国联邦政府（包括国会）有公务员280万人，州和地方政府1,300多万人，合计1,6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5%，是世界上机构最庞大、人员最多的政府之一。[2] 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国家来看，也印证了这点。所谓“东亚模式”，本质上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之所以现代国家的政府规模普遍比过去要大，管的事要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运行更复杂，人们的权利和福利要求比过去更高。 中国自然也不能背离这一发展趋势，而且中国还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从历史看，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就奉行强政府的主张，尽管在古代，由于疆域的广阔和治理条件的限制，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对单一，强政府的主张在历史的多数时候并未变成现实的强控制；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则延续至今，并在计划时代，不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且也成为一种事实。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不可避免地又形成了发展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管理格局及其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所承袭和保留。 除此之外，中国面临的以下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个强政府，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一是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虽然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不高，排名靠后，中国要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必须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从而需要政府继续发挥相应作用。否则，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中，很难取胜。另一方面，在国内也存在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强化自身的职能和作用。 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压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着力不多，致使这方面的问题越积越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在需要把过去的欠账一并补偿，建立一个惠及全体国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从而无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政府强化这方面的职能。 三是中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还存在一个培育市场和强化管理的任务。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例如，网络的出现和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政府要应对这个新趋势就需要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 四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边界利益日益扩大，并更深地卷入全球事务，这也需要中国扩张这方面的政府职能。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分离势力的干扰，从而不得不加强这方面的功能与支出。 总之，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大，特别是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关法律和制度又不完善，这决定了我们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不能走小政府、弱政府之路，必须发挥政府强有力的作用。辩证看中国政府的强弱问题 解决了强政府的逻辑前提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现实中的中国政府是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假如是前者，就没有必要再来加强政府建设，要做的只是完善管理；假如是后者，则存在一个建设强政府的任务。...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09-03 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才实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长期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无从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民生安康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维稳的手段也应该根据形势与各地特点与时俱进。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多位领导提出了维稳的一些新思路，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与执法部门在维稳过程中，忽视了维稳的方式方法以及追求稳定的最终目标。这些维稳新思路，尤其来得及时和重要。 首先，要转变对“稳定”与“维稳”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广东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说：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沙漠地区是不需要“维稳”的。各级官员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是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不应该作为对当地官员评判的唯一标准。因此可以说，“一票否决制”也存在弊端。考核各地官员政绩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手里，有些官员眼睛和心思都在上面，这客观上造成一些官员一看到有“群体事件”发生，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了压制，压制了民众不说，还要去压制媒体，压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别让上级领导看到，更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只要对过去五年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做简单疏理就不难发现，凡是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存在当地官员压制群众与媒体的情况。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为了控制事态而去压制媒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令事态失控，让一件小冲突酿成大事件。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的稳定并不是靠“不出事”来维系的。正好相反，经济发展较快、社会转型明显以及官员更积极地参与了改革的地区，“出事率”反而相对较高。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出事”，只有这样，各地官员才能认真对待事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做到既不“乱扣帽子、加剧冲突”，也避免“丧失原则、一味妥协”。 第二，由权力维稳转向权利维稳。由出现事件就第一时间派出军警，使用权力确保“稳定”，到第一时间就追查不稳定的源头，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保护、不受侵害。 我们看到，在错误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当局一见到有疑似“群体事件”，就不问青红皂白，立马派出强力部门，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其实，很多“维稳”事件并不涉及政府与公权力，政府如果公正公平地介入，原本可以圆满收场，可是，却因为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太相信权力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权力，结果把事件闹大。例如前几年发生的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政府并不是利益一方，可常常因为“维稳”而在处理的过程中站在了民工对立的一边。其实，有民众因为拖欠工资而上街，政府部门不是要去对付这些上街的民工，而是应该去追查老板们为什么没有发工资；有民众的房子被拆迁，警察应该先调查一下是否有强拆情况存在、是否合法，而不是首先把被害者控制起来；有官员贪污腐败了而造成民怨沸腾，政府首先应该清查是否真有贪污腐败，而不是先把民众控制起来，把全部精力用在追查“谣言”，因为这样做会在客观上给民众一个印象：政府在对付他们。 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完成一份名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的报告明确提出：维权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政府自然就无须去维稳。而老百姓的权利靠谁来维护？当然主要是靠政府、靠国家。在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中，不排除有少数属于故意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事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又没有相关的渠道表达与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以“闹事”的方式谋求权利。如果各地领导干部能够认清发生在自己辖区群体事件的本质，则不难处理，更不会造成事态扩大。 第三，依法维稳、法治维稳。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公安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加重语气强调，各级公安干警要依法维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强调了执法部门要依法执法的观念。 维护稳定并不都是公安干警等执法部门的事，但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上过份依赖公安干警，给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领导与执法部门甚至为了快速平息事态，采取了有违法治甚至知法犯法的办法去维护稳定。我们知道，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后果往往比“群体事件”严重得多。 第四，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名为《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的社评指出，决策再也不能仅仅是“领导拍板”了，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必须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过场。一些老百姓上街，是因为不相信当地政府，不相信按正常渠道能解决问题。而什邡和启东的这两个项目这么轻率地下马，在暗示民间不信任是对的。政府必须从正确决策、加强与民众沟通做起，这是遇到抗议时敢于坚持的前提。 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但如何打破？是靠强力的压制还是靠制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维稳，就是要老百姓参与国家治理，利益诉求的法治渠道畅通，各级官员要对辖区民众负责，倾听民意，而不是唯上命是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那一年，克林顿竞选总统已胜券在握，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就在车辆驶近人群时，克林顿往那里看了一眼，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和夫人希拉里走下车，来到市民中间，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因为虽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他们中间却竖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的权力与权贵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 其实，中国的很多维稳事件，尤其是最近从什邡到启东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不那么傲慢，如果他们能够在做出决定前给民众“八分钟”倾听他们的意见，也许就不会酿出后来的“群体事件”。 《天大报告》2012年8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