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2-08-29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即将在2016年5月结束。但是，围绕着马英九的接班人问题，势必群雄竞起，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一场激烈竞争。国民党至今已经有十三年没有这样的竞争了。早在1999年，宋楚瑜、连战为了争取2000年大选资格展开了党内之争。当年的连宋之争，加上李登辉似有若无地暗助民进党，不仅让国民党政权垮台，也让国民党内部分裂、元气大伤。此后，民进党执政八年，下野后的国民党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竞争，一直由马英九一人独揽风骚。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吴敦义占得先机 “副总统”吴敦义在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后，一时意气风发，各方都视他为争取参选2016年大选的头号威胁。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的负面新闻不断，许多并非来自敌营，而是自家阵营内部刻意操作的结果，用意在于杀其威风。 吴敦义在2012年大选胜选后，与支持者的会面很多，就任“副总统”之后，也密集安排许多走访基层的行程，展现了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吴敦义出席活动太多，让马英九都“自愧弗如”。吴敦义随即调整姿态，放低身段，将活动缩小规模，以低调为最高原则，以免掠马之美。 吴敦义爱憎分明，因为吃过民进党大亏，不会刻意讨好民进党支持者。台北政坛惯称吴敦义是“孤鸟”，形容吴敦义不与人拉党结派，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支持者。他在政坛上没有派系，但在基层民间友人不少。吴敦义夫妻两人都利用各种方式与时间，保持与基层民间的紧密互动。 从政数十年，吴敦义很少卷入绯闻与弊案。高雄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假录音带让他连任失利，但仅短短两年，吴敦义又回南投参选，重返政治舞台，韧性十足。 “林益世贪渎案”近期爆发后，吴敦义无端被影射为“X先生”。这件事情虽然已经逐渐厘清，与吴敦义无关，但是吴敦义自认对自己声望造成重大伤害。毕竟目前仍是2012年，吴敦义尚有足够的休整时间。 吴敦义至今对2016大选没有公开显露任何期待，他对近身幕僚透露，成功不必在我，如果对方真的比他好，他不会坚持参选。但是也对近身幕僚提到：如果有人是出来搅局，参选不是为国家好，不是为人民福祉，也不会赢，他就会考虑参选。   朱立伦谋定后动 在吴敦义之外，新北市长朱立伦、“立法院长”王金平，都被党内视为具有实力挑战2016年大选。吴敦义对朱、王都保持友善，不采取敌对态度。但吴敦义不经意透露，当时安排朱立伦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是要让朱有“中央部会”经历，培养朱立伦的从政经验。而当时的“院长”就是吴敦义。吴敦义显然视朱立伦为他的后辈，若朱、吴相争，吴必有不服。 马英九与王金平一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吴敦义长期夹在当中，私下频频帮王金平喊冤。吴敦义认为，国民党需要一位多面手，而王金平是党内少数有这方面能耐的人，国民党应该珍惜王金平。与同朱立伦合作相比，吴敦义若与王金平合作，未来可能会争取到更大的政治空间。 当然，如果考虑省籍、南北区域的平衡，朱立伦出身北部、外省籍，似乎更合适搭档。不过，这都要看往后的情势发展，朱立伦很可能根本不参与2016年“总统”大选。 国民党内可以观察到朱立伦从“总统”大选到目前，始终是一个不太积极的角色。据党内权威人士分析，朱立伦无非是看到马英九的声望持续下滑，如果太靠近马英九，恐被拖累，甚至若投入2016年选举，也可能因为选民对国民党执政失望，被国民党的不良政绩拖累。朱立伦可能将参选时间延后到2020年，打一场比较有把握的仗。在2014年地方首长大选，朱立伦会继续固守新北市，稳固自己的政治地盘。 但是马英九声望低，台湾经济不佳会先冲击影响2014年选情，若地方选举国民党失利，对于2016年大选就会更艰困。如果朱立伦只为顾全自己，则可能面临地盘越来越小的困境。 朱立伦曾担任桃园“立委”、两任桃园县长，现在又占有新北市长，对于台湾北部人口稠密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若要挑战2016年大选，就要面临是否连任市长的难题。 朱立伦目前在新北市努力经营，过去的班底开始分布在新北市打桩，毕竟他与蔡英文竞选时，领先幅度并不太大。朱立伦重用陈水扁心腹侯友宜，后者在陈水扁2004年的“3•19枪击案”当中，假借侦办调查，实则协助陈水扁脱出被外界质疑枪击案造假的困局。朱立伦重用陈水扁人马，动机不言而喻，手法与马英九拉拢民进党一样，都是要扩大自己基本盘，试图裂解对手。 朱立伦曾在“维基解密”档案中被曝光想要拉拢王金平搭档。这个组合，在省籍、南北地域平衡，都很合适。但是未来能否成形，仍有许多变数。 朱立伦出身桃园，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对朱也是推崇有加，朱立伦举行客家活动，吴伯雄就半开玩笑说，朱立伦可超越马英九。虽然吴伯雄指的是朱立伦的客家话讲得比马英九好。可是在旁人眼里，却是吴伯雄在自己儿子吴志扬之外，对朱立伦未来政坛的可能发展，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王金平机会微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8-27 在南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大本营，如果再因腐败失去民心，并引发由南至北的效应，那民进党仅剩的根据地也跟着沦陷，再想收回全岛执政的失土则难上加难。 民进党在各派系角力下，已完成新决策核心的改选。选举结果揭晓，“新潮流系”拿下三席，可说是最大的赢家；谢长廷、游锡堃系统各占两席；党主席苏贞昌人马一席，加上苏本人，也是两席常委的实力，与谢、游系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 这一选举结果，外界形容未来是派系共治的民进党，但其实这并非重点。因为长久以来，民进党就是一个派系共治的政党，即使当时强势如陈水扁者，他主导了一切 政策和人事，但他也必须尊重各派系的实力，各方面都要考虑派系平衡的问题。派系共治一直是民进党的特色和传统，也是政治现实，任谁都无法撼动这种铁律，只 是各派系实力如今各有消长。例如，过去居于最大势力的扁系，如今随着陈水扁的式微而成为过去式，这次选举里，不再有扁系这个名词出现。 分析这次民进党权力改组最重要的一点，反而是由高雄市长陈菊推出来的“中常委”李清福及其引发的民进党南部执政危机。 当李清福出现在民进党“中常委”当选名单之中时，很多采访民进党中央的媒体，都在问这个人是谁？背景如何？为何可以成为中常委的黑马人选？