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8-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越借越多。 财富转移的三种模式 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财富大转移。财富的大转移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件,比如欧洲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航线、新大陆、新殖民地、新资源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了突破性的技术革命,比如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的解放;第三种情况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造成国家集团之间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耗尽元气,不得不把超级大国的交椅让给美国。纵观历史,财富的转移都脱不开这三种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目前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可以说国库开始丰裕了。但是,财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离真正坐拥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少、文化教育落后、历史包袱重、法治建设落后等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可能一蹉而就。当中国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别国也在谋发展,国际各种势力也会用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进步。所以,财富今天流向中国,不等于明天就一定流向中国。因此,有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世界处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开端,显然是过分乐观了。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5至1/7(取决于名义指标还是购买力指标),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1/5至1/4(取决于如何度量经济规模),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但还谈不上双方实力势均力敌。而且,财富只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决定一个强国的指标还很多。这也正是同样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可能比欧洲国家的日子要好过些的原因。 人们常说财大气粗。当美国很富有的时候,美国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的经济优势,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向不听话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促使它国政府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并提供本国人民很高的生活水准。此外,财富带来的软实力还增加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曾使得其它国家主动靠拢美国,借鉴美国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力是活生生的,从华尔街的股价一直到好莱坞的电影,从游弋在大洋的航母到喧闹的黑人流行音乐。 美国财富流失的过程缓慢而明显,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即美国这个超级巨人的脚已经跛了。美国正在丧失力量,也正在丧失影响力。美国单边行动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更依赖同盟关系和军事力量来达成它的目标,所以,在世界许多热点地区,总有美国的身影,可以闻到美国军火的火药味。这种诉诸武力的结果造成美国经济更加虚弱,美国常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 亏得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它国家或者觉得有利可图,或者觉得别无选择,还持有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债务。因此,美国还能在较长时期内靠举债和量化宽松(美联储印钱)度日,以保持政府正常运转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有太大的下降。但美国已被债务严重束缚,金融风暴让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顷刻间不复存在。就像美联储签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认的,新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殿堂’却在去年夏天(2007年)突然崩溃”。金融危机摧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自由化、放松监管、私有化、政府不干预等。这是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信条,也曾是美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约束前提。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各国政府纷纷救助国内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企业,获得新的国有股权,进行非市场性的融资支持、保护、补贴和管制,出台新政策干预和影响市场,提振消费和就业,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对财富和投资实施战略性调整。这些举措本来都是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新自由主义已是明日黄花,“华盛顿共识”显然已不合时宜。中国曾经遭到美国批评的许多经济政策,被证明是健康和正确的。 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博弈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诡秘,国家财富之间的博弈如同战争。金融交易并非私人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市场交换,私人市场交易也远非游戏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财富被非市场的政治主体掌控,产油国和亚洲制造业国家控制着大量财富,或许,这些非市场主体会和一般的市场主体那样行动,只是使投资利益最大化。随着这些国家外汇结累的不断增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债券虽然比较安全,但收益率太低,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扣除通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约为2%,而证券投资年均收益率有8%左右,四倍的收益催生了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已越来越流行:最早的有科威特投资局,资产约2,000亿美元;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约3,220亿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资产约3,000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资产约1,080亿美元;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资产约6,250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约2,000亿美元;俄罗斯平准基金约1,600亿美元。在2007年,主权财富基金加上类似的投资,总额约3.5万亿美元,对于全球约75万亿美元的资产来说,已成相当比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其中流动性最高的一部分资产,属于一国政府对他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财产进行投资。 一般说来,由各国政府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有关的资产,对接受它们投资的国家来说是好事。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借了银行100万美元,你就有麻烦,如果你欠了银行10亿美元,银行就有麻烦。