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四十年：一个旷世奇迹
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的经济腾飞的奇迹相媲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四十年中美两国共同创造的中美关系更属一个旷世奇迹。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当他走下飞机时，亲自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动情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举世公认，那次握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四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副主席出访美国前，回答《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同样的太平洋，同样的两个国家，四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经贸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而四十年后的今天，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之初的25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467亿美元；1972年时，中美两国几无人员交往，特殊情况下的访问不得不绕道第三国，而现在，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迅猛发展，实在找不出第二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对维护区域稳定与国际安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来回溯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吧：1977年1月，重视中美关系的卡特入主白宫，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这两个“左膀右臂”协助他展开同中国谈判。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遗愿，同美国展开建交谈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4日，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卡特回忆，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即作出访美决定，让他很惊讶。
邓小平选择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启程访美。大年初二，卡特总统在白宫致欢迎词时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在此之前，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也当面对小平表示过，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的过程并非一马平川，建交后的中美关系也非一帆风顺。但邓小平访美开启的中美“首脑外交”，为接下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中美关系一度倒退，两国首脑互访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重启两国“首脑外交”。时移势易，中美建交时两国共同的“麻烦制造者”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当时的中美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与“和平演变”的阴影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经贸纠纷继“最惠国待遇”问题后依然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额的上升，有增无减；台湾李登辉在美国的默许下试踩“红线”，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人权成为首要问题……在当时情形下，江泽民继承邓小平遗志，展现政治家的胆略与智慧，把中美关系重新拉回到合作互利的轨道上，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2年，中国两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同一年内都访问了华盛顿，完成了中国第三、第四代领导人在对美外交政策领域的传承交接，中美关系得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从此，中美关系进入美国一心反恐、中国一心发展的新时期，两国之间虽然不时仍有磨擦，但对话大于对抗，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冲突。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19日与奥巴马总统联合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承诺加强中美关系、促进高层交往、共同应对地区与全球挑战、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扩展人文交流，并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领域里加强合作。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是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江泽民同美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之后，最重要的一份文件。胡对美国成功进行的国事访问和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创了中美伙伴合作新局面。这次访问被称为中美关系新十年的“定调之旅”。
在北京欢迎美国客人并参与庆贺中美交往四十周年活动之后，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习近平副主席应邀正式访美，他表示：此访旨在进一步落实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与各项协议。习近平此访受到美国朝野的热诚欢迎与周到安排，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透过这次访问，特别是透过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访问过程中对中美关系四十年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盘点，全世界都看到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现状：当代世界之幸
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美两个大国，其双边关系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国与国关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虽然合作、互利与共同发展是主流，但经贸磨擦、亚太周边、人权、环境、台湾、宗教、涉藏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两国。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崛起势头日益强劲以后，“冷战思维”又在中美关系中死灰复燃。
基辛格博士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美国，一些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政策追求两个长期目标：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力量，以及将亚洲巩固成为一个顺从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集团；而在中国，则有部分人士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决心挫败任何挑战者崛起的受伤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无悬念的挑战者。无论中国多么迫切地想寻求合作，华盛顿的固定目标将是通过武力部署和条约承诺包围一个崛起的中国，从而阻止其扮演“中央王国”的历史角色。1
虽然持上述“冷战思维”的人士远非多数，也没有成为中美两国的主流思潮，但这种思维还是渗透到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华盛顿少数“鹰派”人士认为，中美之间迟早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必有一战”；他们主张调整对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主张结成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迫使中国走上“正途”。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似乎中美关系只能是零和游戏。他们认为中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还把中国等同于前苏联，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之设计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所谓“历史经验”出发，把崛起的中国等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过列强之间的争斗，尤其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崛起大国同衰落大国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与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必定会在全球体系中寻求更多的权力，分享更多的资源，这无疑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对美国的战略安全构成挑战，而正在走向衰弱的美国，决不会不战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以上看法、说法颇能迷惑一批人，但中国并不是前苏联，更不是纳粹德国。中国与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很不一样，中国没有兴趣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没有强制要求邻国顺从，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颠覆别国政权；此外中国也没有传播危险的意识形态，而是自始至终办好自己的事情，关注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中国同前苏联划等号的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就是要挑战美国、称霸世界。这源于他们对中国发展理念的不甚了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众所周知，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一度同前苏联走得比较近，但在执政理念与外交思想上却同前苏联保持了相当距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外交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立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的执政理念和外交方针，并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和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外交政策。
