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骏 2012-05-04 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5月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指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胡锦涛强调：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结束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峙状态。中美于1979年正式建交，接下来的整整十年，是两国的蜜月期，主要是因为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此外，美国希望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最终把中国引导上美国人走过的道路。中美蜜月期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在海外交替出现。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三代中国领导人，不为杂音所扰，对内实行改革，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创造了中国奇迹；对外实行开放的同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间事务，韬光养晦，不当头。随着实力增强与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不但没有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而且还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而且美国一些抱持“冷战思维”的人士更放大这一分歧。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中美之间的分歧可能表现形式不同，例如经济磨擦、亚太周边的领土纠纷、人权、环境、台湾、宗教、西藏等等，但其根源只有一个，也就是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会把目前中美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摩擦统统归结于政治制度的异同，把经贸、环境这些问题也政治化。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中国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要不走上西方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甚至“中美必有一战”也被提上了他们的议事日程。正如大家所看，这种预设冲突到来的理论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回溯过去二十年中美之间人权对话的历史，从中分析中美人权对话的发展趋势，以下这些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美国依赖人权观念与价值理念占据制高点，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并常常把一些经济磨擦、社会分歧与文化差异也归咎于意识形态。这一做法在冷战刚刚结束时尤其突出，因为美国需要寻求新的敌人以凝聚国内共识，寻求发展动力。 第二，美国推销的价值理念与人权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以后，中国在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上也逐渐拥有了话语权。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一方面继续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GDP，另一方面加强文化建设与价值理念，以在世界各地建设400多个孔子学院的方式宣传中国，争取世界各国的理解。而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在政治与社会改革上加大了力度，也积极继承世界各国先进文化。中国政府更有实力与底气与美国进行人权对话。 第三， 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待中国“崩溃”到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力量，从输出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回归到推广“普世价值”、暗中促使中国政府继续改革。虽说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试图改变（指责）北京的制度，而是希望借助北京政府的力量去“保护人权”，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至少让美国执政者能够在国内舆论与民意面前有台阶可下。 第五，虽然来自美国的压力渐小，但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人权对话本身就有歧视与不公正的意味。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保护民众人权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愿望，长期接纳一个外国政府参与对自己国民人权的指手画脚，终归是要结束的。在人权问题上需要对话，但这个对话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对话，而不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对话。 未来中美关系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胡锦涛主席提到的两国是否能够做到互相尊重，妥善处理意见分歧。北京与华盛顿如何可以超越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摒弃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冷战思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5月3日在会见与会的美国代表时表示，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
