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2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4 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二、改革中期中国的困境与左右激进主义的再起 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 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下级作为被保护人，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一当四十年，多年来通过行政手段变卖土地达6700亩，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正是与上述“强政府—弱社会”朋党结构性弊端有关。 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几年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汤臣公寓一平方的价格达15万元人民币，按照当时全国农民平均所得收益来计算，相当于一个农民76年不吃不用所挣的钱的总和。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威权体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商与煤老板，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体制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转型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 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权势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这些富人锦上添花，居民住宅价格也不断相应提升，低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医疗、教育高费用以及失业，造成社会大众十分强烈的不安全感。 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当今中国各地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在家属楼分到200米的住宅。 这样的事实可以说不胜枚举。权力与高税收使公务部门成为直接受益者。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整个社会大众在房价压力下，在教育费高涨的压力下，消费无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造成垄断利益集团新的巨大腐败机会，而且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4.“国有病”困境 在“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

天大研究院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课题组 2012-06-13 【内容摘要】学界认为，2011年是微博的元年。微博，这个140个字符的博客，已成为当前最热门的信息交流和传播工具之一，美国《时代》周刊评价它为“地球的脉搏”。以微博的发展情况来看，相比于其他的社交网站,它越来越像一个新闻媒体，而随着微博发展壮大，旧有媒介格局下的公众舆论环境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 如今，被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的微博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2011年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动车事故”、“郭美美炫富”、“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还是“广东新塘骚乱事件”、“乌坎事件”等等，都和微博息息相连。各级政府部门也看到了微博强大的传播和互动功能，政务微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微博在信息传播、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不可估量，但因为其本身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环境，需要人们正确、客观、深入地认识微博，对微博的管理也亟须与时俱进。 如何有效地管理微博，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不断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本报告旨在通过对微博这个新载体的观察与研究分析，对微博的善用、管理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微博 政务微博 意见领袖 网络发言人 实名制  如何打造有影响力的政务微博 信息化时代，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或哪个企业不受互联网的影响，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国家——中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网络问政从2008年开始起步，2009年走热，2010-2011年达到了高峰。政务微博是网络问政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以其互动性强、传播迅速等特点，具有其他网络平台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之下，各级政府及机构、各级领导干部开通微博蔚然成风。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党政机构微博已达32,358个，2011年政务微博的数量增长了5倍，遍布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图一） 政务微博改变了政府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公众互动交流的方式。然而，如何经营管理好微博，把其打造成信息公开、倾听民众呼声、形象良好的平台，是考验政府管理能力的一个全新课题。 本课题组对经过注册认证的政务微博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发现普遍存在有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任务式的开通注册，令政务微博沦为摆设。有相当一部分政务微博的注册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上级摊派的工作任务，或是在突发事件或者特殊时期应对危机匆忙注册开通，过后便丢荒，并没有把微博作为一项常态工作来对待，长期不更新或信息更新没有规律，信息发布不及时等等。有的政务微博开通以后就没有发言，有的微博是一天发几条，接着几天甚至几周没有信息发布。曾有国内某政府机关部门开通微博后一段时间内只发布了3条信息，并且关注对象只有日本艳星苍井空一人。这样的政务微博即使开了，最终也沦为“作秀”，也只会让网民加深对政府部门的某种偏见，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传播和沟通的作用，还影响了政府形象。   图一：政务微博、政府官员微博地区排行榜 （来源：《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 第二，没有明确定位，管理员经验不足，使用不规范。