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面向世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料和能源需求也更为迫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对资源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上往往引发战争。当今的南海问题，既是主权斗争，也是资源斗争。
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被消耗和环境严重遭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国所需的许多重要矿物资源长期处于短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对原料和能源的利用率相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中国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不但在价格上受国际垄断集团控制，而且在政治上也极不安全。这些问题日益尖锐突出，解决问题迫在眉睫。中国除了在地质勘探这一块要深化改革，调整政策，调动积极性，多找矿、找好矿以外，还必须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协作开发，闯出一条快捷又有效的路子。
世界各国竞逐非洲资源
非洲大陆苍苍茫茫，物产丰富，是一块极其富饶的土地，也是一块饱受殖民掠夺的土地。西方曾经带给非洲的是血和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海外殖民地搜刮来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才摆脱被西方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中国人民一直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友好的非洲国家全力支持的结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也为非洲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无私的援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免除了非洲几十个国家100亿美元的债务，充份体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在政治上有着良好的先天条件。
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对非洲资源的渴求也与日俱增。传统上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日本，如今改头换面，对非洲国家实施了种种新政策，施加着它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军事干涉、外交布局、智库谋划、资金调动、财经援助、舆论制造、市场组织、文化渗透、宗教宣传等许多方面。
由于非洲国家的政经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非洲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战，还处在战国阶段，排他性较强。人们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了利比亚战争。西方国家之所以推翻卡扎菲，除了政治因素外，利比亚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石二鸟是西方惯用的手法，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的投资，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顺便还可把中国挡在门外，法国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利比亚反对派把大量的重建合同交给它们。还有苏丹，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中国所进口的苏丹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7%。但是美国插手苏丹内战，造成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北苏丹，现在冲突不断，经济和社会动荡，战火蔓延，油田被毁。这就是美国对南苏丹“军事援助”的结果，这是又一起直接通过武力干涉、破坏中国非洲利益的事件。
中美在苏丹的博弈，是双方在非洲博弈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深入非洲，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开发和获取资源上会有竞争，而美国政界中对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6月出访赞比亚时，把中国称作是“新殖民者”。她就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发表看法时警告非洲国家“当心那些只与精英打交道的合作者”。她还告诫非洲国家，可以从亚洲政府那里学到许多支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但“中国并不能成为非洲国家政治上的榜样”。希拉里的话正好反映出美国当局的双重标准。难道美国扶植的南苏丹就是好的政治榜样吗？
美国评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实际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并没有像“台湾问题”那样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双方要逐渐建立起互信，真正认识到保持非洲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非洲向世界提供广阔的原料和市场。
今年3月29日，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The 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海斯（Stephen Hayes）在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所做的听证发言《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和影响评价》，让我们有机会从中观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美国如何扩大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
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成员在非洲的投资占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总额的85%。2011年7月，该理事会组织邀请中国代表团访美，双方讨论非洲问题。2012年2月，该理事会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继续进行讨论。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除了美国企业的代表，还有该理事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迪格纳穆（Michael Dignam），以及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成员戴维•希恩（David Shinn）博士等。中国的对口机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简称CESC），中国全国性的经济社会研究咨询服务组织，下设有中国非洲经济技术合作工作组。在访问中国期间，美国方面和中国政协官员、地方政府领导、国有企业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的代表有过许多高层次的讨论。