中美之间正是处于这种借债和欠债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中国政府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美国的赤字决定了美国不容易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汇的大部分是美国债券,美国债券的任何波动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还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债券,以维持美国债券的价值。所以,中美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又不太情愿。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麻烦不小,无需详加论证,看一看债务国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清楚了。美国一会儿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一会儿掀起反倾销调查、一会儿拒绝出售高科技产品、一会儿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甚至把南海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一个债务国向债权国借了那么多钱,所作所为又那么居心叵测,明白人都知道,中国拥有的巨额美债已经有了麻烦。很遗憾,中国的精英却不懂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反制美国要挟的筹码,而筹码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把钱不断借给美国和让美国来消费中国商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难以为继的。不说中国储备的美元会贬值和被对冲,光是这种模式对中国政府的施政也已构成道义上的挑战。在中国国内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贫穷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给富裕的美国人挥霍?”“为什么我们连医保和社会福利都没有解决好,还要去买美国国债?”“我们到底让美国‘两房’骗去了多少钱?”“我们的领导人访美时为什么要大肆采购飞机?”这些问题可能不都是简单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国政府有必要更加理性地检讨国家的经济政策。想一想当美国拥有财富时,美国是如何让财富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国民福利服务的。今天,当中国拥有一些财富时,中国如何把财富运用得更好,是一件关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国过去在对外援助方面,常常是无条件的,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名字可以列一长串,中国做了冤大头还被人笑话。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中国对欧盟国家要区别对待:对友好的国家我们要主动施救;对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必存妇人之仁;对敌视中国的国家,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什么有些国家对中国技术封锁,却要中国向它们输血?所以,中国对巨额外汇的管理应采取全新的思路。中国何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主权基金?! 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经济,拉动国内消费才是最主要的,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受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在拉动国内消费这件事上,不是说说那么容易,为此,政府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要改革劳动分配制度,完善民众的福利制度以及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官员的监督制度。 财富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拉大,曾引起过无数次社会动荡、起义、战争和革命,古今中外一概如此。这表现在社会的一头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占据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社会的另一头是大量贫困的流民,他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艰难境地。当然,在现代发达生产力条件下,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穷人的状况可以有所不同。但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社会的奢靡(中国居然成为了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工薪阶层的困顿(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严重的贪污腐败,都是进一步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法治建设滞后、商业环境不透明,权力寻租以及行贿受贿都不曾得到有力遏制。有相当一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而大部分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艰苦,劳动报酬最低。对农民工以及城里的下岗失业工人和弱势群众,中国政府最近几年采取了不少帮困措施,加大了政策力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吏治不精”和“肃贪不彰”,中国的贪官人数多,数额大,前仆后继,使外界蹚目结舌。中国官员的财产公示也举步维艰,这个问题在世界别的主要民主国家早已是不成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估计,中国2011年GDP为11.2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发表的2011年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中国以8,442美元排名第94;美国以48,442美元排名第七;而新加坡以61,103美元排名第三。中国的GDP搞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还是非常落后于世界大家庭的。根据一位台湾经济学家的说法,把每个国家的薪资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比例最高的是欧美,平均55%;日本是53%;澳大利亚是47%;韩国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是33%;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平均是28%;中东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中国只有8%(2009年)。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元;泰国接近2美元;中国才0.8美元一小时。 这些数字如果出入不大的话,说明了二点:首先,中国人的绝对工资是非常低的,这样的工资相对于高物价,消费是拉动不起来的;其次,中国GDP的相当大部分没有作为工薪发到劳动者手中(这儿没有计算不拿工资的农民)。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维稳的代价将呈指数型增长。 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及“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可能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的官民比例之高世所罕见,各级政府办公楼的豪华程度世界第一,而中国农村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中国的贪官们卷走的钱成百亿计,这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些钱很难追回来。南沙、西沙1,000多口油井,没有一口是中国的。财富的浪费和财富的流失,触目惊心。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否则,中国的改革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 2012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到期。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均不是小数目。当务之急是不让那些蛀虫们再以土地财政的名义卖光农民的土地,吃光地方财政的每一分钱。在国际上,要特别警惕那些国际大掮客的忽悠,把中国当肥羊宰。不管他们给中国戴什么高帽,或者玩什么阴的把戏,中国要以中国的利益出发行事。中国领导层要有金融战的认识和准备,事实上人家一直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不要认为现在发生在世界热点地区的事件和中国无关,在地域政治斗争中,当一个个安全屏障被拔除后,债权国的地位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最大的债权国。地球已变得很小,有资源、有钱,就会有人惦记,作为债权大国的中国要藏富于民,民强了,国才强。...