政务微博应该是立足于所服务的对象来发布信息的。但就我们的观察，目前很多政务微博似乎并没有明确定位，微博发布的内容很大部分都是抄摘名言或者转载段子、笑话。政务微博不同于个人或者其他商业营销类的微博，它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工作方式，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商业或者个人微博可以八卦，但政府微博不可以；歌星演员微博可以互相骂战，发泄不满，政府微博不可以；民众微博可以关注艳星、转载黄色段子或者笑话，政府微博不应该；普通微博可以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一年半载不说话，政府微博却不能如此随心所欲。 第三，缺乏与公众的有效互动，应对能力弱。政务微博在网上只是一个账号，背后却是一个代表政府形象和管理服务功能的窗口，网民就是到政府服务大厅办事的群众。然而，仍有不少政务微博忽略到这个特殊窗口办事的网民，只顾自说自话，例行公事般每天发布几条信息，对网民留言不闻不问，影响网民参与的积极性。一个不与网民互动、不回应网民呼声、漠视群众意见的政务微博，其存在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功能。 第四，缺乏包装与营销，影响力有限。课题组对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中关注人数较多、运作良好的“@北京发布”、“@中国广州发布”、“@平安南粤”、“@微成都”等政务微博进行跟踪观察发现，这些人气较旺的政务微博所发的微博，原创较少，转发较多，每条微博下面的转发和评论寥寥无几。如“@平安南粤”虽有260多万的关注，但是转发和评论基本上都是二、三十个，过百转发和评论甚少。而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里的一些意见领袖，一条原创微博动辄一个小时内就有过千条的评论和转发。由此可见，政务微博仍处在初级使用阶段，没有一套宣传推广自己的策略，缺少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支持，也没有提高粉丝数、转发数、评论数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各级政府部门对政务微博的管理应该多吸收网络上一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予以整改完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06-12 印度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一口头结盟，加强与美国的经济、防务合作，以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希望在印美战略准结盟的有利环境下，集中精力发展自己。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6月5日访问印度，先后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等，双方就防务关系、北约驻阿富汗事宜及地区事务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帕内塔此次访问亚洲的另一军事大国印度，在全球、地区和防务三个层面影响印美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走向。 首先是全球层面的战略考量。美国试图从战略上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旨在制约中国的“再平衡”体系。美国认为，作为美国在亚太范围内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印度在这一体系中可以发挥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帕内塔此访意在向印度领导层传达出这样的信号：印度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地位重要。而美国“再平衡战略”有助大幅提高印度在亚洲的影响力，对印度不无裨益。正如印度战略学者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所讲，印美在构建一个均衡的亚洲力量格局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印美必须将其政治声明转化成地区内可靠的安全合作，印度必须在提高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方面展示出更强的实用主义。 第二，地区层面的战略考量，尤其是关系阿富汗的稳定及巴基斯坦的局势。印美在维护阿富汗的稳定上具有共同利益。美国希望印度在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能在美军撤离后帮助阿富汗政府训练安全力量，以保证其他外来力量难以占据美国撤军后遗留下来的战略真空。印度也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趁机扩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一方面从最前沿来切断阿境内恐怖份子对印度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巴基斯坦产生战略威慑。因此，印美今后是否就阿富汗安全局势进行机制化的磋商，值得关注。另外，印美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局势稳定方面也有共同利益，巴基斯坦国内政局混乱、恐怖活动频发以及分裂主义势力抬头，都令印美深为忧虑。 第三，双边层面的战略考量。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印美正在重新评估双边的防务合作。印度需要将有限的资金用在重要领域，发展一个更具目的性、更注重节约成本的模式去推进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而这有赖于与美国国防工业的长期合作。美国也需要与印度等国家保持长期的伙伴关系，一方面维持其国防工业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合作伙伴的防务水平。帕内塔此访的另一目的就是希望说服印度继续从美国采购其他武器，并探讨更多军售合同的可能性。 鉴于印美双方都有意深化防务合作关系，未来可能从目前单纯的武器买卖关系，扩大至国防工业合作、武器系统联合生产以及高科技领域联合研究等方面。 印美加强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确实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一定压力。不过，中国应清醒认识到，一方面，印美目前加强防务领域的合作还是基于买方与卖方的短期利益汇集，美国虽然解除了一部分对印度的高科技武器禁令，但并不会完全向印度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印度经济增速已经降低，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以及精力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笔者认为，目前的印美战略准结盟仅是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口头结盟（但是，这并不表明今后的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不向纵深方向发展）。