当得知李清福的 背景和当选原因之后，很多媒体人都不能不产生强烈的质疑。一个从扁案之后极力撇清贪腐美名的政党，竟然在“中常会”安排了因贪污行贿已将定案的地方人士， 这样毫不避嫌的作法，历来已经少见，更何况是2008年后力图抢回执政权的民进党？外界对于民进党党中央和陈菊势力非常不以为然。“李清福事件”引发民进党内讧 就在外界的质疑声中，曾任陈菊高雄市长办公室主任的洪智坤首先对外爆料。他没有派系势力，却以十七票当选“中执委”。他直指李清福当选是陈菊放纵黑道势力的结果。洪智坤并对外透露黑道如何参与菊系“中执委”和“中常委”的协商过程等等，令外界为之哗然。 这次“中常委”部分，高雄市的常委名单一变再变，先有前高雄县长、前“内政部长”余政宪，又传出陈菊的副市长刘世芳，再传屏东的立法委员邱议莹等，结果却 是名不见经传的李清福当选。民进党党内人士分析，高雄陈菊势力在操作上显然是失控的，陈菊无法贯彻自己的人马意志并有效地执行计划。 陈菊这样失控的表现，已经惹怒余政宪和邱议莹，尤其是余政宪据说在当时已经气到不知所以。余政宪是高雄“黑派”的代表人物，在地方上仍具有实力，但因为当 年与陈水扁夫人吴淑珍关系过于密切，牵涉扁案中的“南港展览馆弊案”，这几年十分沈潜，这次与陈菊合作，再度计划进入“中常会”，不排除在政治上有东山再 起的雄心壮志，未来也可能伺机参选高雄市长。 但这次“中常委”事件，他却与陈菊闹得不欢而散。民进党在南部高雄县市的势力，是否因此分裂，进而影响了2014年高雄市长的选举，是非常值得观察的重点 之一。余家班与陈菊的纷扰可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陈菊未能适时安抚，本来可以轻松到手的高雄市长提名权，明后年就将面临余家班的挑战。 余家班的势力近几年的确有下滑趋势，但成事也许不足，却可能败事有余，余家跟陈菊势力的竞合关系，将影响民进党南部执政的发展。 民进党决策核心的炸弹 “李清福事件”的第二个大冲击，就是民进党切割黑金的清廉度再度受到冲击。尤其是在南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大本营，如果再因腐败失去民心，并引发由南至北的效应，那民进党仅剩的根据地也跟着沦陷，再想收回全岛执政的失土则难上加难。 李清福背后有没有黑道势力向陈菊施压，固然是另一个重点，但李清福本人这样的经历竟然能够跻身民进党决策核心，已对民进党造成极大的伤害。...

穆 骏 2012-08-22 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 《天大报告》今年5月期发表了萧功秦教授《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一文。萧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凸显，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激进主义又重新活跃起来。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萧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设想，作为今后中国发展的路线草图。 萧教授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日前在大陆出版发行。在这本书里，萧教授延续自己的思考，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中国改革中期遇到的困境：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级分化的困境；高额税收造成的的国富民穷困境；“国有病”以及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困境带来危机。萧教授指出中国目前面临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激进的左派平均主义（主张回到过去甚至回到文革）以及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萧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上三种挑战（思维）都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正如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过的那样。萧教授主张中国改革要“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既要避免走回头路的极左思潮，也要避免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国当今最重要的是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听萧教授讲“超越左右”，让我想起了整整二十年前的1992年。当时一位老人，从北京经过上海，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南方，发表了一篇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谈话。那个老人就是邓小平，他的“南巡讲话”是要求大家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继续改革开放，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些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当时竟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实事求是的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及时提出超越“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不可能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二十年前，要求分清“姓资姓社”的呼声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在紧要关头，小平主张不争论，让争论者闭上嘴巴，同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在经济发展上做到了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在这个时候，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时候，和二十年前一样，极左与极右的思潮涌起，在政治体制领域发出了和二十年前在经济领域发起的相同声调。难怪有网民呼吁，中国需要再来一次“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 就在邓小平诞辰周年的当下，听着萧功秦教授的演讲，让笔者浮想联翩。