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7-19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 自1949年以来，在不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于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互认；在东西冷战期间，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建立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的外交互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改革开放政策服务，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对外开发经贸市场，引进外来投资与科技；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力全面崛起，无论是贸易、金融、工业、市场、物流、科技、安全、教育等等，对世界已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的外交关系肯定又会是另有一番运筹。 与过去比较，大体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处于东西意识形态的鸿沟，外交政策敌友分明，彼此交往亲疏有别。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趋向区域整合，全球化不断深化。处此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定位？如何调整外交关系？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与邦交国反对派的交往问题。从长期观察来看，中国与邦交国交往时，可能是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考量（此为中国宣称国际交往应互相遵守的五大原则之一），与执政党及其政府领袖的来往没有特别的顾忌，与其反对派的交往则自律甚严。对于西方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由于其实行自由竞争，政党交替执政司空见惯，中国外交人员与反对派交往，也很容易正常化。可是对待发展中国家却不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相对不稳定，也相对地不那么开放，政府与反对派（包括反对党）的政争做不到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往往流于暴力相向，政权交替取决于武力。处此情况下，中国为了避嫌“干预内政”，只能遵守外交守则，只和官方打交道，对其反对派“敬而远之”，不敢有所来往。 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国际关系相对较为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如果还是坚守不和邦交国反对派交往的做法，各种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便会浮现出来。例如，与该国邦交倒退后要重新努力修复；被西方势力离间而遭排斥；在地的国民安全与投资保障饱受威胁或损失而难以展开外交交涉，前此发展出来的人际脉络前功尽弃，在地的战略部署也受到破坏，等等。这样的实例不少，且以利比亚和缅甸为例加以说明。 利比亚变天的教训 首先看利比亚。尽管卡扎菲政府采取强势统治，利比亚仍然长期存在着与其对峙的反对派势力。因为双方的紧张关系，令该国政权无法实现和平交替。中国面对这一格局，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自律，同时也因为利比亚政府厉行孤立反对势力的严密监视，只和官方维持着正式的外交来往，不和反对派交往。 欧美国家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则相对灵活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在里根总统公开出兵攻击卡扎菲期间，美国国会听证会也揭发里根通过自己好友私下秘密和卡扎菲沟通，同时美国还扶持该国的反对派，里外夹击，唯求卡氏政府停止反美、反以色列，停止支持巴解组织骑劫飞机和发展恐怖组织。结果卡氏就范，美国军事施压解除。但美欧对于卡氏政权仍然不放手，不断与其反对派交往，鼓励其壮大，以平衡该国正反势力，听命于美欧，逐步走向政权开放的自由选举制度。美欧强势推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且用人权来作政治包装，并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平台，藉此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这一套外交政策令美国放胆公开同时和邦交国的正反两派打交道而脸不改色。到最后，眼见利国正反两派无法展开和平竞争而走向暴力相对，美欧不但不罢手，反而在联合国通过“禁飞令”，不许卡氏政府采用战机攻击反对派，同时也加紧对反对派展开军事支援。美欧此阶段的外交对策是支持反对派去推翻卡氏政权，期望反对派建立一个可和欧美合作、开展政治改革的政府。 