印度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一口头结盟，加强与美国的经济、防务合作，以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希望在印美战略准结盟的有利环境下，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因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强中印在利益相似领域的合作，并注意加强对这些合作的舆论宣传，使之成为中印关系的主流发展方向。比如，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气候变化谈判、抵制欧盟航空碳税及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可以加强与印度的政策协调力度，突出中印利益的一致性，发出立场相似的声音，维护双方的利益。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也可以与印度进行政策上的协调。比如，在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方面，中国可以考虑与印度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中印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的立场。在印度最为关注的入常诉求上，中国的表态可更积极一些。总体而言，中国可通过团结印度来破解印美战略准结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讨好印度。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坚持立场。  

穆 骏 2012-06-08 中国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与保护，对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与帮助，不但有助于这些留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学业有成，也可以凝聚广大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的向心力，构筑中国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学子赴海外留学的人数与日俱增。虽然各国都有散布海外的留学生，但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学子分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几乎成了一道风景线。这些留学生，尤其是年龄偏小的，从出国的那一天起，往往就有种“两边管不着”感觉。一方面，由于他们并非留学国的公民，很多福利与政策无法惠及他们，其中包括所在国政府与民间组织为本地国民提供的福利与服务，也大多与他们无缘。另一方面，这些留学生虽然不在中国国内，但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而中国政府鞭长莫及，无法对这些留学生实行有效的管理，更不用说提供必要的服务了。 笔者注意到，中国并无一个综合的政府部门对这些留学海外的学生实行必要的管理，提供的服务也很有限。从家长或者孩子计划到国外留学，寻求移民中介开始，政府的监管与引导就缺失了。例如，政府并无有效措施监管大量的留学移民公司，以致有一些移民留学中介走在法律的边缘，向家长和学生提供不实信息，并以伪造文件与条件的形式帮助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结果让一些学生到海外后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当留学生身在海外、远离家乡，他们需要一些帮助与服务。目前中国驻各地使领馆承担了主要的工作。然而，由于大使馆的工作性质、规模，尤其是肩负外交职能，对留学生的服务工作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曾经在一些国家，由于中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关心留学生而引起所在国政府部门的警惕。 留学生是中国公民，而且是祖国的一笔宝贵财富。由于中国同其它国家在历史、文化与制度上的不同，很多学生到国外后，并不能马上适应，遭遇一些法律、观念上的困扰，这个时候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尤其是向他们提供必要资讯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注意到，直接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都有机会免费接受当地国家政府部门提供的短期培训，帮助这些移民快速认识所在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与风土人情，协助他们克服移民之初遇到的一些问题。然而，由于留学生并非移民，当地国没有义务对他们提供这种帮助与教育，而他们反而是最需要这些帮助的。尤其是一些年纪偏小的留学生，他们对所在国的法律与文化不太了解，曾经造成了很多、很大的问题。例如，澳洲曾经出现中国留学生不及时报案而遭受到侵犯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在澳洲，受到侵犯、感到威胁时必须马上报案，警察也会及时赶到并给予保护。一些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普遍对西方的法治状态不太了解或者不太信任，这就让他们在同本地人打交道中处于劣势。这些现象普遍存在，并不是留学生的个别问题，而是中外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问题。如果在出国留学之前或者到达所在国后，有相应的机构提供必要的咨询、培训与教育，对这些留学生尽快适应所在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建议，第一，在国家政府层面，应尽快设立一个综合处理海外留学生的政府机构，负责处理留学生的内外事务，统筹安排，提供服务与建议。第二，在海外则应该根据当地国的法律，尽快设立独立于使领馆以外的海外信息、培训基地，以企业或者民间组织的形式运作，以加强对海外留学生的管理并提供必要的帮助。第三，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不妨在其中设立培训项目，在教外国人与老华侨（子女）中文的同时，对一些刚刚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短期培训，请当地人或者老华侨就所在国的历史、法律与文化提供资讯，展开讨论与交流。另外，还可以组织动员散布在各地的华人侨团、社团，设立更多的帮助中国留学生的项目。一些老华侨对所在国的法律与文化都有较深的理解，若多设立机构，搭桥沟通老华侨与留学生，不仅会帮助了留学生尽快适应当地社会，也可以借此增进海外华人的团结与凝聚力。 这些年，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美洲等都遭到了一困难，严重案例包括受到当地极端分子的骚扰与歧视，留学生被当地人欺负与毒打的事也时有发生。中国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与保护，对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与帮助，不但有助于这些留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学业有成，也可以凝聚广大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的向心力，构筑中国的“软实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6-08 如果马英九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5月20日，马英九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并随即发表就职演说。