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从胡锦涛七一讲话思索“香港论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国凯 2012-08-07 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 亟待构建新的“香港论述” 回归十五年来，香港各种社会矛盾越演越烈，问题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发展至不同利益集团的泥浆摔跤。贫富悬殊的问题还可以透过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缓解，而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代表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决裂，迫使我们在分析和处理香港问题时必须使用一套全新的视角。 简单的说，香港亟待一套新的论述来回应以上的问题。论述，并不是简单的公关手段，不是政治化妆师指鹿为马的技艺。相反，一套论述能决定我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引导我们的行为。如此，论述必须要建基于现实的基础上，但“现实”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言”跟“行”必须合一；第二，思想的体系必须能自圆其说，呈现出内部的一致性；第三，一套论述必须和其他论述竞争，所以论述的内容必须对世界思想潮流时刻保持关注。 在每一个时空下，不同的论述都在竞争，但在大部分时间下，均有一个主导性的论述能获得较大多数居民的认同，这个论述就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这套论述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其重要性在有一人一票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撕裂，根源就是因为人民缺乏一套共享的论述，其呈现的表征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国民身份，大家对非我宗教、种族群体掌权感到猜疑。 如此看来，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甚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遑论着手处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狮子山精神”就是在英治香港逻辑下发展的一套论述。它的核心精神与其说是“自力更生、多劳多得”，不如说是“独善其身、过得比大陆好”。“狮子山精神”之所以成立，有赖于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有赖于英美与中国跟世界体系互动的不同方式。一切发展到今天，香港人还想抱着“狮子山精神”， 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不是香港本地示威的小政治），继续在全国里面当人上人，当然是不可能的。 良药苦口，崩溃中的“狮子山精神”向“新香港论述”发展的过程，将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痛苦，更长久的平和才会来临。只要我们言行合一、坚守原则，痛苦可以相对短暂。“新香港论述”必须是辩证的，否则我们必然会把“两制”之间的矛盾、“中国模式”跟“普世价值”之间的矛盾等视为不可解决。胡主席讲话提出四个“不能偏废”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新香港论述”的构建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值得认真思考。胡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为此，必须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这样的提法，港人或会感到陌生，而讲话的官方英文翻译用到了平衡（balance）一词，则非常直接明确，不容误解。 要“平衡”的，分别是这四点：“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 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与“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把这些因素放到天枰的两端，代表着思考香港事务的最新思维。而这样的思维无疑是比以前更进一步，更科学、更正确。 胡主席的四点各自都是一篇文章，但其中第一和第三点尤其重要。 第一点，即平衡“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提醒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一国两制”。问题不在于“一国”是否在“两制”之上，因为在当下“一国”就是“两制”，“两制”就是“一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制”不是为差异而差异，它们的差异也不是固定的、本质化的。相反，今天的差异，是为了在明天得到扬弃。大陆和香港都在发展，也必须发展；明天的香港不会是今天的大陆，明天的大陆也不会是今天的香港。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一国”和“两制”的辩证统一，明白国家领导人当年不提前收回香港以“充分打算，长期利用”，以及使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深意。 由此，就着香港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下迫切的国民教育争议，香港人既要学习国情，从而理解内地制度的合理性，亦可以对内地不合理的地方抱批判性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必须把香港人从“大香港主义”中解放出来——没有谦卑，又何来尊重？！就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批判殖民地历史、反思港人过去从大陆获取的超额利润。 