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张登及 邵轩磊 2012-08-02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 【摘要】历史上，美国对华政策受两方面影响。一是思想因素，是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制约了华府领导人界定国家目标的视野，现实主义以权力考虑为基础，理想主义以推广自由民主价值为核心。二是情感因素，是指美国对外态度是否急切，愈是急切就愈求在短期内看到政策效果。在二战前，急切与否就反映在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证中；二战后，表现成冲突与围堵的循环；冷战结束以来，则是在攻势与交往的两手策略中轮流满足。历史上，影响思想与情感的因素很多，包括美国经济状况、国内政治安定程度、政党轮替与重组、领导人的意念与国内外事件。其中，事件可能是最常见的短期因素，故如经济大恐慌、韩战爆发、珍宝岛事件、苏联解体、九一一恐怖攻击等等不一而足，在在影响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下中国政策的优先次序，也就影响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其中，攻势自由主义属于急切的理想主义，以台湾为促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平台；理性主义属于长期的理想主义，相信中国终将自由民主化，不愿意台湾造成干扰；攻势现实主义重点放在美中当下的竞逐对抗，美国可利用台湾，但台湾战略价值有限；守势现实主义采取长期的权力起伏，避免冒进，根据美中权力消长决定保台或弃台。2010年以后，面对中国崛起不可阻挠，急切之情益炽，尽管政策调整必有长期规划，但在分析中，短期求成的态度渐居主导，故形成攻势自由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并进的对华战略，而理性主义与守势现实主义蛰伏。这时，台湾既是自由化进程的平台，又是地缘战略中偶尔有用的一环。 相对于美国对华先有整体战略，日本与台湾的分析家在前提上已经先亲美，然后再决定台湾的作用。首先，由于中国近在咫尺，以致日本和台湾论者笔下，便不能反映美国享有的距离感或彼在情感上的急切与否，因而不太区分美国战略视野的长短期。他们也倾向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综合，视美国对华战略为一体。其结果，日本和台湾学界的分析大致采取具有理想主义涵义的现实主义分析，即根据美国的理想主义界定敌我，并根据现实主义以美国为超级强权而附美抗中，因此台湾只能显得被动。东京与台北皆自忖夹在两强之间，故他们都关心台北有多大自主活动空间，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立场或利益。他们分析中出现四种可能：台湾无论投靠谁都仍可能被牺牲、台湾只能在中美之间二择一而倒向美国、台湾在不能影响大局前提下仍可追逐自己的主体利益、台湾可发展出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动性。 中国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同时是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的问题。一种方案是必须决定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另一种方案是，在优先次序与方向上维持弹性。若要先决定优先次序，就必须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目标，明确规定孰主孰从。若要先决定政策方向，就必须在对美和谐与对美斗争之间，和对台维持现状与对台促统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政策，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如何和，忍到什么程度。若采取第二种方案，则必须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场合或对象、不同的世局、不同的国内形势、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及情感下，灵活的转变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做到优先次序上忽美忽台，政策方向上忽和忽斗。第二种方案的优势是不会沦于教条主义，缺点是自己的调整失去明确的依据。在两种方案之上，中心思想在于“富民强兵”。一、美国学界看中美关系与台湾角色 思想提供视野，视野决定角度，角度拘束政策的选择。 思想涉及哲学与世界观，属于知识论的层次。视野是这种世界观之下，决定国家目标与判断敌友的基础。角度则是对特定议题或对象的偏好。政策则是针对该议题与对象做成的、达成目标的手段安排。若论及国与国间权力资源，特别是硬实力的升降，当然使国家对外政策的选项受到拘束，但思想与视野却能左右选项的排列与可欲性。 所以，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或讨论冷战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九一一事件”后，乃至中国“和平崛起”与未来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台湾因素，都应该关注思想资源的变化趋势。但持相同思想的人可能有不同偏好，故还要问的是，在既定思想脉络下，美国所面对的世界是友善或敌对？美国倘要面对世局或散播思想，其自身相对实力是强或弱？答案影响到政策倾向会是争一时或争千秋，亦即紧迫感有多大？此何以特定领导人及其团队的判断至关紧要。 国际关系学界名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舵手之一的基辛格，在其历史巨作《大外交》一书中，曾将影响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两股思潮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而现实世界的政策是这两股思路的交织。 “现实主义”未必“现实”，“自由主义”也未必“自由”，而且在现代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大本营——美国，这两大思潮又随着时空环境与美国地位变迁，而区分出很多支脉。随着领导人评估全球与区域范围内美国物质实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对于现状的改良就形成急切与否的情感倾向。在情感的策动下，两大思潮发展成四种美国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同时提供了中美关系与台湾因素不同的定位。 1.攻势自由主义：解放 自由主义源远流长，即便经历两次大战、冷战及当前多股现实主义学理与政论的攻击，但如同中国大陆资深中美关系学者资中筠所观察，其影响力绝不可小歔。 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进行，美国偏离克林顿时期“交往与遏制”并行但强调“交往”（engagement）的路线，而改为主要是强调“遏制”的可能越来越大。这看似与现实主义的逻辑不符，也并非新自由主义鼓吹“和平演变”的处方，但侵略性恐比“攻势现实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由主义思潮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美国与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且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此一思潮虽然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但却以面对上帝作为“个人”存在的保证，不啻暗示不承认“上帝”的个人与国家，要经改造才有权享受自由。