马的演说内容触及台湾的发展方向、未来愿景，对内政、两岸关系以及国防、外交都有讨论，可以说是一篇相当周延、广泛的施政蓝图，一般认为对台湾的未来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理所当然会引起台湾内部、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的注意和不同解读。 本文重点分析马就职演说中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马英九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仍然主张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之下“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坚持“九二共识”，重提“两岸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在“一国两区”方面，他并未有丝毫让步，甚至明确表明，这个“一中”就是指的”中华民国”。不过他特别强调的这是由“我们”的角度来看，话中有话，并未强北京之所难。其言外之意是，北京对于“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与立场。这就是求“一个中国”之同，存其内涵之异。 此说重点在于，既然台湾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当然就没有两个中国或国家分裂的问题存在，因此两岸关系绝非国与国的关系，追求国家统一仍就是马政府的终极目标。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双方均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仅此数点就足以展现马先生对国族的认同与情感，但他也期望中国大陆当局能在民主人权及法治方面也能有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马英九的谈话言所当言，对北京释出部分善意，应当予以肯定。 再进一步分析，马先生细数其第一任内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成就，由经济到文化，从教育到司法，由交通到卫生都有很大的改善，在降低紧张、创造和平方面已经有了具体成果。在其第二任内，他要进一步巩固和平，要达到此一目的，应为、可为之事甚多，其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繁荣，要深化互信，要加强两岸之间各种团体的互动与交流，只要能够充份落实，突破虽然或有难度，但荣景依然可期。笔者希望强调的是，如果马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关于两岸关系未来走向，显然马英九仍会循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先缓后急”的原则往前推动，不会有太过激情的举动。就目前看来，两岸政治对话与和平协议应该不在他的短期政治议程上，但这并不表示学界及相关单位不会、不应对这些问题有些事前的研究及规划。他既然在谈话中提到巩固和平，并强调要深化互信、加强各个领域的互动与交流，我们仍然可以合理期待，有些应做、能做的事情还有待各方进一步摸索尝试。比如说，如果双方是否能由治权互不承认逐渐往治权相互承认的方向努力，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可以思考的课题。 总而言之，由台湾朋友的立场来看，马英九的就职演说不但有理想、有坚持、有善意，还刻意避开使用过去曾经说过“台湾前途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的说法，其主轴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经济的永续发展、良好的两岸关系，其最终目的在于壮大台湾、振兴中华。马英九坚信，台湾人民的活力与创新、热情与善良是一项宝贵的资产，台湾的发展经验更是无可替代的软实力，台湾不但可以藉此自保，更可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产生正面的示范作用。北京若将其过度解读成为台湾想要利用民主、人权来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恐怕未必得当。 由求全责备的角度切入，也可以批评说，由于马英九的演讲内容触及的议题太多，反而失去了焦点，而且其中有些主张是否能够落实也仍然有待观察。有关权责单位如果要加以执行恐怕也要有个先后顺序，其中有些主张还有前后矛盾及牵涉不同利益团体反对的可能等等。但整体而言，通篇演说内容仍是瑕不掩瑜。 如果一如某些媒体所报导的，中国大陆相当的理性务实，知道马英九的局限性，只是低度的期望马英九今后第一不要讲不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话；第二不要讲阻碍政治关系进步的话；第三不要讲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话。如果拿这个标准来检验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内容，他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6-07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 5月20日，马英九以“坚持理想、携手改革、打造幸福台湾”为题，发表就职演说。观诸马英九这篇5900多字的演说稿中，明显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内政，而外界高度关切的两岸政策，并没有什么新意且略显保守。同时，因为面面俱到，既想讨好蓝营又不想得罪绿营，通篇演说可说是四平八稳，既不会引起争议，也无法让人感动，是典型的“马氏风格”演说。 由于油电价上涨、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等一系列议题引发强烈民怨，造成马英九的民调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在20%附近徘徊。在野党一方面在“立法院”发动罢免案，另一方面在“520”的前一天发动十万人的示威抗议大游行，表达对马英九的强烈不满。所以，马英九把演说稿的重心锁定在内政方面，原本被视为强项的两岸关系反倒着墨不多。视两岸关系为“准国际事务” 但是，此次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把两岸关系放入“国家安全”的体系来谈。他指出：“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我们必须同等重视、平衡发展。”马英九将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视为铁三角中的第一个角，单单就这样的分类来看，马英九就把两岸关系视为“国际事务”，或至少是“准国际事务”。 虽然两岸和平发展中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获得岛内广大民众的支持，但仍有部分民众对马政府的大陆政策存有疑虑。为什么有这样的疑虑？即使马英九不说，外界也清楚，就是绿营经常挂在嘴边的“丧失主权”疑虑！因此马英九重申，他在下一任的任期，在两岸政策上不会有重大改变。他还特别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两岸政策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强调说：“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换言之，二十年来两岸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历经3位‘总统’，从未改变。这是最理性务实的定位，也是中华民国长远发展、保障台湾安全的凭借。两岸之间应该要正视这个现实，求同存异，建立‘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共识，双方才能放心向前走。” 