就着第三点，即“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的平衡，以前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董建华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就是“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在这个论述之下，中国和香港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丝毫没有矛盾的。如今，我们要平衡“香港好”与“中国好”，两者“不能偏废”，这个理解意义是重大的。 讲话中尤为科学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局部利益再细分为“社会各界利益”。因此，港人并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他们其中一些界别和阶层的利益跟国家整体利益较为一致，是统战工作的正确对象、是执政联盟和政治人才培养的正确对象。同时，胡主席的提法亦没有把“国家整体利益”绝对化，这样兼顾整体和局部，能有效回应“本土”的利益诉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新香港论述”必须兼顾的四个关系 就着“新香港论述”的建设，笔者按胡主席此次讲话的精神更深入地思考“一国两制”，尝试把胡主席的四点“不能偏废”整理为以下“新香港论述”必须面对和兼顾的四个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高度自治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就这四个关系，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与具体建议。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相对于国家整体，各地如香港有各自的局部利益。同时，相对于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不同界别或社会阶层，又有不同的利益。过去，中央政府把香港的工商界视为主要统战对象，认为倚重他们即能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回头看来，这个策略发展到今天，恰恰成为香港“建制派”分裂以及管治失效的一个导火线。 当香港工商界的一小撮人垄断了香港的经济命脉，导致香港出现比较严重的贫富悬殊，为了转移矛盾，某些大财团难免会使用自己掌握的媒体舆论把港人的不满引导至内地人和中央政府身上。表面上看，陆港近来矛盾加剧，根源是内地人富起来令港人心里不平衡；但若不是香港媒体的煽动和偏颇，港人的怨恨并不会如此发酵蔓延。 从本届特首选举期间开始，以至延续到今天的连续丑闻攻击，大部分的港媒评论已经把斗争定性为“地产党”斗“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地产党”赫然从过街老鼠变成了香港“民主抗共”的英雄。反对派表面上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样子，事实上对“地产党”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还予以协助；对于“共产党”，他们倒是绝不留手的。 香港时事评论员蔡子强在3月29日《阶级矛盾盖过政治矛盾？》一文中，认为“1991年这次立法局直选的重要性，不单在于它是历史性首次，还在于它为往后10多年的选举议题定下基调，那就是政治议题重要过经济议题，政治疑虑盖过阶级矛盾，成了选举中最大的争拗点”。对于本届特首选举梁振英能够当选，他的结论是“我们都试过所谓‘火遮眼’（很恼火），只不过，今次却是阶级对立所引发的怒火。而让人担忧的是，这又会否被权术家所利用呢？” 在他的论述中，“政治疑虑盖过阶级矛盾”是合理的，阶级对立则是非理性的、会“被权术家所利用”、会导致“普京模式”。这个说法颇能代表反对派的主流论述，而这个论述是很有力量的（即使“左派”如人民力量，在网台中亦为“地产党”失势打抱不平）。 反对派的虚伪显示着政治光谱上的巨大空白，而这个空白就是机遇。现在香港的问题，就是不同界别的利益没有平衡好，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利益代表。既然空白是在基层，我们就要对基层增加投入，服务基层的政党也必须一条心把工作做好。 说到底，在国家崛起的背景下，要让大部分香港人能分享成果，感受到生活的改善，应该是不困难的；回归以后香港市民普遍感到生活不如以前，是不合理的；要让大部分港人满意、又要确保香港某些大财团的超额利润、又要让港人认同祖国，则比较困难。 只要爱国爱港阵营真正立足基层，配以特区政府的政策支持，必然能抗衡反对派与“地产党”的联盟。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 利益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不辩自明的。什么是利益？这本身就是大问题，而我们必须回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中，才能对其进行思考。同样被称为“利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却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一国两制”所面对的矛盾，并不简单只是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地方有多高的自治权，是稍具规模的国家都要面对的普遍问题；“一国两制”矛盾的核心，却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既呈现在香港和大陆的制度差异方面，也呈现在香港作为中国和外国势力角力场的方面。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中国重新加入世界体系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再主要是斗争关系，而增加了更多合作的部分。 但无论如何，合作和斗争，是矛盾的一体两面，过分强调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无论在国内和香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关系均避重就轻，这是香港爱国论述失效的根本原因。