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5日，在这个抗战胜利六十七周年纪念日，香港保钓人士突破日方的拦截，成功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无不为之一振。
香港民间保钓行动一直备受各界瞩目，而此次行动过程之中颇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与过往被阻止出海不同，“启丰二号”在稍受阻滞后顺利驶出公海。其次，特首梁振英随后公开表示关注该船船员的安全，此举甚至被媒体解读为“祝福”。再次，保钓人士被日方扣留后，梁当晚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表示“极度关注”，特区政府入境处人员也准备赶赴日本，以协助保钓人士。特区政府一系列高调的举措，被视为“香港民间保钓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次保钓人士成功登岛，以及特区政府高调、积极的取态，无疑会获得民意支持和媒体的掌声。对于港府此次的表现，媒体有着诸多猜测与分析，至于香港的保钓运动是否走到了转折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之下，检视此次香港保钓行动带来的启示，其中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公共外交维权作用以及香港特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值得各界深思与珍视。
如识者所指出，日本在国内政局不稳和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特别是先后受到俄罗斯和韩国在北方四岛和独岛问题上强硬举措带来的政治和民意挤迫，今年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不断，从买岛行动到所谓“国有化”，再到美国媒体刊登广告等等。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始终比较克制，但显得应对办法不多，周旋空间有限。值得思考的是，在买岛问题上，日本官方与民间眉来眼去，彼此呼应，形成对华施压的合力，而中方却依旧保持着对民间保钓行动的控制。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中国掀起一股公共外交热，专家学者纷纷呼吁国家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以笔者之浅见，当下初兴的公共外交还有不少局限有待突破：一者，多由政府主导，或是政府对他国民间的，或是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对他国民间的，而民间自发的公共外交未见规模；二者，多以维稳为主，多从拓展中国软实力、建立国家形象着眼，强调的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参与维权绝无仅有。
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极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已经和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并给各国发展和国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中国的外交策略势必需要对于这种改变作出回应与调整。今年7月7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指出：“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有专家就此分析指出，“维权是基础，维稳是条件。把维权放在基础位置，这是今后中国外交必须的抉择”。
如果说，中国外交正从过度追求维稳转为适度维权，那么正确认识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层面的作用，也显得颇为迫切。在过去外交事务中的维稳方面，中国善于借助民间机构的力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未来适度维权的外交策略中，也不能缺少民间力量的参与。
首先，应该认识到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合理性，特别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要学会倾听民间力量的诉求表达，正确评估这种民间机构参与外交维权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麻烦制造者，不能一味地漠视甚至打压。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众能够通过大众传媒、智库、利益集团等平台和渠道表达意愿和诉求，参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订。
其次，要尊重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角色。民间的外交维权诉求，往往在外交事务中能够补政府之不足，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能言政府之想言、为政府之愿为，从而对相关国家形成外交压力，为国家营造更多的外交空间，甚至策应国家的外交行动。
再次，要重视香港在国家外交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从国家的宏观战略着眼，不仅要与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也应该多与香港的民间机构、社会组织多交流，加强对香港社会资源和网络的研究和认识，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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