换言之，马英九要告诉反对他两岸和解的民众说，他是在坚守“中华民国”主权。先前一再被绿营所排拒的“一国两区”，所谓的“一国”系指“中华民国”，两区指的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所规定的，包括李登辉、陈水扁前两任的“总统”，也都是这样的主张，并非他所创。 回溯之前四年，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往前推动，就是大陆与台湾方面采取搁置争议，务实前行的态度，而两岸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主权的争议。今天马英九拿“中华民国”当作挡箭牌以应付绿营的质疑，却挑起了两岸最敏感的神经。 面对马这一宣示，大陆方面除非是真的承认“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否则势必只能拿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回击马英九的说法。如果不回应，是否等于默认？！可是一旦回应，等于又把原本界定为因国共内战而导致的对峙现状，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对抗。后续发展如何，令人关注。马英九未来两岸政策采取守势 以马英九之熟悉国际法，又长期从事两岸政策研拟，当然心中有数：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中华民国，其实与“台独”只有一线之隔。因此，他特别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他还抬出孙中山，两岸“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呼吁大家“不能忘记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但马英九虽列举了孙中山先生的自由、民主、均富的理念，却避开孙先生念兹在兹的国家统一大业。 马英九认为，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他还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 马英九的意思是说，两岸虽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台湾已接受了西方来的民主制度，人权与法治已完善，这点是大陆无法比拟的，大陆必须在这方面提升，才好来谈两岸有进一步的合作，特别是政治方面。 马英九既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又要在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取得成效。马英九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也希望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两岸能彼此包容、相互协助，让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发挥更大的正面效益。”言外之意是，只有让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两岸和平发展才有办法良性的循环。这等于是给大陆一个隐性的、柔性的警告：若阻止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两岸能否和平发展下去可还是未定之天。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马英九第二任期才刚要开始，就被内政问题搞得灰头土脸，被马政府视为“准外交”的两岸政策，想要在第二任期有所突破，现在看来就是不现实的想法。特别是马英九并非开创型的政治人物，向无果敢面对挑战，缺乏为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辩护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同时决策圈又极为窄小。因此，可以预期，马英九第二任任期内两岸政策方面的基调是求稳，采取守势，基本上是延续过去四年的作法。 但是，美国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台湾又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旦台湾顺流而下，两岸关系势必是“不进则退”。 大陆应掌握两岸政治博弈主导权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策略上，北京应该发挥经贸的实力与外交实务上的操作，逐步在岛内发挥影响力，从而箝制马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 目前，经由ECFA后续的谈判以及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签署，应把如何让陆企、陆资快速大量入岛，作为首要策略考量。当大量的陆企与陆资入岛，才能进一步形成大陆对台湾内政的影响力，为形成政治影响力奠下基础，甚至为今后岛内的政治博奕做好准备。 其次，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要树立“以我为主”的策略。一方面，应该更加弹性地运用国际组织，适度对台湾国际空间加以放行。不必担心万一某一天民进党上台的问题，因为在国际事务的思维上，蓝绿其实差异并不大。另一方面，既然马当局把台湾的国际空间与两岸和解相连接，大陆方面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台湾提出国际空间的新诉求时，大陆方面不能只是简单地照单全收，而须相应地在两岸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诉求。 针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大陆相关系统特别是外交系统应拟定出一套中长期的政策和应对模式，以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并非被动应对，否则一旦发生突发状况而应对失当，就被绿营拿来操作，回过头来影响到两岸关系。 总的来说，既然马当局把两岸政策看待为“准涉外事务”，大陆也应循着台湾的思考模式，对症下药，从中寻找破解、应对之策。 《台湾观察》2012年5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6-07 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 新界僭建的问题看似简单：非法建筑，依法当拆，依法办事，谁说不可，谁抗拒更会罪上加罪。可是，如果实事求是去了解僭建的问题，便会发现一点也不简单。倘若雷厉风行地强硬执法，不但会挖出法律的疮疤，更会掀起整个新界的政治风暴、社会对抗、文化冲突，恶化贫富矛盾。对于僭建问题，不单要从法律的角度去了解，更要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角度去了解，这样才能全方位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僭建问题不单发生在新界，也发生在港九，多达八十万个案，且不分阶层，上至特首高官，下至低下阶层；而且问题由来已久，这本身便已证明不存在即时的安全考虑，即使有也属少数，以个案处理则不成问题。因此，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这是解决僭建问题应有的处理态度与对策。 以下且从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僭建问题。 新界享有立法区别对待 第一，从法律观点来看僭建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要点是：由港英租借新界开始，所有有关新界的法例便与港岛、九龙（简称“港九”）有别。这个区别的法源来自新界的租借与港九的割让有所不同。