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有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年前邓小平以绝对的权威，以“不争论”的方式让我们超越了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而今天萧教授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像萧功秦教授这样的学者关心、思考的问题。正如一部西方电影所言，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改变。当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影响中国向何处去。这可能就是萧功秦教授强调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08-16 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之下，检视此次香港保钓行动带来的启示，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公共外交维权作用以及香港特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更值得各界深思与珍视。 2012年8月15日，在这个抗战胜利六十七周年纪念日，香港保钓人士突破日方的拦截，成功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消息传来，海内外华人无不为之一振。 香港民间保钓行动一直备受各界瞩目，而此次行动过程之中颇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与过往被阻止出海不同，“启丰二号”在稍受阻滞后顺利驶出公海。其次，特首梁振英随后公开表示关注该船船员的安全，此举甚至被媒体解读为“祝福”。再次，保钓人士被日方扣留后，梁当晚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表示“极度关注”，特区政府入境处人员也准备赶赴日本，以协助保钓人士。特区政府一系列高调的举措，被视为“香港民间保钓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次保钓人士成功登岛，以及特区政府高调、积极的取态，无疑会获得民意支持和媒体的掌声。对于港府此次的表现，媒体有着诸多猜测与分析，至于香港的保钓运动是否走到了转折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在当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之下，检视此次香港保钓行动带来的启示，其中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公共外交维权作用以及香港特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值得各界深思与珍视。 如识者所指出，日本在国内政局不稳和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特别是先后受到俄罗斯和韩国在北方四岛和独岛问题上强硬举措带来的政治和民意挤迫，今年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不断，从买岛行动到所谓“国有化”，再到美国媒体刊登广告等等。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始终比较克制，但显得应对办法不多，周旋空间有限。值得思考的是，在买岛问题上，日本官方与民间眉来眼去，彼此呼应，形成对华施压的合力，而中方却依旧保持着对民间保钓行动的控制。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中国掀起一股公共外交热，专家学者纷纷呼吁国家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以笔者之浅见，当下初兴的公共外交还有不少局限有待突破：一者，多由政府主导，或是政府对他国民间的，或是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对他国民间的，而民间自发的公共外交未见规模；二者，多以维稳为主，多从拓展中国软实力、建立国家形象着眼，强调的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参与维权绝无仅有。 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极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已经和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并给各国发展和国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中国的外交策略势必需要对于这种改变作出回应与调整。今年7月7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指出：“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有专家就此分析指出，“维权是基础，维稳是条件。把维权放在基础位置，这是今后中国外交必须的抉择”。 如果说，中国外交正从过度追求维稳转为适度维权，那么正确认识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层面的作用，也显得颇为迫切。在过去外交事务中的维稳方面，中国善于借助民间机构的力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未来适度维权的外交策略中，也不能缺少民间力量的参与。 首先，应该认识到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合理性，特别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要学会倾听民间力量的诉求表达，正确评估这种民间机构参与外交维权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麻烦制造者，不能一味地漠视甚至打压。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众能够通过大众传媒、智库、利益集团等平台和渠道表达意愿和诉求，参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订。 其次，要尊重民间力量在外交维权中的角色。民间的外交维权诉求，往往在外交事务中能够补政府之不足，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能言政府之想言、为政府之愿为，从而对相关国家形成外交压力，为国家营造更多的外交空间，甚至策应国家的外交行动。 