斯蒂芬曾多次到过中国，但他认为这次访问是最有启发性的。斯蒂芬从这次访问中认识到：在一些层面上，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将异常激烈；而在另外一些层面上的合作，则是可能的，应积极推行。斯蒂芬的证言不仅阐述了美国对非洲资源形势的判断，而且评估和研究了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对中国有关方面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斯蒂芬作证时首先强调了非洲资源对世界的重要性。“由于全球未开垦耕地超过三分之二在非洲，非洲也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可以说，非洲需要我们，但我们更需要非洲。”美国能源需求中相当高的比例来自非洲，还有许多用于IT、通讯、卫星和普通家电的重要稀土金属也来自非洲。仅从这些方面看，非洲对美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在分析美国对非贸易的整体态势上，斯蒂芬认为，美国是非洲大陆药品、保健和开发计划的最大捐助者。“事实上，非洲更希望获得的不是援助，而是更多的贸易往来，更多的私营公司前来投资开发，而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动作比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慢。中国、印度、海湾国家、欧洲已经对非洲投入了巨资，在非洲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巴西、俄罗斯、以色列、韩国和日本正在增加它们在非洲的利益。”他强调指出，中国在非洲市场的深入值得注意，这可能对非洲、中国和其它参与者有长期的影响。斯蒂芬认为，中国一直向非洲提供后者非常缺乏的基础设施，并已成为非洲许多国家的主要公路建设者，改善了铁路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其它基础设施。他承认，一些非洲人感谢中国，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做了什么，而且是由于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已经唤醒了世界其它国家，让他们意识到非洲已经不再是绝望之地。斯蒂芬不相信中国进入非洲市场是因为要与美国竞争，而是因为中国认为非洲对其发展是绝对必要的，一旦达成这一结论中国就会义无反顾。事实上，在非洲市场上，不论初衷如何，中国已成为美国非常明显的竞争对手。在他看来，美国与中国还在政治和经济理念上展开竞争。
在探究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内在体制动力时，他认为中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产生社会压力，因此中国政府鼓励私营公司到境外投资。“这意味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其中也许包括数以百万计的贸易商和不可避免的定居者，这可能和1650年至1900年间欧洲人向新大陆的移民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已经看到中国人在非洲各地定居的趋势，尽管难以量化，但这必将对整个非洲人口、经济和政治产生长远的影响。”
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形式和投资优势，斯蒂芬谈得非常详细，并深有体会。他指出，目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至少有两种形式。
“首先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大型投资项目，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谈判。换言之，谈判是政府之间的，这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从事如采矿、石油、建筑和农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成为签约的工具。中国能打包输出劳动力和产业，项目能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交付业主使用。此外，中国在采购石油时能以其它资产为代价签订互换协议。他们也可将政府建筑、公路建设或其它服务包含于整个贸易合同。这些都是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难以企及的。同样，中国能保证从一开始就使用其进出口银行的融资，我们的体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而中国具有优势。”笔者认为，美国这一观点值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思，并非什么都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占优势，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西方这些年来希望中国全盘西化，放弃中国的制度优势，而实际上西方有识之士对他们自已的弱点其实是很清楚的。
斯蒂芬也承认，中国对非洲国家贸易不捆绑政治条件，而美国与非洲国家的主要贸易协定都附带政治条件。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The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简称 AGOA），把贸易协定作为一种手段，以改善非洲的政治制度。
“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第二种形式是通过中国快速发展的私营企业。中国放宽对私营部门的控制赋予了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也激发了中国的消费主义。中国鼓励私营部门到国外投资，舒缓了中国内部的经济和市场压力，允许富于进取精神的中国民众到海外投资和出国旅游，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现在非洲有许多中国商店、杂货店和小企业，它们既不是国家支持的，也不是国家资助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创设的。问题是，这些新兴企业家与当地小城镇和村庄的个体工商户形成竞争关系，并且在组织经营上远远超过当地人。他们在中国有供应商，无论他们工作和定居在哪里，都有同胞的支持网络。在地方上，私营公司的进入导致了当地居民与中国定居者之间的冲突。中国在非洲的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也不尽相同。在中国与我们交谈的私营企业家告诉我们，他们发现在非洲做生意非常具有挑战性，这和大多数来自美国公司的经验没有多少差别。这些公司通常与中国国有企业是竞争关系。国有企业有资金和政治支持，而私营企业则没有这些优势。”
斯蒂芬特别强调，中国政府知道非洲对其今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政府组织了多层次的投资。每年，中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访非，也会派许多中国代表团到非洲。“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美国商务部长最近一次访问非洲是在2002年。中国派遣贸易代表团访问许多非洲国家，但在美国商务部的安排下，美国贸易代表团往往局限于访问极个别的非洲国家，通常每次都是访问相同的国家。中国还邀请非洲领导人对中国作定期访问，并不介意这些非洲国家的政策，而我们则倾向于邀请友邦而避开那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国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更喜欢中国的世界观。中非合作论坛（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简称FOCAC）的成立，旨在发展非洲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而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中非建立各种关系的主要平台。相比之下，虽然美国政府与非洲国家也有一些正式的双边论坛，尤其是与南非、安哥拉、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对话当中都没有包括私营企业。”在斯蒂芬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遗漏，因为“私营企业将是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竞争的重要筹码”。这里有一点很清楚，除了政治制度上中美存在差异而影响与非洲贸易外，政府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影响。