尽管清之后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港九新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但是英帝国在占有三地后的“收地”工作却有不同的做法。他们在港九没收土地，自恃理直气壮，强硬执行，碰到的人民反抗也不足以阻止全面收地工作，土地收编为“皇家地”后列为“永久地契”的法定地位，当作“商品”来出售。而在新界取得租借条约后，其收地却遭遇激烈的人民反抗，尤其在人口众多的村落如大埔、十八乡、元朗、屯门等。中国传统地权虽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皇帝不会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人民有使用权与转换使用权，但要向皇帝交税。当人民已把这个中国传统奉为金科玉律，其抗争意志也就与港九不同。何况新界民众都感到理直气壮：世间哪有租客抢占主人土地的道理？！力争的结果，港英殖民地官员碍于法律上必须尊重租地条约与割让条约有别，也考虑到如果抗争持续下去，会犯众怒而引来更多内地民众声援，只好同意从租借日开始便已在各村落定居的民众可沿袭其村地与村屋不受“收地”影响。因此，新界“原居民”及其村屋和农地的传统风俗习惯都得以延续至今。 因此，就法律观点来看，新界“原居民”从租借条约的第一天开始，便存在着诸多法律区别对待。例如土地拥有年期，港九属“永久地”的999年，新界只有99年；新界“原居民”享有土葬、丁地、丁屋等传统权益，而港九地区居民却没有。总体传统权益享有的情况也就造成了今天广大新界土地上的“原居民”在法律对待方面有别于港九地区的居民。 1997年主权回归，政权移交后的宪政发展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准，新界“原居民”的传统应有权益也得到承认，并相应地制定了《基本法》第四十条。该条文如下：“‘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必须留意的是第四十条置于《基本法》第三章，这一章列明是有关“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了居住权，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把世界标准的人权与民主自由权利都包括在内。可见第四十条在这第三章出现不是意外，而是属于世界公认的应有的人权标准。既然是新界的“原居民”，而“原居民”的应有条件是有其一定的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其生态环境，除非“原居民”主动放弃这一切，否则政府有责任要加以保护。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洲、新西兰。既然《基本法》把“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列为其中条文，这便非一般立法或行政可任意加以架空的。 根据1961年的房屋规范条例，有关僭建与否便有市区和新界两个不同条文，前者为第123条，后者为第121条。后者列明，新界村屋标准规定为三层，符合政府安全条例的还可“改建或加建”。这条规定是新界特有的。可见今天来看僭建问题，不能不顾及新界的历史传统及其立法区别对待的实施。表面看来，安全问题不分城乡，但涉及屋宇的安全考虑，市区高楼大厦与乡村低层屋宇相比，安全系数比较差别极大。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乡村的屋宇政府过去少管，城市却抓得很严的原因。过去百年不管、少管，现在却以安全问题一网打尽，如此不顾历史与环境条件，是执法的“极端主义”。 遍地政治烽火如何扑灭 第二，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僭建问题。 除了原居民的丁屋“改建”与“加建”问题外，还有更多的木屋与“柜屋”（货柜箱改装成屋子）遍及整个新界。若要处理所有僭建，必然会引爆巨大的政治风暴，以政府处理大型抗争的记录来判断，能否胜任大有疑问。尤其是涉及民众保卫家园的抗争，其力度远胜一般的政治抗争。 类似的抗争事件可参考近期发生的“菜园村抗争事件”。菜园村因为修建高铁而须拆除，涉及人家不过五十来户，但因居民要求觅地重建的“迁村”赔偿谈判引发社会关注。关注人群有一般同情者，有环保人士，有关注弱势的社运组织，更有见缝插针的政客，当然还有责无旁贷的乡议局及其所代表的整个新界“原居民”，大家一窝蜂地都起来声援菜园村的抗争。在立法会通过高铁预算案的当天，会内有“泛民”议员齐齐反对此案，会外更有三千多群众陪同村民包围立法会，群情激奋到企图突破警卫线冲入立法会，几酿成暴动。 值得深思的是，“菜园村”事件不过是五十来户人家的问题，但是参与抗争的人群却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各个社会组织，抗争的宣传手法更是别出心裁，十七名学生由村内跪行到中环的请愿行动，更是全港轰动一时。 若真要强行集体一次性把新界所有的僭建清除掉，那真是会把港九新界全城陷入“烽火”的政治抗争。“菜园村”这一堂政治课，特区政府官员还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他们更缺乏政治警觉性，去体会经过“菜园村”一役，已有多少有心修理政府的势力正蓄势待发。“菜园村”事件显示，原本视新界村民为保守亲中势力的泛民主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却在转瞬间体认到，原来广大村民也可被发动起来加入他们的政治行列。 除非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僭建问题，避免“菜园村”事件重演，否则香港的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两大对立政治板块会引发巨大移动。一向是听从乡议局领导与支持建制派政党和工联会的广大村民，包括“原居民”与居民，将会有不下百万人参与政治抗争，全方位在新界夺权，到时二十七个乡、六百多条村的双村长选举势必会有反建制派打着“护村爱民”的旗号加入选举。他们一鼓作气，把乡议局的亲建制派议员扫地出门，是预料中事！ “菜园村”事件最后得以成功迁村，还是得益于乡议局议员上下一心的调停，包括亲自为村民觅地、索偿、临时安顿每户人家在新村地上，让他们仍可就地做点小耕作以安民心。这不过是五十户人家，乡议局与政府还勉为其难，若是将六百多条村全都卷入抗争风暴，遍地烽火，何以扑灭？ 总之，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新界僭建问题不可以简单当作非法事件去处理，应从整体新界发展规划把僭建问题化解。谁愿意去住木屋或者动辄加建、重建其家园？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绝对会心甘情愿放弃长期以来的居住环境条件。建构让新界村民心仪的新家园不是不可能，主要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港英官员持敌视态度待之，村民自然还以颜色。1997年主权回归后，官员思维依然故我，何曾以体惜村民的心思去规划乡村的发展？政府要与村民展开双赢的对话，唯有好好与新界乡议局展开调停工作。过去港英时代基于与村民沟通的政治需要，从无到有成立了乡议局，但是近年来政府与乡议局有疏于沟通的趋势，僭建问题之所以闹到全城沸沸扬扬，乡议局已感无奈！这点值得特区政府深思！ 新界社会结构已然变化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僭建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2-06-06 不论对大陆或台湾当局而言，大家都要将基辛格当年的警语牢记在心：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当美国的朋友会致命。 3月22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会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提出“一国两区”的说法，立刻引起各界广泛注意，在台湾内部还引发一些争议，认为这是马英九政府政策调整的前兆，或至少是一种试探气球，各方众说纷纭。