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June 19, 2012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今后三十年就应该以民生建设与培育公民社会为中心，到了第三个三十年，就是发展成熟的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时期。 五、走向新的改革 从中道立场上重建改革共识 当然，以上有关转型危机状态下出现极左翼、极右翼以及国家主义的三种前景的预测，只是对特定危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趋势的一种理论逻辑推衍。这种推衍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警惕极端思潮的危害性，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困境，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至（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上世纪初期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都经历过贫富两极分化、垄断性利益集团、权钱勾结、弥散性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等各种不良症象。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的本身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的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笔者在一次讨论会上听到的一位企业家的朴素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急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现在中国“沉默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虽然，在面对转型中期的发展困境时，左右激进主义派往往把上述这些发展综合症简单地纳入到左右激进教条中来解读。左派要发动底层再来一次文革，右翼的自由激进派则认为移入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者认为，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困境，持之以恒，中国可以就在国家之外，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也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共产党内部先改起，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要持之以恒，走小走、走稳步、不停步，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使出现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也并不可怕。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保守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从分田到户到厂长负责制，都有着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或抵制。然而，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不但会起来造执政党的反，而且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改革的关键：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 正如本文前文所指出的，中国转型期五大困境的产生原因，关键还是与“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有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强势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缺位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威权体制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官员更为有恃无恐。朋党化、自利化倾向更为膨胀，腐败更为不受约束，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与社会创新力退化等现象均与此有关。“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在面对社会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大维稳”模式又进一步抑制社会自主组织的正常发展。 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实施协商与监督功能，可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同时要发展地方自治，让地方在探索宏观社会发展路径上，有更大的自主试错的自由。 大一统体制的危险在于，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抑制社会地方与民间的自主性，使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无法在社会上存在。缺乏多元整合，一旦陷入危机而要改革时，国家就会面临“上作而下不应”的处境。发展社会内部的多元试错，是克服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中央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以及深圳、珠海多种超前性试验，还有之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沈阳防爆器材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等等，局部地区的尝试与探索，均可以看作小规模的多元试错的成功例子。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政治。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 要心平气和地、理性地看中国当下现实。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现代化逻辑的。执政党人现在所做的，正是后发展民族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令世界赞誉的成绩，也有着百年转型的阵痛。中国成功地与全球化接轨，实现的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未完成的富强事业，三十年的成就，从百年的长焦距来看，即使从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比较来看，并不比当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做得差。 做得不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是后发优势，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已经形成的高水平生产力，本来就等在中国的“家门口”，可以被直接引接过来。中国只要对外开放，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就意味着让整个国家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涓滴效应”的实惠。长期贫困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能迅速把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竞争的潮流中来。...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2-06-19 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尚未上台，但近月来已遭遇诸多考验，当前最受关注的是他为筹组治港班子而提出的政府架构重组建议，备受反对派质疑及阻扰。“一叶知秋”，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未来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未来面对四大挑战 香港近年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研究显示，若以全港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穷线，香港的整体贫穷率高达18.1%。