由美欧所演示的这一套对利比亚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不但敢和反对派交往，同时也敢向政府施压，不断采取平衡对待的游戏规则，谁对美欧利益有利就扶持谁，唯求保证自己有胜算。反观中国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和美欧截然不同。当美欧不断对该国反对派公开支援时，中国仍公开宣明遵守“不干预内政”原则，坚持只与政府打交道，不与反对派沟通。到了联合国通过“禁飞令”，反对派一面倒倒向美欧，中国已经进退两难：眼见卡氏已四面楚歌，却不能出手相救；眼见反对派胜券在握，却又碍于复杂的外交感受，无法主动与之接触。 在利比亚变局中，中国不仅在外交与经贸投资上吃了亏，与中东许多反对卡氏政权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变得尴尬。从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法则来看待这一案例，中国不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做出检讨呢？ 缅甸变局带来的困扰 我们再看缅甸。缅甸自1947年独立建国以来，因其殖民地背景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相似，加上该国崇奉社会主义制度，也曾积极参与第三世界不结盟活动，诸多因素促成中缅外交关系长期友好。 在缅甸政府饱受美欧国家经济制裁与政治孤立的境遇中，中国对缅政府不离不弃，对缅甸经贸投资有加无减，即使美欧政府施压要中国同步做出政经制裁，也都不为所动。与此同时，美欧不断公开支援缅甸的反对派，尤其对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更是用尽办法加以援手。例如，推动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予昂山素姬，以提高她的国际知名度，增加其对反对派的领导地位，甚至还对区域组织施加压力，威胁东盟开除缅甸的会员资格，否则东盟整体会受缅甸政府所累而被美欧制裁。 在美欧长期展开外交攻势与声援下，缅甸执政的军人势力与反对势力终于在近期达成妥协，新任的政府首长同意开放选举，让反对派参选。昂山素姬不仅成功当选议会席位，还获准与其政党展开国际访问，并在挪威出席特别大会补领21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欧则恢复与缅甸政府外交来往，解除对缅甸的政经制裁。经过如此的外交运作，美欧一举赢得了缅甸朝野的外交情谊。 而中国此刻的外交感受非常复杂。中国目前须面对缅甸现政府重新考虑此前已同意的中缅合作开发海港计划，水力发电厂计划也已叫停。未来一旦昂山素姬当选执政，中国还要面对她是否能在中西之间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变数。以美国如此高调展开争取东盟而疏远中国的外交战略来估计，即使昂山素姬愿意维持为时已久的中缅友谊，但她所领导的反对党由于长期受到美欧宣传与支援的影响，一直负面看待缅政府以及任何过去支持缅政府的国家，并不容易转变过来。一旦缅甸出现政权易手，而令缅甸的外交政策从亲中反美转而反中亲美，势必将令中国外交关系在中国西南与东盟内部遭遇新增的不合作或麻烦，原有对缅甸的经贸投资和战略合作都会生变。如果实施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变数都可早作防范。 不必回避与反对派交往 类似利比亚与缅甸这样疏远当事国反对派的案例，在中国对外关系记录并不少见。必须认识到，与二十世纪冷战时期与反对派不相往来的外交思维大相径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外交关系要求我们和当事国的正反两派保持适当的交往。国际政治生态由过去的相对不开放发展到相对开放，容许各派政治势力自由竞逐执政权的新形势下，执政者打压反对派已难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自我辩解。因此，与当事国反对派交往已成外交常态，中国不妨对此议题作出深刻研讨和适当调整。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也更有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美欧等西方集团能同时和邦交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公开交往，中国没理由办不到。 只有自己不设限，方可打破交往的禁忌，灵活加以处理。就以昂山素姬为例，中方要不想令缅甸执政者尴尬，大可以具有建设性、调解性质的态度，先向当政者提出建议，分析由中方会见素姬的种种好处：打破政府和反对派的僵局，协助缓和反对派对立态度，伺机可调停双方以求对话，还可减少她一面倒倾向西方等等。类似这些好意，只要缅政府对中国有信任、有信心，不难跨出对话的第一步。 其次，要善于发挥区域组织或者第三国的作用。像这次美国之所以能打破与缅政府的僵局，便是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通过新加坡外长的穿针引线，促成美缅大使在新加坡私会，最后成功化解美缅的敌视。东盟何尝不在主动与缅政府沟通，而且还赢得其信任，也开门让东盟代表会见素姬。如果中国能借重东盟的关系，也可通过区域组织的机会，营造缅内部正反两派的和解气氛，伺机而动。 此外，还要善用公共外交的力量。东南亚的海外华商一向与所在国政界关系密切，在与反对派交往中，他们的很多关系都可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