Day: August 10, 2012
2012-08-10 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公共演说家、政治顾问和社会活动家。他是经济趋势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里夫金的工作主要在于探讨科技对经济、劳动力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前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更富有,居住更城市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纺织业的机械化而开始。这一革命开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制造产品的新时代,并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使各国国力悬殊加大。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装配生产线,使人类迎来了大批量生产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今天,流水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生产环境整洁,人工智能接近人脑(是否能超过人脑则是伦理学的问题),机器人可制造机器,高学历的工程师通过网络和电脑作业,生产车间看不到一把手锤。总之,制造业正走向数字化。这种数字化不只改变物品的生产方式,还将改变商业模式、劳动力结构、政治学理论、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社区职能和社会关系,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世界发达地区兴起。不同于前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非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革命,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德国大众汽车推出一个名为横置发动机模块战略(ModularerQuerbaukasten,简称为MQB)的生产策略,希望通过规范某些部件参数如发动机安装点,可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所有型号的汽车;而可视机器人和其它传感系统可以为联网的自动铣床调换工具,并拥有多向切割和“感知”功能,这样的生产将会更加高效。日产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于1986年开业,现在已是欧洲最高产的工厂之一。1999年它雇佣4,594人生产了271,157辆汽车,而去年它只用了5,462人却生产了480,485车辆,比英国其它任何一家汽车厂都多。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工程和技术总监科林·史密斯(ColinSmith)说:“你不能用古老的手工工具制造现代化的东西,昔日嘈杂的工厂将不复存在”。 智能软件、新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新工艺(特别是立体印刷)和网络等先进技术正在快速融合。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取代钢和铝,广泛适应,小到山地自行车,大到飞机。经基因改造的微生物可用于制造产品。纳米技术可增强产品性能。更多的设计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合作进行产品设计。过去工厂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将让位于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产品,未来工厂将更专注于定制产品,看起来更像是小作坊,而不是大规模的流水线。这意味着,产品品种更多元、生产批量更小、适应当地市场变化更快、价格更便宜、成本更低廉、劳动力花费更少。制造业的数字化将令其和电信、办公设备、摄影、音乐、出版和电影一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大型制造商,也包括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创业者,让他们更加容易和便宜地推出新产品。 就像棉纺厂粉碎了家庭手工织机,福特车淘汰了蹄铁匠,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也将是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媒体和零售等行业,也定将影响人类今后的生产和消费、政治和经济。当你面对未来工厂将会大吃一惊,因为它不再挤满嘈杂的机器和身着油腻工作服的工人,而是干干净净,几乎空无一人。大部分工作并不在工厂的车间完成,而是在附近的办公室里,由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协同完成。未来的制造业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人,而那些枯燥、重复的工种将由机器人取而代之。 这场革命将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将影响产品的出产地。过去,加工业一般会流向低工资国家,以控制劳动力成本。但今天,劳动力成本愈加不重要。举例来说,售价499美元的第一代iPad,只有加工成本仅约33美元,而在中国总装的费用仅8美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制造业直接雇佣人数不断减少,使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也相应减少,结果是鼓励制造商把离岸生产的工作转回到发达国家。这不仅因为离岸工人的工资在上涨,更重要的是公司能更贴近客户,更快速地回应需求的变化。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脑、金属制品和机械等产品中,到2020年,其中的10-30%完全在美国制造,令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0亿至55亿美元。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专家哈罗德·施金(Harold Sirkin)认为,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担心被夸大了,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巨头。2010年,中国提供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9.8%,美国稍微少一点,是19.4%。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这个数字只比过去三十年的份额,略有下降而已。施金认为,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会创造相关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美国就此将增加二至三万个就业机会。 还有一种情况更发人深省。当以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耐克球鞋、星巴克咖啡、美赞臣和雅培奶粉、辉瑞药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发利市,甚至从破产边缘活过来后,美国有些在华公司正在策划回流。其理由多种多样: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员工和美国雇主在同一条船上;中国的合资伙伴从未合作,他们总是扩展自己的领地;当考虑生产率和质量问题时,节约成本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大;美国本土的设施更多、更好、更先进。虽然回流现象的原因较复杂,但已非个案,多数是那些撤出中国后无须在美重起炉灶的公司,他们届时只要聘回技术工人即可。 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将是十分巨大的。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政府需要做的是抓住基本:大力发展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设定明确的规则和建立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而把其它的事留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革命家。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由电力、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前二次工业革命,留给人类一个危险的残局:能源和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市场重挫,消费者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剧增,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危机的出路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将奠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产业,将为企业创造数以千计的新业务,为社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想象一下,数以百万计新老建筑将被修建或改建成“主动的发电厂”,捕捉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水能以及海浪能可发电供给建筑物,剩余电力横跨智能集成电网与他人分享,就像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自己的信息并在互联网上与人分享一样。这将是人类一个美好的前景。 欧洲议会于2007年6月通过了一项正式声明,采纳能源互联网的概念。拟在欧洲通过地区、城市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一个绿色的氢能经济,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既成趋势,那么中国将如何切入呢?面对经济升级转型,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保持“世界工厂”的纪录将不会太久。除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许多外包的工作将重新返回富国外,中国还面临其它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人口老化、劳动力工资上涨、缺乏资源、能耗的低效率、环境的普遍恶化等问题。 形势既是严峻的,也是充满机遇的。中国应扬长避短,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解决好中国的能源短板问题、内需问题和西部开发问题。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好这些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变那些地区落后的经济,改善就业和民生,增快工业化的进程。 (本文由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棣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