再次，要重视香港在国家外交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从国家的宏观战略着眼，不仅要与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也应该多与香港的民间机构、社会组织多交流，加强对香港社会资源和网络的研究和认识，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潜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2-08-16 轻型护卫舰更适用于近海防御，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轻型护卫舰也比其他海军舰艇更游刃有余。 近来各界对中国海军的关注都集中在“瓦良格”航母的频频试航，而056这型轻型护卫舰的下水反而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型舰艇的服役意味着中国海上力量的结构性改变，代表着中国新的海洋战略思想在海军装备中的落实，战略意义不容轻视。 056型轻型护卫舰的首次披露是2010年11月驻港部队副司令员王郡里少将赠送给香港大学的模型。经过一年多的猜测和期待，首艘该型舰已于今年5月23日在上海沪东船厂下水，第二艘也已于6月3日在广州黄埔船厂下水。根据2012年吉隆坡亚洲防务展上公布的信息，该型舰舷长89米，满载排水量1300吨，最高航速25节，续航能力2000公里（18节），舰员60人。该舰装备1门76毫米舰炮，2门30毫米遥控舰炮，1座8联装FL-3000N近程防御系统，4枚YJ-83反舰导弹，364搜索雷达和347G火控雷达。她是中国发展的第一种轻型护卫舰，虽然不是大型作战舰只，但却填补了中国海军在这类舰艇中的空白。 轻型护卫舰（Corvettes），是近来世界海军的重要发展潮流之一，主要满足海岸线较短的国家的防御需要。虽然中国的海岸线长，但是领海由黄海、渤海、东海、北部湾、以及南中国海共同组成的，周边临海国家较多，且领海构成复杂，争议海域多，日常摩擦也多。大型军舰在这些海域的部署，往往会因为打击能力过剩造成国家间的猜忌，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因此在部分领海中的防御任务由轻型护卫舰来担任最为合适。轻型护卫舰的采用说明中国海军近海战略思想更为成熟。 原本中国近海巡逻与防御的主要力量是037型导弹艇，而远海岛礁的经济区和领海的巡逻任务只能依靠各级大型护卫舰、驱逐舰来承担。目前南海舰队的南海巡逻任务基本由6艘053H1G型护卫舰来担任，今年在半月礁搁浅的560舰“东莞号”是其中一艘。轻型护卫舰能把大型护卫舰从近海巡逻任务中解放出来，而释放出来的作战力量则能投入到远洋海军的编设，使海军的主要任务从近海防御向远洋进攻转型。因此，056型也是中国蓝水海军战略思想日趋成熟的产物。 从056型的整体设计思路来看，舰艇功能的分工化已经在每一型中国海军舰艇上体现出来，绝不仅仅只存在于052C、054A那样的远洋作战舰艇当中。在近海作战的轻型护卫舰能够依托岸防反舰、防空力量，节省空间可以加大续航力和海上自持力，甚至是对岛礁的补给能力。同时，可以配合大量的022型导弹快艇形成一支“短小精悍”的近海防御舰队，作为后卫力量应对近海军事威胁。 中国领海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今年的“黄岩岛”纠纷，频频发生的渔船被扣事件。在各类海事部门的船舶执法的背后，也需要一支轻型海军作为后盾，既能实施有效吓阻，也不至于因为军事力量投入过大反令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为局部冲突。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轻型护卫舰比其他海军舰艇更游刃有余。 在近海巡逻任务中，无论在日常维护方面，还是战时损耗方面，轻型护卫舰都比大型作战舰艇具有更为优良的经济适用性。另外，056型的国产化程度也是近年来中国军舰中最高的，因此出口限制少，性价比更高。在装备中国海军的同时，发展海外用户也可以大幅降低设计与生产的边际成本。在日益扩大的国际轻型护卫舰市场中，056型必将有一席之地。 056型将首先装备香港也说明中国海军对香港国际航运地位的清楚认识。正在更加积极参与到国际联合海上行动中的中国海军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开放的平台向世界表达维护和平的意愿与能力。在保护香港乃至南中国海国际航道的同时，利用香港为基地，维护中国领海的安全，解决领海纠纷，使香港发挥其与生俱来的战略价值。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江永 2012-08-15 20多年来，中国进入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期，日本则陷入一个政局动荡与经济萧条相伴的迷茫期。今年伊始，中日关系接连遇到日方挑起的麻烦。中日关系正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面临新的十字路口。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国情与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多年来，中国进入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期，日本则陷入一个政局动荡与经济萧条相伴的迷茫期。今年伊始，中日关系接连遇到日方挑起的麻烦。中日关系正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面临新的十字路口。 当前日本政局动向与野田内阁前景 野田佳彦自2011年9月执政以来支持率不断下滑。据日本共同社今年2月18、19日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对野田内阁支持率从他上任之初的约60%降到29%，较上月调查时又下跌6.8个百分点，首次跌破30%；不支持率则上升4.7个百分点，升至55.2%。 造成野田内阁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就是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日本国内舆论两分。去年野田首相表示参与TPP谈判后，反对之声一片。党内反对派10人退党。 其次，围绕增加消费税意见分歧严重。共同社今年1月民调显示，反对提高消费税方案者占52.9%，支持者为45.6%。2月17日，野田内阁通过《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大纲》，在提高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继承税的同时，在养老金、医疗等方面照顾弱势群体。对此，共同社民调显示，支持者占48.3%，反对者占50.6%，两者距离略有缩小。 再次，个别内阁成员发言不当影响了野田内阁形象。