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5-25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外界有不少人担心香港在回归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首先要稳住香港的商界和公务员队伍。回归近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成功实施，香港继续得以保持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维护商界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还需要一个有魄力的特区政府领导团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妥善处理香港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2012年4月，胡锦涛在接见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时候，特别指出梁振英的“稳中求变”的竞选政纲和政策主张符合香港大多数人的期望。温家宝在近年也多次指出，香港要切实解决深层次矛盾。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明，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解决香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矛盾。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改变“西方国家经济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的被动局面。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支持。 善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香港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价格不断上涨，以致社会上对“地产霸权”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这个矛盾的根子是香港政府过往缺乏长远和清晰的土地供应和房屋政策。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土地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 香港政府过去也做过不少努力，试图让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对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很不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更愿意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主要面对大陆游客的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同时，住房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品和投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的民生需求。一旦这种基本的民生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很容易激发很多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对香港大多数市民来说，住房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这也成为划分他们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随着房屋价格快速上涨，住房很容易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香港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能力购房置业，他们就无法享受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好处，反而成为高房价的受害者。尤其是“八十后”无力置业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转变为反政府的行动，并容易在政治上为香港反对派政治团体说利用。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保证加快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经济适用房）的兴建所需要的土地之外，还必须保证私人楼宇市场的土地的稳定供应。而在人多地少的香港要解决好土地的长期供应问题，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香港有限的土地资源。 回归前，港英政府采取以维港的港岛、九龙两侧填海为核心的土地开发策略，主要基于两项地缘政治的考虑：一、维港两岸才是“自己”割让得来的土地，九龙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只是防范北方来客的缓冲区；二、维港填海所得是“处女地”，任由处置，毋须陷入在新界收地时的利益纠葛。但在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的今天，在维港两岸填海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新一届政府必须思考新的土地来源。 与港岛和九龙市区高密度的发展不同，新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就低了很多。港英政府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界实施“丁屋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可申请一次在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3层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目前丁屋用地占据了约2000 公顷的乡郊居住地的相当部分。“丁屋政策”保护了香港“原居民”的利益，但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来说，这样低密度、缺乏规划的丁屋发展模式，对新界土地的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浪费。 另外新界还有大量半开发、半废弃的农地，即所谓的“棕土”地带。其中约655 公顷，是获城规会临时许可的露天货柜堆场、危险品存放场或货车停放场，再加上约125 公顷的非法堆放区，已使新界不少地区变成环境恶劣、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的废料场。 新界“丁屋”和“棕土”的发展模式，与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同，对香港宝贵的土地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但与此同时，新界“原居民”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这也是在《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因此，可以考虑把允许新界原居民兴建丁屋的模式，改为给予他们“丁权”，即授予他们特定的购房证券，凭此证券可以取得政府兴建的房屋或用于购买私人市场的楼宇。政府可以逐步收回丁屋的土地，重新规划发展。同时，政府可以收购“棕土”地带，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开发。 必须注意到，新界“原居民”与特区政府之间一直存有一些矛盾，而新界“原居民”又是传统的爱国力量，中央政府也很重视他们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特区政府和新界“原居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轻易达成双方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中央政府必须居中协调，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达成大家都接受、又有利于香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开拓本地消费型服务业 国家这些年给予了香港很多支持政策，包括自由行、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EPA）、将香港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等等。