没有国家利益的观点，港人即对国际关系产生错误的认识，忽略国内形势和国外形势的互动。不重提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关系方面，香港爱国论述根本无从发展。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世界上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变化，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当年，《中英联合声明》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某种程度上是用来稳定人心的。要保障制度不变是有可能的，生活方式不变却比较困难。这些年来，人民币汇率变了，午餐肉的价钱也涨了，港人的生活条件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吊诡的是，港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了所谓“高等华人”的优越感，制度不变却使得香港平白错过一次又一次的转型机遇，因而逐渐失去领先地位。 为了香港的稳定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刀阔斧的一些变革是势在必行的。“新香港论述”必须论证香港不变则亡的局面，聚焦改革重点。香港本地形成共识以后，改革方案才能平息特区与中央政府疑虑，并尽量淡化既得利益集团指控中央违背“五十年不变”的恶劣影响。 高度自治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期，大家对“一国两制”这个新概念没有足够认识，把“高度自治”界定得比较虚是可以理解的。到了今天，我们还是用和稀泥的方式去处理高度自治权的争议，则说不过去。香港特区有了十五年运作经验以后，我们应该深化“一国两制”的内涵，把讨论往更深的层次推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在2002年出版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一书中，把“一国两制理解为（1）中央不干预按照基本法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2）特别行政区政府对于基本法规定的属于自治权范围内的问题，享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力，无需报请中央政府批准﹔（3）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行使法定职权时，有权在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合适的方式﹔（4）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治权的范围。特区主要官员任命，不属自治权范围；中央政府不可以直接订立特区的法例，却可以合法地影响立法会成员的构成而间接参与香港的立法程序。根据过去十五年的经验，中央政府确实使用这些方式参与香港事务，而这无疑是合理的、必须的。问题是，中央政府没有进一步把它总结和理论化，反而动辄否认自己参与香港事务的权利。 共产党不在香港公开活动、不发展党组织；特首不可以有政党背景，这些制度设计到现在基本证明弊大于利。它们没有牵涉《基本法》，要改变亦相对容易。到了今天，我们亦是时候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特首可不可以有政党背景，深刻影响到香港三权之间的合作与制衡的关系。港人不希望中央政府对香港决策能如臂使指，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接受一个管治能力低下的政府。同样，如果特首有政党背景，中央政府也怕它对特首仅有的控制也将在普选后消失。问题最后的根本是，管治能力低下以及政权失控都是有代价的，只要中央不是无条件、无原则地保持香港的繁荣，港人自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结 论 道理是很简单的：今天的大陆和香港都有种种不完善之处，它们都需要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两制”将相互影响，各自取长补短。这是“充分利用、长期打算”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背后的深意。 香港从开埠至今，从来就是一个在国际狭缝中谋求好处的地方，经济基础也决定了它爱国思想土壤比较薄弱，强行灌输老套的爱国教育必然会遭遇失败。但同时，在香港这个环境下构建的爱国论述，其竞争力将会是非常强大的。作为一套系统的思想，“香港论述”不只适用于香港，亦适用于全国以及国际社会。事实上，它们必须是一致的，我们总不能在国外宣传一套、在国内搞另一套、在香港又用另一套。在网络时代，大家把不同的文本下载比一比，只会贻笑大方。 就着“新香港论述”必须兼顾的四个关系，以下是笔者初步的具体建议： （一）团结大多数港人，特别是增加对基层的投入，认真做好基层工作； （二）深化香港历史教育，反思香港在殖民地年代扮演的角色； （三）重新讨论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状态和目标，梳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现阶段的矛盾； （四）反思香港现在的不足，按需要提出系统性的重大变更； （五）厘清国家在香港扮演的合理角色（亦即厘清香港自治的具体权限），把共产党的符号在香港正常化。 只要把以上几点讲明白，并按部就班做出成果，香港社会问题必然会逐步得到改善。 《港澳观察》2012年7月期 Continue Reading Previous: 北京治港思维调整与香港未来发展Next: 政治板块移动危及香港政局稳定 相关文章 中国共产党心系香港社会民生 天大报告 港澳观察 中国共产党心系香港社会民生 中国共產党引领香港经济发展 天大报告 港澳观察 中国共產党引领香港经济发展 中国共產党书写传奇『香江篇章』 天大报告 港澳观察 中国共產党书写传奇『香江篇章』 香港迈向选举协商混合民主制度 港澳观察 香港迈向选举协商混合民主制度 香港福利体系的弊端与政策建议 港澳观察 香港福利体系的弊端与政策建议 垄断——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港澳观察 垄断——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