对于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斯蒂芬认为美国无法与中国国有企业及其自上而下的合同谈判形式相抗衡。因为这将需要美国进行前所未有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而美国的体制根本不适合这种类型的合作，特别是在美国这种自我毁灭的政治气候当中。斯蒂芬认为，美国与中国最有效的竞争方式是在非洲各国设立私营机构，并与一些当地私营企业合作。长期来看，美国要想在非洲成功，就需要壮大当地的中产阶级（就像中国正在做的那样），而中产阶级只能通过发展强大的私营机构而壮大，这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如果私营机构确实是成功的非洲国家的未来，美国应该为美国的长远利益而投入。斯蒂芬相信，美国应该把中国的私营部门视为在非洲的潜在合作伙伴。“中国私营企业的壮大只会帮助我们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并减少中美摩擦。伙伴关系可以降低任何新投资的业务风险，也可以促进成本和风险共担。”他还谈到：“非洲企业理事会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设立了美国非洲商业伙伴中心，旨在为想要在非洲投资的美国公司寻找合作伙伴，也为想要在美国投资的非洲公司牵线搭桥。该中心这种合作模式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样板，但还需要几年时间逐渐发展成熟。非洲企业理事会也正与其位于加拿大、欧洲十二国、日本、印度和主要非洲国家的对口机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现在每年都会举行年会以便推进这种合作。非洲企业理事会还打算拓宽合作范围，在不久的将来将土耳其纳入。”
美国未来或调整非洲策略
为更好地适应非洲经济环境的变化，斯蒂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在与非洲国家进行的双边合作中，加强与私营企业的联系。
2.在对非投资方面，给予美国进出口银行更多空间，并且鼓励更多的美国银行投资非洲。
3.应该研究设立类似中非合作论坛的组织机构的可行性。美国应该以区域为基础设立论坛，如美国—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合作论坛、美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论坛、美国—东南非共同市场论坛等。这样做的话，美国就可以增进与非洲国家的进一步合作。
4.对于非洲，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广泛一致的政策。斯蒂芬高度赞赏美国国务院关于非洲的一些举措。例如，最近，美国国务院和非洲企业理事会之间的合作使得美国电力公司贸易代表团（到非洲访问最重要的代表团之一）可以成功访非，而电力行业正是非洲急需发展的行业。在电力方面，现在没有哪一个非洲国家可以自给自足，更别说今后了。美国参与这一关键领域对其自身和非洲的利益都至关重要。他建议美国内阁其他部门也应学习这种创造性的举措。国务院不能包打天下，美国政府应该针对非洲制定更广泛、更积极的政策，包括与私营部门的密切合作。
斯蒂芬在证言的最后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质疑中国在非洲的权利。他们为非洲国家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将继续下去，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以应付这些竞争性的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时我们应设法在非洲事务上与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私营企业与中国的私营企业合作，我们就可以与中国的未来建立联系，因为如果中国继续繁荣，它就需要通过私营部门的发展继续壮大其中产阶级。在非洲合作是推动中美合作的方式之一，否则我们将重蹈覆辙。”
他还说，比起与中国在非洲的长期竞争，他现在更担心与欧洲的竞争。“非洲如果被迫同意拟议中的欧洲伙伴关系协定（European Partnership Agreements，简称EPAs），我们和其它国家将失去和非洲国家的大量贸易机会。欧洲伙伴关系协定一旦实施，有可能破坏我们对非洲的区域合作政策。长期来看，这些协议也将影响非洲与中国的贸易。最终，非洲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考虑到这一点，也考虑到参与到非洲的中国和其它国家，我们应要求国际社会在贸易谈判方面与非洲国家一起制定一种共同做法。如果没有一种更加一致的做法，个别非洲国家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如欧盟）的承诺将使非洲区域化的发展更加困难。由于税制，欧盟相对我们（或中国）从非洲进口有竞争优势，这将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对于我们的外交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而言，像欧洲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协议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而区域一体化对美国公司在非洲大陆上运行世界级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就可以合作，既为非洲的缘故，也为中美的开明自利（利己而不损人）。”
斯蒂芬认为，美国需要适应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的世界。如果美国要保持其全球范围的竞争力及其优越的经济实力，美国绝对需要从分歧和政治僵局中走出来。美国的竞争对手是中国、欧洲和许多其它国家。非洲代表了许多国家的未来。美国需要认识到非洲对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也要认识到非洲对其它国家的重要性，并开始更积极地开展与非洲和所有潜在伙伴的合作。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必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现在最大的障碍是美国自己，是美国在增进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和制定一个更加一致、更加积极的对非政策方面的失败。
我们特别要注意，斯蒂芬的证言提到美国需要建立非洲的地区论坛，鼓励更多的私营公司到非洲去，参与电力这样的非洲所需项目，反对排外的欧洲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合作，重视非洲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并非美国因为制度上有先天缺陷而难以做到。美国正在取得共识，设法赶上。他所提出的模仿中非合作论坛设立地区论坛等设想，都应引起中国的重视。当然，美国体制上的矛盾，如政治上各派牵制，公共和私营机构无法整合，经济行为意识形态先行，则是其很难克服的问题和弱点，也恰恰是中国的强项。面对美国迎头追赶的态势，留给中国的时间和实间并不多，中国要不断总结和提高对非洲事务的参与。中国要重视非洲资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解决好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各自社会发展道路上实现共赢的关系，制定出和世界其它国家在获得非洲资源上既斗争又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现在中美没有站在一场“新冷战”的边缘。相反的，两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全面、不可避免地相互依存”。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克服金融危机、打击海盗、反恐、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中美需要紧密合作，合作才能共赢。非洲就像一盘棋，大国在这块棋盘上展开博弈。这盘棋可以是死棋，谁都赢不了，也可以是活棋，谁都是赢家。关键是要有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发展要有利于非洲国家和人民，而且中国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并且对所谓“老殖民者”的“新殖民者”言论不能无动于衷，“老殖民者”的过去毕竟是十分不光彩的。
《天大报告》2012年6月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