野田首相为改善内阁形象，于今年1月13日改组内阁，并提出今年施政方针：继续全力以赴地实现地震灾后重建、平息核电站事故及重振日本经济；切实实行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推进“开拓亚太时代外交”；抑制日元升值，加速实现新经济增长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底《朝日新闻》民调显示：71%的受访者对民主党政权处理核事故和灾后重建不满，但80%的受访者也不看好自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大阪市市长桥下徹率领的“大阪维新会”则异军突起。共同社今年2月民调显示，希望“大阪维新会”参与国政者达61.2%。桥下立场偏右，提出“船中八策”政纲 1，影响力如日中天。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除了其本人极其错误的历史观外，还有政治投机之嫌。河村此前组建了所谓“减税日本党”并积极与桥下徹联手。河村刻意当着南京代表团的面放肆地否认南京大屠杀，目的之一是迎合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搏出位，提高知名度，扩大在日本国内政治影响，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遥相呼应，以图捞取未来大选的选票。 尽管如此，野田内阁近期仍可维持执政地位。目前，日本国民心态变得很纠结，既对野田内阁不满又不愿总折腾。“桥下旋风”刮得民主党危机感骤然上升，担心现在举行大选，桥下徹率领的“第三极”将击败民主党和自民党，成为执政党，因而民主党要继续执政，就要避免在不利情况下提前举行大选。根据目前情况判断，野田内阁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前景： 一是野田长期执政。第一步执政到今年9月民主党代表选举。如果野田佳彦能连选连任，他将继续作为民主党领导人担任首相。继而，如果野田佳彦能率领民主党赢得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和同年9月的众议院选举，就可能在2014年9月再度当选民主党代表，从而成为继小泉纯一郎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二是野田内阁相对短命，而民主党可持续执政。今年1月野田改组内阁，邀请该党前干事长冈田克也出任副首相，以利推进增税路线；同时启用田中直纪担任防务大臣，以安抚党内小泽派。但是，如果民意支持率持续大幅下滑，民主党内矛盾加剧，导致野田在今年9月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落选，民主党将推出新的首相候选人，努力争取在2013年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届时，不排除在参众两院同时选举的可能。在大选前，民主党将继续执政。 三是野田内阁短命，民主党下野。如果今年6月下旬野田内阁向国会提交消费税增税法案受阻，导致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民主党胜算不大。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曾为通过邮政改革法案而解散众议院并获胜，但主张增加消费税则很难获得选票。然而，即便野田不愿铤而走险，而自民党仍可能在今年内对野田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一旦通过，势将导致提前进行大选。民主党若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利，无疑将沦为在野党并可能彻底分裂。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经过分化组合的新政党或多党联合体。 四是未来大选前后，日本政坛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可能形成“三极鼎立”。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企图支持小党“奋起日本”的代表平沼赳夫出面，联合大阪市长桥下徹、国民新党代表龟井静香等人组建新党。但是，目前桥下对石原态度冷淡，他领导的“大阪维新会”正摸索与横滨市市长中田宏、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合作，与公明党、大家之党联手，企图在未来的大选中一举拿下众议院200议席。今后无论桥下徹与哪一股势力结盟，都将形成与民主党、自民党鼎力的日本政界“第三极”，甚至可能坐收两大保守政党相争之利，取而代之。 日本政局及政治思潮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的程度与中日关系倒退程度基本成正比。即，日本政治右倾化越严重，中日政治关系就越冷淡；相反，日本政治右倾化越受到抑制，中日政治关系就越融洽。日本政治思潮是在摇摆、波动中向右倾斜的，中日政治关系也是在忽冷忽热中渐行渐远的。事物往往是物极必反，一旦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甚至严重影响日本在华经济利益，日本政治右倾化便会暂时受到抑制。 小泉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导致中日关系一度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从安倍执政起，特别是福田执政时期，日本政治思潮开始向中间状态回摆，出现了“逆右倾化”，中日关系也出现转圜。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后，鸠山内阁成员无人参拜靖国神社，出现“脱右倾化”趋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也随之回升。但其后不久，菅直人执政后大幅度修改鸠山内阁政策，在钓鱼岛问题上激化了矛盾，并出台以中国为主要防范对象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结果，日本右翼反华势力重新抬头，中日关系再度出现类似小泉时期的“政冷经热”扭曲现象，两国民众友好感情也受到损害。2011年9月野田执政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仍在涌动。 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国民友好交流的基本前提。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方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2月20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却对到访的南京市代表团公然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言论，导致南京暂停与名古屋的官方交往。