事后，马英九政府并未收回谈话内容，最多只说此一表述过分简化；与此同时，台北也一度传出，美国方面对这一新提法觉得事出突然，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不满，但后来遭台北官方及驻美代表处正式否认。 4月12日，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在美国访问时表示，中华民族完全有智慧、有能力通过平等协商，处理好有关台湾的各种问题。“在这一进程中，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能够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因素而不是摩擦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 王毅此行虽是例行工作访问，但也是因应今年两岸关系新形势和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目前两岸关系处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关头，而美国国内也面临总统大选前的复杂政治局面，美国能否正确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能否与北京共同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王毅此行希望有助于了解美方对台的最新政策，并与美方充分沟通，交换意见，消除消极和不稳定因素。北京希望美国发挥积极作用的谈话值得关切。 美国对台政策思维三派观点 美国当前对台政策思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积极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但势不可挡，而且无法逆转，但是由于中共特殊的政经体制和意识形态，再加上政策不够透明、战略意图不明，美国即或不应再用冷战思维来处理双边关系，但仍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利用台湾来牵制或至少是平衡中国大陆的成长。 这些现实主义的新保守主义信徒、鹰派人士认为，美国迟早将和中共摊牌，目前的合作只是假象与表象，中共从中获利最大，即使中共当前采行韬光养晦、不强出头、不搞对抗的政策，但是有了实力终将会要使用，具有实力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当前有无动机并不重要。至少笔者所接触的一些美国军方人士就曾表示，届时台湾应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做好攻击上海、香港、三峡大坝的准备。 二是主张维持现状、顺势操作的稳健派。中国大陆的茁壮成长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台湾已成美国推广西方自由主义式民主的成功典范，而且美国对于台湾仍有历史、法律及道德上的责任，美方不能置台湾的安危于不顾，任令北京予取予求，因为这既不合乎美国的立国精神，也有损美国的国际信誉。既然事情并未恶化，两岸关系也在持续改善之中，美国没有必要在此关头自乱阵脚，改变既定的两岸政策。 这里就牵涉到何谓现状的问题，而对现状的解释权及定义则是由美国来决定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如所知，美方认为现状虽属动态，但美国所要的是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也就是所谓的dynamic status quo）。美国当前所采取的双重防堵政策，一是不准台湾对大陆挑衅，二是不准北京对台湾用武。美国的立场是两岸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两岸双方都不准增加紧张、破坏现状（但日本的立场则是，两岸骤然改善关系也属另一种破坏现状的行为）。 三是放弃台湾的主张，也就是所谓的“弃台论”。这一派的主张认为，随着中共政经能力的成长，中美及两岸的实力对比也在发生变化，而大陆的战略发展方向不明，民族主义兴起，即使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台湾的军力早就居于劣势，由于美国被拖入台海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届时美国将更承担不起可能发生的风险，与其将来被迫卷入冲突，华府因此更需要未雨绸缪，从更新的战略高度来重新评估其当前对台政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格拉泽（Charles Glaser）去年表示：“美国应当考虑从它对台湾的承诺中后撤，这样就能消除美中之间最明显和争议性最大的冲突点，为两国今后几十年更好的关系铺平道路。”其言论重点在于美国必须考虑台海现状还有可能发生变化，尽管目前的台海形势比较安宁，但不知道将来某个时候是否还会出现紧张。这种言论当时在台湾和美国外交学界引发强烈反响，“弃台论”争议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另外，国际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今年2月26日发表社论提出：美国是否愿意为台北而牺牲洛杉矶吗？这篇社论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增长，台湾长远的未来尚不明朗，而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战略，台海紧张与利害恐怕将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美国真的有意回到亚洲，就应当做更多的事情来鼓励台海两岸化解紧张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框架，而不是靠美国来保证台湾的安全。看来重估美国对台政策的各种不同论调仍在发酵之中。 美国对台政策基调并未改变 4月27日，美国国安会前资深主任贝德访台，笔者应邀参加其演讲活动，席间曾公开请其对美国当前的“弃台论”表示看法。他指出，中美联合公报、联合声明都强调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既然美国不同意中国大陆强迫台湾人民的意志，所以美国放弃台湾的想法根本不必想。美国希望台海区域维持稳定，不乐见这个区域出现失衡的状态。他相信，台湾也会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未来，因为中国大陆逐渐融入全球体系时也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曾与笔者多次对话的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也在另一场合针对“弃台论”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样的说法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non-issue）。于此，笔者可以负责任地指出，凡是真正了解两岸关系复杂情势，曾经在美国政府历任要职的高层官员，如包道格、卜道维、阿米塔吉、薛瑞福、沙特、卜睿哲等人，不管是公开或私下，虽然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与时俱进，不时检讨，但从无一人赞成所谓放弃台湾、讨好中国的说法。 其实，几十年来有关美国对华（两岸）政策的辩论，从过去的尼克松、基辛格到后来的里根、大小布什，各种意见俱存，美国学界、政界有所谓蓝队、红队（Blue &...