这些政策对香港经济的促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政策相对来说，对香港商界的帮助比较大，而普通香港市民则未必能非常直接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而且由于特区政府没有做好相应规划，由自由行和内地孕妇来港产子而引起的一些社会矛盾，对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香港市民都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香港方面在发展经济之外，还应同样正视分配问题。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病疫以至全球金融海啸等危机，但是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仍然有显著的发展。根据统计处的资料，由1997年至201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8.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5-12 黄岩岛对峙事件，是中国破解美国亚洲战略的最佳着力点，必须善加利用，借此来扭转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被动和守势处境。 中菲黄岩岛对峙已经整整一个月，中方态度转向实质性强硬，外交和经济施压开始加码，但主要策略依然是营造气势，手段比较节制。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特点，那就是凡事留有余地，有理也让三分，不像美国那样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这两种风格各有优劣，关键要看结果。笔者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动用手段，那就不要轻易收手、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菲律宾服输为止。 对此次中菲对峙事件，中国既要顾及眼前，更要看到长远；既要顾及局部，更要看到全局，因此不能含糊，斗则必赢，借此来扭转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被动和守势处境。 笔者提出三点看法，抛砖引玉。 第一，菲律宾本届政府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反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交和国防决策被亲美势力所掌控。因此，中国的斗争目标应该锁定阿基诺政府中的亲美分子。一是要做好持久对峙的准备，通过压倒性的海上优势，消耗菲律宾的斗志和毅力，让阿基诺政府最终认识到亲美势力和亲美政策是失败的，从而使亲美势力陷入无计可施的被动和孤立境地；二是逐步加大经济制裁，让菲律宾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后院起火，打乱其对抗中国的政策和策略，最终目的是要让菲律宾的亲美势力背上经济受损和外交失败的责任。 第二，从地缘政治考虑，这场对峙不只是中国与菲律宾的较量，而更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反华势力的较量。打击菲律宾的反华势力，可以震慑其他国家的反华势力。中国与菲律宾较量的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发出这样的信息：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实行反华政策，中国都不会容忍；中国对付菲律宾的态度和手段，就是对待其他国家反华势力的态度和手段。 第三，从更大的战略来考虑，黄岩岛海域的对峙是中国应对和破解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绝佳机会。菲律宾在本地区与美国里应外合，无视中国的存在，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中国应不失时机，痛打出头鸟，以此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发出警告：谁要挑头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谁就得付出惨重代价。最近两年里，某些国家看到美国气势汹汹地“重返亚洲”，心中窃喜，并且或明或暗地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一直没有适当反击的机会和决心。此时，没有自知之明的菲律宾自动送上门来，中国正好可以拿它开刀，迫其缩头，借此杀一儆百。 总之，黄岩岛对峙事件，是中国破解美国亚洲战略的最佳着力点，必须善加利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2-05-11 加强中日金融合作，对推进双方经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中日两国可继续推进多边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加强两国货币金融政策协调、深化两国金融市场的合作、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真正实现互利双赢。 [内容提要]  加强中日金融合作，对推进双方经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中日金融合作在东盟“10+3”等多边区域合作的框架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深化中日金融合作应把握“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创新思路，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三大基本原则。具体看来，中日两国可继续推进多边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加强两国货币金融政策协调、深化两国金融市场的合作、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真正实现互利双赢。 [关 键 词]  中日两国；金融合作；基本原则；合作模式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经济总量前两位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在经贸领域，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在金融领域，两国目前的合作还相对滞后。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待深化，国际金融危机动荡不断，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加强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扩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深化合作内容，对于两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 一、中日金融合作的意义 金融合作是当前中日两国整体经济合作的短板。加强中日金融合作，对推进双方经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1.促进两国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合作是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推进中日金融合作，扩大金融合作领域，对以通过带动和扩大双边投资贸易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加强，2011年双边贸易额由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约10亿美元提高到近300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都带有一定的出口导向性质，金融合作可有效提升双边投资贸易的便利度，降低双边投资贸易过程中的金融成本和风险，为两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欧美经济疲软的态势预计将维持相对较长的时期，在这样背景下，以金融合作促进中日两国实体经济发展是两国应对外需放缓对经济影响的突破口之一。 2.维护两国金融稳定 中日两国由于各自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政策方面的阶段或特点，包括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的升值预期和日元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下的套利空间，使得中日两国近年来均成为国际短期资本冲击的目标地，在不同程度上，两国均面临国际短期资本冲击的风险。 