尽管政治理论中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德国哲学家康德与美国前总统威尔逊，都不直接诉诸新教，但宗教所创造的西方“国际社会”仍被视为是“解放”那些“不自由”的非西方的精神基础，厥为民主和平论的深层动力。 时至今日，尤其如同中国大陆知名美国问题研究学者王缉思所言，美国信教人数反而比欧洲更多、更虔诚。 美国境内两股极端主义因素，一个是从反G7到“占领华尔街”所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另一个就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 Church）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前者看似具有劳动阶层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却与新教的福音派有两个交集，既反对多元主义的全球化，也反对贸易自由主义。只是前者没有宗教界传教与外交上支持“政权改造”（regime change）的冲动，但都容易滑向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指挥全球“反恐”的小布什前总统核心幕僚，即有多位新保守主义的成员。...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8-01 枪支问题已无可避免地造成美国人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人常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美国社会最容易被触动的敏感神经之一。 美国五十个州里有将近四十个州的法律规定本州公民可以合法持枪。民众合法地拥有枪支，是美国社会的特色之一。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以外，像英国、加拿大、法国、以色列、荷兰和日本等国家，都没有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所以，私人拥有枪支绝对是美国特色。枪支或许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危险品，但在美国却被认作是秩序的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 美国的枪支文化，从十七世纪初第一批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形成了。他们面对着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争夺土地，和别的移民相互竞争，当时并没有政府或者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防卫措施，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身的力量，而枪支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最初的开拓者们是依靠宗教信仰的支撑、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先进的武器在北美大陆恶劣的自然和政治环境中求生存。有个美国学者说：“美国诞生之时就有一支来复枪在手中”。当时，差不多人人有枪。各州逐步建立起全民皆兵的民兵组织。北美殖民地民众对于民兵推崇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殖民地精英们对于常备军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常备军常常可以用来压制人民的自由。为了防止这样的局面出现，有效地维护个人的权利，方法之一就是武装民众。直到今天，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美国的独立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枪支的人们挺身而出为信念而战。随后的美墨战争，美国也是靠武力吞并了墨西哥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的枪支文化就这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巩固。 由于枪支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并且是如此容易获得，今天如果你生活在美国，被谋杀的机率比在英国高四倍、比在德国高出近六倍、比在日本高出约13倍。这些都是简单的事实。在美国，三分之二的谋杀涉及枪支，而英国则小于10％。美国每年约有三万多人的生命直接被枪支夺走。所以，当你在夜晚听到街头传来零星的枪声和呼啸而过的警笛声时，请不要见怪，这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7月中旬，奥巴马在科罗拉多州慰问了最近一起枪支暴力案的无辜受害者。枪击案发生在奥罗拉市的一家电影院，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当时正放映《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要不是肇事者的半自动武器卡住，伤亡人数肯定还要高得多。奥巴马除了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外，并未提到枪支管制。照白宫的说法，奥巴马不寻求制定枪支管制新法，但是奥巴马将寻求得到国会支持，防止武器落入不适当人的手中。他的共和党挑战者米特•罗姆尼则更直截了当。他在7月23日就明确表示，现在并不是谈论严格枪支管理的时候。他不认为制定新法律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尽管他作为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曾经主持通过严格的枪支管制制度。 两位总统候选人都绝口不谈枪支管制问题，因为禁枪的最大反对者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有着左右政坛走势的雄厚实力。禁枪话题在美国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在总统大选年，枪支管制问题更加敏感。为了能够接管白宫，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什么道德信誉可言，双方的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说白了，美国即使再发生几场枪支血案，也不过轰动一下，最后还是归于沉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担心任何管制枪支的言论都会得罪大量资助他的“全国步枪协会”和共和党右翼，这些社会力量本来就反对限制枪支，得罪它们，他的总统梦就会成为泡影。现任总统奥巴马担心在关键的大选州民主党人中的保守派倒戈，那么他乏善可陈的政绩就会因枪支问题而雪上加霜，断送掉连任总统的前程。所以，形形色色的政客都在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作掩护。该案规定：“民众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因此，普通美国人就只好永远生活在枪支日益泛滥的社会里。 