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表态称，“不可否认存在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和掠夺行为”，但并未指出河村发言是错误的。随后，石原慎太郎站出来力挺河村。这折射出日本地方右翼势力开始肆无忌惮破坏中日关系的日本政治思潮的现实。 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与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其策源地是日本右翼势力；关键因素是日本决策层；引导力量是精英层与媒体；被诱导和利用的对象是一般公众。一旦公众主流意识受到右翼势力影响，投票选举的结果就必定使国会政治力量对比向右倾斜。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公众大多是好的，但长期在日本国内接受的有关信息是片面的，难免会产生偏见与误解。日本民族性的特点之一是，既“顽固”又“从众”。无论是日本的右翼还是左翼都相当顽固，而一般民众则容易跟风，处于流动状态。一旦日本社会形成某种认识，会很快地传染给许多人，从而形成主流的社会思潮，反映在各种民意调查或选举结果上。 中日关系前景与对策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2-08-15 中日关系和东亚一体化仍有许多障碍，仍然会有起伏。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两国的领土争端最终导致有限的军事冲突。人们经常只是在危机和冲突之后才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正深刻影响着东亚的战略格局。中日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门，然而系统研究中日国力消长的著作并不多见。本文先就实力的定义做一解释，并将其框定在特性实力（attributes）、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四个方面。文章随后就中日在这四个方面的实力变迁做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实力的定义 实力一直与国际关系学的大辩论密不可分。自由派与现实派不仅对实力的价值和在何种情况下动用实力意见不一，对实力的层面及实力主体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比如说，多元论者否定现实主义者围绕着国家来分析全球政治的方法。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中日实力做一非常全面的比较，只能探讨国家层面上的四大方面。这一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对实力的研究。布朗指出“实力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含义”，他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三大方面：特性实力、关系性实力和结构性实力。 特性实力指的是可以调动的力量，也就是大部分人在谈国家实力时会首先想到的东西。国际关系的传统论述大多以特性实力为基础。我们习惯于将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这种区分通常是基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性实力，包括军队的规模和素质、物质资源、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生产基础、基础设施、人口规模和素质、政府机构的效率和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的重要性取决于该国的行政管理能力、通信和交通设施的发达程度。 上述实力只有与其它国家相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上述特性实力只有在某种关系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实力是个关系概念。实力是迫使另一方做其原本不想做的事，或者不做其原本想做的事。前者为“胁迫”，后者为“威慑”。 关系性实力不一定完全基于特性实力。基本力量模式（basic force model）认为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动用的资源。布朗并不如此认为。他指出，越战期间美国的特性实力远远超过北越，其动用的兵力、坦克、飞机和军舰也都在北越之上，但最后美国还是战败了。关于美国的失败有多种解释，如两国领导层的素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影响、北越军队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融入基本力量模式，但因为许多因素都基于主观判断，如领导层的能力、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将他们放进基本力量模式必然使该模式的分析失去准确性。不过，布朗承认，尽管关系性实力跟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不能直接划等号，但这些资源的间接作用依然很关键。 上述关于实力的讨论都是以行为主体（即行动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实力是某种被行为主体所运用的东西。这个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群体或个人。然而，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明显的行为主体。布朗注意到一个社会或体系的结构有时候能产生自身的力量，无需行为主体。这就是结构性实力。例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那是常识，想要人们改变资本主义观念极其困难。 国际关系里的结构性实力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国际游戏规则之中。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了解并遵守游戏规则，因为这些游戏规则被认为是指导国家间交往的常识。尽管这些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某些国家，总体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只代表了少数国家的利益。 软实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被滥用。