短期性资本的频繁流动，对两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是物价和金融市场波动难以控制的外部因素。中日两国加强金融合作，共同应对短期资本的冲击，对维护两国金融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中日通过金融合作，加强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分享与政策合作，也将对两国维护金融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3.深化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 中日两国的经济总量分别位列亚洲前茅，同时中日两国又是“东盟10+3”和东盟“10+6”等区域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既包括两国之间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各种区域合作框架之下的合作。中日加强金融合作，创新合作模式，深化合作内容，既是亚洲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推力。 总体而言，亚洲现有的经济金融合作模式还相对松散，经济金融合作的潜力还有待挖掘。作为经济总量位列亚洲前两位国家，中日两国以金融合作推动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是两国的理性选择。 4.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动力...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2-05-09 随着中国银行业步入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中外资银行竞争将会集中于高端客户领域，私人银行业务必然成为竞争的焦点。 【摘要】  私人银行业务是指以财富管理为核心，面向高净资产客户所提供的顶级专业化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和广泛的金融服务。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及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加快金融创新的需要，也是应对外资私人银行竞争的需要。随着中国银行业步入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中外资银行竞争将会集中于高端客户领域，私人银行业务必然成为竞争的焦点。当前中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面临着众多的制约因素，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促进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 关 键 词  私人银行  发展现状  瓶颈突破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状况 1.私人银行的含义与缘起 私人银行最早起源于瑞士，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行业，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非常盛行。私人银行并非是指银行组织的私有产权属性，而是指以财富管理为核心，面向社会富裕人士所提供的一种个性化的高端金融服务。 关于私人银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美国众议院有关法律的规定，私人银行是指向拥有高净资产（HNW－High Net Worth）的私人客户个别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中国银监会认为：“私人银行服务是指商业银行与特定客户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合同，客户全权委托商业银行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计划、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式，代理客户进行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操作的综合委托投资服务。” 这是国内首次正式提出私人银行的概念。 显而易见，所谓私人银行就是指以财富管理为核心，面向高净资产客户所提供的顶级专业化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和广泛的金融服务。可以说，私人银行是金融机构中为最高端的理财服务，是专门为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富裕阶层服务的。其显著特点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服务涉及广泛领域，由专职财富管理顾问提供一对一服务，产品组合个性化、服务态度人性化、投资水平专业化。近年来，私人银行业务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已成为驱动银行国际化、占领全球银行业制高点的动力。私人银行业务在国外经过了许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完整的产品和服务体系。 2.金融机构抢滩私人银行业务 2007年，中国银行率先在中国国内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此后，私人银行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从外资金融机构到国内金融机构，从大型国有银行到股份制银行、从城市商业银行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各类金融机构都在争先恐后地进入这一市场。 2010年年底，已经有16家外资银行机构在中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其中包括汇丰银行、花旗银行、JP摩根、瑞银集团、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和法兴银行等。 2010年年底，在中国私人银行市场上，有113家银行机构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其中包括5大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9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据中国银监会统计，中国银行业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的资产规模，已从2005年末的2000亿元人民币，猛增至2010年末的1.7万亿元人民币。从各家商业银行披露的情况来看，都在竭尽全力拓展私人银行市场：...

穆 骏 2012-05-04 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5月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指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胡锦涛强调：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结束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峙状态。中美于1979年正式建交，接下来的整整十年，是两国的蜜月期，主要是因为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此外，美国希望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最终把中国引导上美国人走过的道路。中美蜜月期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在海外交替出现。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三代中国领导人，不为杂音所扰，对内实行改革，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创造了中国奇迹；对外实行开放的同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间事务，韬光养晦，不当头。随着实力增强与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不但没有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而且还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而且美国一些抱持“冷战思维”的人士更放大这一分歧。