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4.4%，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40%。再加上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超过1亿人。中国职工总数2011年为2.3亿人。可见，农民工在未来这些年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却并没有引起持续、深层的关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联合发布一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低于国外体力工作者。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农民工幸福感城市排名（来源：中国新闻网）

问卷调查和微博调查结果显示，80%的劳务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仅有20%的劳务工感到生活很幸福；约70%的劳务工觉得生活没有方向看不到未来，30%的劳务工认为生活满意精彩有趣。

广东是农民工的输入大省，2011年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位列全国之首。而作为广东省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深圳和东莞，农民工的幸福感最低。回溯2010年深圳“富士康”密集的连环跳楼自杀事件、2011年广州新塘“6•11”骚乱群体事件，深层分析来看，事实上都是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生存状态相关。

2011年广东仍然是农民工输入大省（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0年1月至11月，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高度密集的深圳“富士康”集团的14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表面看这是企业的管理问题，是员工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但是更深层次来看，不容忽略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这一社会问题。同样，2011年6月发生在新塘的“6•11”骚乱，看似是因谣言而引起的群体事件，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它背后，一个慢慢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集体不满现状、迷失身份的缩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批的内地人，也就是第一代的农民工，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为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代的农民工，普遍思想比较简单，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三餐温饱、养妻活儿这些基本的诉求能解决就感到满足和幸福。三十多年后，这些第一代农民工的下一代，即我们所说的“二代农民工”都长大了，走向了社会。“二代农民工”绝大部分都是沿着父辈走过的路，继续在异乡打工。但是，与上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二代农民工”多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脑子更灵活、胆子更大，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更强，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更高。他们对工作更挑剔，不仅要求较高的待遇，还追求工作以外的生活空间，比如，喜欢上网交友，懂得比较，渴望平等和融入居住地社会主流。然而，农民工社会地位三十多年并无多大变化，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并无与时俱进的新政策，现实令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破灭。一些农民工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犯罪、破坏等手段宣泄着对社会的不满。

5月29日，北京22中学生言覃遭老师辱骂。老师竟称其非北京户口，是借读生，家里无权无势无钱，是个“三无”人员，随时可以滚蛋。心灵受到创伤的言覃退学回湖南老家休养。虽然随后22中校长向言覃父亲致歉，表示将处罚“出言不逊”的老师，希望言覃返校。但这种对“三无人员”的歧视，并不是道歉就可以消除，而且主要并不发生在这所首任校长是蔡元培的中学里。在社会上，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种现象其实即便不是“家常便饭”，也已以某种形式深深刻在他们的心里。

如何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作为当务之急，摆在我们面前，是政府、社会与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要缩小这种差别，户籍改革无疑是最见效的。循序渐进地解决城乡二元户藉制度，解决“城市二元结构”，增加平等的就业机会，同工同酬，同一个地方的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是改革的大目标，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重要保障。

然而，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也就是说需要民间的创新。汪洋说到“幸福观”时告诫干部党员：“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笔者认为，扶持一些NGO组织，健全工会，鼓励农民工拥有更多自己的互助NGO组织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更有甚者，有些NGO组织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地方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这种事情虽然并不普遍，但只要有一件，就是社会管理上的肿瘤，就让众多的农民工在看待国家、社会与自己时增加负面印象和消极、对抗情绪。

发展社会职能，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是目前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需要破除政府一切包办的老旧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见证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有所减弱，这是造就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私营企业领域。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大包大揽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但实际上，国家功能并没有放松在社会领域的控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幸福感的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有归属感，培养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而不是过客；要消除他们的无力感，就是要给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受到欺负与侮辱的时候，要有地方可以伸冤与寻求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