人们容易将其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乔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 How...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8-15 对这种区域安全的政治问题，台湾当前的基本态度应该会是：务实理性，坚定之中带点强硬，派遣陆战队重返太平岛，加强防御工事与装备都是目前会做的事情。 近月以来，南海问题数度成为国际关切焦点。越南、菲律宾屡次对我南海主权进行挑战，两岸政府相继采取一些反制行动。大陆派出渔政船强力护渔，成立三沙市展现护土决心；台湾也在“国防”部门支持下，让“国会”议员前往南沙、东沙视察，要求派遣军方人员重驻太平岛。而美国方面则是在其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指导下，积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密切往来，租借船舰及提供必要及时信息，间接为他国撑腰，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除此而外，由于日本右翼分子的不断挑衅，东海钓鱼台（钓鱼岛）问题再度成为争议重点。日本政府有意将钓鱼台（钓鱼岛）收归国有；大陆外交部强硬表示，中国领土决不允许买卖，解放军则从7月10日起进行军演；台湾方面则由海巡署派出舰艇前往护渔，马英九谈称，日本窃占钓鱼台（钓鱼岛），基于民族大义及国家主权，我们对钓鱼台（钓鱼岛）主权一寸都不退让，但也不会与中国大陆合作解决钓鱼台（钓鱼岛）问题；美面则是继续煽风点火，表示钓鱼台（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约”协防范围，华府仍然唯恐天下不乱。 简单的说，南海及东海问题事涉国家主权，相关国家觊觎已久，美国想要从中渔利。虽说两岸兄弟阋墙，但当两岸宣称拥有南海及东海海域部分岛礁主权的立场受到挑战时，由于事涉国家主权及民族大义，两岸当局能否在不把问题搞得更为复杂，在不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度，不借机扩大自己利得，不搞小动作造成海峡对岸损失，或让外国误以为两岸仍然血浓于水的前提下，如何捐弃成见、携手合作，追求最大的国族利益，这正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手腕。 开宗明义，其实台湾当前的困境在于，一是怕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对大家或自己更为不利；二是怕北京又借机给台湾穿小鞋，弱化“中华民国”为主权国家的事实；三是担心遇事如果不积极表态，不但会有内部的压力，相关国家也更不把台湾的主张当成一回事；四是有美国如影随形的关切，两岸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合作。只要稍一处理不当，且不说要和北京公开唱和，自己就要惹事上身。简单的说，台湾在乎的是身分与名分，担心的是被边缘化，忧虑的是美国的压力。美国担心两岸合作应对南海问题 先说南海问题。南海海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由于海底蕴藏丰富，各方觊觎，目前共有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宣称对南中国海部份海域及岛屿拥有主权。南海争议由来已久，台湾坚持U型线的主张，北京则在二次大战后在南海地区画了九段(原为11段)断续线，后来又通过了几个法律，确立对整个南中国海地区岛礁的主权。 但是根据1982年通过、1994年实施的《联合国海洋公约》，每个国家（包括岛礁）享有12海里领海，以及外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都反对大陆的九段线和台湾的U型线主张，而且实际上两岸政府都并未对所有的南沙岛礁实行有效控制，大多数岛礁为邻近国家占领并进行开发。有些国家还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对这些岛礁的主权，形成了目前的争端局面。 如所周知，2010年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转折点，北京把南海问题等同于新疆、西藏、台湾问题，视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引起相关国家关切，美国则适时深化、强化各国对北京的不安。今年4月，菲律宾军舰干扰在黄岩岛的大陆渔船，后来和大陆派出的海洋巡逻船发生对峙。菲律宾的目的是希望扩大事态，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关注和支持，而正在重新调整其亚太战略、重返亚洲的美国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关切。 对此，美国表面的态度是敦促相关各国在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落实行为准则。“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支持所有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在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外交进程来解决争端，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者是以武力相威胁”。美国一方面反对中国的强势作风，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为此蕞尔小岛与北京发生更大的冲突。美国只是想要借着自由通行的借口来增加各国对大陆的猜忌，困扰北京。 4月25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北京学者认为，在南海问题上，无论是维权还是开发，两岸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均是一致的。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亚洲各国在南海、东海海域争夺海洋资源的态势仍会持续，美国强势插手亚太事务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不论大陆和台湾都不能置身于外。台湾应该与中国大陆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但由美国的角度来看，美方极为担心台海两岸联手处理南海争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于六月间曾针对南海主权争议举办研讨会，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于会中重申，美国关切的是航行自由与经贸畅通，期盼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在现场问答中，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担心台湾和大陆联手处理这个议题，坎贝尔答称，美国和台湾讨论过南海议题，“我们了解，台湾不论是公开或是私下都是非常、非常谨慎”。