中国和纳粹德国更无任何相同之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并强调要以此教育中国的子孙后代。不称霸盖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近百年遭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中国人深知侵略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前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与外国友人交流时一再强调：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2
而美国则不同。尚武精神是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在美国，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士依然相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只有不忌惮使用武力，才可以达到目的。冷战结束后，国力和军力达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点的美国，突然发现失去了敌人，这是美国二百三十多年历史上所没有的。巨人拔剑四顾茫然，于是开始到处寻找敌人。从南斯拉夫到非洲，从伊拉克到伊朗，从北朝鲜到委内瑞拉，这就是美国寻找敌人的轨迹。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美国单极霸权“一国独大”，为了保持这个优势，防范中国坐大成为反美的大国，自然成为一部分美国人主张的战略目标。他们更愿意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把美国的失业高企和经济不景气等一概归咎于中国这个“敌人”。
其实，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充其量还只是经济的崛起，是政治影响力的崛起，在军事上，中国的力量同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严重不对称的。至于军事透明，正如习近平访问五角大楼时所讲，军事透明包括军事能力和军事意图这两方面，中国的军事意图是透明的，那就是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领土完整、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个愿意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框架下力促和平发展与改革，而不想当世界老大的中国，与一个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立与维护者，而不甘心做世界老二的美国，同处于一个地球之上，实在是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发生冲突的，更遑论“必有一战”。这乃是当今世界之大幸啊！难道不也是美国之大幸吗？！
中美关系未来：敢问路在何方？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所成就的，也是和平发展合作的中美关系所成就的。有外媒把习近平访美说成是中国首次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并正式开启“大国外交”的标志，习在此次访美中表现出的友好、自信、坦诚、睿智、幽默，展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形象和风采。
中国国际地位的深刻变化，带来的不是霸权与对抗，而是更多的合作与责任、互利与共赢。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谋求同美国建立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国间积极合作伙伴关系，并以此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所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就是无现成的经验可鉴，需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需要像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的那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也需要像习近平在华盛顿访问时所说的那样：“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习还说：“我相信中美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维护和发展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毫无疑问，未来中美关系能不能健康发展，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一些具体的矛盾与问题，而在于北京与华盛顿是否可以超越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等认为，中美关系重要性前所未有，但面临重大考验，必须摒弃零和思维、摒弃冷战思维、摒弃傲慢与狭隘思维，才能以创新的思维构建中美战略关系。3
有美方专家认为，中美关系最大的症结不在两国之间，而在于两国内部。对美国来说，两党政治不要总是卷入中国“牌”，动不动就拿中国问题作为攻击对方、哗众取宠的筹码，这才是关键。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全方位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必须继续在国内寻求共识，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变，并积极稳妥地应对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风险。中美问题专家阎学通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要先从国内做起。实行仁政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4
美国还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共以繁荣文化、倡导有特色的价值观为执政要务是找对了方向，但若要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同，最终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则必须拥抱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价值理念，必须做到如同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时所重申的：“中国政府将继续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愿望和要求放在心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从中国门户被列强的坚船利炮炸开之后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相对而言，美国无疑是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国家，在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之时，美国大多站在列强的反对一面，客观上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蚕食与鲸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中美两国军民甚至并肩作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正义篇章。这在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史上是鲜见的，因而也是弥足珍贵的。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这是因为，复杂的中美关系不仅只关系到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还牵涉到地区安全与全球稳定。正如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所言：“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们两国利益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敢问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在何方，就在落实这种战略共识的前进脚步之下！
注：
1. 美国《外交》杂志，2012年3-4月号：《中美关系未来：冲突是选择，而非必然》，作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2. 《郑必坚论集》下卷：《对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中美关系的十点看法——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2005年6月15日）。
3. 环球网：《王缉思等5位学者：扫除中美战略互信三个障碍》；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2-02/2430789.html
4. 《纽约时报》2011年11月20日：《中国如何打败美国》，作者：阎学通。
（本文为天大研究院出版的《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一书代序，作者为天大研究院创始人、董事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