穆 骏 2012-06-01 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4.4%，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40%。再加上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超过1亿人。中国职工总数2011年为2.3亿人。可见，农民工在未来这些年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却并没有引起持续、深层的关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联合发布一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低于国外体力工作者。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农民工幸福感城市排名（来源：中国新闻网） 问卷调查和微博调查结果显示，80%的劳务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仅有20%的劳务工感到生活很幸福；约70%的劳务工觉得生活没有方向看不到未来，30%的劳务工认为生活满意精彩有趣。 广东是农民工的输入大省，2011年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位列全国之首。而作为广东省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深圳和东莞，农民工的幸福感最低。回溯2010年深圳“富士康”密集的连环跳楼自杀事件、2011年广州新塘“6•11”骚乱群体事件，深层分析来看，事实上都是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生存状态相关。   2011年广东仍然是农民工输入大省（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0年1月至11月，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高度密集的深圳“富士康”集团的14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表面看这是企业的管理问题，是员工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但是更深层次来看，不容忽略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这一社会问题。同样，2011年6月发生在新塘的“6•11”骚乱，看似是因谣言而引起的群体事件，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它背后，一个慢慢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集体不满现状、迷失身份的缩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批的内地人，也就是第一代的农民工，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为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代的农民工，普遍思想比较简单，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三餐温饱、养妻活儿这些基本的诉求能解决就感到满足和幸福。三十多年后，这些第一代农民工的下一代，即我们所说的“二代农民工”都长大了，走向了社会。“二代农民工”绝大部分都是沿着父辈走过的路，继续在异乡打工。但是，与上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二代农民工”多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脑子更灵活、胆子更大，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更强，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更高。他们对工作更挑剔，不仅要求较高的待遇，还追求工作以外的生活空间，比如，喜欢上网交友，懂得比较，渴望平等和融入居住地社会主流。然而，农民工社会地位三十多年并无多大变化，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并无与时俱进的新政策，现实令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破灭。一些农民工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犯罪、破坏等手段宣泄着对社会的不满。 5月29日，北京22中学生言覃遭老师辱骂。老师竟称其非北京户口，是借读生，家里无权无势无钱，是个“三无”人员，随时可以滚蛋。心灵受到创伤的言覃退学回湖南老家休养。虽然随后22中校长向言覃父亲致歉，表示将处罚“出言不逊”的老师，希望言覃返校。但这种对“三无人员”的歧视，并不是道歉就可以消除，而且主要并不发生在这所首任校长是蔡元培的中学里。在社会上，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种现象其实即便不是“家常便饭”，也已以某种形式深深刻在他们的心里。 如何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作为当务之急，摆在我们面前，是政府、社会与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要缩小这种差别，户籍改革无疑是最见效的。循序渐进地解决城乡二元户藉制度，解决“城市二元结构”，增加平等的就业机会，同工同酬，同一个地方的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是改革的大目标，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重要保障。 然而，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也就是说需要民间的创新。汪洋说到“幸福观”时告诫干部党员：“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笔者认为，扶持一些NGO组织，健全工会，鼓励农民工拥有更多自己的互助NGO组织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更有甚者，有些NGO组织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地方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这种事情虽然并不普遍，但只要有一件，就是社会管理上的肿瘤，就让众多的农民工在看待国家、社会与自己时增加负面印象和消极、对抗情绪。 发展社会职能，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是目前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需要破除政府一切包办的老旧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见证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有所减弱，这是造就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私营企业领域。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大包大揽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但实际上，国家功能并没有放松在社会领域的控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幸福感的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有归属感，培养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而不是过客；要消除他们的无力感，就是要给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受到欺负与侮辱的时候，要有地方可以伸冤与寻求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