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如何进入锁定状态
近十年来，正是我们体制结构性的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力量，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淤”，化解改革中期的五大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就可以由于出现了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难以坐大。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形成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一开始似乎还得心应手，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作别有企图，进一步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因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控制到现在连“公民社会”也不能再提了的地步，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把本应建立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生机进一步抑制了。正如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缺乏制约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引不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毛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即“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这就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胆子”越来越大。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届时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在同质化信息的引导下，将是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的“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一种更强烈的对即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事件的导引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度高强度”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此时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从历史上看，威权强控制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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