显见美国并不乐见两岸之间的合作可能，台湾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顾忌。构建南海问题两岸沟通机制 就目前看来，大陆官方、学界对于两岸如何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一事仍有不同看法。据知，大陆外交系统对此仍然有点意见，认为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不宜介入或肯定台湾的角色，只要双方各自把自己控制的区域管好、守好即可；军方学者则多次呼吁两岸共同维护“祖权”。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北京需要的多半是台湾在情感上的表态，表明两岸同属一中，南沙、东沙、钓鱼台（钓鱼岛）属于中华民族，大陆重视的是宣示性的作用，而非台湾实质上的助力。 有些大陆的鹰派学者认为，两岸不妨先从共同护渔开始，各挂各的旗，由台湾海巡单位与大陆渔政船相互配合。两岸学者或准军事部门可以公开举办研讨会，但不妨先由民间、低层再逐级往上。双方甚至可以先有默契，假设中方有公权力的执法人员如果因病必须紧急后送，可送往太平岛机场，然后由台湾以飞机载运后送。这种因为人道救援的合作与接触，确实可以让外界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要由台湾政府高层做战略性的处理。 其实，比较务实的来看，部分台湾学者建议，本着平等原则，透过协商，参与南海权益分配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合作维护“南海诸岛及其12海里领海范围”海洋权益；对“Ｕ型线内历史性水域”更要合作，坚持两岸享有南海权益优先权；对其他国家存在争端的海域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Ｕ型线”外的其他相关诸国的主权和相关争端，则主张以和平或共同开发方式解决。两岸可以考虑把南海问题列入两岸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协调小组”，纳入两岸两会或更高层次讨论。 7月10日，两岸学者在海南海口举行会议。期间大陆学者又提出具体主张：第一，加强两岸学界在南海科考、资源调查等领域的合作；第二，进行两岸南海作业渔民救助合作；第三，加强两岸学界在南海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调查以及南海水下考古等领域的合作；第四，推进南海油气开发勘探与合作；第五，构建台湾海峡和南海东北区域海上溢油事故快速应急反应与合作机制；第六，探讨构建两岸南海事务性工作的沟通联络机制。笔者认为，这些原则性的主张或许有进一步试探的可能。 就台湾官方的立场而言，“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不论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或占据相邻南海各岛礁，台湾方面一概不予承认。台北呼吁相邻南海各岛礁之国家应自我节制，并透过协商对话，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台湾愿意积极参与相关对话，解决纷争，共同促进区域之和平稳定与发展，问题应依据相关国际法之原则与精神，避免采取任何影响南海地区安定和平的片面措施。台湾的一贯立场是主张拥有主权，各方应该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保障公海航行自由，共同开发、共享资源。 至于如何共同开发，专属经济区的使用范围与方式当然都还有待从长计议，目前工作重点之一是在主权冲突获得解决之前，大家要先进行冲突管理，南海行为准则则成为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而其内容包含了军事演习、天然资源之探勘，以及对于区域冲突之适当回应，希望各方在和平、合作的框架下，尊重在南海中海空的航行自由以及国际法原则。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并非南海行为准则参与国，这当然是让台北深深引以为憾之处。大陆或宜对此问题有所处理。台湾当下难以明确表态合作 在有关东海钓鱼台（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台三方同样积怨已久，尤其是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之后，大家均已心生芥蒂。这次日本方面主要出于右派人士的鼓动，再加上日本政府基于内政的考虑，有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终使事态日益扩大；中国也以军演回应；台湾唯恐被排除在赛局之外，适时加入争执，派遣海巡署船舰以护渔之名前往钓鱼台（钓鱼岛）宣示主权，马英九也表示寸土不让的决心，“外交部”更拒绝接受日本的抗议。 事态眼前看来虽然不至于失控，但在好转之前恐怕还会有相当大的变化。整体来看，相关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坚持主权立场绝不退让，但大家应该并无闹到鱼死网破的决心，战争仍非任何国家的最佳政策选项；中国大陆在南海与东海同时面临挑战，局面并非有利；台湾虽然不是主要参与争端的一方，但由于事涉主权及国家尊严，若不及时表态，不但利益受损，也将更被区域国家视如无物，所以也不得不有所表示；美国方面则是在只要不引发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逼得中国大陆被迫双线应对，华府坐收渔人之利，真是何乐而不为。 海疆风云日紧，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双边或多边争议问题。对这种区域安全的政治问题，台湾当前的基本态度应该会是：务实理性，坚定之中带点强硬，派遣陆战队重返太平岛，加强防御工事与装备都是目前会做的事情。不管两岸关系将来何去何从，即使双方或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带点理解的善意或配合或有可能，但台湾应该不会、也不宜明言表态合作，两岸最好把握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态度。在方法上，如果双方可以进行学术、人道、护渔、开发、旅游的探讨和合作，并非不能尝试。未来如果菲律宾、越南、日本万一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台湾应该仍会视乎个案发生的原因表达看法，坚定“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