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骏 2012-08-22 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 《天大报告》今年5月期发表了萧功秦教授《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一文。萧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凸显，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激进主义又重新活跃起来。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萧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设想，作为今后中国发展的路线草图。 萧教授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日前在大陆出版发行。在这本书里，萧教授延续自己的思考，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中国改革中期遇到的困境：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级分化的困境；高额税收造成的的国富民穷困境；“国有病”以及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困境带来危机。萧教授指出中国目前面临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激进的左派平均主义（主张回到过去甚至回到文革）以及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萧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上三种挑战（思维）都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正如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过的那样。萧教授主张中国改革要“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既要避免走回头路的极左思潮，也要避免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国当今最重要的是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听萧教授讲“超越左右”，让我想起了整整二十年前的1992年。当时一位老人，从北京经过上海，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南方，发表了一篇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谈话。那个老人就是邓小平，他的“南巡讲话”是要求大家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继续改革开放，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些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当时竟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实事求是的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及时提出超越“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不可能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二十年前，要求分清“姓资姓社”的呼声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在紧要关头，小平主张不争论，让争论者闭上嘴巴，同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在经济发展上做到了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在这个时候，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时候，和二十年前一样，极左与极右的思潮涌起，在政治体制领域发出了和二十年前在经济领域发起的相同声调。难怪有网民呼吁，中国需要再来一次“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 就在邓小平诞辰周年的当下，听着萧功秦教授的演讲，让笔者浮想联翩。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年前邓小平以绝对的权威，以“不争论”的方式让我们超越了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而今天萧教授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像萧功秦教授这样的学者关心、思考的问题。正如一部西方电影所言，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改变。当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影响中国向何处去。这可能就是萧功秦教授强调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