Day: May 4,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5-04 一旦苏谢联盟成形，苏贞昌五月底成为民进党新任党主席的可能性很高，但五月新党主席不只是权之争，而是败选之后两岸政策路线之争。 民进党经历2012年的败选后，要调整目前的两岸政策和作法，已是全党共识。但如何执行，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谁当下届党主席及领导核心。 民进党主席选情一夕变局 最近有一场两位党内天王谢长廷和苏贞昌的下午茶会，已经让民进党主席选情有急转直下的新局面。一旦苏谢两人真的一“茶”泯恩仇，选后党内呼声极高的世代交替将宣告嗄然中止，党权将继续由老天王掌握。 民进党党内目前以苏贞昌竞选党主席的企图心最强，声望及外界的支持度都很高，即使由党员投票，苏贞昌获胜的机率也很高。不过，苏贞昌却面临了所谓“反苏联盟”的顽强防御。 过去“新潮流系”的支持，是苏贞昌在党内强力的靠山，但这一度在党内横行霸道的“新苏连”已瓦解无踪。原因有二：第一，“新潮流系”目前是群龙无首，自从邱义仁投靠陈水扁、离开“新系”之后，吴乃仁也状况连连，不只打输2012年的大选，战力大不如前，最近更牵扯到贪污弊遭到起诉，内部人士形容犹如一盘散沙，溃不成军。 第二，这次“新系”不再与苏贞昌合作，而是要卡住苏贞昌在2016年再争大位的可能性，“新系”仍然看好也支持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有必要在这届的党主席为蔡英文铺路造桥。因而传出将呼应外界世代更替的要求，改为支持自家人台南市长赖清德参选党主席。不过，赖清德个人意愿并不高，加上他在党内的资历和人望也不够，“新系”的如意算盘不太可能如意。 对苏贞昌来说，“新系”推出的人选造成不了威胁，却可能与谢长廷、游锡坤等反苏联盟合作，推出一个可与苏贞昌争锋的人选，稍一不慎，苏贞昌大位的梦想就被卡掉了。他势必要出奇招突围！ “苏谢会”绝对是一招关键之奇招，也充分显示苏贞昌对于党主席的企图心有多强烈，为了党主席之位，可以放下身段，跟世仇级的人物谢长廷见面。 “苏谢会”是如何达成的，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苏贞昌处心积虑，透过谢长廷的金主安排，才可以打破谢长廷的心防和心结，成功地会面。 不过，这可能是为苏谢会双方解套的场面话。真正让“苏谢会”登场，两人看得一定都是两人目前的共同利益。苏谢两位都是务实的政治人物，也擅于精打政治算盘，对“合则两利，不合两败”的处境，有着敏锐的计算。 在党内外都高喊老天王退场、新世代接班的浪潮中，两人心知肚明，只有两人合作才能打退“世代交替”的逼宫之声。即使由苏贞昌做党主席，谢长廷也仍然在权力核心之内，若苏谢达成合作，民进党未来两年之内，很可能是苏谢共治，联手对抗蔡英文和“新潮流系”，对目前看好蔡英文仍是2016年参与大位之争的局面，发生变盘效应。 苏谢能不能合作?合作之后的两岸政策又是如何走向?这是最核心也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很多人推测谢长廷不可能答应。苏贞昌与谢长廷在2008年的初选之仇，后来谢长廷勉强选了苏贞昌搭档，但选战期间，互有抱怨，谢长廷人马指苏贞昌摆烂、不用心参选，苏贞昌人马则认为谢长廷选战错误，并且处处对苏设防。 2012年谢长廷帮蔡英文大推“蔡马马”电话民调的花招，对同时参选初选的苏贞昌非常不利，最终因为输了一通电话而使民调些微之差，输掉初选，这些都让苏谢心结越结越深。2012年选战里，苏谢虽不是主要的候选人，但私下较劲十分浓厚，不时传出互相抢地盘的讯息。 这样能够合作吗?尤其，最近传出在“苏谢会”之后，谢长廷想要推出叶菊兰竞选党主席，有人直言这代表了苏谢会只是场面，不可能有实际的进展。但谢长廷推出叶菊兰是一种矛盾的现象。 从人脉关系分析，谢、叶两人合作多年，交情很好，2008年大选谢长廷也想找叶菊兰与自己搭挡竞选正副总统。如果现任代理党主席陈菊仍坚持要以高雄市政为重，不愿竞选五月正式党主席，传出谢长廷推叶菊兰是合乎人脉思考的逻辑，却不符合谢长廷最近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叶菊兰被称为“台湾国”的“国母级人物”，从夫婿郑南榕自焚之后，她一直是“台独教义派”的代表人物，在当“立法委员”期间，也与李登辉积极配合。现在要她转型成为两岸政策调整的领导人，形象上非常不相称，加上她仍属于老世代的人物，在双重不利的条件下，叶菊兰能否出线，答案很清楚。 何况，根据很多谢系核心人马的讯息，以及“两人合则利、分则败”的客观现实共同利益，只要苏贞昌方面开出的条件“适合”，“苏谢合”令谢长廷非常心动，而且已经动心进行思考和评估。对谢长廷来说，在意的不是与“新系”关系，而是要考虑与蔡英文的关系，更要考虑2016年押对宝的得失。但政治瞬息万变，今日苏谢都能会面谈合作，四年之后若蔡英文有声势，再回头支持也不晚，变来变去正是政治里的不变之道。 不管如何，“苏谢会”已使民进党党主席的竞赛在一夕之间变局了，选后要求中生代接班的声音，渐渐减少，苏贞昌努力出奇招、打对策略，让他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是凸显民进党中生代严重断层、欠缺强棒，根本找不出的困境。 “苏谢合”或有利民进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