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中美之间的分歧可能表现形式不同，例如经济磨擦、亚太周边的领土纠纷、人权、环境、台湾、宗教、西藏等等，但其根源只有一个，也就是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会把目前中美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摩擦统统归结于政治制度的异同，把经贸、环境这些问题也政治化。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中国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要不走上西方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甚至“中美必有一战”也被提上了他们的议事日程。正如大家所看，这种预设冲突到来的理论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回溯过去二十年中美之间人权对话的历史，从中分析中美人权对话的发展趋势，以下这些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美国依赖人权观念与价值理念占据制高点，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并常常把一些经济磨擦、社会分歧与文化差异也归咎于意识形态。这一做法在冷战刚刚结束时尤其突出，因为美国需要寻求新的敌人以凝聚国内共识，寻求发展动力。 第二，美国推销的价值理念与人权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以后，中国在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上也逐渐拥有了话语权。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一方面继续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GDP，另一方面加强文化建设与价值理念，以在世界各地建设400多个孔子学院的方式宣传中国，争取世界各国的理解。而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在政治与社会改革上加大了力度，也积极继承世界各国先进文化。中国政府更有实力与底气与美国进行人权对话。 第三， 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待中国“崩溃”到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力量，从输出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回归到推广“普世价值”、暗中促使中国政府继续改革。虽说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试图改变（指责）北京的制度，而是希望借助北京政府的力量去“保护人权”，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至少让美国执政者能够在国内舆论与民意面前有台阶可下。 第五，虽然来自美国的压力渐小，但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人权对话本身就有歧视与不公正的意味。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保护民众人权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愿望，长期接纳一个外国政府参与对自己国民人权的指手画脚，终归是要结束的。在人权问题上需要对话，但这个对话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对话，而不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对话。 未来中美关系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胡锦涛主席提到的两国是否能够做到互相尊重，妥善处理意见分歧。北京与华盛顿如何可以超越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摒弃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冷战思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5月3日在会见与会的美国代表时表示，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5-04 一旦苏谢联盟成形，苏贞昌五月底成为民进党新任党主席的可能性很高，但五月新党主席不只是权之争，而是败选之后两岸政策路线之争。 民进党经历2012年的败选后，要调整目前的两岸政策和作法，已是全党共识。但如何执行，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谁当下届党主席及领导核心。 民进党主席选情一夕变局 最近有一场两位党内天王谢长廷和苏贞昌的下午茶会，已经让民进党主席选情有急转直下的新局面。一旦苏谢两人真的一“茶”泯恩仇，选后党内呼声极高的世代交替将宣告嗄然中止，党权将继续由老天王掌握。 民进党党内目前以苏贞昌竞选党主席的企图心最强，声望及外界的支持度都很高，即使由党员投票，苏贞昌获胜的机率也很高。不过，苏贞昌却面临了所谓“反苏联盟”的顽强防御。 过去“新潮流系”的支持，是苏贞昌在党内强力的靠山，但这一度在党内横行霸道的“新苏连”已瓦解无踪。原因有二：第一，“新潮流系”目前是群龙无首，自从邱义仁投靠陈水扁、离开“新系”之后，吴乃仁也状况连连，不只打输2012年的大选，战力大不如前，最近更牵扯到贪污弊遭到起诉，内部人士形容犹如一盘散沙，溃不成军。 第二，这次“新系”不再与苏贞昌合作，而是要卡住苏贞昌在2016年再争大位的可能性，“新系”仍然看好也支持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有必要在这届的党主席为蔡英文铺路造桥。因而传出将呼应外界世代更替的要求，改为支持自家人台南市长赖清德参选党主席。不过，赖清德个人意愿并不高，加上他在党内的资历和人望也不够，“新系”的如意算盘不太可能如意。 对苏贞昌来说，“新系”推出的人选造成不了威胁，却可能与谢长廷、游锡坤等反苏联盟合作，推出一个可与苏贞昌争锋的人选，稍一不慎，苏贞昌大位的梦想就被卡掉了。他势必要出奇招突围！ “苏谢会”绝对是一招关键之奇招，也充分显示苏贞昌对于党主席的企图心有多强烈，为了党主席之位，可以放下身段，跟世仇级的人物谢长廷见面。 “苏谢会”是如何达成的，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苏贞昌处心积虑，透过谢长廷的金主安排，才可以打破谢长廷的心防和心结，成功地会面。 不过，这可能是为苏谢会双方解套的场面话。真正让“苏谢会”登场，两人看得一定都是两人目前的共同利益。苏谢两位都是务实的政治人物，也擅于精打政治算盘，对“合则两利，不合两败”的处境，有着敏锐的计算。 在党内外都高喊老天王退场、新世代接班的浪潮中，两人心知肚明，只有两人合作才能打退“世代交替”的逼宫之声。即使由苏贞昌做党主席，谢长廷也仍然在权力核心之内，若苏谢达成合作，民进党未来两年之内，很可能是苏谢共治，联手对抗蔡英文和“新潮流系”，对目前看好蔡英文仍是2016年参与大位之争的局面，发生变盘效应。 苏谢能不能合作?合作之后的两岸政策又是如何走向?这是最核心也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很多人推测谢长廷不可能答应。苏贞昌与谢长廷在2008年的初选之仇，后来谢长廷勉强选了苏贞昌搭档，但选战期间，互有抱怨，谢长廷人马指苏贞昌摆烂、不用心参选，苏贞昌人马则认为谢长廷选战错误，并且处处对苏设防。 2012年谢长廷帮蔡英文大推“蔡马马”电话民调的花招，对同时参选初选的苏贞昌非常不利，最终因为输了一通电话而使民调些微之差，输掉初选，这些都让苏谢心结越结越深。2012年选战里，苏谢虽不是主要的候选人，但私下较劲十分浓厚，不时传出互相抢地盘的讯息。 这样能够合作吗?尤其，最近传出在“苏谢会”之后，谢长廷想要推出叶菊兰竞选党主席，有人直言这代表了苏谢会只是场面，不可能有实际的进展。但谢长廷推出叶菊兰是一种矛盾的现象。 从人脉关系分析，谢、叶两人合作多年，交情很好，2008年大选谢长廷也想找叶菊兰与自己搭挡竞选正副总统。如果现任代理党主席陈菊仍坚持要以高雄市政为重，不愿竞选五月正式党主席，传出谢长廷推叶菊兰是合乎人脉思考的逻辑，却不符合谢长廷最近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叶菊兰被称为“台湾国”的“国母级人物”，从夫婿郑南榕自焚之后，她一直是“台独教义派”的代表人物，在当“立法委员”期间，也与李登辉积极配合。现在要她转型成为两岸政策调整的领导人，形象上非常不相称，加上她仍属于老世代的人物，在双重不利的条件下，叶菊兰能否出线，答案很清楚。 何况，根据很多谢系核心人马的讯息，以及“两人合则利、分则败”的客观现实共同利益，只要苏贞昌方面开出的条件“适合”，“苏谢合”令谢长廷非常心动，而且已经动心进行思考和评估。对谢长廷来说，在意的不是与“新系”关系，而是要考虑与蔡英文的关系，更要考虑2016年押对宝的得失。但政治瞬息万变，今日苏谢都能会面谈合作，四年之后若蔡英文有声势，再回头支持也不晚，变来变去正是政治里的不变之道。 不管如何，“苏谢会”已使民进党党主席的竞赛在一夕之间变局了，选后要求中生代接班的声音，渐渐减少，苏贞昌努力出奇招、打对策略，让他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是凸显民进党中生代严重断层、欠缺强棒，根本找不出的困境。 “苏谢合”或有利民进党转型...