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张登及 邵轩磊 2012-08-02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 【摘要】历史上，美国对华政策受两方面影响。一是思想因素，是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制约了华府领导人界定国家目标的视野，现实主义以权力考虑为基础，理想主义以推广自由民主价值为核心。二是情感因素，是指美国对外态度是否急切，愈是急切就愈求在短期内看到政策效果。在二战前，急切与否就反映在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证中；二战后，表现成冲突与围堵的循环；冷战结束以来，则是在攻势与交往的两手策略中轮流满足。历史上，影响思想与情感的因素很多，包括美国经济状况、国内政治安定程度、政党轮替与重组、领导人的意念与国内外事件。其中，事件可能是最常见的短期因素，故如经济大恐慌、韩战爆发、珍宝岛事件、苏联解体、九一一恐怖攻击等等不一而足，在在影响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下中国政策的优先次序，也就影响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其中，攻势自由主义属于急切的理想主义，以台湾为促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平台；理性主义属于长期的理想主义，相信中国终将自由民主化，不愿意台湾造成干扰；攻势现实主义重点放在美中当下的竞逐对抗，美国可利用台湾，但台湾战略价值有限；守势现实主义采取长期的权力起伏，避免冒进，根据美中权力消长决定保台或弃台。2010年以后，面对中国崛起不可阻挠，急切之情益炽，尽管政策调整必有长期规划，但在分析中，短期求成的态度渐居主导，故形成攻势自由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并进的对华战略，而理性主义与守势现实主义蛰伏。这时，台湾既是自由化进程的平台，又是地缘战略中偶尔有用的一环。 相对于美国对华先有整体战略，日本与台湾的分析家在前提上已经先亲美，然后再决定台湾的作用。首先，由于中国近在咫尺，以致日本和台湾论者笔下，便不能反映美国享有的距离感或彼在情感上的急切与否，因而不太区分美国战略视野的长短期。他们也倾向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综合，视美国对华战略为一体。其结果，日本和台湾学界的分析大致采取具有理想主义涵义的现实主义分析，即根据美国的理想主义界定敌我，并根据现实主义以美国为超级强权而附美抗中，因此台湾只能显得被动。东京与台北皆自忖夹在两强之间，故他们都关心台北有多大自主活动空间，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立场或利益。他们分析中出现四种可能：台湾无论投靠谁都仍可能被牺牲、台湾只能在中美之间二择一而倒向美国、台湾在不能影响大局前提下仍可追逐自己的主体利益、台湾可发展出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动性。 中国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同时是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的问题。一种方案是必须决定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另一种方案是，在优先次序与方向上维持弹性。若要先决定优先次序，就必须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目标，明确规定孰主孰从。若要先决定政策方向，就必须在对美和谐与对美斗争之间，和对台维持现状与对台促统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政策，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如何和，忍到什么程度。若采取第二种方案，则必须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场合或对象、不同的世局、不同的国内形势、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及情感下，灵活的转变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做到优先次序上忽美忽台，政策方向上忽和忽斗。第二种方案的优势是不会沦于教条主义，缺点是自己的调整失去明确的依据。在两种方案之上，中心思想在于“富民强兵”。一、美国学界看中美关系与台湾角色 思想提供视野，视野决定角度，角度拘束政策的选择。 思想涉及哲学与世界观，属于知识论的层次。视野是这种世界观之下，决定国家目标与判断敌友的基础。角度则是对特定议题或对象的偏好。政策则是针对该议题与对象做成的、达成目标的手段安排。若论及国与国间权力资源，特别是硬实力的升降，当然使国家对外政策的选项受到拘束，但思想与视野却能左右选项的排列与可欲性。 所以，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或讨论冷战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九一一事件”后，乃至中国“和平崛起”与未来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台湾因素，都应该关注思想资源的变化趋势。但持相同思想的人可能有不同偏好，故还要问的是，在既定思想脉络下，美国所面对的世界是友善或敌对？美国倘要面对世局或散播思想，其自身相对实力是强或弱？答案影响到政策倾向会是争一时或争千秋，亦即紧迫感有多大？此何以特定领导人及其团队的判断至关紧要。 国际关系学界名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舵手之一的基辛格，在其历史巨作《大外交》一书中，曾将影响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两股思潮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而现实世界的政策是这两股思路的交织。 “现实主义”未必“现实”，“自由主义”也未必“自由”，而且在现代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大本营——美国，这两大思潮又随着时空环境与美国地位变迁，而区分出很多支脉。随着领导人评估全球与区域范围内美国物质实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对于现状的改良就形成急切与否的情感倾向。在情感的策动下，两大思潮发展成四种美国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同时提供了中美关系与台湾因素不同的定位。 1.攻势自由主义：解放 自由主义源远流长，即便经历两次大战、冷战及当前多股现实主义学理与政论的攻击，但如同中国大陆资深中美关系学者资中筠所观察，其影响力绝不可小歔。 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进行，美国偏离克林顿时期“交往与遏制”并行但强调“交往”（engagement）的路线，而改为主要是强调“遏制”的可能越来越大。这看似与现实主义的逻辑不符，也并非新自由主义鼓吹“和平演变”的处方，但侵略性恐比“攻势现实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由主义思潮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美国与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且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此一思潮虽然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但却以面对上帝作为“个人”存在的保证，不啻暗示不承认“上帝”的个人与国家，要经改造才有权享受自由。尽管政治理论中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德国哲学家康德与美国前总统威尔逊，都不直接诉诸新教，但宗教所创造的西方“国际社会”仍被视为是“解放”那些“不自由”的非西方的精神基础，厥为民主和平论的深层动力。 时至今日，尤其如同中国大陆知名美国问题研究学者王缉思所言，美国信教人数反而比欧洲更多、更虔诚。 美国境内两股极端主义因素，一个是从反G7到“占领华尔街”所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另一个就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 Church）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前者看似具有劳动阶层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却与新教的福音派有两个交集，既反对多元主义的全球化，也反对贸易自由主义。只是前者没有宗教界传教与外交上支持“政权改造”（regime change）的冲动，但都容易滑向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指挥全球“反恐”的小布什前总统核心幕僚，即有多位新保守主义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