在健康的公民社会里，民众可以独立和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甚至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很正常，但由于意见的分散而往往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意义。有意义的是将人们的想法汇成共识，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思潮甚至信仰。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权力来自上帝和自然。同样地，他们也普遍认为，他们的权利是划定在《独立宣言》和宪法里的，这包括个人拥有武器的权利（甚至是天赋人权）。那么这种私人拥有武器的权利是如何从上帝或自然中演绎出来的呢？这算不算是一种特殊的权利，通过构建美国政府的先贤们的决择而体现出来的呢？假定是的话，那么什么可以阻止人们通过政府创建其他类型的新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保险的权利以及生活在非枪口下的安全环境里的权利？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克里夫说：“拥有武装不仅是一项宪法权利，也是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就像在本文开头介绍过的，他还说：“武装权利涉及的法律和政治事件，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这种基本的“自然权利”如何沉睡了整整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只是由于与英格兰恢复摄政的游戏法律冲突而被全部唤醒。克里夫认为，人类的95％是愚昧的，不懂享受这种自然权利。这一观点基本反映出美国人拥枪的历史传承，基本上表达了美国人拥枪的政治伦理。照此逻辑，属于人类5%的聪明人如克里夫之流应该承认，当他的英国祖先在非洲殖民时，当地土著有权用弓箭来保卫他们的“自然权利”，但所有土著的这种“自然权利”很不幸地被他的英国祖先剥夺了，否则美国就不必要有一次解放黑奴的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同性恋和同志婚姻对最高法院来说简直是笑话。但是二十五年后，同性恋被认为是明显的“自然权利”。如果权利通过文化和历史的辩证法而获得进化，那么它们是“自然”演变的吗？其中教育起不起作用？科罗拉多州影院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枪杀案，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可以说，崇尚武力是人类迷信丛林法则的残余思想，枪支问题是丛林法则留给美国社会的一小段政治盲肠。现在已是文明时代，枪支问题已无可避免地造成美国人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人常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美国社会最容易被触动的敏感神经之一。 一年之前，在挪威，安德斯•布莱维克一共打死了69人。虽然法律限制谁可以拥有武器或拥有什么类型的武器，但任何合理的审查制度都无法阻止类似的枪击事件发生。布莱维克没有什么犯罪前科。今天，科罗拉多州的影院杀手，好像也没有犯罪记录。谁能保证美国国会能通过一个更好的审批程序，可以筛选出所有不合适的人，从而防止下一次杀戮呢？有一个历史名人说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奥巴马和罗姆尼应该有一点政治家的良知和勇气，做一点限制攻击性武器的事。当然，指望他们成为枪支泛滥的“历史终结者”，显然只是梦想。 在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中，美国的枪支暴力像毒品和堕胎问题一样，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对立也越来越大。在贫穷的城市地区，帮派的枪支暴力，往往涉及青少年或年轻的成年人。这已经引起了枪支政策的激辩。枪支犯罪涉及之广，从刺杀罗伯特•肯尼迪总统和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到哥伦拜恩高中枪杀案，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大屠杀到2011年图森市枪击案，以及最近的科罗拉多州影院枪杀案，名单可以继续下去，但美国的政客则一贯地视而不见。枪支管制问题之所以得不到任何进展，不仅仅是美国枪支文化里渗透着美国的暴力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枪支买卖所带来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枪械工业的影响足以左右政局。 美国有三亿多人口，民间有两亿多支枪（还没包括黑枪）。美国民用枪支数量占全世界的35％至50％。每每在枪击案发生后，枪支销售常常会出现猛增的情况。去年1月亚利桑那州发生枪击案，造成6死12伤，随后该州手枪的销售量就曾猛涨六成。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以及哥伦拜恩中学枪击案之后。据《丹佛邮报》报道，此次科罗拉多州影院枪击案后，当地的枪支销售量猛增，购枪人数较枪击案发生前的一周增加了43%。枪击案让民众意识到需要有武器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人购枪主要是为了防备枪支管理法令发生变化。所以，美国社会枪支问题的无解，就归于一个枪击案——买枪——再枪击案——再买枪的恶性轮回里。购枪者中，各个年龄段的男女都有，有85岁的婆婆，也有20岁出头的妙龄女郎。美国因枪支暴力死亡的人数已超过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枪支暴力死亡成为美国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疾病）。 无论一个社会多么文明，有不肖之徒或者心理阴暗者，枪支犯罪可以说防不胜防。每年美国在枪支下死于非命的人数过三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5年的数字显示，全美（所有种族，所有年龄段，不分男女）有30,694人死于枪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是，使用枪支自杀者约为16,000 人；约有12,252人被武器谋杀，其中80％是由罪犯/职业罪犯/团伙成员的活动所造成的。这是2009年全美黑帮威胁评估年度报告的数据。其中，大约只有600宗是警察和公民的合理防御枪击事件。 美国政府仍在禁止大麻，因为它危害人的健康。枪支管制也应在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名单之上。像禁止大麻一样，枪支管制可以保护许多人的生命，让美国社会更安全。但是，美国是一个金权第一的国家，谁挡了生意的道，谁就会倒霉，无论你是哪一级政客。美国不但在国内大做武器买卖，在国际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时代在前进，只是这种枪口下的民权，在国内不能保护大众，在国际上也不能保护普通美国人免受恐怖袭击。全世界出售最多武器的是美国。美国的军工行业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因为美国的武器在世界热点地区不断制造着战乱。所以，尽管在历史上曾有过积极的意义，这种枪口下的民权并不具备人类的普世价值。由它引申出来的霸权文化，就更不值得推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