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中，贫穷率更达到20.1%。对此，香港社会早已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怨气。在早前的特首选举中，民意之所以倾向梁振英，其实就是希望改变贫富悬殊、高房价生活压力的现状。 换言之，如何改善贫富悬殊问题，促进民生，将成为梁振英政府未来五年最大的考验，也是新一届特区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在今次特首选举中，反对派代表何俊仁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居三位候选人之尾，但他提出的“反对地产／金融霸权”口号，却引起不少港人共鸣。如果下届特区政府继续坐视不理贫富悬殊这个深层次矛盾，到2017年普选特首时，多数港人恐怕未必会投票给建制派候选人，而会倾向支持一个似乎可以解决民生深层次问题的反对派代表人物，这并不利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 说起贫富悬殊情况，又不能不谈相关的财团垄断香港经济的老问题。特区政府一向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结果造成香港经济长期以来由少数财团垄断的格局。以香港主要的公用服务业为例，除了嘉道理家族控股的中电控股外，其余公司大多由地产巨头控制。 财团垄断香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虽然社会富裕了，但却趋向两极化，基层甚至是中产未必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怨气日深。与此同时，财团与执政者又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关系变得牢不可破的话，很容易产生流弊，包括影响政府施政。 大财团属意的唐英年在今次特首选举落败后，中电公司摆出强硬姿态，向港府提出加价，便被外界解读是香港大财团向信誓旦旦要为基层市民做事的梁振英示威。可以预见，如何处理好金融、地产等大型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分配，对未来的梁班子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经济转型步履滞缓，是梁振英政府上台后即将会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平心而论，香港政府过往并非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回归后董建华执政期间曾力图解决，积极发展高新产业，惟因经验未足及缺乏广泛支持以致后劲不继。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海啸，港府明白到不可以完全依赖金融发展经济，于是在稳定金融业之余，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以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可惜时隔四年，有关产业发展的进度依然相当缓慢。 在此情况之下，香港经济结构单薄问题始终未有解决，后遗症也一一浮现，这包括：香港正逐步滑向边缘化，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正加速赶超香港，拥有多年的全球货柜第一港桂冠旁落，GDP被新加坡超过且很快会被穗深超越。香港的区内国际中心龙头地位随之日渐损蚀。 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后，面对的第四个重大考验是如何处理好两地民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近年两地民众却经常出现矛盾及冲突，如香港孕妇多次上街游行反对内地孕妇涌港产子、内地人在港铁进食引发骂战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港人对内地人赴港抢资源愈发忧虑，另一方面也与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有关。回归之前，香港享有亚洲四小龙的美誉，香港的生活模式也为许多内地民众所崇拜。但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自身竞争力不进而退，其领头羊的角色已渐渐没落。相比之下，近年中国大陆经济却高速发展，GDP跃升世界第二位，富裕阶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变化之下，无疑加快促进了港人出现身份与角色的危机感，内地人一有赴港抢资源或者涉嫌侮辱港人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刺激到部分心灵弱小的港人，令两地民众冲突日益增加。长期下去，将会阻碍香港同内地交流与合作，以及港人的民心回归。 转变理念破解难题 综上所述，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首先，大部分服务业需要大学毕业程度并有专业资格的员工，要搞创意经济及知识经济，对人才的要求更高。然而，回归后，香港始终无法搞好教育改革。对此，新一届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大教育方面的资源，鼓励港人增值。内地在这方面大可以加以配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去年访港时，已宣布容许港生以文凭试成绩报读内地大学，每年学费最高9000多元，相当于香港本地大学学费约两成。但问题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内地食宿等生活开支日益增加，港生回内地升学的成本其实已与香港相差无几。内地政府应积极考虑向港生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奖学金，鼓励更多港生回内地升学，以全面推动香港走向知识经济，并加深港人对祖国认识，以获一举两得之效。 其次，为避免激化社会矛盾，顾及香港的长远利益，未来的香港利益格局势必重塑，政治免费午餐必须终结。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可以鼓励更多内地资金及企业南来，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在南下香港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为内地企业资金找寻出路，还可以在香港创造出更坚定的爱国财团阵营，以及增加内地企业在香港政治经济方面的发言权。 再次，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香港在本地发展新兴产业时，经常面临着包括土地方面成本太高等方面的难题。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两地，在这方面其实是可以发挥互补作用。总而言之，香港具备科研条件，又在管理、推广方面拥有优势，而内地则有土地及人力资源低廉之优势。换言之，内地政府可以推出相关的优惠政策措施，如提供税费、用地等优惠，支持香港高科技企业前来设点，结合内地作为生产基地，连手进行“产学研”合作，互补长短，亦令香港具有优势的专业服务得以在内地开拓市场，同时也可配合广东省以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 此外，香港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近年受惠内地经济发展，但许多中小企业却因为营商成本日渐高企，高租金经济环境而发展难以为继。然而，中小企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不少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维持香港经济稳定增长有着相当贡献。对此，内地政府在协助香港打造成为海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香港中小企的扶助力度。内地政府尤其是广东省相关部门，应与特区政府加强联系，协助港商就拓展内销市场进行宣传工作，为港商和内地企业竞争提供一个更公开、公平和有效率的环境。 最后，如上所述，港人“仇内”情绪渐增，并非全无道理。如内地孕妇涌港产子令香港孕妇床位不足，未来又势令小学学位紧张；内地人来港买楼助推高楼价；钟表店、珠宝店等高档商店在旺区高价抢铺位，变相挤走日常消费的港人。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紧张，令不少港人不安加深。 对于这些两地民众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特区政府责无旁贷，须主动积极采取行动，缓解两地民众抢占公共资源的矛盾。内地在香港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成立专门的网络小组，恒常到香港热门网络讨论区了解香港社会民情，再向中央政府汇报，以尽早发现问题，尽早平息两地之间的矛盾。而内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应提醒赴港的内地旅客要注意言行举止，令港人减少对内地同胞的厌恶感。 《港澳观察》2012年5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